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考古】王煜陈姝伊｜敦煌魏晋壁画墓“祥瑞”图像研究

文摘 2025-01-08 22:03 甘肃

敦煌地区魏晋壁画墓的一大特色，即是在墓门之上砌筑高大的照墙，并将各种神仙、祥禽瑞兽及历史故事题材集中绘制于其上。其中神仙有伏羲、女娲和西王母、东王公，历史故事有伯牙、子期（或许也与神仙有关）和李广射虎。最具特色的是大量的祥禽瑞兽，有些为汉晋墓葬中常见题材，有些仅流行于河西地区，更多为敦煌地区所特有。这些形象集中出现于照墙壁画上，当然有整个时代的大传统和大背景，也有河西地区的区域传统和地方背景，更有敦煌地区的特殊传统和具体背景，反映出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学界以往已有不少关注，主要是在讨论照墙形制和装饰。在单一题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认识。也有学者注意到“河图”“洛书”图像与纬学及河西学术文化的关系[1]，不过未及其他祥瑞图像且未做详细讨论。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祥瑞图像的特色，进而较为深入地探讨其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

一、敦煌魏晋壁画墓“祥瑞”图像的特色

以往的著录和研究中，主要将此类图像归属于祥瑞题材。不过，不同学者对“祥瑞”一词的涵盖范围理解不同。一方面，本文沿用以往的习惯，以便展开相关讨论。另一方面，其中不少图像不论从榜题还是形象上来看，确实属于祥瑞系统，而其他与之组合在一起的祥禽瑞兽，应有类似属性。再者，从后文的讨论来看，它们的出现主要与敦煌地区世家大族的谶纬家学有关。将它们统称为“祥瑞”图像，目前来看是合适的。由于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本文重点从其特色进行梳理和研究。

（一）特别展现方式

敦煌魏晋壁画墓“祥瑞”图像总体上的最大特色，是被集中表现在高大的照墙之上，并作为照墙图像的主体（图一）。即便在墓葬图像盛行的东汉中晚期，将大量“祥瑞”图像集中表现的例子也不多见。山东嘉祥武梁祠，祥瑞图像集中刻画于顶部[2]。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则是集中描绘于中室西壁至北壁[3]。有学者认为，武梁祠的祠主作为儒生，顶部的祥瑞图像具有特别的意义表达[4]。而和林格尔壁画墓的墓主官至护乌桓校尉（秩比二千石），壁画中特别表现了仕宦生平和衙署情况，其内容应与墓主经历、知识和理想直接相关，具有一定特殊性。敦煌魏晋壁画墓的“祥瑞”图像则更加突出，墓门之上的高大照墙显然具有强烈的彰显功能。如此刻意和突出地展现这些内容，显然并非墓葬装饰传统的自然延续和发展，而是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一点还可以从图像的题材和形象上进一步观察到。

图一敦煌魏晋壁画墓照墙祥瑞图像线描摹本

1.佛爷庙湾M37 2.佛爷庙湾M133（1、2分别采自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第19、37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汉代墓葬中的祥瑞图像由动物、植物和器物等三类组成，而敦煌魏晋墓中仅见动物类（包括一种怪兽形象，后详），这也是一个特点。

