【简牍研究】朱建军：简牍里的中国文化

简牍的吉光片羽中记录的是泱泱中华文明对世界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简牍中蕴含、保留、书写、叙述了辉煌中华两千多年前在丝绸之路上的动人故事、真实事件、智慧光芒。新时代，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就需要挖掘简牍资源，探究书写于简牍之上的文化密码，用它阐释中国文化、中国精神。

简牍是纸张发明之前，中国古人最主要的文字书写载体之一。一般来说，以竹制的称为“简”，以木制的称为“牍”；或细条形的称简（简札），方形的称牍（方牍），简和牍合称作“简牍”。人们因地制宜，南方地区盛产竹，故简牍多为竹质，西北地区因为竹稀少，人们就多以松、胡杨和红柳等制作简牍。简牍一般出土于长城烽隧遗址、墓葬和废弃水井。

根据文献记载，早在殷商就出现了简牍。只不过时代久远，这些竹简木牍没有被保存下来。春秋战国、秦汉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兴盛期，除金石外，简牍帛书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书写载体。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适合书写的纸张被大量用于文字书写，到东晋时期，简牍才被纸张替代，完成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可见，古人们使用简牍的历史大概有三千多年。

1949年前所出土的万余枚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是汉代河西边塞屯戍活动的遗弃物，其中绝大部分属于边塞和各级官府的各类簿籍文书，全方面记录了当时的屯戍生活。涉及汉代的行政建制、经济生产、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族关系、军事塞防、历史地理等方面，是研究两汉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同时上万枚汉简也极大地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

1949年以前，汉简的发现地主要是在今甘肃省和内蒙古额济纳旗行政辖区内的汉代长城烽燧遗址。较重要的发现有如下几次：

 第一次是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探险家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在敦煌北汉长城烽燧沿线掘获708枚汉简（把简牍残片算在内，此次所获汉简实际在3000枚以上，现这批残简已经公开刊布），习称为“敦煌汉简”。

敦煌汉简一经发现立马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由此而形成的简牍学从一开始也如敦煌学一样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斯坦因把所获敦煌汉简委托法国汉学家沙畹整理。沙畹于1913年出版了《Ａ·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考察中所获中国文书》一书，沙畹去世后由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继续整理工作。在中途有中国学者张凤参与，他在1931年出版了《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一书。

1914年由罗振玉和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一书,并在日本出版，该书考释了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在中国发掘的敦煌汉简、罗布泊汉晋简牍及少量纸片、帛书等，共近600枚。《流沙坠简》被称为简牍学的奠基之作。该书直接跳跃了国外汉学界的释读阶段，进入到简牍文献的内容研究。大庭脩称，该书“是清朝考证学在木简上开的一朵鲜花”。鲁迅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第二次是在1913—1916年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时在敦煌、酒泉汉长城烽燧遗址发掘了189枚汉简。斯坦因的两次所获汉简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

第三次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汉代张掖郡居延边塞遗址（今甘肃酒泉市金塔县和内蒙古额济纳旗辖区内）所发掘的1万多枚汉简，习称“居延汉简”。此批汉简现保存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贝格曼在报告书中这样叙述木简的发现过程：“测量这个方形遗址的时候，我的笔掉到了地上。当我弯腰去捡时，我在笔的旁边发现了一枚保存完好的汉代铜钱（五铢钱）。仔细环顾四周，又发现了一个青铜箭头和一枚铜钱。……翌日正式开始发掘，很快发现了一个窄木片，其形状让我想起楼兰出土的赫定发现的木简文书。那样的东西，斯坦因也曾在甘肃、新疆发现了好多。正想说找找木片上是否写着文字，话还没说完，我自己就发现木片上有墨写的依稀可辨的汉字。”贝格曼的这种判断也成为发现多达万余枚居延汉简的契机。

居延汉简自发现之时起就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情。自1930年自20世纪末期近70余年的时间里，有关居延汉简的研究论著数以万计，中国、日本、韩国等简牍学者参与者众多，从最开始从事居延汉简整理研究以劳干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到以日本大庭修为代表的海外简牍学界，直到现在居延汉简仍然是海内外简牍学界研究的重点。几十年来居延汉简的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果，以居延汉简整理研究为代表的简牍学界真正是薪火相传。

1949年以后，甘肃简牍的发现以1959年武威仪礼汉简为起点，步入了一个新的简牍发现时代。

甘肃简牍博物馆属国家公益一类专题博物馆，成立于2012 年 12 月12日。甘肃简牍博物馆主要承担简牍文物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的职责。坐落在兰州七里河区马滩文化岛的甘肃简牍博物馆新馆目前正在建设中，总建筑面积37987.75平方米，展厅面积近万平方米。馆内现收藏有各类文物50129件（组），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679件（组），二级文物3160件（组）。

