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丰三年到咸丰五年底湘军东征，前期取得暂时胜利，这是因为湘军战术情报侦探得力，利用充分，使湘军几乎每一仗都有备无患；加之出征之前据军情加强水师力量，建立水上粮台；前期一度据军情采取了攻势防御的战略战术。咸丰四年十月田镇大捷后，湘军曾盛极一时，不久后便由胜转败，一溃千里，在江西湖北陷入极度困境，这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没有据军情特点，坚持采取攻势防御的战略战术所致。
早期湘军的情报机构、情报人员、情报收集方式，湘军将领分析利用情报的得失对战争影响，是关乎战争胜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湘军为了了解太平天国情况，编写过《贼情汇纂》一书，朱树谦写过《〈贼情汇纂〉研究》，从文献学角度探索《贼情汇纂》的编者情况时，谈及了湘军部分情报工作人员的情况；从探索其史料价值的角度论及了这本书所提供的情报具有全面系统、真实可信的特点。
![]()
湘军情报机构在早期一个最为突出的成果就是完成了《贼情汇纂》的编辑工作，此书的主编是张德坚，咸丰三年初当湖北巡抚属下的巡捕官利用职务之便，多方收集太平天国内部情况，同年十二月随湖广总督吴文鎔进军湖北黄州、堵城，易装往来太平军中，“所见行阵之士，被掳逃人，受害乡民，不可胜计，留心访究，随时记载”，最后辑成了《贼情集要》。咸丰四年张被引荐给曾国藩，当时湘军俘获了大量太平天国文献急待编辑，于是任命张德坚主持湘军采编所，负责编辑《贼情汇纂》，咸丰五年七月告成。此书的特点之一是真实可信。《贼情汇纂》记载了太平天国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法律各个方面的情况。此书的特点之二是全面系统。《贼情汇纂》客观分析了太平天国前期胜利的原因，同时根据洪杨不正常的关系客观地预见了洪杨内乱的发生。通过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定都天京以后思想倾向的分析，判定了太平天国已经快要走到由盛转衰的临界点。此书的特点之三是客观分析。《贼情汇纂》是一部编辑得成功的太平天国情报集，对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战争具有重大作用。罗尔纲的《湘军兵制》将湘军情报机构及情报侦探制度作为湘军兵制的组成部分进行了论述，其他史家在论述太平天国与湘军战史的专著、论文中，指到过湘军的情报，有的是把这引进情报作为史料来叙述战争的过程，有的也探索情报对某些局部战争的影响。这些著者都是为了论述其他问题而涉及到湘军情报工作及对太平军战事影响这一课题的局部问题，没有对此题作过专门系统的论述。《贼情汇纂》对湘军打败太平军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有少量人事的记述与事实有出入，这是任何情报、档案、史料都难免的。可惜，它的时间下限只到1856年内讧前为止。大约是国藩也还未能充分认识它的价值，或者有别的什么原因，没有收集到1864年太平军败亡。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有这样全面、具体、准确度很高的情报，实在非常难得。不但是中国情报史上的里程碑，比起几十年后某些庞大的情报机构所搜罗的，包含大量不实、泡沫、垃圾的情报，都足以睥睨傲视。