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肤，白面具：你所不知道的法语文学

编者按：

法国前殖民地法语文学的历史虽然不长，但是佳作纷呈，群星璀璨。《法国前殖民地法语文学研究》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法农（Frantz Fanon）作为本书探讨的重要人物之一，其生平与创作无疑是这段文学史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法农，1925年出生于法属马提尼克岛的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在法国公立学校接受正统的西方教育。在校期间，他曾师从艾梅·塞泽尔，对“黑人特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说年轻的法农崇尚并热爱法国文化，那么在经历了二战之后，他的立场有了很大的变化。1953年，他在里昂完成了心理学学业后，前往法属阿尔及利亚，在当地最大的一家医院担任精神病医生。在为当地殖民官员以及被殖民者提供心理治疗的时候，法农深刻地体会到了殖民统治的危害，尤其是给被殖民地人民所造成的精神创伤。

阿尔及利亚的历史与现实促使法农进行思考。他出版了《黑皮肤，白面具》《为了非洲革命》等一系列著作，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也启发着更多的人投入民族解放事业中。1961年，法农因病去世，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全世界受苦的人》鼓舞了全世界范围内不同形式的反殖民统治和反殖民压迫的斗争”。

法农的思想十分奇特，可以被视为一种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哲学宣言》中，弗兰克·费施巴赫确立了五个标准，并建议据此来鉴别来自实践的理论思想。第一，社会哲学必须承认以卢梭和黑格尔提出的国家与公民社会间存在差异的前提；第二，社会哲学的理论要与自身的背景和实践有关；第三，社会哲学应是一种诊断的行为，旨在对时代的特异性及其病理进行把脉；第四，社会哲学必须是一种批判性评价，但同时也是一种对实现这种评价规范和标准而进行的反思；第五，社会哲学与有可能采取某种观点并对实践活动重新定位的社会参与者相关。法农的作品，或者说，这位第三世界的社会哲学家的作品，总体上与费施巴赫所说的五个标准是相符的。如果说法农对殖民社会与殖民地国家没有区分，那么，他对殖民化的理解就不可能如此深刻。殖民社会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差别是法农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一差别正是其理论的社会文化背景。他对非洲殖民时代进行了诊断，反对为殖民主义辩护的欧洲人道主义的思想，因为那些思想根本无法让殖民地国家真正做到“去殖民化”。喀麦隆政治思想家阿基里斯·姆贝说得好：

为了进一步展开讨论，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几个常见的术语。首先了解的术语是“殖民主义”。当殖民主义以“掠夺”而非“灭绝”为目的时，殖民主义表现为某种意义上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渗透着种族主义，但并不是所有种族主义都具有殖民扩张的需求。法农所指的殖民活动都是十九世纪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而有关这一时期的殖民主义，列宁、汉娜·阿伦特等人曾做过专门的理论论述。

《法国前殖民地法语文学研究》  刘成富 著

但是，就“殖民主义”的定义而言，我们发现列宁主义者关注的是经济问题，萨义德侧重的是文化特权问题，所有将殖民主义建立在帝国主义之上的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都忽视或轻视了种族所起的决定性意义。

在这里，“种族”这一概念被赋予了中心地位。我们发现这一概念的提出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争议，包括看阿伦特、福柯等人的阐释。我们暂且将“种族”明确为社会种族，即以任何方式产生的法定团体。“种族的存在是被构建的，是通过抽象选择建立在带有差别标记上的一些特征而存在的。这种选择是在选择服务于一种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系统的历史背景中而实现的。”“去殖民主义”关照的是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安的列斯群岛，关注的是黑人、阿拉伯人、黄种人、原住民。“去殖民主义”思考的正是欧美的理论家不去深入思考的东西，而那些他们从未重视过的东西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如果说“去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思想可以颠覆欧美提出的某些理论，那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仍然无法脱离欧洲旧传统的窠臼，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努力去调整自己的视角或改变自己的观点。1960年6月30日，刚果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发表了重要讲话：

欧洲中心主义在于把欧洲放在首要的位置，也就是说，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变成西方列强的附属品。值得注意的是，法农从不认为在不同的地理和种族空间必然存在着不同的认知体系，因为人类重大问题的所有要素都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欧洲思想之中。在法农看来，要进一步净化作为思想基础的欧洲思想，就必须要冒着挑战世代相传的真理的风险，因为“欧洲人并没有在行动中完成他们的使命，他们本应用暴力来压制这些思想要素，扰乱之，阻止之，改变之，最终将人类问题带到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殖民主义给人的最终诱惑是，相信作为绝对“他者”的原住民认知的可能性。但是，他们要让殖民地的人承认白人用人道主义方式来对待的这片土地有一个唯一领主，附庸们在这一点上是毫无发言权的。