甘肃素有“汉简之乡”的美誉，汉简是甘肃省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作为一家以简牍收藏展示为主的专题性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现收藏简牍39465枚，其中有放马滩秦简、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悬泉汉简及魏晋简牍，汉代帛书、悬泉西汉纸、汉代毛笔、屯戍用品及其它文物10664余件。

这些简牍是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真迹珍品，对于书法艺术史研究具有独特价值，同时也对研究秦汉及魏晋时期河西走廊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民族交流、军事防御、津关制度和文书制度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无论是断章残句还是完整册书，它们所留下的是中华民族在不屈不挠前进道路上的聪明才智、光辉思想和灿烂文明。

居延新简出土时间为1974年，主要包括1972-1974年在甲渠候官遗址和甲渠塞第四隧两个地点出土的汉简，共8206枚。“居延新简”是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而言。居延新简简牍形制品类齐全，内容十分丰富，尤其是出土了完整和基本完整的册书70余个，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纪年简最早为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前后跨越200年之久，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文化和政治社会最重要的材料。

其代表之一居延新简《死驹劾状》简册，1974年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第22号房址内。共16简，木质，长21.2-23厘米、宽0.9-1.1厘米。除一枚略有残蚀外，其余各简均清晰如初。全篇章草，一气呵成，潇洒飘逸，既是一篇重要文献，又是一幅书法珍品。可释读409字。文义连贯，内容完整。第一枚为题签，第二简以下为正文，简背有书吏之签署。内容是一份追查死驹责任的文书。该册书具体生动，宛然一幅戍边士卒月夜巡行图。册书内容对研究汉代的马政、边塞行檄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都有重要价值。

肩水金关汉简1973年出土于甘肃金塔境内汉代肩水金关遗址，整理编号的简牍共10661枚。1930年，此地出土汉简724枚。此次在金关遗址所出汉简，出土数量大，出土地单一，内容集中，故习惯上称之为“金关汉简”。金关汉简形制多样，就内容而言，主要是边塞地区军事驻防和戍卒生活的具体记录，有极高的历史、科学价值。金关汉简是又一批地下文献的大宗出土，对研究汉代西北边防、军队体制、民族关系以及日常社会生活具有重大价值。

其代表之一《劳边使者过界中费》简册，1973年出土于肩水金关遗址。全册9简，编绳两道，完好无缺，每简长23厘米，宽1厘米，全文276字，原简编号为73EJT21:2-10。

此简册记录的是肩水金关的27名官吏均摊招待费之事。从简册记录知，朝廷派遣到边塞的使者一行吃了粱米、即米若干，宰了两只羊，喝了二石酒，此外还有盐、豉等调味品若干，一共花费了1470钱，肩水金关共有27名官吏，平均每人大概摊了55钱。由此简册记载知，基层官吏之不易。该册的出土为研究汉人的饮食构成、接待规格、劳边制度以及册书编联形式提供了实物依据。

地湾汉简出土于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东北约150公里处的黑河东岸戈壁滩上的地湾故城。据汉简记载，地湾城原是汉居延肩水都尉府下辖肩水候官。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瑞典人贝格曼在地湾城发掘出土2300多枚汉简，原简现藏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8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地湾城进行发掘，历时一月，出土汉简778枚。这两批地湾汉简对研究汉代居延的军事塞防体系和屯戍生活提供了大量材料。

其代表之一《羊头石六百》1986年出土于汉地湾城。原始编号86EDHT：10，木质，长10.1厘米，宽6.6厘米，厚0.5厘米。此简名称为“楬”，用于标记所存放器物的名称、数量、所有者等，推测其使用方式应是悬挂于器物或置架之上。此楬所记“羊头石六百”应属肩水候官所备置的守御器。羊头石，体积如羊头大小，白色石质，置于障坞之上，用于投掷杀敌之用。在 2020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甘肃简牍博物馆组织人员去金塔县地湾遗址（肩水候官）考察，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就在地上发现了一枚2000年前的羊头石。

敦煌马圈湾汉简1979年10月出土于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共出1217枚。内容有诏书、奏记、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符传、簿册、书牍、历谱、术数、医药、契券等。根据所出土有纪年的汉简记载可知，其时代从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至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这批汉简为探索玉门关的确切位置提供了新材料。

