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经不想被招降，又担心自身实力不敌清政府武力，于是假造人员、器械总册，以准备投降的姿态迷惑清方，并和清政府进行谈判；同时出兵台湾打败叔叔郑袭，之后留下部将黄安掌理台湾，自己回厦门。

回到厦门的郑经却面临被孤立和亲信背叛的危机：一方面迁界令使厦门失去物资和情报的来源；另一方面，堂叔郑泰因立场不同，被郑经幽禁后自杀，郑泰的弟弟郑鸣骏和儿子郑缵绪因而带着8 000士兵及100艘船，向清将领耿继茂投降；第二年，原本支持郑经的海军都督周全斌、提督黄廷也投降满清。

郑泰事件发生后，郑经被施琅和荷兰的联合部队打败，撤出金门和厦门，退守到漳州沿岸的小岛铜山（今东山县东山岛），他的部属大多投降了清政府。1664年3月，郑经终于放弃福建沿海岛屿，撤退到台湾，建国“东宁”，自称“东宁国王”，为保有政权的合法地位并维系郑成功旧部属的向心力，仍继续尊奉南明桂王的永历年号，但不再有西征清朝的想法。

清政府的招降策略持续进行，以至于跟着郑经来台的人，三年时间内，四分之一的人陆续从台湾澎湖渡海投降，估计约有文武官员近4 000人、正规军4万多人、船只900多艘。

对来降的将官，清政府刚开始给些闲缺，后来渐渐依照带来投降的人数多寡，给予职衔和薪水，例如：带很多官兵来投降的官员，就加职衔，给原本全薪；所带官兵少又没什么功劳，就降职等，给一半薪水。

掌控朝廷大政的鳌拜，不放弃武力攻台，命施琅统领水师征剿郑经；只是前后三次攻打台湾，都遇到台风无功而返。

郑经退到台湾三年后，14岁的康熙皇帝开始亲政，再度招抚郑经，提出只要剃发并归顺，就赐封爵位和给予优厚俸禄。面对施琅不断提出攻台的计划，康熙不仅未接受，甚至因此免去施琅福建水师提督的职务，调回到北京，拆散兵众、烧毁船舰。

郑经对康熙的善意虽没有正面响应，也没有重启战端。他仍坚持不剃发，致力在台湾垦殖，将官和士兵生活渐渐安定，也不骚扰清政府，双方算是相安无事，只发生过零星的叛逃事件。

郑耿斗法谍中谍

姚启圣督师闽南前线，相信台湾“上下离心，间谍易入”。史家评论郑经：“不务宏远，褊碍器小，不能和辑诸将，好博弈渔色”尽管如此，但又不可否认的是郑经也曾在某一时期“充当”过康熙帝的“得力助手”，如间接“辅助”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郑经来台9年，也是康熙亲政6年后，两岸关系又有了戏剧性变化……

康熙十二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向朝廷疏请归老辽东。随后，为了试探康熙，平西王吴三桂和靖南王耿精忠也先后向朝廷请求撤藩，殊不知年轻的康熙将计就计，果断同意了二人的请求，此举令吴三桂和耿精忠顿时间不知所措，最后索性挑起了“三藩之乱”的战火。

事实上自康熙亲政那一刻起，撤除三藩就已经被其列为了必须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之所以迟迟不下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考虑到了远在台湾的郑经势力，所谓“郑人尚在尔”指的便是这一问题。而吴三桂、耿精忠的主动请求撤藩之举也恰好随了康熙的愿，正如史料记载：吴逆蓄谋久，不早图之，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且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

吴三桂开府昆明，其部属依仗平西王府的权势，目空一切，到处横冲直撞。有一次，吴三桂派官押送贡品进京，中途宿店，正巧遇上一位来自京城的朝廷命官，携带皇帝诏书已先住店。论他的身份和使命，谁敢冒犯？可这个解役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挥起手中鞭子，驱赶这位钦命官，大叫：“天下更有何人大于我家者哉！”

如此横暴，没人敢回一句话。实际上，吏部和兵部早就向康熙抱怨：平西王吴三桂时常将自己看中的人从外省调来充实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亲信派往其他各省任职。他甚至直接给吏兵两部批文，令某人为某地官。如果吏兵两部选用云南、贵州的文武官员，与吴三桂的意见不合，就必须撤回，只能任命他选用的人，包括选送到外省去，名曰“西选”，即平西王选用的官员。