张德坚自己也说了，“叙事从实，不事润饰”，“贼中情伪毕见，庶大军剿办愈得要领”。当它的情报功能随战争的结束而消失时，便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没有它，太平军的许多人事、典制、名物，也许到今天人们还根本不知道，也许还在争论不休，也许不时会有“惊人的发现”，也许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考证被作为权威性的结论。湘军将领早就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曾国藩曾向朝廷禀报说：“臣国藩自办理军务以来，于侦探、文报工事亦尝认真讲求，不敢稍涉疏忽。”为了系统论述湘军的情报工作， 我必须借鉴有关的一些军事情报理论。本文认为军事情报的定义是：战争中有关敌人的一切情况。军事情报又分为三大类： 战略情报：涉及敌人采取的一切行动。战略情报必须简要概括，供最高决策人使用。 战役情报：战役情报比较具体详细，涉及的是局部地区的敌情。 战术情报：战术情报也就是战场情报，越详细越好，利用得越快越好。 情报工作主要包括情报搜集、情报分析利用两个方面，搜集情报是基础，利用分析情报是关键。只有对真实的情报进行分析形成正确的决策，且决策得以切实执行，情报才能产生有利于战争的影响；有时军事指挥员对情报进行分析形成了正确的决策，由于执行不力，从而也会坐失战机或者使战局的发展更利于敌人；收集到了情报，却忽略了或没有充分的利用则会为敌所乘或错失时机；对情报分析错误得出错误的决策，便会使己方在战争中受损失；对敌情不了解，没有搜集到应该搜集的情报，更谈不上分析利用，则会对战争造成不利于己方的影响。 《贼情汇纂》记载了太平天国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法律各个方面的情况。且客观分析了太平天国前期胜利的原因，同时，根据洪杨不正常的关系客观地预见了洪杨内乱的发生。甚至，在书中还判定了太平天国已经快要走到由盛转衰的临界点。咸丰五年七月，完善版本的《贼情汇纂》终于完成，湘军根据此书中所记载的情报给予了太平军以凶猛的打击。湘军成立不久，咸丰三年十二月，就在陆营十二营中设立一总提调，由朱石樵担任，设立一响导处，由王珍为提调，又设侦探处，由邹伯韩为提调。咸丰四年（1854）二月于粮台设立侦探、采编二所，侦探搜集大量太平天国的情报，湘军将领的营中都有一套专司情报工作的人员班子及大量的侦卒与探差。在张德坚先前所总结的《贼情汇纂》基础上继续搜罗太平军的资料，并且，张德坚也十分荣幸的成为这一机构的总篡官，“所见行阵之士，被掳逃人，受害乡民，不可胜计，留心访究，随时记载”。当时各省巡抚养了大批侦探，地方州县团练也有人专门从事情报工作，湘军的情报机构便与他们的情报机构并网。例如，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致函湖南巡抚骆秉章请求他提供情报：“省中若有江南、江西军报，亦望时时寄示。”清廷虽昏庸无能，不可能起到总指挥部的作用，但各地各战区的统帅还得向朝廷禀报军情，朝廷又把他们各自提供的信息汇总反馈到各地的统帅那里，通过中央政府湘军就可以了解到较远战区其他清军将帅、地方官掌握的情报。湘军的情报机构是健全的，联系是广泛的，触角所及是深远的。 《贼情汇纂》的编著者张德坚1853年任湖北抚辕巡捕官，约略如现代省里副处级警官。这年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他认识到太平军内部情况对清政府的巨大价值，主动向包括俘虏、难民等各式各样的人搜集。