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史金波：从中国历史上流通货币的演变透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货币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关乎社会经济发展，还和家庭与个人休戚相关。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综合反映。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货币文化是中国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上货币在中原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是怎样流通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有怎样的关系？以下利用文献和文物资料依朝代顺序梳理中国货币发展的历史，并分析各历史阶段货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关于中国最早出现钱币的时间，据《史记》记载，中国在夏朝就有了钱币的记载：“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早期，用海贝加工成的贝币是钱币的主要形式。海贝是古代人们的装饰品，携带方便，适合用作钱币。商周时代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演变，出现了最早的金属钱币，主要是青铜块和铜贝。西周时还有金银贝币和玉石贝币，不过这些属于赏赐所用，不作市场流通。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属铸币有了新的发展，由铲形工具钱演变而来的钱币多为青铜质，各地铸造大量金属钱币。货币包括主要通行于三晋、两周地区和战国时的魏、赵、韩、燕等国的布币，主要流通于黄河流域东部诸侯国齐、燕、赵国的刀币，流通于秦国、魏国以及齐国、燕国的圜钱，流行于楚国的蚁鼻钱等，形成了多种币制和多种币型共存的局面。当时文字虽未统一，但各诸侯国所用钱币上的文字都是早期的汉字。如一种齐国的刀币上有“齐建邦长法化”六字。燕国的刀币上有一“明”字，称为燕明刀。货币上的汉字不仅是经济交流的媒介，更是文化认同的标志，表明各诸侯国在文化上的共性和对统一文化的追求。这种文化认同为后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精神纽带。

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币，除燕国、齐国、赵国这些中原的刀币之外，北方民族地区也铸造了多种刀币。其中针首刀是山戎仿尖首刀而铸造的一种刀币。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白狄的一支鲜虞建立的国家，位于今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一带。中山国灵寿城遗址（今属河北平山）墓区出土了多种刀币及铸范。这些货币有的是中山国所铸货币，有的是其他地区货币流通于此。货币的跨地域流通，表明各诸侯国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经济联系，是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春秋战国诸侯国割据，战乱绵延，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各地区经济联系受到阻碍。货币的不统一妨碍了经济的相互往来。社会的发展期待着中国统一，向往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以促进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秦朝统一六国，结束了战国七雄的割据状态。秦、汉时代是中国的统一时期。秦朝废各国钱币，统一币制，发行改进的圆形方孔半两钱。这种形式的钱币对后世影响很大，竟继继绳绳流行两千多年。秦亡后，汉承秦制，仍用半两钱。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始制五铢钱，承袭了半两钱圆形方孔的形式，用小篆字铸“五铢”二字。此后东汉、蜀汉、魏、晋、南齐、梁、陈、北魏和隋都铸五铢钱，形制基本统一，但重量、尺寸、书体各不相同。五铢钱成为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钱币。王莽时期货币改制，铸造仿古“货布”“货泉”，以失败告终。

汉朝，广大汉族地区使用五铢钱进行贸易。匈奴是秦、汉时期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势力强大，与中原地区既有密切往来，多次和亲，也有征战。当时匈奴境内贸易，多为物物交换，既无文字，也没有货币。匈奴在与汉朝交往中，包括和亲和贸易，一些汉族来到匈奴，同时也带来了汉文化和中原地区的货币。

汉武帝加强了与西域的政治、经济联系，张骞受命出使西域深化了汉朝在西域的影响。后来汉朝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扩大了汉朝与西域的往来。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设立西域都护府，实行对该地军政事务的管理。20世纪70年代，新疆和田县买力克阿瓦提遗址一次出土45公斤重的西汉五铢钱。考古学家黄文弼在《罗布淖尔考古记》一书中，有“余此次赴罗布淖尔考察，在古道旁共拾得五铢钱六百余枚，大小形式均相同，盖皆为元狩以后所铸”的记录。龟兹是古西域诸国之一。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班超出使西域，在此设立都护府。其故城位于今库车县城西。近年在龟兹故城西墙附近的墓葬中，一次出土一万四千余枚古钱币，包括大量五铢钱以及西汉半两、货泉、大泉五十等中原王朝钱币，还有无文小铜钱等龟兹当地自铸钱币。这表明五铢钱是当时西域地区流通钱币，显示出汉朝对西域地区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

