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史地】赵梦涵 | 抚柔殊俗：唐与突骑施关系研究

2011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发掘一座唐墓，内有一方《唐故突骑施王子志铭》。志主突骑施王子光绪为苏禄可汗之孙、奉德可汗之子，他于永泰元年（765）在长安去世。墓志记载这位王子“少自绝域质于京师，缅慕华风，遂袭冠带”，“皇家抚柔殊俗，亦以交河公主降也”。“抚柔殊俗”正是唐与突骑施关系由陌生发展至友好、协作，交往交流交融愈发频繁的生动写照。此外，该墓志将突骑施追为“乌孙之后”，这与传世史籍中常将突骑施视为“突厥之臣”的观念不同。

传世史籍常将突骑施视为突厥族群的一员，哥舒翰即为典型一例。史载哥舒翰是“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但他常被时人认为属于突厥集团。最著名的是《旧唐书·哥舒翰传》所载哥舒翰与安禄山的一段对话：

翰母尉迟氏，于阗之族也。禄山以思顺恶翰，尝衔之，至是忽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翰应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禄山以为讥其胡也，大怒，骂翰曰：“突厥敢如此耶！”

此事发生在天宝十一载（752），突骑施已进入内乱时期，史载：“百姓又分为黄姓、黑姓两种，互相猜阻。”而突骑施的第二任可汗娑葛便是死于抵抗后突厥默啜西征的战争之中。为何这一时期唐人仍认为突骑施是突厥？为何在永泰元年（765）撰写的突骑施王子墓志中又将突骑施描述为“乌孙之后”？这涉及唐对突骑施的认知、策略等问题。

突厥史研究有其自身难点所在，难点之一便是史料较少。自18世纪突厥如尼文碑铭被发现以来，东突厥研究便与西突厥研究逐渐分化。东突厥研究主要以突厥如尼文碑铭为材料，探讨古代突厥如尼文的语音、语法、词汇等问题，倾向于语言学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如尼学。自19、20世纪之交汤姆森、拉德洛夫等学者解读突厥如尼文碑铭以来，虽还有一些细节问题聚讼纷纭，但碑铭解读已大体完成。相较于东突厥研究成果的丰硕，西突厥研究则稍显落寞，原因之一便是西突厥相关出土文献较少，除部分突骑施、葛逻禄钱币外，几乎没有其他新的出土材料问世。因此西突厥史研究所依赖的只能是中外史籍中的相关记载。突骑施发迹于西突厥故地，史称其为“西突厥之别种也”，《旧唐书》《新唐书》将《突骑施传》系于《突厥传》之下。此外，《通典》《太平寰宇记》等史籍有专章记述突骑施史事，《册府元龟》中散见突骑施朝贡等记录，《唐大诏令集》中有相关敕令等。出土文献方面，吐鲁番文书记载了唐与突骑施的马匹贸易，突厥如尼文碑铭中有后突厥与突骑施战争的记载。但总体观之，突骑施相关史料不仅较少，还存在着各时段分布失衡的问题。吴玉贵认为：突骑施的历史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乌质勒、娑葛统治时期（690—711），苏禄统治时期（715—738），分裂时期（738—780？）。其中第一、二阶段记载较多，而突骑施分裂时期的史料较少。成书较早一些的《通典》《旧唐书》对于突骑施的记载于吐火仙可汗被挟入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处止。《新唐书》在此基础上对于突骑施湮没无名的原因补足了一段百字左右的集中记载，极为简略。

研究成果方面，薛宗正《突骑施汗国的兴亡》将突骑施发展与湮没史籍的过程放置于多个势力竞逐中亚的大环境中考察，被认为是“近数十年来国内研究突骑施的唯一的一篇颇具分量的专题论文”。著作方面，林幹等人的著作中均有专章简述突骑施历史，但未有专著出现。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内藤绿所著的《西突厥史研究》一书对于突骑施的崛起过程有富有创见性的详尽分析，应引起重视。本文拟在上述史料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的内容分析与诠释入手，以唐与突骑施的互动为线索，探究唐与突骑施的关系。