并且随湖广总督吴文镕到前线视察，还多次化装深入太平军占领区侦察、采访。他不是为了刻书出名或个人宣泄，而是为了向清政府高层官员提供情报，以供决策或指挥作战之用。不久，吴文镕战败自杀，他愈坚信应当知己知彼。收集情报集成一册，曾送给一些总督、巡抚的衙门，都被收下了，大多还称赞几句，但并未真正重视，有的甚至根本不看。1854年9月，曾国藩收复武汉，他托人送上去，受到重视。曾国藩用所缴获的太平军文书核对，他的情报全部符合，于是将全部缴获的文书交他编辑整理。同时，设立采编所，任命他为总纂官，六品衔即补县丞，还有几个人协助编纂、抄写。原来无薪水的人员，每人每月给薪水四两银子，每月总共给经费四十两银子。可知并无庞大机构，也没有丰沛经费。因武汉被太平军再次攻占而迁长沙时，人员更少。有些人将此书说成是奉曾国藩之命才编撰的，并不尽合事实。这些人确实是为了打败太平军，尽心尽力。其中，分纂（编写者）之一，曾被太平军裹胁的童生的程奉璜，本来要在太平军中从事暗杀活动，后来改变主意，用心笼络可利用之人，收集了大量情报，逃离太平军，参加编写。收集情报主要是情报工作人员的任务，分析利用情报指挥战争则是由统帅们来承担，下面主要论述咸丰三到五年曾国藩统帅的湘军利用情报的得失对战争的影响，也就是从情报工作的角度分析湘军此期胜利与失利的原因。 湘军创建之初，与太平军还没有全面交战，俘虏太平军官兵极少。“被胁”乡民官僚逃出者甚少，更谈不上搜集太平天国文书印书，加之侦探人员派出时常常被害或长期没有回报。太平天国与湘军势不两立，湘军人员想打入太平军内部极其不易。所以，东征之前，湘军对太平天国内部情况及战略意图不甚了解，咸丰三年曾国藩在书信中说：“正月初三，粤匪自武昌下窜，水陆两路并发，不识直扑安徽乎？抑入江西乎？现尚未得确耗。”![]()
湘军对太平军咸丰三年下半年的西征战略意图亦是模棱两可，只作一些主观的猜想：“逆匪回窜六七百艘联帆而上是佯西进，真北上，据江西、凤阳、金陵三处而牵制”，对太平军西征长沙湖广一带将信将疑，并把这种说法讽为“浅人意度”。就是得知太平军咸丰三年五月七日已进至湖口后，湘军统将还孤疑不安，不知“其中果系被协之众解散思归，抑系粤贼诡计，多设疑兵。”同时对太平天国内部情况不甚了了，在书信中说天京在太平军北伐西征同时进行时只剩下三百太平军，扬州太平军粮尽援绝，纯属瞎猜。对太平军的基本战略意图及内部情况都不甚明了，就更谈不上据太平军情报制定正确对付方案了，这为湘军东征在中途受挫埋下了危机的根源。虽然种种困难妨碍了湘军对太平天国情况的了解，由于曾国藩一刻也不忘广泛收集情报，他对太平军的大体行踪还是能把握的，太平军由武昌东下建都天京，四月从天京出发西征，十月西征撤退，十一月继续西征的进军路线，在曾的书信中反应得较清楚。对显而易见的军情，能够充分重视并有对策。太平军水师发现他们注意了东征之前一直在“多备炮船训练水师，对湖北以下沿江市镇，逃走一空，千里萧杀，百货俱无可买”的情况十分重视，贮备了大量生活必需品，用船装载，设立了水上粮台。了解到“现在黄州以下，节节被贼占据，修城浚濠，已成负隅之势。”决定执行“以剿为堵，不使贼舟回窜武昌……”“将黄州巴河之贼渐渐驱逐，步步进逼，直至湖口之下，小孤之间”的策略，为东征前期暂时胜利准备一些条件。 东征之前湘军对太平军内部情况、战略意图、大略人数的多少、各军首领系何人，不甚了解。从咸丰四年初出师以后到咸丰五年后，他们对太平军的了解大大加深。主要因为，其一，深入敌穴的侦探归来回报军情，曾国藩咸丰四年四月初一日报称，“上年所遣侦探新自贼中脱归，略悉贼情。”