吏兵两部推选出新任命的云贵文武官员，经常还未到任，吴三桂就已另推出人选。以至于朝廷推选的新官员只好中途返回，造成往返苦累。而且，吴三桂还通过垄断云南地方科举权，把他自己的藩属子弟都选入为官。若长此下去，西选之官几乎就要满天下了。同时，户部的官员也抱怨：三藩用于养兵、行政和生活开支，朝廷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但还是经常不够用，因欠饷而发生兵士逃亡、暴动的事时有发生，每有饷不足，他们就连章告急。有了剩余，又隐匿不报告，支用情况也不叫户部核查。三藩需求浩大，常使各省为难，也使负责钱粮的户部疲于奔命，整个财政为此陷入困难境地。

康熙明白，三藩的存在，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成为朝廷的巨大隐患，在经济上，也已成为国家的巨大负担。因此，康熙十分关注三藩尤其是云贵的动向，开始有目的地进行人事变动，想尽办法笼络、分化吴三桂的部属。因郑经参加了降将耿精忠、尚可喜、吴三桂发动的三藩之乱，提醒了清政府，当内部发生变乱时，来自海上的威胁将会伺机而动。

耿精忠在起兵叛乱之前就曾向郑经抛出过“橄榄枝”，企图笼络其部势力共同图谋反清。而郑经对于耿的笼络，也是抱着十分积极的态度，但二者自始至终都是处于心怀鬼胎的状态，各自相互利用，因此二者之间的矛盾和纷争必然是难以避免的。

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三月，耿精忠杀福建总督范承谟，以此响应吴三桂并正式举兵反清。精忠遣人东渡台湾请求郑军进入福建作为援助，郑经命刘国轩等人于四月率军进入厦门。此时的郑军总数才三万五千人，刘国轩带回大陆的兵马不足万人。这也是明郑政权丢失闽南后，第一次回师大陆。

然而，耿精忠嫌刘国轩带来的兵少，双方各打各的算盘。郑军还是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耿军却为了扩充地盘，把郑军当做小弟使唤。刘国轩研判形势，对耿军、清军又拉又打，上演了一幕闽粤“三国演义”。耿精忠被击败后，刘国轩已占领了惠州，并与平西王吴三桂势力划界，继续周旋于吴三桂与尚之信（平南王尚可喜的儿子）之间。直到三藩被平，刘国轩已在闽粤沿海奋战八年，北攻邵武，南占惠州，忽海忽陆，清军疲于应付，加之不善海战，损兵折将。

随着战事的发展，郑经的野心膨胀起来，冯锡范建议“自立乾坤”。与此同时，为了增强自身的实力，耿精忠在举兵之际曾多次命黄镛前往台湾联络郑经，甚至不惜以漳、泉二州相许。然而，令耿精忠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举兵之后声势竟超出了自己的预料，史称：“乃不一月，全闽降附，浙之温处，江右之广信，粤东之潮州，相继纳款，声势大振。”

如此浩大的声势，使耿精忠顿时被冲昏了头脑，以至于当郑经率军至厦门与耿精忠索要驻军之地时，耿精忠竟翻脸不认人，不仅没有给郑经势力安排驻军之所，甚至还违背了之前二人的约定（以漳、泉二州相许）。此举令郑经顿时怒火中烧，于是武力夺取了漳州、泉州等地，此后，郑、耿二人的矛盾迅速激化。

郑、耿二人矛盾的激化，使敏锐的康熙皇帝“嗅”到了一丝战机。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乘福建内乱之际，康熙帝命令康亲王杰书移师衢州，入闽征讨耿精忠。八月十五日，清军大败耿部马九玉及其部下数万叛军，此后不久，耿部大将白显忠在李之芳遣人的劝说下也率部降清。至此，耿精忠所恃的三员大将（马九玉、白显忠、曾养性）已经失去了两位，此举也说明了耿部兵力已损失掉三分之二，而在此期间郑经势力又乘虚逼近，闽地半入郑氏，此时的耿精忠可以说是进退维谷。最终，不得已之下率部复降。此后，清军击退了郑经势力，福建、浙江等地得以平定。