（二）特殊题材

敦煌魏晋壁画墓“祥瑞”图像中，很多题材不见于之前和其他地区，且有具体而独特的内涵，这是在考察其特色时首先应注意的问题。

1.河图、洛书　在墓葬中刻画“河图”“洛书”的瑞兽图像，目前仅见于这一地区。佛爷庙湾M1墓门上砌出高大的双层照墙，外照墙第三层（自上而下，后同）中间两砖上，各绘一只瑞兽，二兽相对。左侧（以观者为准，后同）为一大龟，背甲有隆起脊棱，长尾，口中衔一略卷起的片状物，背上题记为“洛书”（图二，1）。右侧为一龙形神兽，肩生双翼，颈部系挂一条帛带状物，向后飘扬，龙前题记为“河图”[5]（图二，2）。同类图像还见于佛爷庙湾M133照墙第二层，也是相对的两砖上各绘一兽，二者相对。左侧为一大龟，口衔片状物。该物细部刻画较为清晰，中有竖向线条，下侧尚有一细长的条状物垂下，似为书简的展开状态，条状物正好是用以捆扎书简的绳索（图二，3）。右侧仍为一龙形神兽，有鳞有翼，颈部系挂一条帛带状物，向后飘扬[6]（图二，4）。形象、细节及组合与M1出土者完全一致，当然也是“河图”“洛书”图像。

图二敦煌魏晋壁画墓“河图”“洛书”图像

1、2.佛爷庙湾M1 3、4.佛爷庙湾M133（1、2.分别采自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研究中心：《甘肃出土魏晋唐墓壁画》第491、510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3、4.分别采自《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图版二二、二三）

“河图”一词最早见于《尚书·顾命》，大概是一种陈列在宗庙“东序”的天文瑞物[7]。《周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8]。成为圣人取法的神秘图式。《管子·小匡》云：“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9]。已将其与龙、龟联系在一起。此后，河图、洛书被普遍认为是神龙和灵龟鳞甲上显示出的神秘图式，而为圣人受命的符瑞和取法的依据。如《尚书》伪孔传中说“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画八卦，谓之河图”[10]，“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11]。佛爷庙湾魏晋墓中的河图、洛书虽然也主要为龙、龟形象，但洛书为灵龟口衔书简，河图为神龙项挂帛带（或为帛书），并非以鳞甲背文呈现。其实，此种形象也有明确的经典依据，最早见于汉代的谶纬学说中。现存纬书中除有上述以鳞甲背文呈现的说法，也出现了神龙口衔或背负、灵龟口衔符书的说法，而且更为流行。如《易纬乾坤凿度》郑玄注：“河图者，河中得天书文图诏，龙衔出”[12]。《尚书中候握河纪》云：“尧时受河图，龙衔赤文绿色”[13]。《诗纬》郑玄注：“辛酉年，青龙衔图出河”[14]。《尚书中候》亦云：“成王（或作武王）观于河，沉璧，……赤龙（或作青龙）临坛，衔元甲之图”[15]。皆言神龙衔河图而出。再有，《尚书中候》云：“舜沉璧于河，荣光休至，黄龙负卷舒图”[16]。《论语比考》亦云：“圣王御世，河龙负卷舒图”[17]。虽然仍是神龙负图而出，但这里的河图可以“卷”“舒”，显然不是龙鳞上的花纹。《春秋运斗枢》云：“（舜）发图，玄色而绨状，可舒卷”[18]。可见，在这种说法里，神龙所负出的河图就是可舒卷的绢帛。上述“河图”图像即是在龙颈上系挂绢帛，与纬书中的这种说法相合。关于灵龟衔书，《龙鱼河图》云：“帝伐蚩尤，……有玄龟衔符出水中”[19]。深受纬书影响的《黄帝出军诀》亦云：“帝讨蚩尤，西王母以符授之。……有玄龟衔符，从水中出”[20]。这里说的虽然还不是洛书，但汉代纬书中显然已经有了灵龟衔符书而出的观念，与洛书的情况十分类似，甚至是同构的。隋杜宝《水饰》中就说：“黄龙负图出河，玄龟衔符出洛水”，“丹甲灵龟，衔书出洛”，“苍文玄龟，衔书出洛。青龙负书出河”[21]。而这样的“河图”“洛书”图像在魏晋时期的敦煌地区已经出现，如上所述，应是受到了谶纬学说的影响。

另外，敦煌文书P.2683《瑞应图》被不少学者认为是源自南朝的抄本，虽已残损，但“河图”的图像被保存了下来。现存两幅，一为赤龙背负捆扎卷起的绢帛状物，一为青龙项挂帛带状物，后者形象与上述墓葬图像一致，说明二者可能有共同的观念甚至文本来源（图三）。该文书上尚有“青龙衔图授周公”“赤龙负图授帝尧”“黄龙负图授黄帝”“黄龙负图授舜”的条目，题记中直接引用了上述纬书中舜“发图，玄色而绨状，可舒卷”[22]的内容。