西突厥主要由左、右两厢部组成，碎叶川以东的称五咄陆部，碎叶川以西的称五弩失毕部，合称“两厢十姓”（亦称“十箭”）。突骑施也记作“三姓突骑施”，是左厢五咄陆部之一。平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之乱（651—658）后，唐朝调整西域军政体制，册立室点密系的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步真为可汗，分主碎叶东西。此外，唐还在西突厥故地广设羁縻府州，“又分其种落，列置州县。以处木昆部为匐廷都督府，以突骑施索葛莫贺部为嗢鹿都督府，以突骑施阿利施部为絜山都督府”。但龙朔年间（661—663），唐逐渐失去对天山以北地区的控御。

突骑施的崛起与龙朔以来西突厥十姓破散以及吐蕃、后突厥等接连进据西域有关。《资治通鉴》垂拱元年（685）条载：“初，西突厥兴昔亡、继往绝可汗既死，十姓无主，部落多散亡。”这一时期，吐蕃、后突厥等接连进据西域。《大事纪年》记载，垂拱三年（687），吐蕃兵赴“龟兹之境”，直至永昌元年（689）才返回吐蕃辖境。面对吐蕃入侵西域的态势，唐曾一度罢弃四镇。吐鲁番文书《武周延载元年（694）氾德达轻车都尉告身》记载：“准垂拱二年十一月三日敕金牙军拔于阗安□□勒碎叶等四镇。”“拔”，现学界一般认为是“对安西四镇的一次主动放弃”。为加强对天山以北地区的控御，唐在濛池、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步真死去二十年之后在西突厥十姓再度施行羁縻制，于垂拱元年（685）、二年（686）先后册封弥射、步真之子元庆、斛瑟罗为昆陵、濛池都护。但元庆、斛瑟罗二人无力号召西突厥十姓残部，对于西域局势也了解不足。元庆很快败于吐蕃，斛瑟罗也于天授元年（690）末携六七万族人返回唐廷。斛瑟罗返回唐廷的原因可能正是突骑施崛起于西突厥十姓故地。

突骑施“尝屯聚碎叶西北界”，这一时期很可能已进据碎叶，史称“稍攻得碎叶”。后突厥的阿史那元珍在征讨突骑施的战争中死去，之后的“骨咄禄，天授中病卒”。据此推测，阿史那元珍征讨突骑施的时间可能是垂拱年间，而后突厥与突骑施征战的焦点可能正是碎叶。长寿元年（692），唐“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而还”。由此推测突骑施或许在唐克复四镇的过程中有所援助。

后突厥默啜可汗即位后沿用前代可汗骨咄禄的策略，积极扩张。后突厥于圣历二年（699）再次入侵天山以北地区，目标仍是碎叶。碎叶位于葱岭以西，是西突厥腹心之地，曾是西突厥五咄陆与五弩失毕部落的分界之地。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建牙之千泉、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建牙之南庭、阿史那贺鲁建牙之千泉、阿史那都支建牙之地皆是碎叶。而“圣历中，突骑施首领嗢禄州都督乌质勒移衙于碎叶”，可见突骑施又一次“克复”了碎叶。久视元年（700），唐廷再次任命阿史那斛瑟罗为“平西军大总管，镇碎叶”。但是斛瑟罗在西突厥故地进行残酷统治，不能服众，最终被突骑施乌质勒所逐，再次带领全族奔唐。西突厥阿史那氏至此衰落，突骑施崛起于西突厥故地。

至此，传世史籍中第一次出现了突骑施“入见”唐廷的记载。圣历二年八月，“突骑施乌质勒遣其子遮弩来朝”。但史籍中并未留下唐对突骑施的观感与印象。两年后，乌质勒故去，史籍对此有一段极为生动的记载：

神龙中……元振就其牙帐计会军事。时天大雪，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质勒言议，须臾，雪深风冻，元振未尝移足，乌质勒年老，不胜寒苦，会罢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杀其父，谋勒兵攻之。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其谋，劝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诚信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遁将安适？”乃安卧帐中。明日，亲入虏帐，哭之甚哀，行吊赠之礼。娑葛乃感其义，复与元振通好，因遣使进马五千匹及方物。