在西域古国于阗地区（今新疆和田一带）还发现了汉文和佉卢字的合璧钱，又称和田马钱，是公元1-3世纪当地制造的钱币。佉卢字用于拼写于阗、鄯善地区居民使用的语言。由于民族之间商贸交换的需要，受汉朝五铢钱的影响，在当地铸造了这种钱币，一面用汉文篆字标明币值，另一面正中为一马或骆驼图案，周围一圈是佉卢字母，为国王的名称。这种钱币吸收了东西方两大钱币体系的特点，与五铢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反映出中原王朝在这一带影响深广，以及当时汉族和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密切关系。

龟兹地区也有汉文和民族文字合璧的钱币，如汉文、龟兹文二体文字钱，为龟兹国本地生产和流通的货币。外形仿汉代五铢，圆形方孔，正面铸汉文篆书“五铢”二字，背面铸有龟兹文符号，表明其所属政权和地域。其时代在东汉末年。这类钱币也见证了汉朝经济、文化在西域的影响力，是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

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考古发现不少汉代钱币。广西南部和广东东部沿海的合浦郡，是少数民族地区，从汉武帝统一岭南至东汉末年与中原地区有密切联系，又是与东南亚等地区联系的重要通道。近年在合浦一带多处发现汉代钱币。其中在合浦爆竹厂的汉墓、合浦盐堆的西汉晚期墓、合浦县望牛岭西汉墓都出土了大量五铢钱。在贵县发现的129座汉墓，出土汉代钱币2500多枚，其中主要是五铢钱。在今贵州、云南、四川等地汉墓中也出土有中原地区钱币，有的墓砖上有五铢钱和大泉五十的印模文字。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发现一件五铢钱铜范，范上可铸五铢钱8枚。

从秦、汉时期中国货币流通的使用可看出，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少数民族地区，都以中原王朝所制定、颁行的货币为主要交易货币，这是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上对民族地区强大辐射和影响的结果，促进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这种经济交流不仅有利于物资的流通与互补，而且带动了文化、技术的传播与融合。货币的流通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改善了民族关系，增强了各民族的亲和力和向心力，加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与统一性。

秦汉时期实现了货币体系的国家化，促进了国内市场的整合与经济的统一发展，也强化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经济的控制力，为国家的政治稳定与长期繁荣奠定了基础，并成为此后历代王朝货币制度的基本范式，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推动因素之一。

三国、魏晋南北朝是政权分立时期，社会动荡较大，各民族互动频繁。南方各王朝偏安江南，递相更替；北方则有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建立大小不等、久暂不一的政权。

三国时期因政权割据，战乱破坏，货币经济低于两汉水平。总体是继承汉代五铢钱余绪，并在使用两汉旧钱的基础上，各自铸造新货币，有曹魏的五铢钱、蜀汉的直百五铢钱和东吴大泉钱。所造新币多为虚值大面额钱币，造成币制混乱。西晋未铸新钱，沿用汉、魏五铢钱和各种古钱。东晋也主要沿用孙吴地区旧钱，主要是轻薄小巧的“沈郎钱”。

十六国时期，羯族人建立的后赵占据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铸造了“丰货钱”，用汉字篆、隶二种书体。考古发现一种“凉造新泉”，出土于甘肃武威以西地区，学术界多认为是前凉所铸。前凉位处多民族地区，为汉族张轨所建，经济、文化皆得到发展。所铸“凉造新泉”为中国第一个以国号为名的方孔钱。氐族人建立的成汉政权偏安于四川一隅，昭文帝李寿于汉兴年间（338-343）铸造“汉兴”铜钱，是中国第一个将皇帝年号铸造在铜钱上的“年号钱”。公元5世纪初，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了夏政权，定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铸“太夏真兴”铜钱，是中国最早的国号、年号并铸在一起的钱币。

北魏统治者为鲜卑族，实行汉法，以汉语文为通行语言文字。随着商业的发展，太和十九年（495）铸“太和五铢”钱，在京师及全国诸州镇通行，并允许民间铸钱，货币恢复流通。南北朝时期，北魏与南朝形成互市，有贸易往来。当时南北朝货币短缺，货币制度不统一，往往以实物代替货币。这一时期西域也流通中原货币。新疆喀什市巴楚脱库孜萨来古城一座北魏时期的寺庙中，发现了晋、梁时期的沈郎五铢、自铸五铢钱和铸造五铢的钱范。

