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拒绝内耗

“古人的智慧，是否能为现代人的心灵困境提供解药？” 答案是肯定的。

在这个纷扰复杂的世界里，你是否常感心力交瘁？你是否渴望找到一把钥匙，能够打开心灵的枷锁，重获那份久违的宁静与自由？

那么，不妨让我们一同穿越时空的长廊，探寻那些古代文人墨客，探寻他们是如何在生活的风雨中，拒绝内耗，活出真我，留下千古传颂的佳话。

通过阅读，我们不仅能够汲取到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与灵感，更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共鸣与慰藉，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让我们在繁忙与喧嚣中寻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

苏轼把情看作人类最根本的自然属性，在他的人生观价值体系中，情感具有最基本、最重要的本体论的意义。在苏轼看来，政治理想也好，人伦道德也好，都应根于人情，而不应违背人情。他认为儒家经典都是本于人情的，他在《中庸论》中说：“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苏轼性情忠厚，胸襟开阔，性格坦荡，他总是以善良的眼光去看待别人，与三教九流都有交往，自称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中的乞丐。的确，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苏轼都能与他们推心置腹。近在京畿都邑，远至天涯海角，苏轼的交游遍布天下。

苏轼在《易传》中阐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句说：“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蛊。故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媮。强则日长，媮则日消。”此几句话是他终身遵循的座右铭，他正是以“自强不息”的积极态度来对待人生的。苏轼一生中无论在朝在野，也无论顺境逆境，他总是脚踏实地地从事实践，从不沉溺于无所事事的虚无缥缈之境。苏轼对待各家的学说兼收并蓄，但尤其重视切合实际、有益于世事的理论，反对谈空说有的清谈。苏轼任杭州通判时，与知州陈述古都爱好禅学，但苏轼只取禅学中有益于人生修养的内容，陈述古却专喜那些玄妙虚空的禅理，两人格格不入。苏轼日后回忆这段往事说：“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答毕仲举》）

他认为与其空谈子虚乌有的龙肉，不如饱吃实实在在的猪肉。也就是说与其沉溺于玄虚奥妙而不切实际的高论，不如掌握浅显而实用的学说并付诸实践为好。重视实践者必然会主张勤恪而反对懒散，苏轼又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答毕仲举》）正因对佛、道二家的流弊保持着足够的警惕，所以尽管苏轼与许多僧人、道士有亲密无间的交往，尽管对佛经、道藏有广泛的涉猎，却很少受到消极的影响，那种在习禅学道之士身上容易产生的懒散、放逸等缺点在他的行为中不见踪影。

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技艺，诸如医药、酿酒、烹饪、服装等，苏轼简直是无一不精，且多有发明。当时在汴京城中流行一时的“子瞻帽”，至今脍炙人口的“东坡肉”，都是显例。苏轼一生中留下的学术著作、文学作品以及书画作品，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生前做出重大建树、身后受到广泛爱戴的杰出文化人物不在少数，但如果把雅俗共赏、妇孺皆知作为衡量标准的话，苏轼堪称古今第一人。当我们漫步在苏堤上观赏那碧波荡漾的西湖时，当我们品尝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的东坡肉时，当然会联想起天才横溢的东坡老人。这些物质形态的遗产诚然可贵，但是苏轼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还是体现为精神形态的思想文化。他给后人留下了数量惊人的文学作品和书画作品，是我们获得心灵滋润和审美熏陶的不竭源泉。

苏轼的各类作品数量巨大，内容丰富，风格则多姿多彩，他们是作者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巨大的创造活动的结晶。正因如此，后人对苏轼的成就冠以“苏海”的称号。南宋人李涂在《文章精义》中评诸家古文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明末吴伟业对此不以为然，他在《苏长公文集序》中说：“李耆卿评文有云：‘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非确论也，请易之曰：‘韩如潮，欧如澜，柳如江，苏其如海乎！’夫观至于海，宇宙第一之大观也！”事实上苏轼这个人也像大海一样气象万千，他以奋发有为的积极精神度过了波澜壮阔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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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否定了古代神话中超自然的日神概念，而采取了老庄的自然主义态度，那是一种无求于外的宇宙图景。时间不在自我之外，而在自我之中，人只能通过自我来理解时间，假如自我不存在，时间也就不存在了。因此，一个人想要获得永生，让自我与世界同在，就必须物我合一，“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达到一种精神上消解时间的状态。

