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的声音从何而来？

编者按：

大众进入历史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彼德·斯洛特戴克，当代德国哲学家、文化理论家，卡尔斯鲁厄艺术与设计大学哲学和媒体理论教授。曾于2002年至2012年担任德国电视节目《哲学四重奏》的主持人。斯洛特戴克常自称是时代的诊断者，对社会现实进行分析评判，力求把握未知的未来，找到有利于现实的良方。

彼德·斯洛特戴克在《蔑视大众：现代社会文化斗争的实验

关于蔑视这个概念

在将大众发展为主体的现代性计划中，就我们所能理解的范围来看，聚集了大量心理政治方面的爆炸物。无论是来自上层还是下层的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使其发生爆炸。

如同一切发展计划那样，这个计划必然会冒犯它的受众，只要它让他们明白了他们还不是他们应该成为的那个人。布鲁诺·鲍尔就不无讽刺地说过：“为了至少能有伟大的东西，群众再次被抬到了盾牌上。他们想把它举到自己面前，好像这样它就会被奇迹般地举起来……要多高就有多高!”很明显，如果不羞辱那些我们要发展的人，就不能实现发展，除非那些想发展的人把自己降低到不发展的人的状态。如果想避免这种在进步、提升和提高思考中棘手的隐含意义，就必须立即免除强加给群体的发展的要求，并向他们保证，他们现在的样子，实际上已经完全达到了他们的目标。关于人是目的的现代论述，则一直在发展还是溺爱的选择之间来回游移。因此，现代性是进化论者和诱惑者之间无休止的冲突舞台，进化论者坚持努力的前景，而诱惑者则教导努力的终结。无论谁介入关于当前社会制度及其人口的讨论，精英和大众，平等的人和所谓“更平等”的人，很多的人和更多的人，都已经有意无意地在决定是发展并侮辱公众，还是奉承并引诱公众。人们在现代所看到的文化冲突和意识形态上的争端，大多不过是侮辱者和奉承者之间的争吵。他们之间进行的这场争夺特权的斗争，是为了公正对待许多人（即使不是所有人）真实和真正的利益。

当人们不得不在与一个集体有关的纵向交流（侮辱）或横向交流（奉承）之间做出选择时，就会出现那个必须称之为客观认可的问题。在大众概念中，固有的特征使人们本身就倾向于拒绝认可。拒绝认可意味着蔑视——就像拒绝触摸意味着厌恶一样。如果像一些黑格尔阐释者有充分理由认为的那样，现代世界是一个为获得认可而进行普遍斗争的舞台，那么它必然会导致一种蔑视成为流行病的社会形式——首先是因为认可就像注意力一样是一种资源，其价值与其稀缺性相关。其次，这在于迫切要求认可的人，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庞大，必然会使彼此负担过重。最后，大众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伪主体，如果不把蔑视的因素带入其中，就不能与之发生关系，这样一来，我就把奉承视为一种颠倒的蔑视。

这一蔑视戏剧就像整个近现代一种亲密的遗传性疾病一样挥之不去，然而人们对它的历史和逻辑知之甚少。学院派有组织的哲学研究已经回避了这个问题，而公共领域却一直不断地被争取认可的斗争以及蔑视和厌恶的潮流所分裂，无法清楚地看到战场。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近现代的到来，投入才有所上升。蔑视不再是为那些黑暗中的人、被边缘化的人和异类保留的情感；它不再只适用于野蛮人或其他带着“宇宙劣等印记”的挑战人类形式的事物。这一观点来自高尚人士的胆量爆发，它也不再局限于那些像达·芬奇一样宣称人类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化粪池的填充物”的人。相反，近现代的剧本设定在于，非高等贵族的集体主体——首先是中产阶级和宫廷贵族，然后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所谓的少数群体——开始表现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我尊重的热情，并进入政治和文学舞台来满足它的需求。如果只把政党理解为利益集团，那么人们对政党的概念理解得还不够透彻。最晚从19世纪开始，政治集体行为者就用这个概念来称呼自己了。真正的政治团体总是同时也是自尊的激情形成的力量场。从现在开始，他们想填满历史书，成功地从受委屈的懒惰状态上升到强烈表达能力的主体性，并作为公共的伟大人物而受到赞赏。我们可以注意到，近现代崛起的群体不仅表现出一种自传式的悲怆；他们还无一例外地发展出一种爱人的，更确切地说，一种自爱式的情感。我们不要忘记，19世纪和20世纪的民族国家只能作为由大众传媒控制的集体自尊和自大的实验而成形——那么，它们之间的所谓外交政策，还包括想象中的竞争，就不可避免地总是被尊重和不尊重的张力所戏剧化。可以说没有人比马克斯·韦伯在1906年的一封信中更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他就威廉二世的问题给他的朋友和党内同事弗里德里希·瑙曼写信：