魏晋南北朝时期，钱币种类多样，但形制一如汉制，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都继承了汉代五铢钱的圆形方孔形制，体现了货币制作技术的延续性。这表明，尽管政权分立，但各民族经济上的联系与互动却从未中断。这也显示出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文化的接纳，反映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传承与认同，促进了各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开创了铸造年号钱和国号、年号并用的钱币，此后年号钱逐渐成为中国货币的主流，并为此后全国性货币更大范围的统一创造了必要条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汉文钱币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使用，扩大了汉字钱币的使用范围，促进了汉字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与归属感。同时，汉字钱币的流通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语言交流与文字学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

隋朝统一后，隋文帝欲整顿钱币混乱状态，“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这样形成了以五铢钱为标准的统一货币。这一举措不仅加强了中央对经济的控制力，也为后续唐朝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至隋炀帝时货币私铸成风，恶钱泛滥，行用七百年的五铢钱命终。

唐代前期以“开元通宝”铜钱为主要货币，同时也以绢帛计支付，是铜钱与绢帛并行时代。至唐德宗时实行两税法，减少了实物税，增加了货币税的征收份额，铜钱作为支付货币流通范围逐渐扩大。因铜钱价值低，满足不了社会流通中对货币流通量的需求，导致以“钱荒”为特点的通货紧缩，开启了白银货币化过程。金、银逐渐成为贵金属货币。唐代缺铜，钱币供应不足，民间盗铸不止。唐武宗“毁佛”，所毁铜像、铜钟、器皿等，用来铸“开元通宝”钱，通称“会昌开元”，背面铸有地名，或铸有“昌”字。此外，叛臣史思明在占据洛阳时，铸过“得壹元宝”及“顺天元宝”两种钱。

此时西域一带仍流行内地钱币。1979年在罗布泊一次出土开元通宝钱970多枚，可证唐代西域流行唐朝钱币。西域还发现了汉文、粟特文二体文字钱，系昭武九姓各国仿照唐朝开元通宝钱币的形制，在中亚粟特地区铸造的一种圆形方孔铜钱。其正面铸汉字“开元通宝”，背面为粟特文。考古发现新疆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有唐代钱币与龟兹五铢钱共存于同一初唐文化层，说明7世纪初龟兹五铢和唐朝铸造的钱币同时在丝绸之路北道流行。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后，吐蕃趁机攻占河西、陇右一带，切断了西域和唐朝的联系。当时在西域尚有部分坚守的唐朝军队。他们虽与唐朝失却联系，还是在当地先后铸造了唐代年号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近代在新疆库车一带发现了大量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突骑施人原居住于中亚名城新疆碎叶以东。唐朝统一了西突厥控制的西域后，突骑施兴起，逐渐替代了西突厥的地位。考古发现有突骑施汗国钱币，形制仿唐开元通宝，正面为粟特字母拼写的突厥文，背面铸有突骑施汗国的徽记。

唐代吐蕃松赞干布统一各部，与唐朝关系密切。迎娶文成公主入藏后，松赞干布重视中原文化，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加强贸易往来。后吐蕃势力延伸至河西走廊和西域一带。在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出土大批文物，多为中原唐朝生产的商品，以丝绸为大宗，其中有唐代开元通宝铜钱。从考古发掘的文物可反映出吐蕃与唐朝商贸关系的密切。

唐代南方有乌蛮和白蛮联合建立的南诏国，其社会发展尚处于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同时，缯帛、盐、黄金等实物也从商品交换中分离出来，成为较为稳定的货币。南诏仰慕唐朝的文化和制度，后受到中原地区货币制度的影响，与中原地区一样使用铜钱，使南诏的货币流通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76年在大理崇善寺千寻塔中发现的文物中就有唐开元通宝钱。

隋唐时期中原王朝钱币成为全国流通货币，特别是开元通宝影响深远，进一步巩固了统一货币的地位，其形制与文字设计成为后世货币的标准模板，其使用范围达边远地区。在民族地区出现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合璧钱币，其形制皆受中原货币影响。这一时期的流通货币不仅是经济交易的媒介，更是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通过货币的广泛流通与融合，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文化认同更加深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各政权几乎都发行过货币，如后梁的“开平通宝”“开平元宝”，后唐的“天成元宝”，后晋的“天福元宝”，后汉的“汉元通宝”等。但各王朝铸的年号钱，皆以唐开元钱为正统样式。

