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右史】竟陵皮日休之诗的空疏与寡陋

文摘   2024-12-15 00:01   黑龙江  

皮日休与陆龟蒙齐名,世称"皮陆",诗文兼有奇朴二态,鲁迅誉为唐末"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细味其诗,则空疏寡陋者多。皮诗最大的失误在于缺乏深厚的意境。所谓意境,乃性情与物象交融浑成的境界。形象与情韵相生相合,是意境的本质要求。
皮日休的籍贯一直颇有争议,他生于竟陵,唐代属复州,北宋的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二载:“日休,先字逸少,后字袭美, 襄阳竟陵人也。”同时代的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云:“皮日休,字袭美,一字逸少, 襄阳人。”晁明显受《北梦琐言》的影响,唐代襄阳与竟陵都属山南东道,二者却平级,虽然襄阳是山南东道治所,襄阳竟陵说法不通。
皮是咸通八年的进士,不过是进士榜中最末的一名,在朝任太常博士,是个有名无实的“散官”。他用诗来概括当时的境况:“画虎已成反类狗,登龙才变即为鱼。”好容易踏人进士行列,算是“画虎已成”,却类似于“狗”;虽登人“龙门”,却不是龙,而变为鱼。这是无奈的自嘲,也是自身怀才不遇的内心写照。
后来他隐居鹿门山,醉了闲卧,醒了作文,写下著名的小品《鹿门隐书》六十篇,内容多是议论指斥时政的。
性情的贫乏是意境不深厚的首要原因。皮日休似乎要刻意“忘记天下”,因而极力克制激情,闲适中近乎冷漠。很难想象,这种心境下的文字会达到多高的境界。
皮日休作为一个唐朝进士出身的官员,参加黄巢农民起义,可谓惊世骇俗。所以今人论及皮日休时,多认为他是一位同情普通民众,揭露社会现实,有进步思想的诗人,他参加黄巢起义并在其政府中担任翰林学士,是有其思想基础的。因为他在《皮子文薮》中,很多诗文表达了对晚唐社会腐败的痛恨,对下层农民遭受的苦难表示了同情。但是,由于史料模糊不清,观点各异,日休是否参加了黄巢起义,一直也是史家争论的一个焦点。
持皮日休参加了黄巢起义并担任官职说的有:《旧唐书》《新唐书》《通鉴》《北梦琐言》《唐语林》《南部新书》《唐诗纪事》《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2、今人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萧涤非《皮子文薮.前言》等。
持皮日休未参加黄巢起义说的有:


(宋)陆游《跋松陵唱和集》中言:“乃有妄人造谤,以谓袭美隳节于巢贼,为其翰林学士,《新唐书》喜取小说,亦载之,岂有是哉!比《唐书》成时,公弼已死,莫与辩者,可叹也。”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言:“《该闻录》(此书已佚)言‘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巢败被诛’。今《唐书》取其事,(按新旧两《唐书》都没有日休被诛事)。按尹师鲁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称‘曾祖日休,避唐明之难,徙籍会稽,依钱氏,官司太常博士,赠礼部尚书……据此,日休未尝陷贼为其翰林学士被诛也。’”
(宋)尹师鲁《皮子良墓志》。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撰写的时间距皮日休的时代较近,如《旧唐书》作者刘煦生于882年,距皮日休的时代较近,而且上述史家写作态度较为严谨,对于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之事并担任翰林学士事不会无中生有,皮日休在黄巢政府中应当是没有疑义的,在没有更确凿的证据来否定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之前,应当维持这种观点。
皮日休一生对襄阳十分偏爱,而不喜欢竟陵,怕人说是竟陵人,一生都只说襄阳皮日休,他曾到鹿门隐居五年,并号鹿门子。他在《郢州孟亭记》记录:“吾乡孟先生。先生襄阳人也,日休襄阳人也。”以上种种都显示自认是襄阳人。
