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史地】李 国 张先堂 | 一件敦煌考古新案例探秘

一件敦煌考古新案例探秘

——莫高窟第9窟新发现题壁《千字文》探考

文/李国 张先堂

《千字文》既是童蒙识字的教材，又是习学书法的范本，在古代得到了极为广泛普遍的流传。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中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千字文》写卷，印证了它作为唐宋时代最为风行的蒙学读本之一的史实。对于敦煌《千字文》写卷，自敦煌学诞生百余年来，中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发表了诸多研究成果[1]，使人们对其获得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

近年来，笔者在对莫高窟题记普查中，惊奇地发现在第9窟主室南壁“劳度叉斗圣变”壁画下有叠压抄写的《千字文》部分文字。这是第一次在莫高窟洞窟中发现题壁的《千字文》，堪称一件十分独特而有趣的考古案例，油然引发了笔者对一系列相关问题探考的浓厚兴趣。题壁《千字文》是何时抄写的？是谁抄写的？为何会抄写在莫高窟墙壁上？它反映了怎样的历史文化现象？具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本文试图探考说明这些相关问题。

2017年12月24日，笔者赴敦煌国际会展中心参观在“第二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中由敦煌研究院主办的“丝路美地：敦煌”数字展览，在观赏莫高窟第9窟主室南壁“劳度叉斗圣变”高清数字化图像时，发现有一处用绿、红、黄等颜色书写的几行非榜题类文字，经仔细辨识仅认出“囗囗囗囗寒来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天囗囗囗宇宙囗囗日月囗囗∕囗囗文囗囗囗囗囗囗周興囗”寥寥数字，随即将能辨识的文字记录下来。同时心中产生疑惑：为什么会用多种色彩在壁面上题写文字呢？几番思量，难得其解。12月30日晚，陕西师范大学沙武田教授和浙江大学谢继胜教授等来敦煌考察，笔者在看望他们时分享了用手机拍摄的该复制壁画题记的照片。沙武田教授认为，这条题记不象是游人题记，很有可能是画工书写的题记，非常重要。随后，由于笔者承担科研等行政管理工作事务繁忙，对该题记的关注也就搁置了下来。

时隔近四年，2021年7月22－23日，笔者与马德研究员一同考察莫高窟时，专门考察了第9窟。该窟是晚唐时期代表窟之一，位于莫高窟南区北端第二层，（图一）主室前半部为覆斗形顶，后半为中心塔柱，东向面开盝顶帐形龛，龛内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七身彩塑，部分绘塑经宋、元、清代数次重绘重塑。（图二）题壁文字就位于主室南壁西端中部。（图三）

经笔者与马德先生仔细考察，辨识出位于主室南壁“劳度叉斗圣变”画面上抄写的文字为南朝梁代周兴嗣撰《千字文》开头的部分内容。近四年的疑惑，至此得到初步解答，这极大地激发了笔者的研究兴趣。

为了准确辨识、移录此处题壁文字，笔者之后又多次到第9窟考察，反复仔细辨识、抄录。还请本院保护研究所同事柴勃隆先生利用多光谱摄影技术拍摄照片，帮助辨识。经过多番努力，笔者终于搞清楚了此处题壁《千字文》的基本情况。

此处《千字文》抄写在莫高窟第9窟主室南壁“劳度叉斗圣变”西端壁画底层，开头“勅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从壁画中一哺犊母牛处起，墨书五行，从左至右竖行抄写，至壁画中一双手合十弟子前方“第五拘那含佛”榜题处止。“勅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一行和《千字文》开头前两行较清晰，后两行大多被土黄底榜题“第五俱那含佛時人壽三萬歳長/大家主与此園地廣三十裏純与金板/遍布其上并与乳牛及犊子充满/其中奉施如来起為住𠁅”[2]和着白、黑衣两童子骑、立于昂首翘尾白色悍牛画面[3]，以及周围绿、白、黑色壁画所遮盖，所以底层文字在红、绿、黄不同颜色壁画的位置相应呈现出红、绿、黄等不同颜色。（图四）