宋辽夏金时期是中国以宋朝为中心、多王朝分立时期，也是民族大迁徙、文化大交流、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宋朝据有中原和南方，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优势，经济繁荣，文化发展，货币制度也进入新的阶段。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由朝廷掌握铸币权。政府严厉打击私铸币者，统一钱币型制，严禁劣币流通，同时增加铸钱量，以适应市场流通需要，货币量远超唐代。宋朝以年号钱为主。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始铸“太平通宝”，为宋代第一种年号钱。两宋改年号57次，铸年号钱48种，另铸国号钱“宋元通宝”“皇宋通宝”“圣宋通宝”“大宋通宝”钱。此外还有铁、金、银钱等，类别繁多，银质货币地位后来居上。据统计，仅北宋期间铸钱就达26,000万贯。四川铜少铁多，铁钱铸量很大。陕西等地铜铁钱并用。铁钱至两宋达到鼎盛期。宋初还发明了纸币交子。交子产生于四川，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南宋出现了政府官办、户部发行的纸币会子，在货币流通中渐占主要地位。宋的盐钞、茶引与交子的产生有一定的关系。考古发现宋代铜质钞版2件。一件是南宋“行在会子库”钞版，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另一件北宋钞版流失海外。

辽朝是以契丹族为统治者的多民族王朝，统一了中国北部，推行农牧并重政策，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宋钱大量流入辽朝，宋大臣沈括曾说：“泄中国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辽代的货币以宋币为主，辽币为辅。辽朝铸造的钱币，皆仿中原地区圆形方孔钱，上铸汉字年号加“通宝”或“元宝”。从辽太祖神册年间（916-922）开始铸年号钱，几乎各帝换一次年号便铸年号钱，共铸20多个年号30多种钱币。辽朝铸造钱品种虽多，但流通使用较少。辽朝初年创制了契丹文，先后有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皆行用不广，境内仍流通汉语文，因此所铸钱币为汉文钱币。已发现有个别契丹文钱币，其中有大铜钱“天朝万岁（或译“天朝万顺”）和同文字银币。以其形制、文字考量，应非实用的流通货币。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统治者的多民族王朝，偏安西北一隅。西夏第一代皇帝景宗元昊之父李德明归顺宋朝后，宋对其加官进爵，赐予大量财物，其中包括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所赐钱无疑是宋钱。此后宋朝每年岁赐中都有大量钱币。西夏地区多用宋钱，少量使用唐钱，自铸钱少。《宋史》卷486《夏国传下》载，绍兴二十八年（西夏天盛十年，1158）西夏“始立通济监铸钱”。从已经发现的西夏钱币看，其中西夏文福圣宝钱（西夏毅宗福圣承道年号，1053—1056），比天盛年间约早一百年。可能西夏早已铸钱，至天盛年间设立通济监，开始大规模铸钱。在西夏文《天盛律令》中有“钱监院”，约是通济监之别称。西夏铸造钱币以铜钱为主，兼用铁钱，少量使用白银，边远地区以物物交换。已发现的西夏的钱币种类多，分汉文和西夏文两种，皆为年号钱。西夏钱的形制、大小皆仿宋朝。西夏仁宗时铸天盛年号钱，与金正隆钱并用。西夏政府对钱币管理甚严，私铸钱要受到法律严厉制裁。在西夏各地区货币使用不平衡。距西夏中心地带较近的盐池税收以钱币计算，甘肃省武威出土的钱会单和汉文借钱欠条都以货币计算。而黑水城（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出土的很多买卖契约中则是用粮食计价。可能当时西夏中心地区及凉州一带货币经济比偏远的黑水城要发达。

西夏钱币有铜质、铁质之别，在首都一带使用铜钱以保证货币的稳定，在南院使用铁钱以开展对外贸易。近年来，在内蒙古临河、包头、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一带的西夏钱币窖藏中出土了大量铁钱，一次多达数千斤，甚至上万斤。其中天盛钱和乾祐钱都分铜质、铁质，而以铁质最多。在原西夏京师今银川市附近也有西夏铁钱发现。西夏也使用白银为钱币。西夏每年从宋朝得到的岁赐中包括大量白银。西夏奖赏有功人时往往用银两。甘肃省武威市署东巷一地下窖藏中发现大小两种银锭21件，一种约50两，另一种约25两，其中17件锭面均錾刻文字和戳记，铭文有银锭的成色、重量、秤银人，戳记有官府押印、作坊字号及类似画押的符号。与此同时出土的还有6枚西夏时期通用的宋朝钱币，专家认为这批银锭是西夏时期的遗物。又有錾刻西夏文银锭1件，形制与上述武威市出土银锭相同，重约20两，正面錾刻西夏文字2行，意为银锭为官造和人名；背面左有西夏文“天庆四年”。天庆四年（1197）系西夏桓宗时期，已至西夏晚期。