此段是唐人对于突骑施主观感受的描写，紧张气氛几乎跃然纸上。这一时期，郭元振被任命为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使、金山道大总管。此次任命的主要目的可能便是为了镇抚西突厥十姓故地新崛起的突骑施。郭元振选择直接与乌质勒和谈。但因和谈期间乌质勒暴亡，唐与突骑施的关系再次紧张起来，险些发生军事冲突。郭元振从中陈说利害，使得危机化解。唐在景龙二年（708）诏封乌质勒为西河郡王，但乌质勒在神龙年间已暴亡，这样的册封更似安抚。这一时期，唐仍沿用此前册封阿史那氏为西突厥十姓首望的羁縻策略，于长安四年（704）册封斛瑟罗之子阿史那怀道为西突厥十姓可汗，但亦对崛起的突骑施加以重视。

乌质勒暴亡后，唐册封乌质勒之子娑葛为金河郡王、怀德王、嗢鹿州都督。乌质勒部将阙啜忠节（一作阿史那忠节）背叛娑葛，唐亦干涉其中。经郭元振上书及多番讨论后，唐决定与突骑施结好。景龙三年（709）七月，娑葛遣使降唐。唐赐名娑葛“突骑施守忠”，还册封其为“归化可汗”，最终确立了联合娑葛共抗后突厥的策略。

薛宗正首次指出了传世史籍对于娑葛死因、死年的记载前后抵牾，并认为将娑葛死因归结于兄弟相争过于片面且非真相，娑葛应于景云二年（711）死于默啜的西征之中。在此再利用古代突厥如尼文碑铭等史料作一补证。据《暾欲谷碑》记载，默啜于景龙三、四年征讨黠戛斯，胜利后即讨伐突骑施，到达了河中地区。汉文史籍记载其时默啜“大抵兵与颉利时略等，地纵广万里，诸蕃悉往听命”。但面对处于鼎盛时期的唐朝，默啜可汗一改颉跌利施可汗一味武力进攻的策略，“一口称和，一心即背”。面对默啜可汗的反复无常，中宗即位后“于河北筑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景龙四年（710）撰写的《命吕休璟等北伐制》透露唐此时组织了一支规模空前的队伍以应对默啜西征，吕休璟任金山道行军大总管“领瀚海北庭碎叶等汉兵、及骁勇健儿五万骑”。突骑施娑葛可汗领诸蕃部落兵、健儿25万骑，令娑葛弟遮弩“长驱沙漠,直指金微”。此外，还西发黠戛斯“坚昆在右。犄角而东”。听闻此事，默啜决定先发制人，却又在胜利归来的路上听闻“突骑施可汗已出发，十箭人民已全部出动，（其中并）有唐军”，默啜畏惧，借口“可敦死了，我要（回去）办理她的丧事”，决定自行返回。对于已经集合的突骑施大军，默啜提出要多加报信的人，他并不主张继续进攻。然而暾欲谷与达头设（即默啜侄默棘连，又称默矩、小杀，即此后即位的毗伽可汗）执意先发制人，继续出兵攻打突骑施,“我们交了战。达头设参战了。我们击溃了（他们）。俘虏其可汗。将其叶护和设在那里杀死。我们俘虏了约五十人”。对于默啜西征的“战果”，《暾欲谷碑》记载较详且无不自豪：“以前，突厥人民未曾到达过铁门（关）和称作‘天子’的山。由于我谋臣使其到达那些地方，他们运回了无数的黄金、白银、姑娘妇女、单峰驼、珠宝。”

由于对突骑施开战并不是默啜的主张，而是在暾欲谷及达头设等的带领下进行的，因此在毗伽可汗为其弟阙特勤撰写的《阙特勤碑》中记述最详：

突骑施……由于他们无知，由于他们对我们做错了事，其可汗死了，其梅录、其官员也死了……那年为征讨突骑施，我们越过阿尔泰山，渡过额尔齐斯河，袭击突骑施人于睡梦之中。突骑施可汗的军队如火似飙地从勃勒齐而来，我们交了战。阙特勤……亲手俘获了突骑施可汗的梅录、阿热都督。在那里我们杀死了他们的可汗，取得了他们的国家。普通的突骑施人民全都归顺了。

