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年的十月十四到十七日，额敏和卓率领着“回民大小一万余口” 陆续起程，在清军护送下，东迁戈壁，先到达哈密清军屯区塔勒纳沁（今哈密市伊州区沁城乡）过冬。由于途中伤病等损失，抵达塔勒纳沁时，当初离开的万余人口，此时只剩余2389户，9273人。
当时负责撤军、东迁工作的宁远将军查朗阿向雍正建议：“请将吐鲁番回众，在肃州所属王子庄安插”。王子庄，位于肃州城北100里处，也就是说要将额敏和卓等人与先前安置在肃州的托克托玛木特等600余人安置在一起。
但清廷在廷议，也就是廷臣会议时，已令时任陕甘总督的刘于义，对额敏和卓及其部众的安置之地进行了详细勘察选择。综合了各方面的情况后，雍正拍板决定：对于额敏和卓这样心向中央朝廷的土著首领，既然要安置，那么就一定要选择水土丰饶、气候和煦之地，而“肃州之王子庄，水泉甚少，可垦之地不敷回民耕种。查瓜州地土肥饶，水泉滋润，气候亦和，与回民原住地方风景相似，且现在开垦所种之地，甚为宽阔，足资回民耕收，由塔勒纳沁迁至瓜州，路不甚远，可免跋涉之劳。”因而决定，“将吐鲁番回众即于瓜州安插”。
也就是说雍正所考虑的，首先是水土是否丰饶的问题，其次还有“与回民原住地方风景相似”的问题，这样更便于迁入者适应。最后还有路途远近的考量。
瓜州的地理地貌与吐鲁番极为相似
今天的瓜州为酒泉市所下辖县，与新疆的哈密市相连，西汉时期属敦煌郡，唐改名为瓜州，乾隆二十四年更名为安西府，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为安西县，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唐代的瓜州一名，更名为瓜州县。而你如果恰好去过吐鲁番，也去过瓜州的话，就会发现，瓜州的地理地貌的确与吐鲁番极为相似，大概除了夏季的瓜州没有吐鲁番那般炎热之外，很多地方简直像是一个模板里复刻出来的一般。这对于远离故土的额敏和卓及吐鲁番百姓而言，多多少少会有一种似乎仍在故土的心理慰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雍正考虑的，不可谓不细致。
这样，额敏和卓众人，于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春，终于迁徙至甘肃瓜州。据《重建瓜州新志》记载，因沿途颠沛流离，抵达瓜州之时，人口已减少至8013人，人口损失了五分之一左右，加上后面又陆续到达的一些人口，共2389户，9264人，落户于瓜州。
额敏和卓率众东迁路线
我们在阅读这些清代史料时，有人可能会有疑问，额敏和卓与其率领的吐鲁番当地百姓，明明是维吾尔族，为什么会被称作“回”“回民”“回子”“回众”呢？在清代史料中，所出现的“回部”“缠回”又分别指的是什么呢？
在整个清代，对新疆并没有今天南疆北疆的叫法，而是将新疆称为“回部”和“准部”。所谓“南回北准”。
“准部”大致是指北疆的乌鲁木齐以西区域，这个比较好理解，因为是准噶尔部的活动区域，而南疆则被称为“回部”。
而南疆之所以被称为“回部”是因为在清廷的观念中，所有以信仰回教（伊斯兰教）为主的、并以农耕为主的民族，都属于“回”，而不是今天回族的意思，因此维吾尔族所聚居的南疆便被称之为“回部”。而无论是“准部”还是“回部”，都是一个地理概念。
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样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体的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游牧民族，往往会被清政府单独称作哈萨克、布鲁特，而不算入“回部”的原因。
那么清政府又如何在称呼上区分维吾尔族和今天的回族呢？在清代的史料中，称呼今天的回族人为“汉回”，而维吾尔族人则被称为“缠回”。今天的回族人之所以被称为汉回，一方面是因为和汉人的体貌特征一样，一方面清代乃至民国对回族的认定都比较粗放，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个单独的民族，而是认为回族不过是信仰回教的汉人而已。至于维吾尔人被称为“缠回”，则是来自于头上裹缠的头巾。