经笔者在原壁反复判别分析，并借助多光谱摄影照片，识读出了此处题壁文字，录文如下：

1千字文勅貟外散騎侍[郎]周興嗣

2次韻。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

3辰宿列張。寒來暑往，秋收冬藏。

4閏餘成歲，律呂調陽。雲騰致雨，

5露結為霜。金生丽水，玉出崑岗。劔號巨闕……

目前可以识读原壁抄写的五行文字，是《千字文》题名、作者和开头13句。

随着录文问题的初步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又不断地在笔者脑海中涌现出来：此处《千字文》抄写于何时？是谁抄写的？为什么抄写在洞窟墙壁上？为什么叠压在壁画下的字迹会保存并显示出来？这些问题诱使笔者犹如侦探破案般步步展开探考。

1.《千字文》何时题壁？

对此问题要根据第9窟营建的具体时间来判断。

由于第9窟洞窟内没有明确的建窟题记，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中也没有发现与其相对应的造窟功德记，学者们在探讨第9窟建成时间问题时，主要依据该窟甬道中的供养人画像题记中相关官衔提供的历史信息来分析，目前学者们的意见尚有分歧。

向达先生认为第9窟是索勋任节度使时所开凿，以“议潮子孙初未芟净尽”故，将张承奉引为节度副使绘于北壁，第9窟张承奉题名结衔残阙或者即《旧唐书·昭宗纪》记载光化三年（900）授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的诸官勋[4]。唐长孺先生指出，第9窟张承奉题衔过高，应是索勋所给尊称，开窟时间是在索勋初任节度使时[5]。苏莹辉先生则认为第9窟甬道北壁李氏兄弟供养像应为弘愿，时间应在乾宁元年（894）十月以前，与索勋像绘于同时，但张承奉供养像绘较索勋晚，不能早于光化三年（900）八月[6]。姜亮夫先生通过对张承奉供养人题记释读，认为第9窟为张氏初掌政权时的功德窟，开窟时间为大顺二年（891），当在托孤后勋未攘张氏政权之时[7]。贺世哲先生根据索勋题名节度使衔，认为其结衔当在892年顷[8]。马德先生沿用此说，认为在唐景福元年（892）前后莫高窟第9窟建成[9]。梁尉英先生认为第9窟建于唐僖宗大顺至景福年间，即公元890－893年[10]。荣新江先生分析索勋的题记后，认为张承奉题名也应写于景福二年（893）九月前后，其司徒称号只不过是索勋用以收买沙州人心的虚衔而已；同时又指出李氏两兄弟的画像题名至少应在894年以后，并非写于同期[11]。李正宇先生根据第9窟张承奉的结衔，依据其自称“检校司空”之后至建立金山国之前这一段时间自称“司徒”称号，考证张承奉画像及题名应在天复四年（904）八月之后到天佑三年（906）之间，第9窟亦当建于这一期间[12]。李军先生考证指出，在第9窟中，张承奉犹自称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所以第9窟当建成于张承奉称王之前，即乾宁四年二月至光化元年（897－898）六月之间；并推测东壁门上的四身男供养人画像可能是窟主李弘愿兄弟 [13]。张景峰先生对第9窟甬道供养人画像中李弘定、弘谏的结衔、第196窟索勋的题名、《乾宁碑》以及敦煌文书S.1177《金光明最胜王经》题记等材料进行分析，推定第9窟供养人画像及题记的绘写时间在乾宁三年初至四年六月九日之前，此窟的开凿时间当在乾宁三年（896）初或之前不久，而完工当在乾宁四年（897）六月九日之前[14]。魏健鹏博士对第9窟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该窟是归义军时期吐蕃遗民的家窟，营建时间应当在弘愿离世、张承奉称王之后，即898年以后完工，最晚不晚于光化三年（900）六月五日太夫人张氏撰《金光明经》发愿文之时[15] 。

总之，尽管学者们对莫高窟第9窟营造的具体年份有不同的推断，但大致在晚唐大顺二年（891）至光化三年（900）之间，前后相差不出9年。因此我们推断：第9窟南壁抄写《千字文》的时间应该在公元891—900年9年之间。

根据学者们对莫高窟营建程序的研究可知，一般先由打窟匠在崖面上开凿出窟形，再由泥匠在洞窟墙壁上用草泥做好地仗层，然后由画匠绘制壁画，由塑匠制作塑像。第9窟南壁上题壁的《千字文》，具体来说应该是在此洞窟开凿完成、地仗层做好、南壁壁画绘制之前抄写的。

