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崇明人对上海认同的形成

文摘 2024-12-20 00:01 黑龙江

十八岁那年，我远离崇明，去南方上大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这个岛屿一周以上，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远隔离，也是我第一次被人称为“上海人”——在此之前，我向来认为自己只是崇明人。

“上海人”这个新的身份是陌生而怪异的，我对这个城市所代表的一切，感到冷淡、疏远、甚至恐惧，与它和解需要一个过程。

航运兴衰与认同的转移

为长江泥沙冲积形成的一个岛屿，崇明人追溯起来当然无一例外都是移民，其最初据说来自江南句容县。这些长江口的沙洲默默无闻，按照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原则，长江下游的行政区按长江航道中心线分割，于是崇明在其最初的650年里，一直归属江北的扬州路或通州管辖。

这一情况到明初起了变化。1375年崇明被划归苏州府，1497年又兼隶太仓州，直至1911年直属江苏省。

这个岛横在长江中央，似乎划给哪边都无不宜，因此在民国年间眼花缭乱地不断变换隶属关系：1914-1927年间属沪海道；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沪海道撤销，除上海特别市归中央直辖之外，其余重归江苏省管辖；1939年崇明一度划归上海特别市，六年后又改划给南通，不出一年又改属松江，1949年6月解放后再改隶南通。1958年最终划给上海直辖市。

行政区划沿革是枯燥的，但这常常反映出主政者对地区政治经济关系的考虑。像崇明这样隶属关系在四方（南通、苏州、太仓、上海）间不断变换的例子，在中国县级行政沿革史上是不多见的。

其孤悬江海的地理位置，也妨碍其对外认同：崇明人自认为“上海人”的已不多，对南通、苏州、太仓的认同感更极浅。这种含混不清的对外身份识别之上，唯一清晰的是“崇明人”。

就文化和地理单元来说，崇明却与江北海门、启东是一整体，彼此更亲切，方言和习俗都基本相同，虽然“他们属于江北”。崇明之所以有不同的命运，与航运有密切的关系。

明弘治十年（1497年），割三县之地建太仓州，辖崇明县。这一安排的前提是太仓以江南航运中心的地位，统管江海入口的航运、贸易并缉捕海盗，然而，太仓刘家港逐渐衰落，至嘉庆十八年（1813）终因淤塞太甚，沙船无法停泊，只能移至上海港。

自1521年黄浦江疏浚加阔后，江南的港口贸易重心逐渐转移到上海。此时崇明的沙船商人仍是主力之一，上海的商船会馆，系上海、崇明的沙船商1715年始建，这显示着崇明对外交通的重心已经转移，行政上的变化则略晚15年——1729年，清政府将苏松太道台衙门由太仓迁移往上海。

这一趋势在上海1841年开埠后更剧烈加速了。其结果是到后来，崇明和太仓之间的轮渡完全断绝，直至1987年才恢复。对一个岛屿来说，航运的兴衰决定着它对一个大的“共同体”的想象。

上海体验：新想象的形成

上海自鸦片战争后开埠的历史，犹如重复了一次太仓在500多年前的迅速繁荣景象。自清中叶以来对崇明的引力由此急剧增强，而名义上仍统辖崇明的太仓州至此本身也为上海所吸附。

上海骤然繁荣是基于西方工业基础的，轮船的竞争也使沙船业迅速破产，昔日三大船帮之首的崇明至此一蹶不振，不少人在上海沦落为乞丐。

上海航海博物馆的沙船模型

1920年代，张謇在上海看到黄包车夫，十之八九都是操崇明方言的“通崇海启人”，在那个时代，崇明人到上海多数都已是无产者。至今流传下来的俗话说“到了吴淞，忘了祖宗”、“喝了黄浦水，害了后半世”，这些话中流露着一点辛酸和故作轻松，以及对上海这个令人目眩神迷的大城的艰难认同。

由于江海隔阻，崇明人对上海兴起的反应比江南各县要慢一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甲午战争后的两件事：1895年崇明、吴淞间设置江底电线，始通电报；1896年沪崇间始辟客轮航线，“海珠”号首航成功，取代了原先的沙船。

这对崇明与上海之间的连接所起的作用，是不难想象的。尤其是沪崇直航，本身就是受崇明人前往上海谋生者日渐众多的需求驱动，又反过来促进了这一需求。1907年，乡绅王清穆集资创办崇明第一家轮船公司——朝阳轮船公司，由上海求新造船厂承造“朝阳轮”一艘，载重200多吨。

由于新式轮船投资不高、行驶平稳便捷，在民国初期很快成为江南市镇之间主要交通工具，正如包伟民所言，新式轮船的发展，“使得本区内地市镇有了一个快捷有效的交通工具，加快了市镇与外部世界之间在信息、人员、金融、贸易方面的联系，使之平添了许多近代气息。在许多地方文献记载中，都把汽船的开通视作本地风气变异的一个分界线” 。