图三敦煌文书P.2683《瑞应图》中的“河图”

（采自陈爽：《“秘画珍图”：敦煌绘本长卷P.2683〈瑞应图〉再探》图八，《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9期）

2.河精　“河精”的图像目前也只见于敦煌地区魏晋墓中。佛爷庙湾M1内照墙第八层中央一砖上，绘有一兽首人身形象，正面蛙蹲，首似虎，大张其口，肩生羽翼，大腹巨乳，胸腹部题记“河精”[23]（图四，1）。M133照墙第五层的中间两砖上也有类似形象，左侧者呈正面姿态，就其形象、位置和细节来看，应当也是河精（图四，2）。右侧者略呈侧面，稍有不同，由于此类形象较为普遍和多元，是否也是河精，可以存疑[24]。类似形象在东汉画像中较为常见，如沂南汉墓中就有不少，过去笼统称为方相氏，显然不妥。有的持有五兵，所以有学者认为是蚩尤[25]，但恐怕也不能涵盖所有。魏晋以后的此类形象往往被统称为畏兽，在佛教和墓葬图像中都有大量发现，其属性当然也比较多元。所以不能根据这个题记就认为该形象就是河精，而是这里用了该形象来表现一个特殊的河精题材。

图四敦煌魏晋壁画墓“河精”图像

1.佛爷庙湾M1（摹本）2.佛爷庙湾M133（1.作者拍摄；2.采自《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图版六七）

“河精”最早也见于纬书[26]，且与河图、洛书紧密相关。《尚书中候》云：“禹理洪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图，而还于渊”[27]。《尚书中候考河命》云：“（禹）观于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淫’。言讫，受（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乃退入于渊。于是以告曰：‘臣见河伯，面长人首鱼身，曰吾河精，授臣河图’”[28]。最后一句中，所谓“河伯”，对比前引文献来看，也可能是从紧接着的“白面”一词讹夺而来。西晋张华《博物志》云：“昔夏禹观河，见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岂河伯也？”[29]也未确认二者关系。无论如何，佛爷庙湾魏晋墓中的“河精”形象，与文献记载相去甚远。或许存在混误，或许另有所本。但目前所见关于河精的说法确实源自纬书，且与河图、洛书和圣王受命关系密切，而河精图像确实也与河图、洛书一起绘制在照墙之上。

3.神禽　佛爷庙湾魏晋墓照墙上神禽瑞鸟图像十分丰富，有些是常见形象但表现具体题材，有些是常见题材但表现为特殊形象，有些在题材和形象上皆具有一定特色。

如一种头上有较长羽冠，背部、腹部或全身涂红色或绘红色斑纹的神禽，分为两种姿态，昂首者在佛爷庙湾M1中题记为“赤雀”，俯首者题记为“赤鸟”[30]。同样的图像也见于M133、M167照墙和墓地出土砖画上[31]（图五）。《尚书中候》云：“赤鸟成文，雀书之福”。郑玄注：“文王得赤雀丹书，今武王致赤乌”。又云：“季秋，赤雀衔丹书入酆，止于昌户。昌拜稽首，受最。曰：‘姬昌，苍帝子’”[32]。《易纬通卦验》云：“是谓文王演易而步之行也，时有赤鸟，衔丹书受（授）之”[33]。可见，“赤雀”和“赤鸟”确实可以互代。值得注意的是，文献中提到“赤雀”“赤鸟”都是圣王受命，衔书而至。如《诗纬》郑玄注：“甲子年，赤雀衔丹书，而圣武伐纣”[34]。《春秋纬》云：“孔子坐元扈洛水之上，赤雀衔丹书随至”[35]。孔子在谶纬学说中为素王受命，为汉制法。图像上的“赤雀”“赤鸟”虽没有衔物，但既然题明了其属性，应该离不开这种背景。另外，还有一种涂红色斑纹的鸟，口衔翎毛或谷穗、麦芒状物（图六），如果确为谷穗、麦芒一类，则可能为周武王的受命瑞鸟——赤乌。《宋书·符瑞志》云：“赤乌，周武王时衔谷至”[36]。这种说法最早也见于纬书，如《礼纬》云：“武王赤乌谷芒应，……谷，盖牟麦也”[37]。

