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0年第3期
朱玉麒
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是清代西北历史地理学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通常的记载以龙万育撰序的时间为依据，认为《西域水道记》刊刻于道光三年（1823年）。日本学者榎一雄最先考察出邓廷桢序文的署衔是判定《西域水道记》刊刻年代的标准，因此推测其最早的刻版印行年代是在道光十五年至十七年间（1835～1837年）。笔者根据《西域水道记》的引文内证，推翻道光三年说；又据徐松与李兆洛的通信外证，确证《西域水道记》最初刻成于邓廷桢任两广总督的道光十九年（1839年），它反映了徐松、邓廷桢等道光时期的知识群体敏感的学术经世意识。
在清代西域历史地理学的成果中，徐松（1781～1848年）的《西域水道记》是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道光以后的清代后期，《西域水道记》与其另外两部西域著作《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一起，以“大兴徐氏三种”或“西域三种”、“徐星伯先生著书三种”等名称流传遐迩，《西域水道记》无疑是这三本书中的翘楚。
但是，《西域水道记》这一早在徐松遣戍期间（嘉庆十七年至二十五年，1812～1820年）就已经写就初稿的著作，[1]最早刊刻流传的时间却一直没有得到准确的认定。
在通行的《西域水道记》刻本上，没有版刻的时间牌记。这样的情况下，版本学角度的讨论一般会退而寻求著作的序跋和题词等撰写时间作为旁证。在《西域水道记》卷前的三篇序言中，明确标注写作年代的，只有龙万育的序文和徐松的自序，前者题为“道光三年锦里龙万育叙”，后者署曰“道光初元日南至，徐松撰”，日南至是冬至的别称，
是蓟字的古体，代指徐松占籍顺天府大兴县地方的旧称。在这两个年代中，龙万育序文的时间更晚一些，因此《西域水道记》的刊刻年代被认定为道光三年（1823年）。[2]——作为该书最流行的版刻年代说法，不仅大多数的图书馆在关于馆藏该书的目录中都作这样的著录，有关徐松及其西北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著也大率这样记述。即使是比较审慎的论述，能够将道光三年序作年代与版刻年代分开，但也还是根据了龙万育的序文时间，而将《西域水道记》的版刻推断为距道光三年不太久的“道光初”。[3]
一般而言，序文的年代确实多与刊刻的时间相近。但也有例外，至少《西域水道记》是不能根据龙序来确定其版刻时间的。龙万育为《西域水道记》所写的序文记载：
余既椠《方舆纪要》书成，……嘉庆丁丑岁（二十二年，1817年），谪戍伊犁，与旧友太史徐星伯先生比屋居，见先生所撰《伊犁总统事略》及《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叹其赅洽。先生又出其《西域水道记》草稿数卷。余方为迻书，而先后赐环归京师。松湘浦先生奏进先生所撰《事略》，御制序文，付武英殿施行。好事者又争为刊《新疆赋》、《汉书补注》，将以次开雕《水道记》。先生以此记定本余手写也，因问叙于余。[4]
龙燮堂，字万育，成都人，生卒年不详。曾经担任甘肃分巡西宁兵备道，后以事遣戍伊犁。晋昌的《西域虫鸣草》卷末，[5]有龙万育《读〈西域虫鸣草〉》二首，可知其确曾遣戍伊犁，在伊犁将军晋昌（嘉庆十四年至十八年在任）的幕府与徐松同事。书商是龙万育的重要社会身份。徐松的《西域水道记》请龙万育为序，一方面是因为龙氏是这部草稿的誊清者，另一方面，也包含着要请龙万育刻印该书的动机。但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龙万育并没有在写序的道光三年前后刻印《西域水道记》，直到相隔十六年之后，才由邓廷桢（1775～1846年）完成了这项工作。