其二，在战争中缴获太平军大量文籍，“甲寅九月，官军水陆东下，贼众屡拒我师，节节败窜，直捣浔阳，所俘获贼中文案，涃载累累。”其三，张德坚等人利用缴获的文籍加之采访各色人等，编成《贼情汇纂》使湘军对太平天国内部情况了解更为详尽。 早在咸丰三年三月就已知占据武昌的太平军约计三万余人。崇、通太平军会党估计已二万人。咸丰五年七月告成的《贼情汇纂》通过综合大量文献资料及口述，统计到书成之时止，太平军总数“不及百万耳。”湘军初起不及二万，不论张氏《汇纂》所统计的数字是否非常精确，但湘军对太平军数倍于己的事实是十分清楚的。对太平军善守坚城，长于以静制动，乘隙袭敌的特点湘军亦逐渐得知，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四日曾在书信中说：“该逆向称善守，其守城之法常以精壮者安营外，老惫者登陴防范。”同年八月二十七日报称：太平军“……往往扼险筑垒，坚不可拔。”《贼情汇纂》亦载：太平军的特点是“极力固守，养锋蓄锐，不与官兵战。相持日久，觑我稍懈，一朝突出，是狼奔豕突，任其所之。自初迄今，专用此术，官兵每欲战，不能，贼则休息精力，以乘我怠，我兵谓其怯而轻之，不意猝然全出，如山移海涌，莫之能御矣。”既然，太平军兵力数倍于己，善守能战，常坚守自固，以静制动，袭虚捣瑕，理应以太平军之法而制之，采取“攻势防御”的战略战术，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才能乘隙制人而不制于人。早在咸丰元年左宗棠已知太平军的这一贯用之策，他写信告诉了胡林翼并建议采取“攻势防御”的战略战术。湘军东征之时，左宗棠没有随行，但胡林翼却是参与者，他是否把左的这套对策向曾国藩推荐，或者是推荐了曾国藩没有采纳，我们因为史料的局限不得而知，但曾国藩没有根据所了解的以上太平天国情况始终坚持“攻势防御”的战略战术。 ![]()
“攻势防御”的战略战术，就是在战略上步步为营，稳打稳扎，扼住形胜之地，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并且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它，每前进一步都要在肃清后路之后；在战术上，每当遇到坚城都不要盲目攻坚，而要采取筑长濠高垒围困太平军，每当遇太平军进攻时，都要恃坚固守，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当有隙可乘时再主动歼击太平军。东征出师前夕得知黄州以下都被太平天国占领，修城浚濠坚守着，决定“以剿为堵”，不使太平军回到武昌，等自己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再将黄州、巴河的太平军渐渐驱逐，步步进逼，使之退到湖口之下，小孤之间，而拒绝了皇上要他越楚攻皖的命令。咸丰四年三月二日第一次攻占岳州之后，湘军据太平天国被俘侦探供称太平军还潜伏在岳州附近的河湖中，等湘军一旦东下，他们就要再在上游“滋扰”。曾国藩决定驻扎岳州派水师搜查河湖，使上游肃清了再一意东下就没有遭后路邀截的忧虑。以上的正确决策是曾国藩在分析了一些零星的太平天国资料，朦胧地认识到的，他没有冷静地分析全面的太平天国情报资料，制定出一个完整而系统的攻势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所以他没有能够坚持这一正确方案。岳州的攻势防御措施还没有很好地实施。