2.《千字文》是谁抄写？

对此问题，主要依据书法来考证。

有一种推测，认为有可能是画匠为练笔而抄写《千字文》。

笔者认为这种推测难以成立，主要理由有二点：其一，对唐代敦煌人们来说，营造佛窟是庄重之事，画匠应该不会在准备绘制神圣佛教壁画的墙壁上随意涂鸦写字，出资建造洞窟的窟主也不会许可画匠如此鲁莽行事。其二，也是更重要的理由是，经笔者对第9窟画匠抄写榜题与抄写《千字文》的书法笔迹比对，可以断定，两者差异很大。考察第9窟壁画榜题可知，该窟诸多榜题笔迹相同，表明由同一人书写，均使用行楷，结体匀整，笔法圆熟，流利自如，显然是具有较高书法水平者所书写；（图五）而《千字文》书写者使用楷体，笔体显得粗犷敦厚、幼稚朴拙，笔画缺乏粗细点顿变化，且竖行书写把握不准，以致整行字歪斜不直，第一、二行字迹尤为明显，显示其为初学书法者的笔迹。（图六）由此判断，此处《千字文》并非画匠抄写。

究竟是什么人有可能在第9窟墙壁上抄写《千字文》呢？笔者认为，根据上述对题壁《千字文》书法的分析，可以断定其为初学书法者的笔迹，这很可能是学郎抄写。理由有下列两个方面：

其一，在唐代，《千字文》十分盛行，被学校作为教材，抄写《千字文》成为学生学习认字、练习书法的日常功课。在莫高窟藏经洞中保留了数以百计的《千字文》写本，其中量最大的就是初学认字、习练书法的学郎抄写本。关于此点，下文再予详述。经考察比对，发现第9窟《千字文》的书法，与藏经洞出土的某些学郎抄写《千字文》写本书法风格十分接近。如第9窟题壁《千字文》与S.2894、P.2059、P.3108写卷中《千字文》的书法风格就十分接近。（图七、图八、图九、图十）

仔细对比第9窟题壁《千字文》与S.2894、P.2059、P.3108写卷中《千字文》的书法可以发现，四者在一些字的写法上十分近似。比如“宇宙”二字宝盖头左右两侧下拉延长的写法，四者都比较接近；“𣅔”字的写法，第9窟题壁书法与P.3108写卷相似。但总体比较，三个写卷书法相对比较熟练流利，题壁的书法比较幼稚笨拙，显示题壁者可能年龄稍小、书法功底较浅。

其二，在洞窟墙壁上抄写《千字文》比较符合学郎懵懂无知、率性而为的年龄和心理特征。作为成人明知营造佛教石窟是庄重之事，一般不会在已经做好地仗层、即将绘制神圣佛画的墙壁上莽鲁地涂鸦练字。而处于求学年龄阶段的学郎，则不理解营建佛窟的严肃性，完全有可能兴之所至、轻率随性地在墙壁上抄写平日经常练习书写的《千字文》，甚至将此作为向成人炫耀自己的行为。

什么样的学郎有可能进入正在营建的佛教石窟里并方便地在墙壁上写字呢？笔者认为，最有可能是两种人的孩子，一是出资营建佛窟的窟主即功德主的孩子，一是制作洞窟的工匠的孩子。

关于第9窟的窟主，目前学者们尚未有明确的结论。该窟甬道所绘供养人画像中，北壁有司徒南阳郡开国公张承奉、瓜州刺史李弘定，南壁有归义军节度使索勋、沙州军使李弘谏，均为当时敦煌地方官员中的顶级头面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该窟的窟主。在晚唐、五代到宋初，敦煌石窟中流行着地方人士营建的洞窟中在甬道壁面上绘制地方长官及其家人供养人像，以表达对长官尊崇的风气，对此笔者曾有专文详论[16]，此不再赘述。贺世哲先生根据第9窟主室东壁门南侧供养人像列北向第四身儿童供养像题名“亡兄囗岳……”，认为“窟主既称此孩童为亡兄，说明窟主不是张、索、李三家大姓，而可能是他们的属吏。[17]”即使目前我们暂不能确定第9窟的窟主，但从该窟在莫高窟中属于中型洞窟的规模，壁画绘制精美宏大，供养人服饰华丽来看，其规模、风格与同为晚唐的第12、144窟等索家窟，第138窟阴家窟相似，故可推断此窟窟主亦属晚唐敦煌地方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实力的某个世家大族。