然而，李白真能由此得到解脱吗？那首著名的《将进酒》是他离开京城后，漫游梁、宋，与友人岑勋、元丹丘相会时所作：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古今中外，在所有关于生命的体验中，对于时间的意识可以说是人类最深沉的感受。公元前六世纪的一天，一个古希腊哲学家站在河边沉思：“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而几乎在相同的时间，一个东方哲人站在河边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面对奔腾不息的江河，赫拉克利特悟到的是万物的迁流不居，孔子悟到的是时间的一去不返。不待说，孔子的宇宙意识更具一种人文关怀，并由此奠定了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时间观念。从此以后，生命短暂便成了令后世诗人纠结不已的主题，一直延续到李白，当他依然从自然生命的视角将这个问题推到眼前时，他的情感显得奔放而轻快，诗歌的情绪脉络大起大落，不断转折变化：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唐代诗人都非常喜爱饮酒，可以说无酒不诗。杜甫喝的是“浊酒”，经常哭穷；李白喝的是“清酒”，不断炫富。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回忆道：“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如此仗义疏财，反映的正是盛唐文人崇尚侠义的价值观。我们看盛唐的社会生活，总觉得有一种元气充沛的气象，李白正是这种元气的代表。但李白的经济来源，一直都是个谜，有人说他家是富商，也有人说是靠朋友周济，反正他从来都嗜酒如命，挥金如土：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在这里，李白似乎一下子又从积极变得消极起来。他仰慕庄子的逍遥，但这种“无待”的绝对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无待”排除了时间的因素。经过魏晋玄学的改造，庄子的绝对自由已经被经验化和现实化，转换为郭象“各当其分”的自由。但是，当人们在无求于外的自然时间中思考生命，也就是春即我春、夏即我夏、秋即我秋、冬即我冬时，人生的终点必然是虚无，在现实生活中便只能得出享乐主义的结论。

全诗笼罩着古诗十九首和魏晋诗歌的一个主题——富贵与长生皆为虚妄。对于李白来说，唯一的解脱方式便是“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所谓“万古愁”，就是古往今来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人的必死性。由于自然主义否认超越世界的存在，取消了时间的形上维度，就意味着人对永恒的渴望无法得到解决，面对生死这一人类的终极问题，李白只能以顺天安命、及时行乐的醉态来戛然结束。

自汉末至魏晋，士人中就一直弥漫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悲剧意识，玄学的思辨更加突出了时代的“忧生之嗟”，即便服药与饮酒也无法得到真正的解脱。到了初唐，这种悲剧意识还在延续，人们不断被生命不居的瞻望所苦恼，继刘希夷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代悲白头翁》），张若虚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春江花月夜》）之后，李白再一次举杯哀叹：“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把酒问月·故人贾淳令予问之》）

生命的短暂构成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随着佛教在唐代的兴盛，这个问题最终还是靠佛教的彼岸世界获得了解决，或者说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而是转移了。自杜甫开始，诗歌中就已不再充满对人生短暂的哀叹，而是转变为对现实和历史的关怀。但是，由于李白没有接受佛教的来世观念，他最大的苦恼依然是生命的有限性，因为他所信仰的道教没有彼岸世界，而越是信奉此岸世界的人，越是对生命之短暂有着强烈紧迫的感受。

可以说，在通过诗歌解决生命的终极关怀方面，李白是上一个时代的结束，杜甫是下一个时代的开始。李白的苦恼与具体的日常生活并无多少关系，他的苦恼始终是关于永生的追问，因而他的诗往往是一种非现实的幻想，用青春少年的纯真眼光去看这个世界，表现出尚未被理性摭蔽的自然本性。他的古风和乐府总是从大处着墨，格调高古，那首令贺知章一读之下即叹为“泣鬼神”的《乌栖曲》这样写道：

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

诗中没有古今兴衰的对比，只有对生命消逝的感喟。正如美国学者宇文所安的分析，诗中吴王夫妇对即将来临的灾难一无所知，从而唤起了幻想与真实之间反差的悲叹。

人们都说李白是无法学的，因为他太有想象力，不受诗歌惯例的制约，实际上李白的无法学是由于他对现实的漠视。在这首怀古诗中，李白完全没有一种古今的意识，千年前发生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时间丝毫没有流逝。与汉魏咏史诗、唐代怀古诗中的历史时间相比，李白的怀古诗很少具有历史或现实的价值判断，他的时间意识属于更加永恒的自然时间。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李白诗歌的真正价值其实正在这里。及时行乐对他而言不是怀才不遇的排解，而是对生命终极关怀的苦恼。他时时刻刻都在与生命之短暂作斗争，尽管浮生若梦，仍有“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的慰藉。还是将生命托付给永恒的自然与诗歌吧。说到底，诗歌可以赋予人类这样的幻觉：我们能够有意义地活着。