十几天后又探知崇阳通城一带太平军特多，将攻势防御策略抛之脑后，认为与其坐待其来不若出境先剿，在后方尚未巩固的情况下，冒然轻进，后猝遇大敌致败，太平军回攻长沙、湘潭、靖港、湘江，湘军只有从岳州退兵回保长沙。咸丰四年闰七月再占岳州，在克陷崇阳战胜咸宁太平军后，还未彻底肃清后路，又不吸取教训，知太平天国余势未尽，湘军一过又要卷土重来，却错误地认为“武昌为省会重地，拔其根本，则枝叶自萎，势不能兼顾小股，只得飞速进兵，直捣武汉。”明明了解战败的太平军会乘隙袭击的情报，湘军统帅却视而不见，贪功轻进，舍崇阳、通城、咸宁不顾直捣武汉。当他们后来得知崇阳太平军真的戕官踞城，亦不改初衷，决定等武汉攻克后再说。咸丰四年八月武昌克陷后，曾国藩对当时的军情形势是很清楚的：“武昌窜出之贼，……虽歼去四千，然逃出者尚多。汉阳窜出之贼，则截剿无几，现在逃归下游蕲、黄一带，尚有数万。自岳州以下直至金陵数千里，久已沦为异域，崇阳、兴国、蕲州、黄孝等处，乱民尤多。”已有“设官军稍有挫衄，则四面皆贼饷道易断”的忧虑。但没有据此情报而加强武汉的防守，而把湖北全省交给软弱无能的杨霈，自己率部继续东下，未采取踞武汉取建瓴之势而立于不败之地再乘隙制人而不制于人的措施。咸丰四年十月田家镇湘军大捷之后，随着与太平天国争夺的白热化，甚至把原留守两湖的杨霈胡林翼两支军队都调到了江西前线，武汉顿时极为空虚，所有这些做法为战局从此逆转埋下了深深的隐患。田镇大捷后，太平军方面情况发生了变化，太平军的守城能力更加强了，水师的战斗力提高了，还换了石达开到湖口主持军事，使太平军人数多，能守善战的特性发挥了更加巨大的威力，所有这些湘军统帅都是了解的，照理应据此转入攻势防御的正确轨道，但他们仍无视军情的实际坚持前方攻坚，后方不守，贪功轻进的错误方略。咸丰四年十月底湘军水师，在九江遇阻后就据探报知太平天国水师战船改进，九江防卫加强，曾国藩等“反复筹思”就是没想到转为攻势防御战术，“终不得破之之法。”只好仍坚持攻坚，但换了一个角度，想先破黄梅、大河埔、孔垅驿的太平军，再攻小池口最后攻江中太平军船，等他们再攻九江时太平军已经“守备日固，人数亦日增”，“……其坚悍凶顽”已让湘军好好地领教了一番，“伪翼王石达开自安庆统众来援”，湘军统帅也是知道的，但他们仍执迷不悟地攻坚，结果咸丰四年底五年初湖口之役稍有挫失，水师被分为外江内湖两段，外江老营被焚，太平军乘势回攻上游，原来蛰伏上游的太平军亦纷纷再起，潜藏的危机一触即发，湘军顿时一溃千里。此后不久曾国藩派李孟群、胡林翼、王国才、罗泽南回援武汉，客观上起到了稳固后方的效果，而他自率一部分兵力在江西牵制，对太平军的强悍更了解了。如“罗大纲凶悍诡谲。”“悍贼石达开等坚守九江及对岸之小池口。”《贼情汇纂》亦向他说明：“要知营垒坚与不坚，防守严与不严，则视所守为何贼耳，……守城筑寨，其有权谋心计剧贼，必躬自踏勘尽揽山川形势于胸，以意为之，必坚必固。”![]()
然而，从咸丰五年初起整整一年时间，曾国藩几乎一刻都没有放弃进攻九江，直到咸丰五年十一月还念念不忘联合和春东下直捣南京，因为条件不允许未实现，而“中夜以思，惭愤交并”。因固执攻坚，损兵折将，湘军处境愈来愈被动。 总之湘军在咸丰四年初到咸丰五年底这段时间，对太平军内部情况，战略意图、战略战术，都是基本了解的，但没有很好地分析情报，并据此很好地坚持攻势防御的战略战术，逐步为湘军东征从暂时胜利走向最终的惨败准备了条件。 然而湘军东征前期的暂时胜利与他们最初据军情实际而稳打稳扎步步为营；与他们据军情搞好后勤保障；与据太平军水师纵横江河的情况他们加强水师力量不无关系。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便是湘军战场情报的侦探十分准确及时，战斗指挥员对战术情报充分利用，正确指挥战斗。 