关于第9窟的工匠，如同制作敦煌大多数洞窟的工匠一样，由于他们在当时社会地位的低下，尽管创造出了精美的佛教石窟艺术作品，但遗憾的是没有留下其姓名。我们只能称之为佚名工匠了。

对于学郎鲁莽地随性抄写在壁面的《千字文》，佚名工匠在绘制壁画之前完全可以采取擦除、削刮等措施予以清除，但他显然没有采取类似措施，似乎对其还抱以欣赏的态度，任其在壁面保留，只是用壁画覆盖了这些字迹。据此情形推断，此学郎最有可能是绘制壁画工匠的孩子。

3.《千字文》为何会抄写在莫高窟墙壁上？

对此问题要结合下列两方面的历史背景情况来解答。

其一，唐代敦煌地区学校教育发达。

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历来重视教育，从汉魏到北朝时期，河西地区曾一度成为北中国文化教育繁荣之地。武德七年（624）二月，诏“州县及乡皆置学”[18]，敦煌学校教育发展从此兴起。唐代、五代、宋代的敦煌教育比较普及和繁荣。其体制不仅有官学，而且有相对完备的私学，又有独具特色的寺学。唐时，老师一般称作“博士”、“教授”；学生则自称为“学士”、“学士郎”、“学郎”或者“学生”、“义学生”等。尤其引入注目的是敦煌的寺学十分发达[19]。据李正宇先生《敦煌学郎题记辑注》一文调查统计，唐代、五代、宋代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和莫高窟题记有关学士郎的记录有144条、有关寺学的记录多达五十余条[20]。寺学的学生既有俗家子弟，也有出家沙弥。根据P.3620抄写《封常清谢死表闻》《讽谏今上破鲜于叔明令狐峘等请试僧尼及不许交易书》《无名歌》，尾题：“未年三月卄五日学生张议潮写。”据此我们得知张议潮亦曾是寺学学生，并曾师从吐蕃时代敦煌高僧法成，从小就心怀天下，胸有大志，而且小小年纪就写得一笔好字，难怪后来成为文武双全的英雄豪杰，成就了驱蕃归唐的伟业。高明士先生亦对唐代敦煌的官学、私学做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并认为敦煌私学的实际贡献远远超过了官学。尤其是佛教昌盛下的寺学教育，更是值得注目[21]。此外，像归义军时期敦煌一些高门子弟也在寺学读书。如S.707卷尾题归义军节度使的曹议金次子曹元深，就读于三界寺；P.3692卷末题归义军内亲从都头知都鹰坊使索勋之孙、张准深的外孙索富通，就读于金光明寺。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官宦家庭的“富家子弟”是完全有条件入州县官学的，为什么会弃官学而入寺学，这一现象可能意味着敦煌作为佛教文化圣地对寺学的格外重视，也反映了敦煌寺学的师资条件和教学水平可能优于州县官学。归义军首脑人物都很重视寺学，乐意送自己的子弟入寺学读书[22]。

其二，唐代敦煌地区学郎盛行抄写《千字文》。

《千字文》以其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又琅琅上口、便于流传而著称，既可作为学校开蒙识字的教材，又可作为学郎习学书法的范本，因而在古代得以广泛流行。莫高窟藏经洞中就保留了大量唐宋时代抄写的《千字文》写卷。S.5961抄写《新合六字千文一卷》，开篇即云：“钟[23]撰集千字文，唯拟教训童[24]。”清楚地表明了《千字文》的功用和目的。

敦煌《千字文》写卷，王重民先生主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和黄永武先生编《敦煌遗书最新目録》各著录35件；施萍婷先生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著录42件；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著录47件，迭有增加。据张涌泉、张新朋二位先生调查统计，包括习字杂抄在内，敦煌文献涉及《千字文》的写卷达140余号之多（缀合后118件）[25]。

敦煌文献中的140余件《千字文》写本，具有多种类型。从写本装帧形式来看，可分为卷轴、册页两种。卷轴占绝大多数，这是唐代至宋初最流行的写本形式。册页装写本较少，如S.5454、S.5467、S.5592、S.5594、P.3062、P.3626、P.4809等写本。册页装是古代书籍从卷轴装经由经折装改造而来的新形式，便于阅读、携带，作为范本使用。从敦煌册页装《千字文》写本大多书法比较幼稚，常有错别字来判断，它们当为学郎抄写，供学郎随身携带读写之用。