于是，我们看到李白的一生都在漫游。他夜发清溪，朝辞白帝，登临黄鹤楼上、白鹭洲头，放眼南湖秋水、洞庭湖畔，路线基本上沿着黄河和长江流域，似乎总是在不停地流浪。人们说李白的诗中有很多酒和月的意象，但他写的更多的是流水。奔腾不息的流水不仅是时间的象征，也是离情别绪的起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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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为什么会明确、坚定地追求壮美呢?首先，这和诗人的性格、胸襟有关。如前所述，杜甫具有雄豪的性格、伟大的抱负、高尚的人品、阔大的胸怀，这些内在因素决定了他在审美情趣上倾向于壮美。其次，这和诗人的创作倾向有关。杜甫思虑深刻，笔力雄强，这样的诗人不是不能描写细小、寻常的事物，但是真正让他驰骋才思、显露笔力的还是那些奇伟不凡的事物。换句话说，只有壮美才能与杜甫的才思笔力相称。壮美，也称阳刚之美，是在古代中国特别受人重视的一种美学范畴。在古人看来，阳刚之美的深层内涵是审美主体的思想境界，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他又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所谓“充实”、“有光辉”、“至大至刚”，其本来意义当然属于道德范畴。但是这种高尚情操与崇高思想显然也具有美学意义，因为它们会给人以刚强、雄劲、宏伟的感受，这与壮美给人的审美感受是相通的，所以孟子能称之为“美”、“大”。无独有偶，古代西方的经典美学著作——郎加纳斯《论崇高》中也说：“在这全部五种崇高的条件之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种，一种高尚的心胸。……崇高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西方文论选》第125页）我们认为郎加纳斯所以能把“崇高”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正是由于他高度重视高尚、深刻的思想感情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闳其中而肆其外，杜甫精神世界的禀性是决定其审美理想的根本原因。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之四中正面提出了他的审美理想：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清人宗廷辅对此诗的分析颇为精当：“数公指庾信及王杨卢骆，是说古人。‘凡今谁是出群雄’，是说今人。古人才力甚大，著‘应难’二字，有许多佩服之意。今人亦未可一概抹煞，著‘谁是’二字，有许多想望之意。翡翠兰苕喻文采鲜妍，乃今人所擅之一能。鲸鱼碧海喻体魄伟丽，数公之才力却是如此。其广狭大小，岂可相提并论哉。”（《古今论诗绝句》）的确，杜甫写此诗的本意是针对当时诗坛的实际情形的，但是后面两句显然具有十分深远的普遍意义，因为这体现了杜甫的审美理想。翡翠，一名翠雀，羽毛有蓝、绿、赤、棕等色，鲜艳异常。兰苕，兰草与陵苕，泛指美丽的花草。所以“翡翠兰苕”这个意象的涵义十分明确，它是指一种绮丽、妩媚、纤细、柔弱的美，也即优美或阴柔之美。相反地，碧海无边，鲸鱼跋浪，是何等壮丽，而“掣鲸碧海”更需要雄豪的气魄与巨大的力量，所以这个意象是指一种壮丽、宏伟、阔大、遒劲的美，也即壮美或阳刚之美。清人姚鼐有一段文字专论两种美学范畴：

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廖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复鲁非书》，《惜抱轩文集》卷六）

这段文字对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作了十分生动的描绘，常为人们称引。我们知道，把文学作品的美学倾向分成刚、柔两大类的思想滥觞于刘勰，他说：“刚柔以立本。”（《文心雕龙·镕裁》）又说：“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文心雕龙·定势》）从刘勰到姚鼐，杜甫正是一个中介，因为是杜甫首先对刘勰语焉不详的思想进行了形象化的说明。值得注意的是，刘勰以刚柔论文，并无轩轾之意，他明确指出：“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文心雕龙·定势》）姚鼐的上述描述也没有高下之分。可是杜甫却明确地表示了他的倾向性：“或看”者，今人偶而能到也；“未掣”者，今人才力不足也。杜甫并不贬低、排斥“翡翠兰苕”之美，而且认为这种美也决非容易达到的。但是他显然更加重视“掣鲸碧海”之美，认为那是更难以达到的境界。我们在上文中说过，杜甫的这种审美理想是由他的性格特征与创作倾向决定的。那么，这种审美理想有什么普遍意义和理论价值呢?我们认为其理论价值在于指明了诗歌中两种美学风格的区别，这种区别不是优劣、是非，而是难易、大小。元好问评论秦观与韩愈的诗风说：“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论诗三十首》之二四，《遗山先生文集》卷一一）袁枚批评说：“此论大谬。芍药、蔷薇，原近女郎，不近山石，二者不可相提而并论。诗题各有境界，各有宜称。”（《随园诗话》卷五）陈衍也说：“诗者，劳人思妇公共之言，岂能有雅颂而无国风，绝不许女郎作诗耶！”（《宋诗精华录》卷二）平心而论，元好问对秦、韩两家诗风的把握是准确的，他所以受到后人讥评，是因为他片面强调了韩诗雄肆风格的美学价值而对秦诗婉丽之风表示出轻蔑。杜甫则不然。杜甫对于阴柔之美绝不轻视、排斥，他只是更加强调阳刚之美在诗歌美学中的重要意义。与“翡翠兰苕”相比，“掣鲸碧海”之美更适宜于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体现动荡的时代节律，抒发慷慨激昂的情感波澜，表达伟大深沉的人生理想。“掣鲸碧海”境界更阔大，气魄更宏伟，对诗人在胸襟、人格、见识、才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王安石诗云：“吾观少陵诗，力与元气侔。”（《杜甫画像》，《临川先生文集》卷九）胡震亨说杜诗“大而能化”（《唐音癸签》卷六），刘熙载说“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艺概》卷二）杜诗之“大”，正是其“掣鲸碧海”的审美理想的具体表现。

杜甫的审美理想为后代诗人的审美活动指出了“向上一路”，在韩愈、苏轼、陆游、辛弃疾、元好问……等诗人的作品中，都体现出对“掣鲸碧海”美学境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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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金少帅

图片 | 来自网络
审核 | 祁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