1979年在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有一枚四棱觚，觚上有60个字。木觚是汉代人用来练习写字的木头，削成几面，在上面书写，写完用削刀削去，继续书写。该觚用篆书写成，为汉代字书抄本。从章节的完整性来看，此觚写满了一章的内容，从其四字为句以及用韵等情况来看，学术界一般认为其属于《苍颉篇》而名之以“焦党陶圣”章，并将其与有可能同属于《苍颉篇》的写有姓名的相关简牍一起称作“姓名简”。

敦煌悬泉汉简1990-1992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该遗址在汉魏时期为一驿置机构，名悬泉置。共出有字汉简23000多枚，其中经过整理编号者17916枚，其余5000多枚多为碎片。纪年简2086枚，占全部简文的11.6%。最早的纪年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最晚者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其内容有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簿籍、爰书、劾状、符、传、历谱、术数、典籍字书、医方、相马经以及私人书信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邮驿、交通等各方面内容，尤以邮驿、西域史料和民族关系方面的材料为特色，是研究汉代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最为珍贵的简牍文献之一。

其代表之一《里程简》，1990年出土于敦煌悬泉遗址，详细记载了河西若干地区驿置道里，恰与 1974 年在居延破城子出土的从长安到河西的《里程简》相衔接，构成了一幅较为完整的从长安出发西到敦煌的驿置道里，对于研究两关以东丝绸之路的行进路线、两汉时期西北地区的驿传设置和详细里程，以及对今天河西一些汉代城堡遗址的考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该简所记述的资料反映西汉末年成帝、哀帝和王莽时期的情况，简文分三栏，第一栏记述武威郡沿途各县里程，向西延及张掖郡的显美；第二栏记述张掖郡沿途各县里程，向西延及酒泉郡的表是；第三栏记述酒泉郡沿途各县释置里程，向西延及敦煌郡的渊泉。每一栏内容连贯，相对独立。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敦煌悬泉置遗址和遗址出土的《里程简》证明了汉代从长安到天山廊道的路网，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根据。

天水放马滩秦简1986年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秦墓出土。竹简置于棺内死者头右上方，同出器物还有算筹、毛笔、笔套等，共460枚竹简，其中有《志怪故事》7简、《日书》甲种73简、《日书》乙种380简。简长27.5厘米，宽0.7厘米，厚0.2厘米，两端及中部编纶共三道，文字上下两栏。编绳虽已朽蚀，但有丝织物痕迹，编绳处简右有锲口。每简容字25-40字不等，最多者达43字。《日书》甲乙两种，是继湖北睡虎地秦墓《日书》出土后又一次先秦术数文献的重大发现，是研究秦人的天地观念、思想信仰、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的珍贵资料。

其代表之一《天水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简册记载了丹死而复活的故事，与后世众多志怪小说一样，这个故事可能出于虚构。也可能丹实有其人，逃亡至秦，捏造出这个故事，借以从事与巫鬼迷信有关的营生。故事里丹以死人的身份给活人讲了一些祭祀时人们应注意的事项。放马滩秦简中的这个志怪故事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除上述介绍的简牍之外，甘肃简牍博物馆还藏有少量张掖临泽西晋简牍、天水甘谷汉简、武威五坝山三号汉墓木牍、武威旱滩坡19号晋墓木牍等。 

西北边塞出土的数万枚汉简内容丰富，可以说是记录两千年前汉代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简文记载了两千年前汉代河西边塞的屯戍劳作、衣食住行、酗酒斗殴、往来书信、行役戍备、思乡之情、候望烽火、为家私市、受雇赶车、捕鱼卖鱼、采摘野菜、借钱借粮、私吞钱物、逃亡他乡、追捕逃犯、盗墓取衣、偷盗官物、编织衣鞋、巡视天田、砍伐茭草、畜牧马牛、耕种田地、砍伐树木、筑墼砌墙、修建沟渠、递送文书、因病请假、社祭腊祭、诵记烽火、秋射考核、廪粮领取、契约书写、投亲靠友、招待官员、使者往来、罢卒还乡、收留流民、文书记录、年季月报、各种考核、奖勤惩懒、聚讼官司、诏书律令、儒家学说、仁孝之义、禁忌日书、精神信仰、文化学习、科学技术、汉塞月令……在这里介绍一些有趣和有价值的记载：

酗酒斗殴

在馆藏的居延新简中有不少反映汉代边塞社会风气的内容，西北边塞环境恶劣，屯戍艰辛，人员复杂，饮酒之风盛行，酒后斗殴时常发生。在居延新简中就记录有数起酗酒斗殴致人伤残，甚至死亡的案例。