从抄写内容和形式来看，可分为篆书、真草、汉藏对音、注本、普通本、六字本六类。其中篆书、真草是供人们临摹学写各体书法；汉藏对音、注本是为了帮助汉族乃至少数民族准确诵读和理解字义。六类写卷中普通本写卷最多，计有121件，其中有正式抄本44件、习字杂抄77件。正式抄本中大多书法比较工整圆熟，可能多为成人抄写，但也不排除有书法功底较好的学郎抄写者。习字杂抄占绝大比例，虽然大部分没有题名，但从少量写卷保存学郎题名，且大多写卷书法幼稚朴拙，许多写卷对相同文字反复重复抄写，且多有错别字等现象来判断，它们当为学郎习字抄写之本。如P.3170卷中抄写《千字文》，书法稚拙，尾部题记：“《千字文一卷》/……岁三月十九日显德寺学士郎张成子书记也。”又如P.3211卷中抄写《千字文》，书法比较圆熟，显示抄写者具有较好的书法功底。尾部题记：“《千字文一卷》/乾宁三年岁丙辰二月十九日学士郎氾贤信书/记之也。”之后又题“乾宁三年丙辰”两次。再题：“乾宁三年丙辰岁次二月十九日灵图/寺学士郎氾贤信书记之耳。”据此可知此卷是灵图寺学士郎氾贤信抄写。我们在原卷中看到《千字文》中既有画圈、圆点、删除等符号，又有多处删除、修改的痕迹。且举四例：1.“枇杷晚翠”句中，抄写者把“枇杷”二字画圈删除，在右侧行间补写“琵琶”二字，显然是改错了。盖因僻处西北敦煌的学郎囿于知识和经验，不知在南方还有一种水果叫“枇杷”，想当然地改为熟悉的乐器“琵琶”。2.“落葉飘摇”句中，把“葉”字画圈删除，右侧行间补写“𦯧”，这是为避唐太宗名讳，将含有“世”字的“葉”变体作“𦯧”。3.“属耳垣墙”句中，将“耳”字误写为形近的“取”字，故在取字右侧“又”下方划一小圆圈“○”，将其标记为错字。4.“具膳餐饭”句后本应该衔接“适口充肠”一句，但抄写者误写了“戚故舊”三字，故在右侧用了三个删除符号“卜”。（图十一）在末尾两次重复抄写“千字文一卷”，而且墨色浓淡不同、笔画有所变化，显示为两次不同时间所写。（图十二）这些迹象表明：灵图寺学士郎氾贤信曾在晚唐乾宁三年（896）同年同月同日至少默书抄写、校改阅读《千字文》两遍以上。由此可知抄写、诵读《千字文》已然成为唐代学郎的日常功课。

我们考察敦煌《千字文》121件普通本发现，仅有少量写本抄写《千字文》内容完整，绝大多数写本仅抄写题目、开头几句或至多十几句就主动终止，或者转而抄写其他内容。如S.5139卷背杂抄《千字文》四行，抄写至“海咸河淡鳞”即终止，转而抄写《社司转帖》。P.3391卷背杂抄《千字文》五行，抄写至“玉出崑岗”终止，转而抄写《结檀散食呪》，也仅抄写题名即止。再如S.2894卷背尾部抄《千字文》习字三行，抄写至“菓珎李柰”即止；S.4747卷背抄写《千字文》两行，抄写至“寒来暑往”终止。据笔者统计，此类写本和习字杂抄、杂写计有92件，占普通写本总数的76%。究其原因，当与学郎处于童蒙阶段的年龄和心理特征有关。儿童集中注意力的时间较短，很难长时间专注持续地做同一件事，注意力往往特别容易被转移，因而学郎抄写的《千字文》往往也是抄写开头部分内容就终止了。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莫高窟第9窟主室南壁抄写《千字文》仅五行而终止，其实它当与藏经洞发现的学郎《千字文》写本属相同情形。