耿精忠的举兵失败，使得康熙帝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同时也令其余两大藩王信心大降。果不其然，在耿精忠投降之后，倡乱于广东的尚之信在种种压力之下也再次率部归顺清军，“三藩之乱”逐渐演变成吴三桂一人的“独角戏”。

“三藩之乱”爆发的第三年，也就是1676年，西北、东南战场的战争就结束了，清军通过政治和军事两手，大量运用间谍纵横捭阖，已经平定了陕西、甘肃、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对吴三桂形成了“大包围”的态势。不久，压力山大的吴三桂病逝于衡阳，三年后，“三藩之乱”宣告结束。

姚启圣与刘国轩的谍战

正是得益于郑、耿二人的矛盾，才使得康熙帝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机，最终通过逐个击破的方针，一举平定了“三藩之乱”。从这一角度上来看，郑经可谓是康熙平定“三藩”时不可忽略的一大“得力助手”。

广西的孙延龄、傅弘烈为了避吴军锋芒而反，暗中也是联系清军，给自己留下后路。至于陕西的王辅臣，他是在平叛的过程中对绿营地位低下的情况不满而反，和吴三桂的性质还不同。后来，康熙重用汉将，提高了绿营的地位，使得西北的局势改变，王辅臣也不得不投降。

平定王辅臣之乱后，康熙又调兵平定福建，随后两广望风而降，吴三桂成孤家寡人。此后，清军从两广、江西、湖北、陕西几个方面同时对吴三桂发动进攻，吴军顾此失彼，节节败退。在吴三桂称帝的时候，湖南许多城池已经沦陷，岳阳被包围，可以说败局已定。

郑经盘据台湾，不想给“三藩”卖命，只是想在大陆扩展自己的地盘，因此他在广东拿下一部分土地后就对耿精忠开战，抢夺福建土地，加速了清军平定江西、福建、浙江的速度。

吴三桂起兵造成的“天下群雄响应”只是一个表象罢了，不管是官员还是百姓，都不太支持吴三桂的行动。“三藩之乱”名为“三藩”，实际上是吴三桂和耿精忠二藩，而吴三桂是全局谋划者，因此称为“吴三桂之乱”更加合适。

康熙也深知平叛的要害，在一开始就发布了诏令，停止对耿精忠、尚可喜的废藩，不追究其他反叛官员的罪过，只要投降就可以。这样，就将矛头直接对准吴三桂。在平叛的过程中，清军对其他参与者是“剿抚并用”，使得大量的反叛官员投降清军。  

三蕃之乱平定后，清政府再次实施“迁界令”，严禁郑军于大陆沿海征粮，面对此一粮政缺口，所幸郑经因应得宜，未立即产生财务危机。清朝廷遂命令福建总督姚启圣加强招抚，提出跟随郑氏越久的人，投降后报酬越多；官员可以保证官职，士兵可自由选择要加入清军，或恢复平民身份等来吸引郑军。

姚启圣在福建漳州开设修来馆，只要是从台湾来投降的人，就送华服和金钱。为了吸引更多人投降，公布投降者以及留在郑方部分文武官员的姓名与职位。这些招降策略果真奏效，三年间，投降者约有10万人以上。但随着投降的人增加，清政府财政负担越来越沉重，遂决定以武力彻底解决郑氏势力。

1680年，郑经参加三藩之乱打败仗回台湾，来年台湾发生干旱，米粮歉收，对外贸易受阻，出现了财政危机；加上郑经逝世后，世子郑克臧被杀，当权执政的冯锡范拥立幼子郑克塽继位，统治者内部陷入权力斗争，削弱了危机处理的能力。

继任之后的郑克塽先是晋封宗室与政变的功臣，分别赐予公、侯、伯等爵位。岳父冯锡范以拥立有功封为忠诚伯，仍管侍卫，兼参赞军机。同年七月，清内阁大学士李光地向康熙帝上奏说：“郑经死后，郑克塽年幼，诸将不能协同作战，且不能驭下，兵民离心，如果此时派出大军征讨台湾必能攻克，机不可失。”康熙然其言并准备攻台。