这一根据龙万育卷首序年比定刊刻时间的错误，最早由日本学者榎一雄予以纠正。他本人在最初的研究中也沿用了道光三年的旧说，[6]但紧接着便提出了被人忽视而令人信服的重要证据，即排列在《西域水道记》最前面的邓廷桢序文的署衔是判定其刊刻年代的标准。邓廷桢的序文没有标明写作的时间，因而被寻找刻版标记者所忽略。但是他所署的官衔“赐进士出身、荣禄大夫、总督两广等处地方、前编修国史馆总纂”引起了榎一雄的注意，联系到卷首英和题词“十年心力谁鉴之？梨枣流传赖吾党”下的注语“邓嶰筠制军为镂板于粤东”，则由邓廷桢刻版于两广总督任上的事实就完全可以得到肯定。
邓廷桢任两广总督的时间是在道光十五年至十九年之间，这在《邓尚书年谱》中也有明确的记载：
十五年秋九月，擢两广总督，冬，入觐。
十九年冬十二月，林公调任两广，公总督两江，以次年元旦受代。[7]
根据《西域水道记》的署衔，我们将《西域水道记》最早的刻版印行年代确定在道光十五年至十九年之间。《邓尚书年谱》选择了一个中间的年代——“道光十七年”下记载这一事件：
公在粤曾刻同年友大兴徐松《西域水道记》五卷，并为之序。见原书吉林英相国和题词。[8]
在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做旁证的情况下，这显然是比较审慎的态度。
但是，榎一雄则根据道光十七年之后邓廷桢忙于禁烟运动而无暇他顾，推断这一刻印书籍的文治之功应该在两广总督任期内事务相对较少的前半期，即道光十五年末最多至十七年末这一期间。[9]
《西域水道记》不是道光三年刻成的内证，是该书本身的文字内容有许多出自道光三年之后很久。如在《星伯先生小集》中，收录了徐松的《天山客话跋》：
北江先生自塞上归后十有一年，余亦戍伊犁。余居彼中八年，曾奉檄回疆，又纂成《识略》，自谓蒐辑粗具梗概。今读先生所著《天山客话》，尚有数事，余未及收录者。先生居伊江仅百日，而见闻赅洽如此，前辈精力过人，博闻强识，于此足见一斑矣。道光甲午（十四年，1834年）后学徐松识。[10]
洪亮吉（1749～1805年）作为先期遣戍伊犁的学者，其相关研究和创作，在徐松《西域水道记》的撰写中，显然是重要的关注对象。该书卷三征引的《万松歌》、卷五征引的《净海赞》，可以看作是徐松早就读到的洪亮吉诗文。但据上引文，其读到《天山客话》则是在较晚的道光十四年，而《西域水道记》刻本卷四“巴勒喀什淖尔所受水”中，就引用了一则《天山客话》的记载：
磨河者，乌里雅苏图水也，当广仁城西，三泉并发，南流经沙梁西，由其南分为二支。东支东南流，经中营头屯地南、塔勒奇头屯地北，果子沟水来汇，是为磨河。《天山客话》云：“绥定河出墨花鱼。”余访土人，盖磨河所产，是曰磨河鱼，音讹墨花也。[11]
根据这一点，可以判定刻本应在道光十四年之后。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还能够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作为刻本底本的《西域水道记》四卷本（善本编号SB3869）。这是由徐松原藏的道光初年誊清本，其中夹杂着誊清之后不断加入的一些笺条内容，这些内容目前也已经在刻本中反映出来。有两条笺条上写着“沈抄本”的字样，据笔者考证是指沈垚参与《西域水道记》修订时所用的抄本。沈垚（1798～1840年）在道光十五年才进京识荆徐松，并开始帮助他整理西域文稿，今《西域水道记》中已经汇入了沈垚的修订成果，因此刻本的年代就更应在道光十五年之后了。[12]
三、《西域水道记》当刊刻于道光十九年
笔者对榎一雄考证《西域水道记》的刊刻年代在邓廷桢担任两广总督期间的结论极为认同，因此根据校订《西域水道记》中的文字记载提供如上的内证。而事实上，刊刻的年代还可以通过徐松与同时代人的交游往还通信得到进一步的外证。
在初步的考证中，笔者曾论证李兆洛（1769～1841年）是徐松同年进士中的知交，也是当时知名的地理学家。李兆洛留下的数封与徐松的信件，都是互相交换著述信息并且南北代购、抄写相关书籍的内容，因此二人出书，必在第一时间南北传递赠送给对方。李兆洛在《养一斋文集》所载道光十七年九月的《与徐星伯书》中，论及有关西域方面的著作时称：
鹤皋先生《西陲要略》、《西域释地》两书已刊布，先生想见之，甚有条理，可宝贵。深惜先生《新疆志略》一书遂晦其名耳。近时所欲述造，已有成者否？成则幸以见寄，冀及未死而见之也。可附刻者，即当商刊之也。[13]