图五敦煌魏晋壁画墓“赤雀”“赤鸟”图像

1、2.佛爷庙湾M1“赤雀”图像 3、4.佛爷庙湾M133“赤鸟”图像（1、2.分别采自《甘肃出土魏晋唐墓壁画》第512、511页；3、4.分别采自《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图版三六、三七）

图六敦煌魏晋壁画墓衔羽（穗）鸟图像

1.佛爷庙湾M37 2.佛爷庙湾M133（均采自《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图版三五）

佛爷庙湾魏晋墓照墙上尚有一种作飞行状的瑞鸟，口衔绢帛状物（图七，1～3）。联系上述图像和文献材料，应也与瑞禽衔图书有关。另有一种衔绢帛状物的鸟，头作鸡头，有鸡冠和肉裙[38]（图七，4），与同墓中凤鸟的形象类似（后详，只是明确的凤鸟还有龟背的特征），或许与凤凰衔图书有关。如《春秋元命苞》云：“凤凰衔图至帝前，黄帝再拜受”。又云：“凤凰衔书，游文王之都，故武王受凤书之纪”[39]。《春秋合诚图》亦云：“黄帝坐玄扈洛水上，……凤凰衔图置帝前，帝再拜受图”[40]。

图七敦煌魏晋壁画墓衔绢帛鸟图像

1、2.佛爷庙湾M37 3、4.佛爷庙湾M133（1～3.均采自《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图版三○；4.采自《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图版三一）

此外，特殊题材还有翼兽形的“鼋鼍”、飞鱼形的“万鱣”和虎豹形的“戏豹”等。其总体形象大致不出汉代以来的各种神兽，个别细节上有一些特殊之处，但题记显示为一种具体而特别的题材。由于缺乏相关图像和文献材料，难以进一步讨论。但既然特别指示出为一种具体题材，且与上述内容组合在一起，应该也具有共同的意义。另有一些现实存在的动物，如鹦鹉、白兔等。将神禽与现实动物组合表现于照墙之上当然也离不开祥禽瑞兽的背景，《宋书·符瑞志》中即将二者列入[41]，便是证明。

（三）特殊形象

凤鸟虽然是最为常见的神禽题材，但在敦煌魏晋墓中被表现为一种十分特殊的形象。佛爷庙湾M1外照墙第二层左数第三砖描绘一只神鸟，头似鸡头，上有冠，下有肉裙，背上隆起，且有脊棱，长颈大尾，鸟头前题记为“凤”[42]（图八，1）。同类的形象还见于M91、M118和墓地中出土的砖画上[43]（图八，2、3）。另外，张掖高台苦水口M1中也有一只类似的凤鸟，头上有冠，背上隆起，且有脊棱[44]（图八，4）。其背部特征，对比同一批墓葬中的龟和玄武的图像来看，无疑是龟背的表现。目前在河西地区之外的大量凤鸟图像中并未见到此种形象，河西地区的发现也主要集中在敦煌，仍是颇为特殊的。此种形象的凤鸟图像虽然特殊，但在文献中却有深厚的传统。相关说法最早见于《韩诗外传》，其云：“黄帝即位，施惠承天，……召天老而问之曰：‘凤象何如？’天老对曰：‘夫凤之象，鸿前而麟后，蛇颈而鱼尾，龙文而龟身，燕颔而鸡啄’”[45]。《说苑·辨物》云：“黄帝即位，惟圣恩承天，……于是乃问天老曰：‘凤像何如？’天老曰：‘夫凤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身，燕喙鸡啄’”[46]。《说文·鸟部》云：“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像也，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47]。即说凤鸟为“龟身”“龟背”和“鸡喙”。《尔雅·释鸟》郭璞注：“鸡头，蛇颈，燕颔，龟背”[48]。直接说凤鸟为“鸡头”“龟背”。这种说法大量见于纬书之中。如《乐叶图征》云：“（凤凰）冠类鸡头，燕喙蛇颈，龙形麟翼，鱼尾五采”[49]。《春秋演孔图》云：“（凤）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颔鸡喙”[50]。《河图录运法》亦云：“凤象鸿前而麟后，蛇颈而鱼尾，龙文而龟身，燕颔而鸡喙”[51]。