白人遗留下来的问题丝毫不在于充满矛盾的思想，而在于其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使种族矛盾在具体的权力关系中被消解了。法农提出的种族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实践论的，二是认识论的，因为他知道思想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跟列维布留尔一样，那些寻求最大限度相异性的人其实就是制造相异性的人，也就是从根本上最依赖殖民主义哲学的人。从殖民主义出发，从种族划分出发，从那些不得不遭受致命后果的人出发，这才是法农所倡导的“去殖民主义”思想的立场。这意味着思考要从“种族”开始，因为“种族”的概念与殖民的逻辑相关。殖民主义者认为实施暴力具有实际的必要性，他们不承认个体之间的同一性。因此，他们推行了一种种族主义的记忆政策，并以此来鼓吹某个人类群体的低劣性或可鄙性。其实，这些只是为了驯化原住民或成为种族大屠杀的借口，以便最大化地掠夺殖民地的资源，无论是耕地、牲口、原材料、人力还是性资源。

我们可以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剖析被深度种族化了的世界，尤其是“性”所具有象征的地位和作用。不过，我们要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这种理论带有深刻的欧洲思想的烙印，移植到殖民地则不堪一击，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使用暴力和权力。生物政治范式受到了波多黎各哲学家纳尔逊·马尔多纳多托雷斯所谓“去殖民主义退潮”的考验，也就是说，与亲身经历的、非人道的种族主义和殖民地相对立的批判性概念，受到了政治和伦理方面的制约。通过收集的数据和因素分析，法农成功地为我们勾勒了关于殖民地生活的社会哲学的图景。如果说，人类现实被定义为存在于世的状态，那么正如法农所言，理解存在将成为理解殖民世界特异性的首要条件。

1837年8月22日，在“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一封信”中，法国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提及了两种殖民统治的方式。一种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另一种是更为理想化的。托克维尔的批驳既有管理层面的，也有道德层面的。这种改善法属殖民地现状的论调在19世纪司空见惯，屡见不鲜。1930年，阿尔及利亚脱离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过去的土耳其当局采取和平手段征税，法国殖民当局由于管理无能，不得不依赖法国国内拨款，而法国国内也需要这笔钱。因此，法国殖民当局采取了连土耳其人也没有使用过的卑劣手段，从不幸的当地人身上搜刮民脂民膏。托克维尔愤怒地谴责了法国殖民当局在占领阿尔及利亚期间没有一以贯之并且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一直认为当局对军队缺乏了解是法国军人滥用职权的原因所在。那个时期，托克维尔只是直接或间接地听说过一些关于非洲的传闻。他认为，只要通过所谓的“知识政策”就可以提高法国殖民统治的效率。当然，托克维尔写作的时代是法兰西民族走向霸权的时代，也是将1789年法国大革命潜在的沙文主义话语变为现实的时代。自1830年起，法国另一位史学家儒勒·米什莱认为，法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其语言、科学等具有普遍价值。然而，托克维尔提出的知识政策和四十年后法国总理朱尔·费里所说的教化使命有着本质的区别，费里继承的是米什莱的丰富想象，而不是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同样，我们不应把托克维尔与爱德华·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相提并论。

萨义德认为，十九世纪东方主义的特点在于将生动的现实变成文本，具有（或自认为具有）现实性，主要是因为东方似乎没有任何阻碍力量。托克维尔写道，部落组织是人类历史上最顽强的组织形式，阿拉伯部落“被破除的同时不可能不搅乱他们的情感和思想。托克维尔并不是为反殖民主义辩护。他认为这种动荡，这种对社会结构的破坏，很有可能是法国军事力量导致的。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为所欲为，无所不用其极。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就是反映占领者的统治所带来的最大化利润。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东方主义元素，但这个元素被另一个维度消解了：托克维尔没有以文本的表现为最终目标。他不准备放弃“生动的现实”，他的作品与萨义德所说的“文本态度”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他很快就进入实践层面，政治思想在他看来处在次要地位。