皮日休著有《皮子世录》记录皮子家族自唐以降在竟陵世代务农,远祖皮初在晋朝曾为襄阳太守。把籍贯定为襄阳,是有先祖在襄阳为太守做背书,可以极大提高皮子的社会地位。然而《皮子世录》,历举先秦以降皮姓名人,未必与他有关。如同朱元璋发迹后,大臣要把朱熹追认为他的先祖。这是不能认真的,而他一生与襄阳的孟夫子的友谊却是打不散的铁哥们,好基友。且看他的《夏初访鲁望偶题小斋》:
半里芳阴到陆家,藜床相劝饭胡麻。林问度宿抛棋局,壁上经旬持钓车。野客病时分竹米,邻翁斋日乞藤花。踟蹰未放闲人去,半岸纱绡待月华。
诗用白描手法写了自己从白天直至月出专访陆家的情景,性情很是平淡闲适,除微微透露出些许喜爱,见不出灵台有何风吹草动。不妨和同类题材略作比较,请看孟浩然《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同样写一次相访,孟氏并不全写景,而是参之以日常场面描写,溢出一股不可抗拒的亲和力。这里人境融合,诗人淳厚、俊朗、乐观之性情斑斑可见。孟氏是一个“人世”很深的隐士,皮氏却恰恰相反。正是性情使然,孟诗虽“信口道出”,但“浅之至而深,淡之至而浓,老之至而媚。火候至此,并烹炼之迹亦俱化矣”。皮诗则除“浅”“淡”之外,鲜有远韵,人仿佛在诗外冷眼旁观,离浑融境界尚有距离。
《皮子世录》还记录:自有唐以来,或农竟陵,或隐鹿门。可以理解为皮姓开枝散叶,一枝在竟陵务农,一枝留在鹿门山。因为是同宗供养,皮子才能不事生产的在鹿门隐居长达五年,并且不缺吃,不缺酒。加上他需要前辈偶像孟浩然的加持,才自认襄阳人。到底是竟陵还是襄阳?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皮的性情的淡泊乃至冷漠必然使创作失去持久的动力,从而难免不会落入第二义——向外乞灵于技法。皮氏古诗“另开僻涩一体”,斧凿痕迹明显。首先,他大量以赋法入诗,铺张扬厉,唯恐言之不尽。如《吴中苦雨,因书一百韵寄鲁望》,先言雨前征兆,写乌云变化之奇特,状水底生物之狂躁;次叙狂雨下泻之情景;复言及自己雨中受困的狼狈境地;转而推己及人,遥想陆龟蒙困窘之状,继而写彼此交往的情形,赞其穷不改道的节操,最后以宽慰对方作结。
此从章法上看,与散文何异之有?此等铺排固然酣畅淋漓,但诗味也不觉自损三分。前人指出:“陆龟蒙、皮日休知用实,而不知运实之妙,所以短也”,确为的评。又好罗列典故,避熟就生,逞才炫学,如与陆龟蒙的两篇五百言唱和,简直就是矜夸学问的比赛。“作诗文有意逞博,便非佳处。犹主人勉强遍处请生客,客虽满座,主人无自在受用处”,此语若用来批评皮陆此种习气,倒是恰如其分。
其次,议论过多损害了诗中形象的完整。恰到好处的议论有如画龙点睛,能使意境得到升华。但以诗作论,乃至议论游离于形象之外,终会破坏意境的完整性。皮日休擅文好论,因而把散文的笔法和议论的习惯带进了诗中。夸张一点说,皮日休无诗不论。他的古体诗,议论的成份几与描写相当,如《奉和鲁望阴符经见寄》等篇。他总喜欢在刻画之后,于结尾处“显其志”,而且有时话说得太尽,反倒平添“蛇足”之憾。
再次,皮日休炼字求句有时太过,造成“有句无篇”的现象。唐末风气,诗人每以佳句相高,风会所及,皮陆酬唱除出“新意”外,还以“俊句”相赏。王夫之《唐诗评选》云:“皮、陆松陵唱和诗奕奕自别,巧心佳句,诚不可掩”,《载酒园诗话又编》列出皮日休十一联“俊句”,以为“较陆诗更觉醒目”。
一味求巧句,主观上即容易放弃对全诗意境的追求,理想中和谐浑成的意境也就难以镕铸。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理所当然要遭受批评,《薑斋诗话》毫不客气指出:“若但求于句巧,则性情为外荡,生意索然矣。松陵体,永堕小乘者,以无句不巧者也”。不单皮、陆,同时代诗人几乎都醉心于这种在细功夫中显才华的手段,在争一句之巧、一联之奇上耗费了太多的才智和精力。
这和盛唐作风简直背道而驰:“盖盛唐人一字一句之奇,皆从全首元气中苞孕而出,全首浑老生动,则句句浑老生动,故虽有奇句,不碍自然。若晚唐气卑格弱,神韵又促,即取盛唐人语入其集中,但见斧凿痕,无复前人浑老生动之妙矣”。
新旧唐书没为皮子立传,大概是因为他做了黄巢起义军的翰林学士。关于皮子之死有三种说法,一、做诗触怒黄巢被杀,二、黄巢兵败被唐军所杀,三、投钱鏐而终。