图八河西魏晋壁画墓“鸡头、龟背”的凤鸟图像

1.佛爷庙湾M1　2.佛爷庙湾墓地出土　3.佛爷庙湾M118　4.张掖高台苦水口M1（1、2、4.分别采自《甘肃出土魏晋唐墓壁画》第507、521、476页；3.采自《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图版三六）

可见，文献中关于凤鸟“鸡头”或“鸡喙”和“龟背”的说法由来已久并影响深远，但在之前、之后和其他地区的墓葬图像中从未见过直接表现为“鸡头”“龟背”的形象。而且文献中更多是在作比喻，如说凤鸟“龟背”，恐怕是说背部隆起如龟形，未必是直接长出龟的背甲。而敦煌和个别河西魏晋墓葬中的凤鸟图像，打破了一直以来的图像传统，刻意地表现出鸡头龟背的形象。且早期如此表述凤鸟形象的文献，皆处于黄帝受命的语境中，故而纬书中特别流行，与上述“河图”“洛书”和“河精”“赤雀”“赤鸟”等图像恐怕确实具有共同背景。

二、“祥瑞”图像与敦煌大族

通过上文的梳理，可以看到，虽然“祥瑞”题材自汉代以来就出现于墓葬图像之中，但在敦煌魏晋墓葬中却具有十分突出的特点。一是将大量动物类的“祥瑞”集中绘制于具有彰显功能的高大的照墙之上，显然是一种刻意的设计和展示。二是出现了许多特殊而具体的题材，一些题材不见于之前和其他地区的墓葬图像中，并直接与某些特殊的文献相对应。三是某些重要的常见题材也表现为一种直接来自于文献传统的特殊形象。也就是说，综合展示方式、题材和形象来看，这些“祥瑞”图像的特色，并非墓葬图像传统的自然发展，而是与特定的知识和背景有关。而且这种知识并非墓葬和壁画的具体制作者（一般认为是民间工匠和画匠）所能拥有，应是来自于相关知识阶层的设计和授意。佛爷庙湾M1砖画题记中包含不少复杂的生僻字词，也恐非一般匠人所能为。

有了这样的认识，再看出现这些图像的墓葬。一方面，敦煌地区目前发掘的墓葬中，砖室墓只占不到百分之二[52]，而在墓砖上绘制壁画的墓葬所占比例更低。可见，其墓主应该都是当时最为显赫和富裕的人物。另一方面，这些墓葬皆分布于带有茔域的家族墓地中，且多为其中规模最大、位置最突出的墓葬，不少应该就是祖墓。如佛爷庙湾M1所在茔域内发现4座西向的墓葬，茔域门道位于西南角，M1位于东南角，其余3座墓依次向其西北斜向排列（图九，2）。M37所在茔域内发现7座西向的墓葬，茔域门道位于东南角，M37位于西北角，其余6座墓依次向其东南斜向排列（图九，1）。M133所在茔域内发现5座西向的墓葬，茔域门道位于南部，M133位于东北角，其余4座墓依次向西南斜向排列[53]（见图九，1）。河西地区魏晋家族墓地中，祖墓往往位于茔域一角，其余墓葬则随之排列成一条斜线[54]。综合墓葬形制、规模和所绘壁画来看，这些墓葬应是茔域中的祖墓。学界也普遍认为，这些带有茔域的家族墓地为当时世家大族的遗存[55]。那么，在照墙上绘制“祥瑞”图像的墓葬，应该就是敦煌世家大族中地位最突出者。这些家族往往在其祖墓中砌筑高大的照墙，用以彰显身份和家族文化。其上的“祥瑞”图像当然最为直接和突出地反映了当时世家大族文化的某些重要方面[56]。