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些称呼是历史上形成的，在清代并无任何贬义，只是中性的名称。
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看清代史料中出现了“回”“回人”“回子”“回民”“回众”等名词时，就一定要联系上下文的关系加以判断。而有时候，清政府也会以地域、教派等来区分不同的“回”，如吐鲁番回子或回民（吐鲁番维吾尔族）、库车回子或回民（库车维吾尔族）、老教回子或回民（格底目、虎非耶等门宦回族）、新教回子或回民（哲合忍耶门宦回族）、撒拉回子或回民（撒拉族），以及浩罕回子与安集延回子（均为今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人）等等。
所以额敏和卓在清代史料中也被称作“回目”（吐鲁番回众头目），吐鲁番的维吾尔族也因此往往被称为“回子”“回民”“回众”等。
清代文献中所绘制的“回”
就在额敏和卓东迁启程之时，雍正降旨，封额敏和卓为“札萨克辅国公”，而当额敏和卓抵达瓜州后，清政府正式给他颁发了札萨克印信；其下头目，分次四等，按照对藩王土司的惯例，分别授于正、副千户职衔。各自分领部众，散居各个堡中。
安顿下来后，清政府为吐鲁番维吾尔人建立了八旗牛录组织，作为地方政权正式纳入国家管理体系。据《皇朝藩部要略》记载：“编旗队，置管旗章京，副管旗章京、参领、佐领、骁骑校各员，如哈密例。”清政府派理藩院部郎二员、笔帖式二员办理事务，编审户籍，为清朝的政治代表。
“八旗”大家都比较熟悉，而“牛录”，则是八旗制下的基层单位。早期每一牛录辖十人，以后所辖丁壮数逐渐扩大到三百人，设统领官一人，称“牛录额真”。“牛录”意为“箭”，而“额真”，便是汉语之“佐领”。
按照清代的八旗制度，五个牛录为一个“甲喇”，汉语意为“队”，首领叫甲喇额真，即汉语之“参领”；五个甲喇为一个固山，汉语意为“旗”，首领叫固山额真，汉语意为“都统”；每个固山设左右两个梅勒额真，即副都统。这样的话每旗原则上是包含二十五个牛录，共计七千五百人。不过在实际中，每旗的牛录数量往往都不固定。
那么额敏和卓被封的扎萨克辅国公，又是怎样的一个爵位呢？
清朝爵位主要分为宗室爵位、异姓功臣爵位和外藩蒙古世爵三个系统，额敏和卓所受的爵位，包括后来维吾尔族中所有被封爵的功臣，则都是走的外藩蒙古世爵系统。
外藩蒙古世爵系统共分为7个级别，辅国公这个爵位属于第六级。
往上第五级为镇国公；第四级为贝子；第三级为贝勒；第二级为郡王，第一级为亲王，当然也有额外加封的所谓双亲王，以示特别的恩宠。
那么什么又是“扎萨克”呢？
“扎萨克”源自蒙古语，源于“扎撒”（法令）一词，意为“支配者”、“ 尊长”、“执政官”。简单来说，清初满蒙联盟，共打天下的时候，满人采纳并改造了蒙古人已有的扎萨克制，首先将漠南蒙古整编为各扎萨克旗，每旗置札萨克一人，掌一旗政令，统领部众，以蒙古贵族充任。各扎萨克旗受清政府理藩院与将军、都统节制。并派遣官员进行协理。
表现编为扎萨克旗后，维吾尔族官兵的绘画
与其他行政体制最大的不同在于，在札萨克旗首领的封地内，扎萨克旗首领对本旗所属的牧场、田产、山川、林木等财产拥有所有权，无需向政府缴纳赋税。札萨克旗首领世袭产生，但需报中央政府批准，而首领对所属的子民，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唯一需要向国家承担的义务，则是在战时承担兵役和提供军需。
一般而言，中国历史上对于边疆地区的行政架构，大都与内地不同，比如汉唐时期，我们熟知的都护府制。而清代的行政架构则更为多样，除了内地传统的郡县制之外，还有扎萨克制、军府制、噶厦制等等，这一点在新疆体现的最为典型，是军府制、郡县制、扎萨克制和伯克制并行。
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清军进剿噶尔丹，哈密的维吾尔首领额贝都拉首先率众归附清廷，并在一年后擒获噶尔丹之子塞卜腾巴尔珠尔等人，当时的清政府就在哈密实行了扎萨克制。