默啜西征的“战果”仅为昙花一现，突厥深入中亚腹地后虽然短时间内获得了不少俘虏与财富，但很快便遭到了突骑施降部与当地民众的联合抵抗。

另外，此时大食倭马亚王朝正在中亚地区极力扩张。韦立德一世在位时期（705—715），大食呼罗珊总督屈底波以中亚的木鹿为根据地，“在不到10年的任期内，他7次渡过阿姆河，706年至709年占领安国的不花剌城，711年占领花剌子模绿洲，712年攻占撒麻耳干城，713年掠夺石国，713至715年攻占拔汗那”。“712年岁杪，粟特居民在屈底波返回马鲁后起而反抗阿拉伯人，默啜可汗诸侄应当地居民邀请率军占领了粟特……但在713年春季，屈底波利用突厥人的困难处境，迫使撤离粟特。突厥人甚至无力阻止阿拉伯人向赭时和费尔干纳前进。”唐廷于其后的开元七年（719）接连收到安国、康国、俱密国等中亚诸国请求唐出兵抗击大食的上表。但因这一时期唐内部权力斗争频仍，对于西北边疆关注不足，因此难以觅得关于默啜西征的更多细节，至于在默啜西征中早先死去的娑葛，也隐而不提了。

景云二年（711），突厥侵掠，杀死娑葛与遮努，使得圣历二年（699）以来暂时稳定的西突厥十姓再度出现权力真空，随后出现了两股对峙的势力。娑葛死后，唐廷重行阿史那氏为西突厥十姓可汗的羁縻制度，“长安中，以阿史那献为右骁卫大将军，袭兴昔亡可汗、安抚招慰十姓大使、北庭大都护。四年，以怀道为十姓可汗兼濛池都护。未几，擢献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成功平息十姓部落的都担之乱，又使得碎叶川以西的三万余帐内附于唐。但开元三年（715），此前归附于唐的十姓的葛逻禄、胡禄屋等便又遭到默啜的侵袭。唐安排阿史那献与北庭都护汤嘉惠打击默啜。

在阿史那献大展拳脚的同时，娑葛的部将苏禄也开始“鸠集余众，自立为可汗”，随后“十姓部落渐归附之，众二十万，遂雄西域之地”。开元四年（716），默啜被拔野古人杀死，后突厥内乱，苏禄乘机自立为可汗。开元五年（717），苏禄“始来朝”。同年，突骑施向唐进献两次，第一次是与康国、安国等一起“贡献……珍异”，第二次是单独“遣使献橐驼及马”。但玄宗的态度是“计价酬答，务从优厚……已敕有司，不令辄受”。《旧唐书》中有唐开元三年（715）“制授苏禄为左羽林军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进为特勤，遣侍御史解忠顺赍玺书册立为忠顺可汗”的记载。由此看来，唐对待突骑施的态度与政策似乎显得前后矛盾。李丹婕指出《新唐书》与《通典》等一系列记载相较而言“别有史源”，指出唐开元初年对苏禄的政策存在一个递进过程：开元五年（717），授右武卫大将军、突骑施都督；开元六年（718），授左羽林军大将军，封顺国公，仍充金方道经略大使；开元七年（719），封忠顺可汗；开元十年（722），嫁予交河公主。同时，对于苏禄势力的崛起，唐内部分为了两派意见：阿史那献等主张剿灭苏禄，郭虔瓘等主张联合苏禄。唐以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故对苏禄自称可汗争论不已，“帝欲遣阿史那献为北蕃主，而苏禄拒而不纳”。唐认为突骑施“虽职贡不乏，阴有窥边之志”，允许了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和阿史那献发遣葛逻禄兵打击苏禄。但随后阿史那献战败返回长安。而开元七年，焉耆取代碎叶成为“四镇”之一。这说明唐对西突厥故地的腹心碎叶控御力度不足，苏禄已成为西突厥故地实际上的首领。