图九敦煌佛爷庙湾家族墓地茔域及墓葬分布示意图

1.M37、M133所在茔域　2.M1所在茔域（1.采自《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第7页；2.采自殷光明：《敦煌西晋墨书题记画像砖及相关内容考论》图二，《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2期）

学界对汉晋时期敦煌的世家大族已有许多研究，这些家族多为在西汉中晚期西迁而来；在东汉前主要通过军功获取官职，发展为豪门强宗；到东汉后期又通过儒学修养与仕宦途径，形成具有家学特征的高门世族[57]。汉末魏晋时期已经具有了较高的文化修养，并且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家族学术文化传统。见于传世史书和出土文书的世家大族主要有索氏、氾氏、段氏、宋氏等。虽然目前尚无法将他们与上述壁画墓直接联系起来，但如上所述，这些壁画墓的墓主应为当时世家大族中身份地位最突出者，当然与史传中记载的这些人物属于同一阶层并密切相关。

据P.2625《敦煌名族志》残卷，索氏从汉代来到河西，西晋时期出现了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人物，即索靖[58]。《晋书·索靖传》载：“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群之量，与乡人氾衷、张甝、索紾、索永俱诣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四人并早亡，唯靖该博经史，兼通内纬。……靖著《五行三统正验论》，辩理阴阳气运”[59]。索靖的学术文化比较广博，与本文所论密切相关的是所谓“内纬”即谶纬之学。所著《五行三统正验论》，从题目来看应是关于历代帝王受命、气运、历数的学说。这种学说来自早期的五德终始理论，后为董仲舒所代表的天人感应学说所发展，西汉晚期以后主要集中在谶纬中。而在证明王者受命、确立统纪的时候，一般都会以各种祥瑞和符书的出现为依据，即所谓“正验”。正如董仲舒所说：“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60]。《宋书·符瑞志》载：“白燕者，师旷时，衔丹书来至。……晋惠帝元康元年七月，白燕二见酒泉禄福，太守索靖以闻”[61]。说明索靖确实深谙此学。除了索靖外，索紞“少游京师，受业太学，博综经籍，遂为通儒。明阴阳天文，善术数占候”[62]。阴阳数术自有传统，未必都与谶纬有关。但在谶纬中也是一个主要部分，如易纬中的数术占候就十分系统，充分体现了汉代统合天人的“新占术”[63]。索袭“游思于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十余篇”[64]，也说明了敦煌索氏确实偏好此种神秘之学。

氾氏中，氾祎受业于索靖，“通三礼、三传、三易、河洛图书，玄明，究算历”[65]。这里的“河洛图书”显然是直接关于河图、洛书的学问，在此时当然属于谶纬。纬书总体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各种题名为河图、洛书者，一部分是附会于经书者。张衡在《禁绝图谶疏》中概括为：“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谓八十一篇也”[66]。也就是说，题名河图、洛书者有四十五种，附会六艺（即经书）者有三十六种。只是由于魏晋以来的禁绝，前者基本亡佚，后者由于攀附经书，有时得以豁免，且在历代经注中多有保留，现在所见的纬书基本为后一部分。氾祎精通的“河洛图书”应该就是前一种纬书，这一方面反映了敦煌氾氏的学术文化特色，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上述索靖和索氏的相关记载。段氏中，见于史传的代表人物有段灼。《晋书·段灼传》载其上书曰：“臣欲言天下太平，而灵龟神狐未见，仙芝萐莆未生，麒麟未游乎灵禽之囿，凤皇未仪于太极之庭”[67]。也通过祥瑞思想来表达其政治态度。宋氏中，宋纤“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68]，也是纬学大家。