西夏是否使用纸钞，未见史料明确记载。宋朝宰臣韩琦曾指出：“秦州永宁寨以钞市马。”宋朝的秦州（今甘肃天水）接近西夏边境，这里的“以钞市马”是否表明宋朝与西夏在马的交易中使用纸钞，尚难以断定。

在西夏故地有大量宋朝钱币被发现，其中有很多地区是宋朝从未直接统治的地区，证实西夏时期流通宋钱。宁夏灵武窑出土的钱币绝大多数是自北宋初至南宋初的钱币，共四百多枚，西夏钱币只有天盛元宝四枚。据专家对贺兰山三处西夏窑藏钱币的统计，北宋钱达85%以上，而西夏钱则不超过1.5%，其余为两汉、北朝、隋唐、五代、辽金的钱。这更证明西夏地区宋钱广泛流通。

金朝是女真人为统治者建立的多民族王朝，灭辽后占据北方地区，与南宋、西夏对峙，相互来往频繁。金朝初期无货币，进入中原后，全面学习中原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发展，使用宋、辽旧币。金人通过多次南侵掠夺了大量财富，仅靖康年间围攻汴梁，就获得白银数千万两。其后，金朝又从南宋获得大量钱帛岁贡。宋朝赔款“岁币”无力全部用白银来支付，只好用铜钱折算成银两。因此，由多种途径而来的宋钱成为金朝主要流通货币。宋金两朝在边界地区设立榷场“以通两国之货”，榷场贸易和民间走私也令南宋钱不断流入金朝。金朝初期，被扶持的刘豫伪齐政权，曾铸造“阜昌”铜钱。伪齐废国后，金朝铸造了少量“天眷”“皇统”年号钱，后效仿宋和辽立新年号即铸新钱。正隆三年（1158）三个钱监一起铸造“正隆元宝”钱。后有“大定通宝”“泰和通宝”等。金朝创制了女真文，但在钱币上却使用汉字，形制也仿造宋钱。

在东北地区多处发现金代窖藏铜钱。如辽宁省沈阳新民市出土一缸铜钱，内有汉、唐、五代、宋、辽、金历代铜钱135,000多枚；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出土一缸铜钱，重368公斤；锦州义县出土一缸铜钱，内有唐、宋、金代铜钱，重65公斤；大连金州一次就出土500公斤的窖藏铜钱；丹东新农乡出土金代窖藏铜钱总计320公斤，9000多枚；本溪市千金沟地区发现一处金代货币窖藏遗址，在陶质大缸中有铜钱重量约550多斤，近7万枚，以北宋铜钱为大宗。

金朝货币的一大特点是发行纸币。河南地区自北宋末年起，陆续出现过“钱引”“小钞”，作为现钱流转的“茶引”。金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正式发行纸币“交钞”，行用于黄河以南地区。

西南地区的大理国，也是一个多民族政权，与中原宋朝关系和好，大力推行汉文化，吸收先进科学技术，与内地贸易频繁，同时与东南亚国家有贸易往来。近年来在云南发现了多种小平钱年号钱币，有专家认为是大理国钱币。

在新疆多地出土了宋代钱币。如喀什地区的叶城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阿图什曾出土大量宋钱。又新疆和田地区的墨玉县阿克萨莱乡出土了8公斤多的宋代钱币。证实中原宋朝钱币在西域一带流通。而在喀喇汗王朝所制实心的钱币上用阿拉伯文，常有“桃花石·布格拉汗”“秦之王”以及“秦与东方之王”等称呼，标示当地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些钱币是新疆多民族和谐相处，经济、文化密切交融最好的例证。纵观宋辽夏金时期，宋朝货币铸造兴盛，年号钱和国号钱为主流，且流布甚广，在辽、夏、金及西域、南方等民族地区都流行宋代钱币，即便是铸造本朝钱币，币面文字也多使用汉文。辽、夏、金以及回鹘都有本民族文字，其中有的不用民族文字铸钱，有的虽有民族文字钱币，但数量很少，流布不广，有的甚至只起到点缀作用。在西域地区带有民族文字的钱币，其文字中的“桃花石”“秦之王”，以钱币的形式明确地表示对中国的认同，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宋辽夏金时期货币作为经济交流的桥梁，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融合。特别是纸币的流通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为后来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这一时期对中原货币制度的接纳与融合，显示出各民族间经济和文化的密切关系，不仅体现了各民族政权对中原经济文化的认同与尊重，反映出中原王朝的经济实力和流通领域的权威地位，也显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经济制度上进一步整合的强烈愿望。