可以说，在白人家庭之中也存在着一种所谓的民族主义法则，父亲的权威在私人范围内犹如一国君主。通过父亲的法则，也就是一种文化等级的秩序，为每个三口之家分配了规定权力。正因为如此，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过渡才被欧洲的儿童所接受。他们接受过教育，又遵守着欧洲社会的法律准则。正如葛尔·罗宾所说，“俄狄浦斯情节是一种性的生产装置”承担着构建功能。相反，殖民地的孩子没有心理准备，一下子就进入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被当成了陌生人。他们由此而产生的不适应，倒不是因为某种文化传统的差异，也不是因为白人而严格遵守的或饱受争议的习俗，也不在于文化上的分歧，而在于文化诞生方式上的不平等，即进入象征秩序的方式不一样。外来的移民只有表现出奇特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时才会出现殖民地文化的影响。这些特殊排斥的形式塑造了黑色人种的男男女女。也就是说，自他们踏入殖民主义名利圈的那一刻起，他们的性别和种族便发生作用。这种作用就是被法农称为“自卑情节”的起因。

要弄清楚俄狄浦斯情节的社会他律，我们必须先了解其社会背景和家庭谱系。如果缺乏对奴隶制的了解，我们也无法完成这一任务。

《黑皮肤，白面具》一书深入探讨了安的列斯女人对“投资爱情”的认识，强调了她们从性欲结构转向“通婚”的幻想，即千方百计地要成为高高在上的白人。面对某种性关系的禁令，人们意识到了不平等的种族关系。法农所描述的情形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使不同种族关系的禁令成了维护白人特权的法宝。但是，白人的身份在与黑人的比较中得到确立。俄狄浦斯情节的现代性表征被称为镜像阶段。“我与同类的对抗，或更广义地说，与社会的对抗是次要的。”毫无疑问，白人真正的“他者”就是黑人。对于白人来说，他者只在有形的形象中才能够被感知。对于黑人而言，我们所呈现的历史和经济现实已在考虑之中。种族异化破坏了与自我想象的关系。根据俄狄浦斯情节外在化的形式，黑人将自己暴露在文明社会里，一种由大众传媒报道的、霸权主义表达方式加入了黑人形象的建构。

如果说黑女人对于白人的爱是不真的，并不代表世界的进步，是因为白人既不是投资的对象，也不是欲望本身。记忆中的殖民政策将白皮肤与拥有物质财富和主导社会的政治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迪迪埃，马提尼克群岛的首富们所居住的街道才成了女人的欲望，正如她自己所说：拥有几百万财富也就成了白人。”如果真正的爱是离心运动，通过爱人的特殊性来包围整个世界，那么这种种族化了的爱被法农描述成了向心运动。我们可以从幼儿的幻想来感知这一点。在安的列斯群岛，个体总想逃离不幸，而这种不幸是一种系统的控制，而且已经被殖民地的女人内化于心。这种情感方向的产生不能不令人质疑她们对白人的爱，不能不思考白人不容置疑的权威所引起的心理恐惧。法农强调的正是这种特殊而复杂的种族关系。白人家庭和白人种族的结构已形成西方人的特权，同时已被概念化地理解为“丈夫”或“主人”。

被殖民者处在欧洲的家庭模式之外，正因为如此，这样一种家长制才在安的列斯群岛繁荣兴旺。这种强有力的，甚至暴力的政策，以及基督教家庭的模式被强加给了安的列斯群岛的人。但是，俄狄浦斯情节从来就没有强制成为被殖民者的个体：“所有的神经官能症，所有的异常举止，所有的安的列斯人的情感亢奋都源于文化。”量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没有遭遇任何一个安的列斯家庭的蔑视。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法农的思想与费利克斯·加塔利以及吉尔·德勒兹的思想是不同的。相反，对安的列斯黑人家庭来说，采用欧洲家庭模式是一种高贵的、荣耀的模式，是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的欲望：肤色变白。种族隔离禁止跨种族联姻，但是自19世纪末以来，正是通过将西方的社会法则占为己有，安的列斯女人的通婚幻想才大行其道。

通过成为范式或受人尊敬的代表，一些黑人女精英使她们所在的群体蒙受了屈辱。这个群体没有能够吸纳倍受推崇的价值观来构建她们的社会[……]。她们表现出的是一种厌恶。这种厌恶的终极目的就在于表明她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这个社会在种族的基础上被进一步分层：尽管属于“有色人种”，但是她们努力靠近理想化的“白人”。她们隐瞒自己的家庭出身。这种非正常的、对群体的远离让她们确立了在新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因为有了这种距离，就能让她们部分地抹去自己的历史，与过去的奴隶身份产生分离。