信中的“鹤皋先生”指祁韵士（1751～1815年），江苏学政祁寯藻（1793～1866年，字淳父）之父，曾于嘉庆十年因户部亏铜案遣戍伊犁，十三年释归。其《西陲要略》、《西域释地》作为沿革地理研究的专著，在其身后由祁寯藻为之付梓行世。这两本书以篇幅的精简与内容的集中而优胜于前此松筠修、徐松所纂内容庞杂的政书体《新疆识略》，自无问题；但如果与体大思精、结构缜密的《西域水道记》相比，则又当相形见绌。李兆洛没有将《西域水道记》与祁韵士的同类著作相比，显然在道光十七年九月尚未见到该书。从书信内容可知，李兆洛也了解徐松《西域水道记》的撰述已成而未刻的情形，因此会提出“可附刻者，即当商刊之也”的建议，在当时作为暨阳书院山长的李兆洛还是可以借重祁寯藻的实力而让徐松的名山之作得以刊行，但是实际的情况是道光十七年的这个“商刊”“附刻”最终也没有实现。
由以上信件的记载，笔者推定《西域水道记》的刻版时间恰恰与榎一雄相反，而认为应该在邓廷桢任两广总督的后期——道光十七年末至十九年末之间。[14]
最近，笔者又得以通过新发现的李兆洛《与徐松书》，确证前次的推论，并进而推断更为确凿的版刻印行年代在道光十九年。
同治元年（1852年），湖南醴陵的读书人吴德襄（1828～1909年）在京师琉璃厂的书摊上购得同时代人给徐松所书信札数十通，装潢成册，遍邀当世师友题跋赋诗，并于光绪末年付诸剞劂，以《大兴徐氏同人书札》行世。[15]李兆洛的《与徐松书》（笔者拟题）是《大兴徐氏同人书札》中的第一封，说的正是他接到徐松赠送《西域水道记》的事：
星伯先生同年阁下：奉到《西域水道记》之赐，读之快慰，是诚超奇于郦氏之外。西域常在版图，此为鸿濛之辟。即有分析，尤为伯益之经矣！如此奇书，当吾世而得见之，何其幸乎！所寄《舆图历代》套印写本，比已卒业，俟装池竟，即可奉呈，须后有便耳。为淳父学使刻《说文系传》成，并刻小徐《篆韵谱》，以成小徐全书，附以校勘记，大抵岁内尚未能断手也。闻京师近时印武英殿宋辽金元四史，兆洛故藏尚缺《元史》，能为购一部，是所望也。该价示知，即寄缴。藉承兴居，不一。兆洛手状。九月三日。[16]
信中所记“为淳父学使刻《说文系传》”，即《重刊景宋本说文系传》。是书前有道光十九年九月江苏学政祁寯藻叙，末有李兆洛跋。李跋云：
道光戊戌之岁（十八年，1838年），淳父先生祁公奉命视学江苏，其驻节在江阴县，而兆洛适为其邑书院主讲，以同馆，故得奉谒先生。先生见即问小徐《说文系传》行世者何本，别有佳本否。……先生立命往借之，至即勼工梓之，命兆洛为之校理，阅一年，刻成。[17]
据此题跋的记载，则李兆洛《与徐松书》记载“为淳父学使刻《说文系传》成，并刻小徐《篆韵谱》，以成小徐全书，附以校勘记，大抵岁内尚未能断手也”的时间，正是校刻《说文系传》垂成之际，即道光十九年的事；书札之作，亦系该年九月三日。
综上所论，《西域水道记》刻成于邓廷桢在两广总督任上最后一年的道光十九年。虽然这一结论推翻了以往道光三年的说法，而使徐松《西域水道记》在道光年间实际的影响比我们的预期晚了很多年。这虽然是一件略感遗憾的事，但这一名著屡屡推迟刊刻的事实，反而更使我们了解到清代西北历史地理学兴起的坎坷历程。笔者前此曾经对邓廷桢忙碌于海防前线而刊刻塞防著作的动机给予评价：“邓廷桢在鸦片战争发生的前夜刊印西北边塞的地理书，除了邓、徐之间的个人交谊之外，更应关注的是知识界的精英对于来自西方挑战的预感。这种危机感的认识是全方位的，就遥远的海防前线刊印《西域水道记》一事，便可见他们——嘉道之际的知识界，对于世界的认识也远远超出了同光之际发生‘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后来者。”[18]道光十九年《西域水道记》的刊刻与西北历史地理学在此前后的兴盛，不仅仅是一门新兴学科的出现对乾嘉学术的传统延伸，它也真实地反映了清代文士群体在强邻环伺的世界格局中以学问经世的政治敏感。
滑动查阅注释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编校：王常兴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微信：西域研究
邮箱：xyyjbjb@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