元朝是中国第一个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建立的王朝。元朝统治者大力吸收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兴学立教，尊经重儒；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土官，推行土司制度，设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事务，密切了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早在蒙古国时期，就创制了回鹘式蒙古文。至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命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用以“译写一切文字”，被称为“国字”，近代称为八思巴字。政府规定官方文书及碑刻、玺印、钱钞、牌符等使用新字。

成吉思汗时期，以白银为市贸流通，其后受宋、金影响，开始发行纸币。元世祖时期推出了“中统元宝交钞”。元朝的纸币流通经历了中统钞、至元钞、至正钞三个时期。这些纸钞皆以汉文为主体，名称和面值等皆用显著汉文大字标出，而八思巴字写于中间币值的两侧。元代的纸币在民族地区也多有发现。在西藏的萨迦寺发现了两张元朝的纸币。一张是“中统元宝交钞”，面值壹贯；一张是“至元通行宝钞”，面值贰贯。在内蒙古黑水城遗址也发现了元代的纸币。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伊拉里克乡（今属托克逊县），曾发现纸币“中统元宝交钞”。元朝全面推行纸币制度，范围扩大，在前期适应了商贸、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在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史上具有开创意义。但元中后期战争频繁，财政匮乏，政府滥发纸币以弥补财政亏损，以致通货膨胀，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元朝也铸金属钱币。在蒙古国时期曾铸“大朝通宝”，其形制仿中原钱币，文字为汉字。元世祖时铸行“中统元宝”，至元二十二年（1285）铸“至元通宝”。后元成宗铸汉文“元贞通宝”，元武宗铸有“至大通宝”和“大元通宝”。至大以后，各朝年号也都有铸钱。

元代钱币大部分使用汉字，但有的也使用八思巴字。所铸钱币面文为汉字楷书，背面有八思巴字，有的背穿上八思巴字书写的地支，用以纪年；有的背穿上、下分别为八思巴文和汉文数字，用以记值。这类钱币罕见，不似流通货币。元代又铸有一种四体文字合璧至元通宝大钱，一面有汉文“至元通宝”，背面有三种文字，穿上、穿下为八思巴字“至元”，穿右为察合台文“通”，穿左为西夏文“宝”。此钱可能是象征性货币，但其形制既具有中国主流文化特征，又有多民族交融的时代特色。

元朝货币流通的广泛性，打破了地域和民族的界限，促进了商品和资源的自由流通，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互补。元代货币在文字和设计上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元朝的纸币和金属钱币上，除了使用汉字外，还出现了八思巴字、察合台文和西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添加了民族文字色彩。这种多文字并用的现象，不仅展示了元朝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和尊重，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认同。这一时期的货币流通加深了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加强了文化认同和政治联系，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和发展，成为维护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纽带。

明朝货币制度复杂。明初使用铜钱，后钞、钱兼用，以纸币为主。明代发行了一种“大明通行宝钞”纸币，太祖洪武八年（1375）始造，次年发行。其印框高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是一种大型纸币。明朝也铸造金属钱币，共有十个皇帝铸过年号钱。因避讳太祖朱元璋之“元”字，明代所有钱币统称通宝，忌用元宝。

据文物部门的发掘和收藏情况统计，在当时的东胜卫（今内蒙古托克托县）遗址有明钱出土，目前已发现的品种有“洪武通宝”“嘉靖通宝”“万历通宝”、“弘治通宝”等，同时还发现有“大明通行宝钞”等纸币，证明蒙古族地区也流行明朝钱币。在新疆昌吉地区和阿勒泰福海县等地，都发现过内地包括明朝在内的多个朝代的钱币，还发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永昌通宝”。