此时的台湾在连年的迁界禁海下物资人员无法补充，台湾岛内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粮食不继，米价大涨。加之台湾财力匮乏，为征集粮饷又对百姓加征捐税，各地民众不断反抗，军心民心尽失。此时台湾、澎湖两地的郑军尚有5万余人，大小战船200多艘，但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在大陆这边的心战下，不断有郑军官兵驾船投奔大陆，向清廷投诚。

这时康熙亲政已14年，权力逐渐稳定，清朝大臣对台湾有剿灭与招抚两派意见，康熙过去主张招抚，这次却支持剿灭，重新起用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关键战役发生在1683年，施琅率领水师3万多人，战船300多艘；郑克塽派大将刘国轩率领2万多人，双方在澎湖展开激烈海战，清军大胜，郑军一败涂地。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足为怪，奇怪的是刘国轩是能战之人，却在关键战役中打了败仗，而且由坚决主战转为主张投降。

有数据记载，郑经仍在世时，刘国轩就已被姚启圣、施琅等人收买，因而改变立场。施琅给刘国轩的条件，据说是只要肯投降，一定封他为公侯，还与他结为亲家，保证拥有总兵原职。澎湖海战前，刘国轩即向康熙皇帝提出称臣进贡的方案，但遭到否决。

此外，很多渗透台湾的方式早就在运作了。姚启圣派遣间谍到郑军中从事破坏活动，例如：联络施琅养子施世泽与其族兄施明良做内应；通过旧关系加紧与郑军人员搭线，希望他们里应外合；更在台湾纠联11个镇，给予重赏，让他们作为清军攻打台湾的内应；姚启圣相信台湾“上下离心，间谍易入”，会有好效果。

施琅则派遣了心腹三四人到台湾、澎湖游说亲朋故友，要他们谋叛立功。那时台湾遭逢严重干旱，米价飙涨，施琅对来降的士兵，不但发给衣服和粮食，又医治伤兵。想回台湾的降兵一律放行，并免除三年税赋和差役，这样的优惠待遇让郑方的人觉得投降才有出路，台湾北路总督何祐即从淡水派人到澎湖向清政府输诚；施琅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人员，更是和郑军将士阵营频繁联络。军心涣散若此，澎湖一战不输也难。

澎湖海战中，郑军194艘战船被击沉，澎湖守军1 400多人投降。澎湖失守，对台湾更是严重的危机，因郑家派去购买、载运米粮的洋船都必须停靠澎湖深水港湾卸货，再换船运回台湾。如此一来，米粮大多将落入清军之手，难以送达台湾。

施琅在战术上，集中兵力，速战速决。澎湖海域六月多风，深谙海情的施琅是知道的，在初战小挫之后，便立即抓紧再战准备，并不失时机地发起总攻。施琅除分兵二路，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佯动和箝制以外，在主攻方向上集中了56艘主力战船，并以五船合攻一船，逐次歼灭了郑军主力，而清军水师却无一船损失，这在海战史上是不多见的，如非间谍得力，这是不可想象的。

一心一意要投降的刘国轩向郑克塽分析：在缺粮状况下与清军对抗，将导致严重饥荒，有内乱之虞。既然大势已去，应该顺天意投降。当时，冯锡范主张要“分兵死守”台湾，有人主张攻打菲律宾作为新基业，都遭到刘国轩反对，他还派兵监视郑氏子孙，以免有人走脱。

在刘国轩坚持下，郑克塽写了陈请表章，并写信给施琅表示“知过”，希望留在台湾，但施琅要求必须将台湾人民和土地都收入清朝版图，否则将誓师决战。刘国轩，冯锡范等向清廷递交降表，并提出“三不”请求，即清军入岛“不伤郑室一人，不伤百官将士一人，不伤台湾黎庶一个”。

八月十三，施琅进入台湾受降。明宁靖王朱术桂不愿做异族之臣，与妃妻五人阖门自缢而死，以身殉国。降清之后，郑克塽只好再写降表，缴上延平王印，献出台湾；但希望住在闽南，请求赐给田园和房子，也请清政府优待明室宗亲，让文武官员获得升迁拔擢，并宽免过去归附郑方的人员。

竟陵浪人，生于雁叫街，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浪迹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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