一位名叫让的官吏带了酒到甲渠候官，和甲渠候官的最高长官候一起饮酒，时逢第四守候长原宪到甲渠候官汇报工作，甲渠候于是叫第四守候长原宪和原宪的上级夏侯谭一起饮酒。饮尽让带来的酒后，甲渠候不尽兴，又拿来酒，前后畅饮两次。不知为何，原宪和他的长官夏侯谭争斗起来，原宪用自已的剑在夏侯谭胸口上戳了一个大窟窿。原宪见闯下大祸,情急之下骑上马就向南逃去。甲渠候立即与令史等人追捕，到原宪治所后未能捕得。经验问隧长王长，说原宪已携带兵器粮物，带着官府的一个弩机、11枚箭、一个大革橐里装上3斗米和5斗的军粮——糒。骑马私自越过隧界，从天田而出，向西南方向逃遁。

通缉令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有的肩水金关汉简里就有枚通缉令，短短19个字，就将逃犯的体貌特征大致勾勒了出来。简牍原文为“□细身，小头，方面，小髭，少须，身端直，初亡时黑帻。”翻译过来是说逃犯身材瘦小，身子细且端直，头小，方脸，嘴上有小胡子，面部胡子较少，初逃时戴黑帻（帻：古人所带头巾）。

尺牍书信

甘肃简牍博物馆还藏有大量私人简帛书信，有为借裤子而思忖再三，最终落笔而成的；有因粮食短缺而向在关外边塞劳作的好友求助的；有因家中双亲生病，却不能回家探望，只能寄思亲之情于书信的；有听闻朋友升职，以书信表以祝贺的；有因记挂友人，但公务繁忙，只能以书信方式送去问候的……

这些私人书信为我们揭开了汉代河西屯戍吏卒的生活状况。抚读这些书信，我们既能真切地了解到当时河西汉塞吏卒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也可以隐约感受到他们在劳作和戍防时的艰辛与忠孝难两全的无奈。

甘肃简牍博物馆有一件考古编号II01143：611的帛书，1990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为国家一级文物，是“元”写给“子方”的书信，故取名《元致子方书》，帛长23.2厘米，宽10.7厘米，10行，319字。

帛书详细记载了“元”托好友“子方”代办的四件事：

第一件事，元在敦煌戍边值守，请子方代为购买一双尺码为27厘米（43码）的鞋，并对鞋子的质量做了要求，即鞋子应为质地如丝绢柔软一样的牛皮鞋，且鞋底要厚、耐穿，鞋买好以后请来敦煌出差的同事捎来即可，同时元还请子方代买五支上好的毛笔；第二件事，元请子方代为问候次孺，如次孺不在，烦请问候次孺妻子容君；第三件事，吕子度想请子方刻一方印章，但不好意思自己开口，故请元代为转达，元请子方定给自己面子，为吕子度刻一方规格为“御史七分”，有龟钮，印文为“吕安之印”的印章；第四件事，郭营尉寄了200钱，请子方代其购买一条响鞭。

《元致子方书》看似是朋友之间简单的书信往来，但其深切地反映了汉代日常用品的供给问题。从帛文推出，元是一名敦煌的基层吏员，因鞋、笔、鞭三个物件不属于朝廷供给范围，所以需自己置办。再者，汉代西北边塞交通极为不便，此封书信不可能寄往内地，又因酒泉郡较敦煌郡距离内地近，物资较敦煌丰富，故可以推断子方有可能在酒泉。

结合当下的疫情防控状况，我们来讲讲汉代的人们是如何防疫的。甘肃简牍博物馆所藏国家一级文物——敦煌悬泉置出土的壁书《四时月令诏条》就介绍了古人的防疫方法。月令中记载，在汉代，古人对冬季死亡的鸟类尸骨，在春天气候转暖时，都会一一掩埋,这种掩埋动物尸骨的活动一直会持续到夏季，就是为了防止死尸污染空气, 造成瘟疫流行。不仅如此，他们还明令禁止春夏不能捕杀动物、砍伐树木，因为春夏是动植物生命繁衍、万物生长的季节，人们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否则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这些都记载于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中，它是目前所见最完整的汉代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文书，在继承先秦以来“天人合一”“以时禁发”“用养结合”生态观的基础上，确立了以 “四时”为基础的自然时序，要求人事活动和社会生产都应遵循自然四时规律，并对如何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做了明文规定，以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等生态环境治理理念更是对其的发展与创新。

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甘肃简牍文献，是丝绸之路上你来我往、万千故事的日常书写，又是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对我们研究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