不难看出，明朝在货币流通上依然辐射到边疆地区，显示出中原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表明了当时在货币文化上的融合和认同，为民族经济文化的交融提供了重要支撑，为继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清朝的货币以银、铜为主，大数用银两，小数用铜钱。银两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主币的作用。清朝顺治年间曾发行纸币钞贯。乾隆五十八年（1793）开铸新银币，有“乾隆宝藏”“漳州军饷”“军饷”“寿星银饼”等。清初时对外贸易顺差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中国人称外国的银元为“洋钱”。18世纪后英国向中国大量销售鸦片，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出现“银贵钱贱”的局面，货币制度混乱。清后期洋务运动时曾有机制制钱，发行过铜元、银元。

清朝铸造的铜钱多是汉文、满文合璧。清太祖努尔哈赤下令创制满文，后皇太极时改进，成为新满文。清代钱币正面是汉文，有不同的年号；背面是满文，左侧为“宝”字，右侧为钱局简称。汉文、满文合璧文字货币体现了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反映了对多民族文化的包容与认同。

清政府在新疆北部和内地一样，铸造流通制钱。在南疆则铸造“新疆红钱”。清政府自乾隆二十五年设立叶儿羌铸钱局铸造乾隆通宝开始，直到清末宣统年间库车局铸造宣统通宝背“库十”红钱止，红钱在新疆地区使用了150多年，但铸量不多。清政府对铸红钱形制作出规定，以紫铜为原料，钱呈红色，正面为汉文，背文用满文和老维吾尔文标注地名。新疆官钱总局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发行的老龙票纸币，正面及背面有汉文和维吾尔文。

清乾隆五十六年皇帝下诏书，允许西藏地方政府制造名为“九松西阿”的章噶银币。正面中央印有铸造年代的藏文。乾隆五十七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规定了在西藏铸造银钱重量、样式及与银两兑换比率。乾隆五十八年“乾隆宝藏”成为清政府铸造并流通于西藏地区的官方货币，其正面刻汉字“乾隆宝藏”，背面刻此四字的藏文。随着英国入侵西藏，英、印货币开始进入西藏，外来币种充斥市场。宣统元年（1909）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铸造银币和铜币。次年，清朝驻藏大臣联豫查封造币厂，重新铸造“宣统宝藏”银币大小两种、铜币两种。1913年地方政府又重新铸造藏币银币以及5种面额的纸币，加之外币涌入，货币十分混乱。

清政府通过铸造和发行统一的货币，宣示了包括西藏等边疆地区在内的经济主权，有利于国家财政的集中管理，还增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控力，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重要手段之一，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和贸易发展，为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趋向更加牢固的发展。

清末至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革时期。其中货币制度的变革尤为剧烈。主要表现为传统制钱的没落与机制币的崛起，并由此引发出深刻的社会变革。

北洋政府时期推行以银元为主，银元、铜元和纸币并用的货币制度。政府为整顿币制，实行“废两改元”。1914年颁布《国币条例》十三条，确定以银元为中华民国货币，定名为圆，实现了中国的银本位制度。据此开铸一圆银币，币面镌刻袁世凯头像，俗称“袁大头”。“袁大头”面值稳定，其规格、成色和重量都有严格的规定，实现了货币的统一和规范化，抑制了国内乱制银元的现象，增加了货币的流通量，抵制外国银元，维护国家货币主权，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推动了中国货币制度的现代化进程。

民国时期，国家银行和一些商业银行等皆发行各种纸币。纸币的设计上也出现了新的元素，但始终保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民国时期货币制度的演变经历了从传统制钱到机制币、从金属货币到纸币的转型过程，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然而纸币的滥印造成物价上涨，纸币贬值。1932-1935年，南京民国政府对货币进行大幅度改革，推行“法币”政策，金属作为货币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实现了货币现代化，客观上促进了社会上对中华民族一体性的认同。不久法币发行恶性膨胀，急剧贬值，很快退出流通领域。1948年发行金圆券，其膨胀速度更快，货币极度混乱，民不聊生。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统一货币，稳定金融秩序。政府发行人民币，成为全国的统一法定货币，其流通和使用广泛覆盖到边疆和民族地区，彻底结束了货币混乱现象，为促进经济发展，安定民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受到各族人民群众的热烈称赞。