苏禄率突骑施部崛起的同时，大食仍在中亚扩张势力。开元中，“西域康国、石国之类，皆臣属之，其境东西万里，东与突骑施相接焉”。在苏禄被唐廷册封为忠顺可汗的开元七年，唐收到康国国王上表：“为大食兵马极多……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救助臣苦难。”安国国王更是指明“仍请敕下突骑施，令救臣等”。从开元十五年（727）吐火罗使者所说的“又承天可汗处分突厥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来看，苏禄出兵援助了中亚诸政权，且苏禄的出兵可能是唐廷授意的。穆斯林史料亦有记载：“终苏禄之世，他一直支持迪赫坎反对阿拉伯人，以致阿拉伯人蒙受重大损失，后者因而称他为阿布·穆扎希木，意为奔突或抵触之物，亦即象或壮牛。”

突骑施至此发展鼎盛，与唐朝的交往交流愈发频繁。开元十八年（730），“苏禄使至京师，玄宗御丹凤楼设宴。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来预宴，与苏禄使争长。突厥使曰：‘突骑施国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苏禄使曰：‘今日此宴，乃为我设，不合居下。’于是中书门下及百僚议，遂于东西幕下两处分坐，突厥使在东，突骑施使在西。宴讫，厚赉而遣之”。从《大唐开元礼》的规定来看，“宴蕃”礼仪烦琐。皇帝“即御座，南向座”，是宴会的中心位置，典仪、赞者等人员“俱西面”，通事舍人“引蕃国诸官应升殿者诣西阶”，可知整个宴会以坐西朝东位为客位。“以西为上”，这是唐对隋以来“御坐南向，以西方为上”制度的继承。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应该是唐先对突骑施使节给予了高于后突厥使节的优待，因而后突厥使节争长，足见唐廷对于突骑施的倚重与礼遇。此外，《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还称唐与突骑施“自尔以后二十余年，情义相亲，结为父子”，可见这一时期唐与突骑施关系之密切。

唐转而倚重突骑施，突骑施向唐称臣，双方的金帛市马亦是原因之一。在突骑施仍称“三姓”的时期，吐鲁番文书中就有“三姓首领胡禄达干马九匹”“三姓首领都担萨屈马六匹”等记载。开元年间有“突骑施首领多亥乌”“右酬首领多亥达干马三匹直……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领”“达干马一匹……禄俟斤马一匹”等记载。可知其时的西州存在互市。姜伯勤认为开元年间唐与突骑施之间纳马及互市这两种输入马匹的贸易曾达到相当的规模。

后突厥对待突骑施的态度也随之转变。开元二十年（732），毗伽可汗在《阙特勤碑》中仍将突骑施可汗蔑称为“我子”而开元二十二年（734）撰写的《毗伽可汗碑》中则写道：“我以十分隆重的婚礼把我的女儿嫁给突骑施可汗，我（又）以十分隆重的婚礼把突骑施之女儿娶给我的儿子。”值得注意的是，突骑施与唐、后突厥、吐蕃等都有联姻关系。史载突骑施“潜又遣使南通吐蕃，东附突厥。突厥及吐蕃亦嫁女与苏禄”，“遂立三国女并为可敦，以数子为叶护”。开元十年（722）唐“立史怀道女为金河公主以妻之”。P.T.1288《大事纪年》记载“及至狗年（734）……王姐卓玛类遣嫁突骑施可汗为妻”。晚至开成五年（840），史载“自称可汗”的黠戛斯阿热，其母亦为突骑施女。

或许正因苏禄“南通吐蕃，东附突厥”，这使得唐对待突骑施的态度由倚重转变为提防，双方失和。开元二十四年（736）的《敕安西四镇节度副大使王斛斯书》中记载：“顷与突骑施攻战，历涉三年”。关于唐与突骑施“攻战”的具体缘由，正史未见明确记载。从张九龄所撰的一系列文书来看，突骑施与吐蕃结好，“阙俟斤入朝，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计议，即起异心”。北庭都护刘涣杀死突骑施的使者阙俟斤，虽然唐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四月以谋反为名杀死了刘涣，但并未能消弭突骑施对于此事的不满。开元二十三年（735）十月，苏禄率众攻击北庭及安西拨换城。开元二十四年（736）正月，北庭都护盖嘉运击破突骑施。八月，突骑施遣使胡禄达干请降于唐，唐许之。由于苏禄晚年老病，这一时期突骑施连年战争失利，最终诸部离散，“百姓又分为黄姓、黑姓两种，互相猜阻”。