但是，对于所有人来说，通往主体尊严的道路是一条首先看起来是向下而非向上的道路。早在新的心理政治学的早期，即17世纪，与宗教动机推动的内战同时出现的还有政治作为国家技术的独立范畴的理念，托马斯·霍布斯就开始了其极具前瞻性的任务，将大众发展为臣民。正是由于他在理论的天赋和实践中的坚忍不拔，我们才能够洞察到，主观性和服从性无论在词源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一致的——这一事实在英语的“subject”和法语的“sujet”中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出来；然而，在德语中我们满足于在文牍和哲学上都十分可疑的“Subjekt”概念。因此，即将被发展为主体的大众登上了近代的理论舞台，并以国家技术现代化的主权者下的同质化的人群的形式出现。它的第一特点就是对自身利益的合理顺从，或曰对国家的自愿被动。

霍布斯对群众的主体或者说臣民的素质感兴趣，是因为他打算从根本上重建被内战打碎的晚期封建国家机器，其方式是让个人——无论作为某个政治流派的追随者还是公民个人——对自尊的热情——霍布斯可能会说这是忏悔和骄傲的狂热——不再优先于共同财富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霍布斯似乎有必要在政治上阉割所有迫切要求认可的人，这就几乎是专制主义国家中所有的人，特别是高等和乡村贵族，以便给他们所有人都符合国家能力的优秀标准——自愿服从，当然，要符合这种标准，首先要在宗教问题上服从——从17世纪的戏剧来看，这意味着放弃教派的神圣怒火。具有服从性是资产阶级的良知，它知道为了满足公共空间，必须放弃自己对主权的主张。理想的臣民是最终明白了只应该有一个君主，即所有合法权力的真正在任的承载者，而当他承认自己是臣民的时候，出于自身的洞察力，就会将自己的叛逆和“新教”的冲动交给这个人为的主宰。因此，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服从的公民只能脱离自己来看主权。他在领主的形象中看到了这一点，他应该高雅地体现出已经变得理性的权力的潜力，从精神分析上说体现了臣民的超我，并以坚硬的手臂实现了它。

霍布斯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对政治领域的新构建必须与大多数旧的自由和新的主张的持有者的顽固态度背道而驰。因此，他认为自己不得不将他的国家机器固定在比任何争夺贵族荣誉的举动或资产阶级的拥趸更为深厚的基础之上。寻求臣民的人必须抓住人的根本。对于国家逻辑的理论家来说，从人类学的角度将所有的个体个性还原为一个稳定的、自然的共同动机基础，就可以让所有人都臣服于一个主权。因为只有当人性中存在某种在任何情况下都比渴望得到认可、荣誉和关注的激情更加强大的东西时，才能保证普遍的、同质的服从性。在这一点上，同时代的人们在长达数十年的内战中已经给出了如此显而易见却又灾难性的案例。

托马斯·霍布斯作为一个国家理论家，他足够乐观，能够证明人性中的这种动机使人们趋于顺从，但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他又足够悲观，认为所有人都共同拥有的先决条件是卑微以及平凡。就像后来的斯宾诺莎一样，他的出发点是假设每个个体都充满了不可剥夺的自我保护的追求。诚然，对他来说，这种追求最终仍然保留了一种防御性倾向。因为即使侵略和扩张的激情、对认可的渴求、嫉妒和对个人利益的渴望属于争取自我保护的最强大动力——我们在《利维坦》第一部分臭名昭著的第十三章（“论人类幸福与苦难的自然状况”）中仍然看到了这一点——它们还是被所有动机中的一个保守动机超越，那就是恐惧，或者更确切地说，对死亡的恐惧。它比所有积极的食欲更有力地彰显自己。这是顺从性的普遍基础，是面对显性或隐性的毁灭威胁时对自身的理性关注。霍布斯不忘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才是他们之间不断爆发战争的根源。因此，自然平等的个体之间需要一个存在于他们之上的法律，它对所有人都有统一的威胁，这将阻止他们对彼此做出他们同意对彼此所做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