70多年来，中国共发行了五套人民币。新中国日益完善的货币制度，为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和新中国的建设，为改革开放、建立稳定的经济秩序、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可靠的金融保障。

人民币币面内容非常丰富、深刻，有国家领导人肖像、名胜古迹、民族图案等。以100元人民币为例，正面为人民领袖毛泽东的画像，背面为人民大会堂，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举行政治、外交、文化活动的场所。两面的图案反映了全国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领袖、热爱祖国的统一意志，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和团结。

新中国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各民族语言、文字得到尊重，在人民币上也得到充分体现。人民币正面为汉文，背面有少数民族文字。1948年12月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1955年3月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都有少数民族文字。在1962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中，背面使用蒙古、藏、维吾尔、壮四种民族文字，内容为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面值。从此人民币中四种少数民族文字便固定下来。第五套人民币上的民族文字设计更趋合理，少数民族人民识认人民币极为方便，同时也增强了美感。这一设计主题既体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又反映了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关怀，显示出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多样性和统一性。这种文化认同有助于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和稳定，集中体现了党所倡导的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显示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丰富内涵，从政治高度诠释了中国政府注重民族和谐和睦的基本国策，使得多民族国家的属性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明确清晰地体现在人民币这一“国家名片”上，为中华民族共同体长期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撑。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币信誉度和坚挺性不断提高，被广泛用于国内外贸易的结算和支付，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更加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

通过以上对中国货币流通历史脉络的耙梳，可以概括出以下有价值的认识：

1.中国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中国至少在商代中晚期已经使用金属铸币，距今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世界古代钱币大致可以分为两大体系，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钱币体系，另一个是以古代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钱币体系。西方最早的金属铸币铸造相当于中国春秋中期。中国钱币有文字，币文多记币值、年号及地点等，既有东方的文化属性，又便于流通使用，展现了独特的文化魅力。中国最早使用纸币，北宋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中国对世界货币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2.中国的社会发展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以汉族为主体，紧密结合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中国货币的发展正好反映了这一发展趋势。自秦汉时期便发挥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优势，统一货币，影响全国，包括少数民族地区。此后，无论是全国统一时期，还是政权并立时期，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发挥了主干作用，在钱币方面也起到主流作用，促进了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和密切交流，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3.在中国多个政权分立时期，如三国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十国和宋辽夏金时期，各王朝都认同“中国”，在货币上或直接使用中原王朝货币，或虽采用中原货币的形制但自制货币，铸造了圆形方孔钱，币面使用汉字，都体现出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先进性、引领性和主流地位，以及对各民族地区的强大影响，凸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根基。这表明即便在王朝分立时期，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在商贸金融领域仍然保持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同时也显示出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4.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一些民族先后创制了民族文字，反映出多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在一些民族地区的货币上出现了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合璧的货币，反映出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其中有的为局部流行，有的带有民族文化的展示性质，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构成特征。这些地区主要流行的依然是中原地区的汉文钱币，带有民族文字的钱币皆未成为当地主流货币。清代在全国流行的汉文、满文合璧钱币，既突出了汉文的主干作用，又显示了作为统治上层的满族的重要地位。多语文合璧的钱币是中国金融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反映出在金融领域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密切联系，凸显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5.丝绸之路是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两千年来一直是中国对外商品交流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多种文化交流互鉴的地带。地处丝绸之路交汇之地的新疆一带成了连接东西方的要冲，也是东西方两大钱币系统相互影响、交流之地。这里既流行中国圆形方孔汉文钱币，又有多种其他民族文字钱币，在钱币图案、形制、制造技术、币文等方面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色，展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之美。特别是汉文与其他民族文字如佉卢字、龟兹文、粟特文、察合台文合璧的钱币，更表现出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体现出多语言的接触、多文字交融的特点。丝绸之路造就了西域一带东西交汇的钱币风采，而这又推动着丝绸之路一带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交流。

6.中国货币的发展历程悠久，且连续不断；从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以及纸币的出现，在形制上不断创新；中原王朝货币起到了引领、规范、整合的作用，最后趋向于统一；多种货币种类、多个民族地区、多种民族文字，体现了货币的丰富多彩；通过货币作为交换媒介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的合作与交流。这从货币的角度展现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从货币的角度可以深刻地认识到，保持国家的长期稳定，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人民的高度共识。在新时代，更要发挥人民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作用，加强人民币流通中的民族团结宣传，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