苏禄死后，突骑施逐渐走向分裂直至衰败，“有大首领莫贺达干、都摩度两部落，最为强盛。百姓又分为黄姓、黑姓两种，互相猜阻。二十六年夏，莫贺达干勒兵夜攻苏禄，杀之。都摩度初与莫贺达干连谋，俄又相背，立苏禄之子咄火仙为可汗，以辑其余众，与莫贺达干自相攻击”。莫贺达干（一作莫贺咄）与都摩度本不隶属于黑、黄两姓，从他们“连谋”杀死黑姓苏禄可汗一事来看，此时两人应该是处于黑姓对立面的。但苏禄可汗死后，二人便反目了。都摩度拥护苏禄之子骨咄（一作骨啜）为咄火仙可汗（一作吐火仙可汗），“辑其余众”，从杀死黑姓苏禄可汗的始作俑者变成了此时黑姓的首领。史料中未见明确表示此时莫贺达干属于何阵营的记载，但从其与都摩度“自相攻击”的表现来看，他应该倾向于娑葛后代的黄姓一方。为与都摩度抗衡，“莫贺达干遣使告安西都护盖嘉运，嘉运率兵讨之，大败都摩度之众，临阵擒咄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还”。

这本是一场突骑施黑、黄二姓的内讧，但唐也牵涉其中。开元二十八年（740），盖嘉运将吐火仙可汗一行押送回长安，莫贺达干及黄姓在唐的支持下获得了胜利。但对于西突厥十姓，唐玄宗听取了盖嘉运的意见，命阿史那怀道“子昕为十姓可汗、开府仪同三司、濛池都护”。莫贺达干不满，煽动乌苏万洛等突骑施酋长“诸蕃背叛”。面对莫贺达干的反叛，唐不得不重新倚重黑姓。

此后史籍中难见突骑施黄姓的记载，偶见安史之乱后突骑施黑姓向唐遣使、朝贡的记载，但次数也越来越少。这或是因为唐经历了安史之乱，不复鼎盛，或是因为突骑施已衰落，又或是因为唐在处理突骑施黑、黄姓的问题上前后抵牾，所以隐而不提。由于大食东进、突骑施二姓内讧、葛逻禄兴起等原因，突骑施逐渐湮没于史籍。对此，《新唐书·突厥传》补足了一段较为凝练的记载：

至德后，突骑施衰，黄、黑姓皆立可汗相攻，中国方多故，不暇治也。乾元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罗犹能遣使者入朝。大历后，葛逻禄盛，徙居碎叶川，二姓微，至臣役于葛禄，斛瑟罗余部附回鹘。及其破灭，有特庬勒居焉耆城，称叶护，余部保金莎领，众至二十万。

永泰元年（765）去世于长安的突骑施奉德可汗王子，其墓志云：“突骑施盖乌孙之后，自西汉以来，与中国通为婚姻之旧。皇家抚柔殊俗，亦以交河公主降也。光绪即公主之孙。”从中或可窥得唐对于突骑施态度的转变：突骑施崛起之初，唐将其视为“突厥之臣”，对其了解不多；娑葛死于抵抗后突厥默啜可汗西征的战争之中，因这一时期唐廷内部权力更迭频繁，对于西北边防问题关注不足，对于娑葛之死的记载也较简略；面对大食在中亚地区的攻势，唐最终确立了与突骑施共抗大食的策略，通过册封、和亲、贸易等方式与突骑施结好，并首次承认突骑施居后突厥上的地位。光绪王子墓志将突骑施追为“乌孙之后”，甚至“西汉以来，与中国通为婚姻之旧”。这或是因为在唐人的认知中，乌孙与突骑施是在共同地理范围内生活的两个族群。《旧唐书·突厥传》记载，突骑施活动的西突厥十姓故地“即乌孙之故地”。唐命盖嘉运介入突骑施黑、黄姓内战的主要目的是“抚突骑施、拔汗那西方诸国”，而“拔汗那者，古乌孙也”。这与以往将突骑施视为突厥族群一员的观念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