三、余论

综上所述，敦煌魏晋壁画墓往往是家族茔域中的祖墓，其墓主应为当时世家大族中地位最突出者。这些壁画墓的最大特色即是将大量祥禽瑞兽集中描绘于高大的照墙之上，其题材和形象上往往也具有突出特色。它们并非墓葬图像传统的自然发展，而是在特殊知识和文化背景中刻意设计和展示的。其中最有特色的内容如“河图”“洛书”“河精”“赤雀”“赤鸟”和被刻意描绘为“鸡头”“龟背”的凤鸟，都表现出与圣王受命、天降祥瑞尤其是授以图书的思想的紧密联系。这些“祥瑞”图像基本为动物类尤其是鸟类，不见汉代常见的植物和器物类，恐怕就与授以图书、符瑞的内涵密切相关。这是汉代以来谶纬学说的主要内容。而根据文献记载，汉末魏晋时期的敦煌世家大族已经形成了较高的家族学术文化，其中突出的一个特点便是对谶纬的研习。文献中直接提到其代表人物精通“河洛图书”，有些甚至能在这一领域著书立说、教授生徒。这是这些具有特色的“祥瑞”图像集中出现于墓葬照墙上的直接背景，是世家大族对其家族文化的一种彰显。

谶纬又称图谶、图纬、内纬、内学等，古代有学者认为“谶”与“纬”有别，但现代研究者大多认为二者难以区分[69]。需要说明的是，对谶纬的研习并非敦煌世家大族的专利。由于西汉末年统治者的利用，尤其之后光武帝的提倡，其在东汉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学问，士人往往兼治经纬。《后汉书·张衡传》中就说：“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70]。虽有张衡等人的激烈反对，但这种风气一直延续至汉末。魏晋统治者一方面自己利用谶纬来为禅代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则禁绝士人研习。曹魏就曾“科禁内学及兵书”，并对“匿不送官”者治罪[71]，晋武帝也于泰始三年（公元267年）“禁星气谶纬之学”[72]。虽然这些禁令未必能产生立竿见影的功效，但魏晋以来统治者的态度和士人的风气显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谶纬也不再是一门显学了。在这种背景下，河西尤其是敦煌地区的世家大族仍然延续并发展此风[73]，而且成为特别显示的内容，尤其值得注意。如前所述，即便是在谶纬风行的东汉中晚期，一些墓葬中对“祥瑞”图像的集中表现，也没有达到敦煌魏晋墓葬照墙上如此突出和具体的程度。前者也多是一般意义上的祥瑞植物、动物和器物，并不像后者那样特别强调圣王受命、授以图书的意义。《三国志·管宁传》载魏明帝青龙四年（公元236年）：“张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奋荡，宝石负图，状像灵龟，宅于川西，嶷然磐峙，仓质素章，麟凤龙马，焕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圣帝所未尝蒙，实有魏之祯命，东序之世宝’”[74]。显然是附会河图、洛书的造作，也反映出上述河西学术文化特色。十六国时期定都敦煌的西凉统治者李嵩，后世评价其“喜缘饰祥瑞，以自表异”[75]，恐怕与之也有一脉相承之处。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考古所见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天文材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1AKG00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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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彦：《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研究》第138、139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2]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第89～91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3]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第34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

[4][美]巫鸿著，柳扬、岑河译：《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第9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5]殷光明：《敦煌西晋墨书题记画像砖及相关内容考论》，《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2期。

[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第36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7][汉]孔安国撰，[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卷十八《周书·顾命》第7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8][清]李道平撰：《周易集解纂疏》卷八《系辞上》第606页，中华书局，1994年。