皮日休“性嗜酒”,称酒为“欢伯”,甚至达到了“爱屋及乌”的地步,天上的酒星,地上的酒泉,乃至于酒篓、酒床、酒垆、酒楼、酒旗、酒樽、酒城、酒乡、酒池、酒龙、酒瓮、酒船、酒仓、酒杯、酒后、酒仙、酒徒、酒保、酒钱、酒债、酒正、酒材、酒勺、酒盆、酒壶、酒觥等都成了他吟咏的对象,并集成《酒具诗》三十首,以诗的形式追本溯源,抒发了他对这类酒具及与酒有关的物品的痴情。
特别是当他辞去“太常博士”这个“鸡肋”之职后,仿佛笼中之鸟回归自然,心情格外愉快。他在《晚秋吟》一诗中表达了在竟陵种田的乐趣:
“东皋烟雨归耕日,免去黄冠手刈禾。火满酒炉诗在口,令人无计奈侬何!”
皮日休并非是关在书斋中死读书之人,他在《鹿门隐书》中已经揭露唐王朝黑暗,同时他认可君轻天下重理念。应该是积极加入黄巢起义军。并且也被委以内相重任。皮子自己貌寝,不可能用此去讥笑黄巢。历史上负面评价黄巢吃人,烧杀抢掠。韦庄写道:“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然而正是黄巢打破了千年门阀制度。使得两宋科举真正接地气。
意境的缺少和雕琢之盛行,预示着皮日休及同仁走上了唐诗发展的末路。“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社会没有给诗人太多实现自我的机会,“弃儿”般的感觉带来无限失落。牢骚满腹也罢,怨天尤人也罢,最终还是要把心灵抚平,于是他们找到了作诗的手段。手段习用,渐成目的,人生价值藉此肯定,这就不可避免地迫使他们为作诗而作诗。再也没有什么比成为一名诗人更重要的了,这一沉重的精神负担又怎能不让人诚惶诚恐?诗国过去的辉煌只能望洋兴叹,皮日休他们深感要更上层楼便有如循蜀道而登青天了。
但问题恰恰在于,“喜新厌旧”是艺术的本能,创造总是生命深层中不可阻遏的愿望。为了尽力发出声音,他们不得不“新其小智小慧”,把诗引入精雕细琢一途。一旦“新变”念头过于执着,即有“无限诗魔,入其胸中”,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其必欲胜前辈者,乃不及前辈耳”,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们企图另辟蹊径,走不多远,发现又是步人后尘;他们刻意搜奇抉异,务精弄巧,最终依然遭到“千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的讥评。
诗歌发展自有其内在和外在的规律,诗人只有因势利导,才能促成艺术上的本质飞跃。在不具备新变的条件下,诗人企图仅凭有限的才华为穷途别开天地,勉为其难便是意料中的事了。“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生活毕竟是诗歌创作的源头活水,它不仅提供“诗料”,而且涵养性情。某种程度上,诗境即人境,换言之,意境的高低和性情的丰富与否密不可分。为作诗而作诗,舍弃的恰恰是诗的真髓,诗最可宝贵的气象和风骨往往就是在“作”中丧失殆尽的。明了这个近乎常识的道理,对包括皮日休在内的晚唐诗人虽求“新变”但终未振起的原因便“思过半”了。
皮日休只活了四十七八岁,但不是喝酒喝死的,而是唐皇帝下令处死的。据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记载,皮日休在出任毗陵(今江苏常州)镇海副节度使时,被黄巢叛军俘获。黄巢因爱惜他的文才,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当黄巢挟迫他写谶文来迷惑众人时,皮日休写道:“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黄);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巢)。”黄巢看到“果头三屈律”,便疑心皮日休在讽刺自己,于是就把这位“醉士”杀了。但据今人萧涤非先生考证,皮日休是因参加黄巢起义失败后,被皇帝下令秘密处死的。二者比较,萧的考证还是令人信服的。

竟陵浪人,生于雁叫街,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浪迹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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