在法农看来，安的列斯人没有“俄狄浦斯情结”。这样，一种俄狄浦斯的三角关系遭遇了社会的他律。神经官能症的产生源于殖民地规则的运用，殖民地世界不会提出任何质疑。这种机制通过强调家庭出身和性别，强化了种族歧视。就像奈杰尔·吉布森所说：“自卑情结的内化表现为一种神经官能症，但其原因是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法农将马伊奥特·卡佩西作为叙述的重点，在跨种族性行为的禁忌被打破之际，她通过对白色肤色的想象，成了自我价值实践的直接继承人。婚礼突然出现在可能的领域，被当成了某种潜在的现实。通常，婚姻是民族的习俗，旨在控制亲子关系和遗产。但是，对于被殖民地的女人而言，婚姻则是最终获得公民身份的入口，并由此获得处在第一阶层的自我形象。奈杰尔·吉布森所探讨的内在化在这里可以这么理解：还有什么能比怀有白人的孩子更能变白呢？

二战期间，法农曾参军入伍。战争与纳粹让他看清了白人罪恶的根源。这种罪恶成了其处女作《黑皮肤，白面具》的主要探讨对象。法农借助于卡尔·荣格、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让保罗·萨特等人的观点，深入分析了种族罪恶的根源。应该说，塞泽尔对法农启发极大。塞泽尔认为，殖民主义是一种反文明，是一种野蛮的行为。纳粹的行为只是在更广的范围内反映了这一特性：“为了拔高自己，殖民者往往把别人视为野兽。将别人视为野兽来对待的人客观上也会使自己变成野兽。”塞泽尔的思想影响了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的序言中，萨特写道，从阿尔及利亚归来之后，法农觉察到欧洲正在走向没落并开始对其诊断“症状”。但是，当投身到民族解放斗争之后，他再也不关心“治愈”欧洲的方法，因为“他已不在乎欧洲的生死存亡”。《黑皮肤，白面具》的问世意味着法农已超越塞泽尔思想，因为在法农看来，种族主义既不是对欧洲文明化的否定，也不是欧洲文明发展所导致的结果。

如果说法农的写作语言与塞泽尔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是因为他借鉴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但是，法农对文明基本机制的认识与弗洛伊德有所不同。他认为，文明的基本机制不是对权威和禁忌的接受和吸收（集体超我），而是欧洲人的罪恶和野蛮对非欧洲人的有序爆发（集体宣泄）。法农的研究对象不只是整个欧洲，而且发展成一种欧洲内部的文化批判，进一步深化了塞泽尔的思想。这种对欧洲内部的批判不仅吸收了精神分析理论，也借鉴了尼采和马克思的思想。法农认为，使殖民合法化的文明是一种利用准则耍诡计的文明。他强调说，揭露殖民谎言、去除强加在被殖民者身上的枷锁是“去殖民化”的关键之一。法农对全世界被殖民者、大地上受苦受难的人怀有一种责任感。他曾引用塞泽尔的剧作《沉默的狗》中的话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曾伤害过或羞辱过任何一个受压迫或是受苦受难的人。”

法农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反思源于全新的文化视角。这一视角不仅表现在《黑皮肤，白面具》中，细心的读者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也能有所体悟。弗洛伊德避开文化和历史的差异，而仅仅采用单一的模式来分析所有的人，这种研究方式是法农根本无法接受的。因为在法农看来，所有的精神官能症与精神病理学都是某种特定文化的表征，每一种神经官能症、每一种异常表现都是文化境遇的产物。在白人社会中，这种极端的心理反应与黑人小时候所受的教育有关。他们从小受到无意识和非自然的训练，进而把“黑”与“恶”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同样，黑人小孩的无意识心理训练受到漫画、小说故事等刊物的影响。这些刊物在小孩子的头脑中灌输了偏见，把坏蛋的意向与黑人画上了等号。当黑人小孩接触到坏蛋形象时，就会受到心理和病理的伤害。这种伤害逐渐被他们内化为个人性格的一部分。总之，黑人童年时代的精神痛苦来自被视为“邪恶的”黑皮肤。这种特定的集体无意识在殖民地十分普遍，无论男女老少。

文化观在法农的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法农并没有将信仰、价值观、社会规范等文化因素与其物质基础割裂开来。心理还原论在法农的世界里是不成立的，文化也不像弗洛伊德所想象的那样，只是一种压抑的工具。这种特定的殖民文化体现了黑人人格的消解，另一方面让我们发现民族文化是如何与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的，进而转变为振兴民族的动力。法农将人视为主体，这与弗洛伊德的提法有很大出入，因为后者以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为基础，否定了人改造自己和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

本文节选自《法国前殖民地法语文学研究》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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