[9]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八《小匡》第426页，中华书局，2004年。

[10]同[7]。

[11][汉]孔安国撰，[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卷十一《周书·洪范》第4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2][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7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13]《纬书集成》第423页。

[14]《纬书集成》第488页。

[15]《纬书集成》第414、415页。

[16]《纬书集成》第406页。

[17]《纬书集成》第1065页。

[18]《纬书集成》第711页。

[19]《纬书集成》第1150、1151页。

[20][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九十九《祥瑞部下》第17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21]鲁迅辑：《古小说钩沉》，见《鲁迅全集》第八卷第237～2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22]郑炳林、郑怡楠：《敦煌写本P.2683〈瑞应图〉研究》，见《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

[23]郭永利：《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第146页，民族出版社，2012年。

[24]《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图版六七。

[25]王子今：《汉代“蚩尤”崇拜》，《南都学坛》2006年第4期。

[26]今本《尸子》中也有关于“河精”的记载，与纬书全同，显然出自一系。但学界公认今本《尸子》从曹魏开始就已补入了大量内容，已非先秦原貌。这种明显的谶纬内容，无疑是汉代以后掺入的。

[27]《纬书集成》第408页。

[28]《纬书集成》第431页。

[29][晋]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卷七《异闻》第83页，中华书局，1980年。

[30]同[4]。

[31]《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第74页。

[32]《纬书集成》第411、413页。笔者对标点有所调整。

[33]《纬书集成》第193页。

[34]《纬书集成》第488页。

[35]《纬书集成》第903页。

[36]《宋书》卷二十九《符瑞下》第839页，中华书局，1974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37]《纬书集成》第531页。

[38]《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第71页。

[39]《纬书集成》第590、595页。

[40]《纬书集成》第763页。

[41]《宋书》卷二十九《符瑞下》第837、871、872页。

[42]同[4]。

[43]《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图版七二。

[44]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研究中心：《甘肃出土魏晋唐墓壁画》第476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

[45][汉]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卷八第277页，中华书局，1980年。

[46][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十八《辨物》第455页，中华书局，1987年。

[47][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1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此本作“麐前鹿后”，误，见段玉裁注。

[48]《尔雅注疏》卷十《释鸟》第5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49]《纬书集成》第560页。“蛇颈”一作“蛇头”，“颈”是。

[50]《纬书集成》第585页。

[51]《纬书集成》第1165页。

[52]《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第106页。

[53]《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第5～7页。

[5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第155、156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

[55]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考古》1981年第6期。

[56]解读“河图”“洛书”图像涉及此问题，参见注释[1]。

[57]冯培红：《汉晋敦煌大族略论》，《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

[58][日]池田温：《唐朝氏族志研究——关于〈敦煌名族志〉残卷》，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中华书局，1992年。

[59]《晋书》卷六十《索靖传》第1648、1649页，中华书局，1974年。

[60]《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2500页，中华书局，1962年。

[61]《宋书》卷二十九《符瑞下》第840页。

[62]《晋书》卷九十五《索紞传》第2494页。

[63]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第91～148页，中华书局，2003年。

[64]《晋书》卷九十四《索袭传》第2448、2449页。

[65]郝春文等：《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八卷第17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66]《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第1913页，李贤注引《禁绝图谶疏》，中华书局，1965年。

[67]《晋书》卷六十《段灼传》第1341页。

[68]《晋书》卷九十四《宋纤传》第2453页。

[69]钟肇鹏：《谶纬论略》第1～1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70]《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第1911页，中华书局，1965年。

[71]《三国志》卷二十三《魏书·常林传》第660页，裴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

[72]《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6页。

[73]同[1]。

[74]《三国志》卷十一《魏书·管宁传》第361页，中华书局，1959年。

[75][清]周济：《晋略·国传十》，见《四部备要》第45册第387页，中华书局，1989年。

作者：王煜陈姝伊（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原文刊于：《考古》2024年第9期

来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编辑：辛春

审核：康晋昕

监制：王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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