更晚一点到1922年，堡镇地区开始用自动电话。从这一时期开始，崇明的对外交通基本上都转向上海（起初主要是与吴淞，因此吴淞一度占据崇明人对上海想象的中心），而与太仓、南通方向的联系都衰落、甚至切断了。值得注意的是，新式轮船和电报电话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现代性体验。

虽然这些航线有时仍容易阻断，时至今日也不免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但重要的是：上海码头至此成为绝大多数崇明人离岛后的第一站，他们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出来，在此受到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

现在甚少看到当时崇明人对上海体验的感言，不过至少在方言中留下了痕迹。崇明由于孤悬在外，方言比较少受外界影响，逐渐成为吴语方言的一种代表性方言，与它历次隶属的南通、苏州、太仓、上海方言均有不同。

42卷本《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其中吴语8种（8卷），崇明方言也是其中一种

按照中国方言的一般规律，由于政区内部的交通、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接触，各县方言往往不自觉地向州府治靠拢，例如上海方言在元明时推重嘉兴话、清时尚苏州话，现在上海话的地位，是晚清民国后才形成的。

崇明话的孤立状况也是到了与上海密切联系后开始有所转变。崇明话与上海话同属吴语，虽然差别较大（上海人往往听不懂崇明话，但崇明人一般都听得懂上海话，这也可见语言霸权之一斑），有些词汇是吴语共有的，例如“白相”（玩），但上海话中另一些词汇，一般认为是自英语而来，例如“噶三户”（闲谈，gossip）、时髦（smartly）、盎三（差，on sale）、水门汀（cement）、混枪势（chance）、司必灵锁（spring）、茄门相（没兴趣，German）、红派司（证件，pass）、等；这些无疑都是在上海形成而后引进到崇明话中来的日常用语。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些上海话词汇如“老克拉”（class）、“司的克”（stick）、“白脱”（butter）却不见于崇明话，盖因这些多见于上流社会，引入崇明亦无处可用。

隔着一条长江

1958年，崇明正式划归上海管辖。不过长江两岸彼此间的陌生感实际上仍未消除。同年，农村人口被禁止移居上海等城市。

1995年我上大学，第一次参加上海同乡会，被问到：“你是哪个中学毕业的？”我答“崇明中学”。对方怔了一下：“崇明中学在哪里？崇明路？”旁边一个大概是虹口区的人笑：“崇明路只有小学。”我有些尴尬，说：“在崇明县啊。”他错愕了一下，继而又低声问旁人：“崇明也属于上海的？”

我从小长大的环境中，所谓“上海人”一词仅指上海市区的人，并不包括郊县如崇明，一如台湾或科西嘉以“大陆人”概括指本岛以外的本国人。当然这种含义的差别在上海各郊县都多少存在，它们的方言也与上海话有细微差别，只不过在程度上没有那么深，因为崇明在交通和经济上被容纳入上海的程度最低。

崇明南门港的白鹭

上海与崇明的交流自1840年后的一百多年内，通常都是单向的：大批的崇明人乘船离岛，前往彼岸的大城市，这是崇明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上海对崇明的作用，吸纳多于辐射，至今犹然：每年毕业的崇明年轻人，多数前往上海找工作，高中我们班上45人，除了三人回岛，剩下绝大部分在上海。

在这期间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对流，则是文革期间下乡的知青。上海周围郊县，除了奉贤、南汇有几个农场外，其余2/3的农场都集中于崇明。这些农场屏障于崇明北部新围垦出来的土地上，形成一个连绵的地带，其行政关系隶属上海市农场局，而非崇明县。

农场的运作和在西双版纳、黑龙江等地一样，大多与本地人截然分开，“不与群众争地”，但也因此独立于一隅，生活管理等方面均与周围农村不同（例如农业机械化），仿佛殖民地。

知青对崇明的回忆多数都记得那片土地“荒凉得无法置信”，他们伤感而美好的青春期，那里的辛劳与田园风光，淳朴的老乡，以及多少有点好笑的崇明话（这是上海独脚戏里一个长期的讽刺对象），最后，“青春无悔”。

崇明当时是上海的北大荒，简直不像是上海的地方，长江中的长兴、横沙二岛也同样荒凉。知青下乡，与崇明人之间的沟通并不多，尤其在不靠近农场的乡镇，几乎毫无影响。

不过既然来到岛上，难免会有交流，而与崇明人通婚者，即使不多，也有一些案例——在我成长的环境中也有接触到过，不过大多数上海人数十年后仍不会说崇明话，只是其子女多半已熟练了两种方言。大部分知青，到1980年代后都陆续返城。

崇明自划归上海后，四五十年内，基本处于“抛荒”的状态，经济状况已落后于江北诸县，崇明人之愤愤不平，大多由此。不过妨碍崇明对“上海人”这一身份的自觉认同的，主要的仍是历史原因，这种难以言表的疏离感。融合与真正认同感的形成，还是要有待于在交通一体化的基础上文化心理的一体化，有待于新一代更有自信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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