湘军建立之初东征之前，对太平军的进军所向一直是密切注视的，当他们知太平军进攻汉阳一带，岳州危机，曾国藩东征之师便马上起程了，咸丰四年二月底重击入湘太平军，第一次收回岳州。三月湘军由岳进攻崇通受挫，由于及时得知太平军回攻长沙的消息，便立即回兵省河，水陆严防。结果，太平军“不敢闯入省城”。塔齐布、周凤山侦知太平军想从陆路绕越宁乡直扑湘潭，立即跟追，看到太平军在城北坚立木城，塔齐布深悉太平军“每月以守为战，反客为主之法，若不及时速剿，待贼营垒既定，攻克为难”之军情，派兵猛攻速击，结果大挫敌锋，四月初三日塔齐布侦知太平军将由水路撤退，派水师及时进攻大败太平军，太平军水师失利折回潭城之时，又被江忠源侦知，伏击太平军于其必经之地潭城西北角，取得湘潭大捷。 咸丰四年六月底进军岳州，褚成航等人驾船先至君山一带侦探军情地势，然后绘图与曾国藩等商讨进军方略，由于侦探得实，七月初一日水师获胜，克陷岳州，后来一个月太平军发动了多次反攻，湘军都及时侦知有备无患。例如七月十四日太平军“在城陵矾下游埋伏小划二百余只”，人却“皆上坡藏匿：其罗山对岸之夹洲一带，湾船约千余号，尚岸筑有炮台：城陵矶以上，一字排列战船数十号，意欲以小艇诱我深入，然后伏舟齐起，迎头抄尾。”太平军的布阵形势与意图被湘军侦探得一清二楚，针对性地布己之军反抄敌军之尾，大败太平军。闰七月初一日塔齐布单枪匹马直赴太平军营看到“贼营明火达旦，往来不绝，知其意后逃窜。”遂令部锐意猛攻扫平了岳州城外太平军营垒，太平军彻底退出岳州。 咸丰四年八月初四日罗泽南进攻崇阳探明太平军主力在西城，于是声东击西，先攻东北二门分散太平军注意力和势力，然后督大队奋攻西门，立克崇阳。 咸丰四年八月初八日，罗泽南军赴咸宁，扎官塘驿，武昌太平军八百人，从金牛招集崇阳败兵踞咸宁阻击湘军并分路设伏以待，被罗全部侦知，罗军绕出太平军伏兵之后，太平军不败而退。” 咸丰四年八月武昌战役中，湘军统帅对太平军花园、西岸虾蟆矶营垒的布防进行了周密的侦探，知其守御极严，认识到不破花园太平军垒，“则各路均无可施手也”，遂设计猛攻花园，花园垒陷，西岸太平军营亦不战而溃，为攻克武汉赢得了关键性的一战。水陆再战几回，太平军欲弃城而撤，又被湘军侦知。魁玉在西门外月湖堤一带埋伏截击，塔齐布在洪山设伏截击，武昌沦陷。 ![]()
九月中旬塔齐布由武昌进剿大冶，罗部由金牛堡进剿兴国。太平军由田家镇派出两队6千人分头迎击，被罗部侦知， 罗泽南驰抵兴国境内之盐埠头地方，急截大冶太平军归路，并御兴国太平军，使之不得合队，然后“扼险排阵，以静制动”，结果取胜，攻克兴国大冶。蕲州太平军知湘军水师深入，与两岸陆营相距三四百里，准备乘虚进攻，这一计划被湘军侦知，九月十八日他们定计“与其待贼至而迎敌，不若及其未至而击之”，出其不意而取胜。十月初四、初五半壁山大战后，湘军看透了蕲州太平军的意图是：以不过百余船牵制湘军不得直攻下游，于是湘军在初八、初九水师一半人与蕲州太平军相持，而另一半与半壁山陆军汇合，结果太平军被包围在中段，不战自退。 咸丰四年十月十三日湘军在田家镇战役中，通过反复侦探知太平军的铁索设置巧妙，遂分四队进攻，一队断铁锁，一队专攻敌船，一队待锁开直追下游，一队坚守老营，四队分工又合作，取得了破田家镇之关键一战的胜利，蕲州太平军不战自溃。 湘军情报机构中谍报人员搜集情报的途径与方式主要有：采访参与镇压太平军的清方官绅。例如，为编辑《贼情汇纂》，张德坚采访清方官绅达36人，例如瞿腾龙就直接参与了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张德坚“与之谈贼情终日不倦。”