我们从敦煌写本还发现，学郎们为了练习抄写《千字文》，经常会利用任何方便的机会。如S.3287抄写《千字文》，首缺尾全，共抄写41行，起“囗（仁）慈隐恻，造次弗离”，讫“焉哉乎也”，尾题“千字文一卷”。尾题之后在行间双行小字抄写一首五言诗：“今日书他智，他来定是嗔。我今归捨（舍）去，将作是何人？”李正宇先生认为：“《千字文》为学郎读物，此诗写在《千字文》抄件之末，语气的为学童口吻，故知为学郎题记无疑。”并认为“今日书他智”之“智”当为“字”[26] 。笔者完全赞同李正宇先生关于此诗为学郎之作的判断。但笔者认为“今日书他智”的“智”当校正为“紙”，“紙”字在唐代敦煌写卷中常常写作“𦀦”。学郎因一时不会书写笔画繁多的“𦀦”，便变通地写作同音的“智”了。一个顽皮的学郎拿到别人的写卷，随性地顺手抄写了《千字文》。之后又感觉此举似有不妥，于是即兴写下这首学郎诗，表达他此时心中忐忑不安之情。

更为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在莫高窟中还可以看到敦煌学郎活动的身影。如在莫高窟第386窟中有学士郎供养人像。该窟为初唐创建，中唐时重修，北壁下部所绘中唐供养人像列西向第八身题名：“釋門囗（義）學士囗（郎）兼臨壇/大德沙門紹囗一心供養”[27]。这位义学（寺学）学士郎绍囗又兼为释门大德，兼有双重身份。唐宋时期敦煌学士郎兼为僧人、乃至官员等双重身份者不乏其例，李正宇先生已有论列[28]。

我们还注意到在莫高窟第199窟中出现了学郎在洞窟墙壁上的题记。《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记录第199窟南壁东侧中唐比丘像下方有2条学郎供养人题记：1.“丁丑年四月三日龙兴寺学使郎”；2.“龙兴寺使郎”[29]。经笔者仔细考察莫高窟第199窟南壁这两条题记后发现，它们并非营建洞窟的学郎供养人题记，而是后来学郎的漫题。从两条题记抄写的位置、书写方式可以作出准确判断。

莫高窟第199窟为盛唐创建，只完成了西壁整体绘画、龛内塑像和窟顶团花井心藻井、四披千佛，中唐又补绘了部分壁画。在南壁中间补绘了观音、大势至菩萨，西侧供养菩萨，东侧供养比丘。供养比丘手持长柄香炉，侧身面向观音、势至菩萨礼拜。这位比丘当是南壁重绘壁画的主持者，从其画像判断，是位具有一定地位的大德高僧，在其头部正面侧上方所绘土黄地供养人榜题栏上墨书“吳正智僧監畫”。学郎第一条题记抄写在供养比丘像身体腹部至腿部前方，用土红色颜料竖行书写，显然是后人而为，题记曰：“龙兴寺学使（士）郎”。其中纪年“丁丑年”，由于缺乏相关证据，难以断定具体年代，可以推断大致在中唐至宋初年间的某个“丁丑年”。第二条题记书写在供养比丘腹部的田相袈裟上，更不可能是供养人题记了，显然是游人漫题。“龙兴寺使郎”，当为“龙兴寺学使（士）郎”之漏字误写。据两条题记使用相同土红颜料、书写笔迹一致判断，当为“龙兴寺”同一位学郎所书写。将题记随意书写在供养比丘身上，符合学郎任性而为的年龄和心理特征。（图十三）由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唐代敦煌寺学的学郎进入莫高窟洞窟中，并在墙壁上任性随意地书写题记的活动。

论述至此，笔者得出一个结论：莫高窟第9窟南壁题壁《千字文》，就是唐代学郎习字抄写《千字文》日常行为的一种自然体现。只是由于特殊的因缘际会，这位学郎进入了已经完成开凿窟形、做好墙壁地仗层、尚未绘制壁画的第9窟南壁，信手在墙壁上抄写了《千字文》。

根据上述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凭借想象来尝试复原描绘出如下场景：晚唐大顺二年（891）至光化三年（900）之间某年的某一天，正在绘制莫高窟窟第9窟壁画的一位佚名画匠，把自己正在做学郎的爱子带进了洞窟中，大概是想让他见识一下佛窟营建的场面。但学郎对佛窟营建懵懂无知，起初进洞窟的新鲜好奇感很快消失后，在他感到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时候，童心好动的天性驱使他，总想着要动手干点什么！可能是他看到画匠拿着画稿在墙壁上的壁画榜题框中抄写榜题文字的情景，受其所感，看到洞窟中脚手架上摆放着画匠们绘制壁画、书写榜题所使用的各种工具中有他熟悉的毛笔、墨汁时，他终于找到自己熟悉和喜欢做的事了。于是乎，端起墨盒、提起毛笔，信手在南壁墙壁上尚未绘制壁画的空白处抄写起他近期一直在反复练习抄写的《千字文》。画匠或是因忙于赶工未暇顾及学郎在干什么，或者因爱子心切不忍阻止学郎在佛窟墙壁上涂鸦写字的鲁莽行为，甚至可能十分赞赏爱子居然已经能熟练抄写《千字文》了。总之，无论是哪一种原因，这位学郎率性而为、信手抄写的《千字文》，确实就这样真实地留存在了莫高窟第9窟的墙壁上。

