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2024年是“史上最难就业季”，其实1997年我大学毕业时就业也很难。
1997年正值中国就业市场的一个特殊时期。记得那一年，国家正在经历经济体制改革，包分配制度逐步取消，毕业生人数激增，竞争异常激烈。
根据教育部统计，199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82万人，比前一年增加了10万人。这使得就业市场压力骤增，许多毕业生面临找工作难的困境。（大家猜猜2024年大学毕业生有多少人？答案在文尾）
与此同时，我所学的国际贸易专业面临巨大挑战，国家政策的变化让外贸行业不再像以前那么兴盛。
1994年中国实施了新的出口退税政策，将原先的高退税率大幅调低，旨在减少出口补贴，促进公平竞争。到1997年，这一政策的影响逐渐显现，许多企业的出口利润受到了冲击。此外，政府在1996年开始逐步下放外贸代理权，从原先集中于少数国有外贸公司的模式，转变为更多企业可以直接参与国际贸易。这种变化打破了传统外贸公司的垄断地位，增加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
这些政策的调整对我们这些刚刚毕业的学生产生了深远影响。原本看似前景光明的外贸行业，突然变得充满不确定性。许多外贸公司缩减了招聘计划，甚至停止了招聘。面对这样的就业环境，我们不仅要与更多的毕业生竞争，还要面对行业内部的剧烈变动，这使得当时的就业前景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当时的我处于一种惶恐、焦虑的状态，六月份快毕业的时候我的工作还没落定。家里为了帮我找到一份工作，也四处托关系，最终让我去了一家国营外贸公司面试。我还特意为面试买了一件西服，希望能给对方留下好印象。然而，面试过程中，人事经理只是客气地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让我回去等通知就再也没有消息。后来再去打听，才知道当年确实没有编制，尤其是国营企业更是如此。
“为什么选择进民企而不是国企？”
这是公司的小朋友在看了我的职业经历后问的第一个问题。
在大多数人看来，进国企就相当于拿了“铁饭碗”，第一选择当然应该是国企。
其实，我当年进民营企业纯属被动选择，误打误撞。
外贸公司面试没有下文后，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迷茫。
正当我对未来感到无比困惑时，学校举办了一次人才交流会。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参加了这次交流会，遇到了来自山东淄博的一家电子公司。当时他们正在招董事长秘书，我虽然对这个职位和淄博这个地方都不太了解，但对方人事部的人觉得我形象不错，便给我发了一份就业协议书。
就这样，我签下了这份合同，但对于即将开始的新工作和新生活，我依然感到忐忑不安并没有下定决心。
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学校食堂的公告栏上看到了一张A4纸的招聘广告，海南航空公司正在招聘应届大学生，当时招聘广告中的介绍：“海南航空，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的中外合资航空公司”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和同学决定去碰碰运气。于是，我们拿着简历，骑着自行车从太白北路一直骑到西安交大。
到达面试地点后，我们发现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床上已经堆满了简历。我记得我只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是招聘还是分配？在得到是招聘的答案后，我扔下简历头也没回就离开了。那个时候带指标的分配就代表着靠谱和稳定，，同时看着当时在房间里高谈阔论的场面，我也觉得机会渺茫。
在此之后，我开始考虑毕业后到底该去哪里。家里人也开始帮我找工作，希望我留在西安。
突然的转机发生在六月底的一天，我的传呼机响了，号码显示0898的区号，我一头雾水。直到同学提示我可能是南方的号码，我才意识到可能是之前投给海南航空的简历有了回音，我迅速跑到宿舍旁边的小卖部打回电话。
电话那头海航工作人员告诉我，我通过了材料审核，入围了初试。他们决定安排一个电话面试，这在当时算是很先进的方式。我们约定了时间，第二天下午两点。为了面试，我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学校对面的电话亭候着，生怕错过这次重要的面试。
面试官是我后来的部门领导，飞行翻译出身的他上来就用英文开始提问，现在想起来幸亏在毕业前我专门报了一个英文口语强化班，重点训练的内容就是英文自我介绍，这次英文面试也算是歪打正着的运气。
故事的后来就是我顺利通过了面试，1997年7月7日我坐上了前往海南的飞机。
2024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了1100.179万人，又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据说今年普通高校和非双一流院校的博士生的就业率仅为14.29%，部分本科生就业率仅为19%。
但其实，毕业≠未来，毕业只是人生历程中的一个小门槛，无论做任何选择都终将迈过开始下一程。
明代思想家袁了凡在家训《了凡四训》讲：人生之大运不可违，而人生之意义恰恰在于在定数中寻找变数。
祝大家都能通过努力找到自己的人生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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