而额敏和卓被封为扎萨克辅国公，也就标志着吐鲁番维吾尔族就此也建立了扎萨克制。
额敏和卓率近万人迁居到瓜州之后，清政府已令当地官员开垦土地三万余亩，同时建了五个堡，以进行安置。
堡，很多人念做堡垒的堡（bǎo），这显然是错误的。这个字在现代汉语中共有三个读音，分别为“bǎo”“pù”和“bǔ”。其中“bǎo”的意思是指砖石垒砌的军事设施。
在西北地区，通常以“堡”字为地名的，大都念做“pù”，比如乌鲁木齐的国际机场地窝堡，乌鲁木齐前往吐鲁番途中经过的柴窝堡等等，都念做“pù”。这个读音来自于铺子的“铺”，指的是驿站。
而“bǔ”指的是有城墙的村镇，也泛指村庄。在吐鲁番，人们通常将这个字念做“pǔ”，实际上也是有问题的。很显然，清政府给吐鲁番维吾尔族百姓所修的，不会是军事堡垒，更不会是驿站，而是带有城墙的村镇，也就是相当于城寨，今天在瓜州，这些堡的城墙大都依然存在，因而按照现代汉语规范的话，吐鲁番维吾尔百姓所居住的五个堡，只能是念做“bǔ”。
今天瓜州头堡所残存的城墙
今天瓜州头堡所残存的城墙
这五个堡的居民安置，也是按照维吾尔老百姓原先在吐鲁番所居住的村镇来划分的。如最大的是头堡，安置鲁谷沁（今鄯善县鲁克沁镇）与泗尔堡（今鄯善县鲁克沁镇斯尔克甫）两地的居民1017户，4064人。作为最初的鲁克沁维吾尔人首领，额敏和卓便居住在头堡之内。
今天的瓜州头堡遗址
除此之外，二堡安置哈喇火洲（即喀拉和卓，今属高昌区二堡乡）、木尔兔（今高昌区胜金乡木头沟）居民；三堡安置苏巴什（今属鄯善县吐峪沟乡）、勒木丕（今属高昌区恰特喀勒乡）、勒木津（今鄯善县连木沁镇）、小阿斯塔纳（今属二堡乡）、皮䩞（今鄯善县辟展乡）、述桂（今鄯善县树柏沟）居民等等。
所有东迁人员按照级别与人口多寡分配房间、牲畜、农具及生活用具等。比如额敏和卓的级别最高，被分配有“耕牛四只，骡四头、乳牛四只，羊八十只，大锅二口以及锄头、犁、铧、镰刀、簸箕、水桶、旱磨等等生产生活用品若干。
除了不用缴纳赋税之外，清政府还给这些维吾尔族老百姓借给种子、口粮、银两等，其实说是借，但由于传统的粗放式耕作等原因，每年都收成欠佳，所借的种子、口粮、银两等基本是难以清还，而清廷的原则是还不了就一概豁免，所谓“俾（使）回民永沾实惠”，同时再借给新的种子与口粮进行接济。
就这样，额敏和卓和其率领的吐鲁番维吾尔百姓在瓜州，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廷平定准噶尔部进入了关键的一年，额敏和卓奉命率属下300壮丁进疆参战。这一次，阔别家乡二十余年的额敏和卓再次踏上了故土，而就是这次进疆参战，也使得额敏和卓决定返回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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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羽新 著《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曹尚亭 编著《吐鲁番五千年（中卷）》[M]新疆大学出版社2007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雍正朝卷 乾隆朝卷一》[M]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
田卫疆 主编《吐鲁番史》[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钟兴麒 王豪 韩慧 校注《西域图志校注》[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王希隆《关于额敏和卓的几个问题》[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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