这可能就是莫高窟第9窟南壁晚唐壁画底层壁题《千字文》的来历。

4.为什么叠压在壁画下的字迹会保存并显示出来？

在唐代敦煌地区，营造佛教石窟既是表达窟主及其家人虔诚敬佛信仰的宗教功德，也是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面子工程，同时，还是显示家族社会地位声望的竞争行为。如果说现代人为体面会比身份地位、比豪宅豪车的话，唐时敦煌人们为体面则是比造窟，比谁家的佛窟营造的好、绘塑的精美了。每当佛窟营造工程竣工后，敦煌人们往往会举办一些特别具有仪式感的活动，如举办“庆赞”活动[30]，即举办转经、斋僧等佛事法会；如请名家高手撰写造窟功德记，甚至造碑勒石记功，其意图在于张扬家族佛教功德的同时，将家族的荣耀传至久远，即P.3608、S.6203《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所谓“将以翼大化，将以福先烈，休庇一郡，光照六亲”，P.4638、P.4640《大畨故燉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所谓“远垂不朽，用记将来”。

笔者推断，第9窟南壁抄书《千字文》，在当时该窟壁画绘制完成后应该是被覆盖掉不会被人看见的，否则当整窟竣工验收洞窟时，若还能清晰所见墙壁上的涂鸦文字，无论对于耗费巨资营建佛窟的窟主，还是长期费心劳身制作佛窟的工匠来说，都是不可接受、很难通过的。但历经千年沧桑之后，第9窟南壁题壁的《千字文》又明显地显示了出来。这其实是与中国毛笔书法墨迹的特性，与佛教石窟绘制壁画所使用的矿物颜料的特性有密切相关的。

古代墨笔书法用墨是从天然材料松枝或油脂中提取烟尘，经炼烟、和料、制作、晾干、描金等多重工序制成。用墨书写在纸、绢布、墙壁上的字迹可以长久保存，即使被表层物覆盖，字迹仍然不会消失。古代石窟壁画主要是采用天然矿物颜料，并少量采用植物颜料绘制而成。矿物岩石经研磨形成细小颗粒状的颜料，古代画匠使用动物骨胶等胶结材料调和不同颜料，用于绘制壁画。壁画最初绘制完成时，颜料层是最厚的。因此，我们推断，莫高窟第9窟壁画最初完成时，南壁抄写的《千字文》是被壁画颜料层所遮盖的。但是，随着日月流转，沧桑变化，绘制壁画的胶结材料逐渐老化，颜料层的颗粒逐渐脱落，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浅，以致原来被遮盖较浅的部分字迹逐渐又显露了出来。所以，在第9窟营造完成1100余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可以重新看见、辨识出当年抄写在壁画底层的《千字文》了。

考古工作是了解古代历史的有效手段和途径。通过对历史遗迹、遗物的考察、分析和研究，现代人们可以了解古代社会历史状况，揭示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及其规律。

窥豹一斑，尝鼎一脔。通过某些具体考古案例的深入考察、剖析，有助于深化、细化我们对古代先民生活状况的了解，复原古代先民的生活场景。

通过对莫高窟第9窟保存的晚唐时代题壁《千字文》遗迹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化了解《千字文》在唐代极为盛行、广泛流传的历史文化现象。通过对《千字文》在佛教石窟这一特殊场域出现这一独特而有趣案例，以及与其相关系列问题的探考、分析，有助于探索复原唐代学郎、工匠的某些生活场景，借此我们仿佛依稀可以看到唐代敦煌学郎、造窟工匠活动的身影。这或许正是对莫高窟第9窟题壁《千字文》遗迹进行细致考察研究的价值之所在。

考古研究是枯燥辛苦的，考古揭秘又是有趣味有价值的。莫高窟第9窟题壁《千字文》的考察探秘，让我们对此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体会和领悟。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