他介绍了一些太平天国常用的战略战术及太平军营垒情形，载入《贼情汇纂》卷四。第二，采访从太平天国统治区逃出的“难民”。《贼情汇纂》卷首“采访姓氏”中列有“逃难林袊民”22人，卷10《船运》、《关榷交易》、《口粮》，卷21《新贼》、《逃亡》，及卷12《杂载》中的内容，多由此辈提供。第三，通过审讯被俘太平天国官兵获得情报。例如《贼情汇纂》“采访姓氏”中列有被俘太平军官兵12人。这些人在接受审讯时也提供了一些太平天国内部情况，张德坚称“戎林，江苏提标外委，由苏太道委带战船至镇江，溃败被俘，初充牌刀手，旋授前九军军帅，恩赏指挥。北犯被官兵盘获，问供十一次，所供多实情……” ![]()
第四，参考时人的有关的记载。列入《贼情汇纂》“采访姓氏”中的姚敦三、谭恩普分别著有《壬癸笔记》、《再生忆述》两书，记述了他们在太平天国统治区的经历和见闻，卷5 《贼中军火器械隐语别名》、《附号令》，卷6《伪仪卫舆马》等篇均注明参考了姚、谭两书的有关记载。 第五，利用俘获的太平天国文籍、器物。曾国藩在其奏稿中多次提到湘军俘获太平天国文卷的事，最为突出的一次是，咸丰四年十月，湘军水师夺获燕王秦日纲座船，秦日纲随身文案全数为湘军所得。本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所上《抄呈贼中伪牍片》中称：“再，水师夺获伪燕王秦日纲座船，内有奏牍、禀稿二册，伪文卷无数。” 第六，利用投降人员提供情况。在投降湘军的人中有的在投降之前，早就对太平天国携贰不忠。程奉璜被困天京时就“图为荆聂不果，遂更其意，俗尽知贼情以冀一朝复见天日，倾群言以献”，与“贼周旋博得信任，得至各军各馆，潜察而默识矣。”投降湘军后，他为编“汇纂”提供了太平军各将领至江宁以后的活动及太平天国内部关系的情况，还默写了洪秀全的三通诏旨，负责订正传闻诠释俘件。李寀于咸丰三年五月投降清军，张德坚采访过他，称他“于诸逆里居来历，及初起贼情言之最详，……断非甘心从贼者。”《汇纂》中太平天国在广西的许多情况都是他提供的。 第七，侦探敌情获得情报。战略情报、战役情报的侦探主要依靠擅于侦探的士人侠客。例如张德坚随湖广总督吴文鎔进军黄州、堵城时，易装往来太平军中，刺探军情。曾国藩在咸丰四年十月十四日的奏稿中称：“在衡州时曾遣人探至安徽、金陵一带，及至本年五月始归。又曾买船装炭，用重金雇人放至下游，使贼掳去，以探彼中消息。”战术情报侦探主要依靠智勇双全的侦卒，如邹元采“深入贼巢，屡濒危险”，贺秉钧“蓄发侦探，深入贼巢”，“向导官蓝翎军功何南青”在水师岳州咸丰四年七月之战中“侦探得实” ![]()
湘军统帅的奏报书札中常有“据谍者称……”“据探称……”等记载。这便都是侦探所得的情报。天京事变之后，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已走下坡路，消亡在即，《贼情汇纂》没有继续编纂下去，当时的曾国藩也许会想，《贼情汇纂》的情报功能已经消失，使命已经完成。但太平天国在李秀成、陈玉成等年轻一代将领的支撑下，又重新兴起，并坚持了八、九年之久。而《贼情汇纂》虽然退出了情报舞台，却成了后世研究太平天国史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竟陵浪人，生于雁叫街，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浪迹天涯。
转发是最大的支持，恭请转给更多人看到！
![]()
![]()
点在看，时来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