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出大事了！

12月3日晚上，韩国总统尹锡悦突然宣布实施“紧急戒严”，这是韩国40多年来首次戒严，事态显然非常严重。起因是国会和在野党持续对总统夫人发起调查。冲动和愤怒之下，尹锡悦走上了一条绝路，声称要肃清国内的“反国家势力”。

在此背景下，不禁让人回想起历史上朝鲜半岛的一次重大事件——闵妃案。该事件不仅对当时的朝鲜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为我们今天审视半岛局势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下面，让我们一同回顾那段尘封的历史，探寻闵妃案的真相。

在韩国，闵妃之死已成为一个民族耻辱、仇恨的历史往例。在韩国史学家的笔下，闵妃不仅是“贤良淑德”“开化先锋”的象征，更被奉为民族英雄——“伟大的铁女子”。一百多年来，历届日本政府都不愿公开承认策划了“乙未事变”，对于闵妃遇害案更是讳莫如深，明确记录杀害明成皇后事件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仅有一种，右翼组织还一直运作着要删除这些内容。日本外交人员明目张胆地刺杀他国王妃，不仅引起国际舆论的哗然，连日本的国内政局也由此掀起一股波澜。“乙未事变”后，三浦梧楼、堀口九万一等外交人员被遣返回国，共有56人受到法庭起诉，其中有32人被列为“民间浪人”，案件被移交到日本法院。

日本当局声称，朝鲜王室组织的法庭认定刺杀闵妃的罪犯是朝鲜人，且已经被处决，日本法院因而不需要审理此案。据《赴任地回忆录》等文献记载，杀害闵妃的直接凶手是日军少尉宫本竹太郎。堀口九万一在与友人往返的书信中也承认，“我们把王妃给杀了”，详细描述了闯入王宫杀戮的情节。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历史研究者大多倾向于“乙未事变”的首谋为三浦梧楼，但共谋者和实行者的细节至今仍没有还原清晰的历史全貌。

在日本，不少人甚至将“乙未事变”归咎于三浦梧楼等右翼势力的独断专行，甚至否认与日本政府的关系。“乙未事变”次日，三浦梧楼就向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表示这是“不得以之举”。当时，日本驻汉城领事的外交官内田定槌在发往日本外务省的报告中也承认，“煽动本领事馆员及守备队，施行历史上古今未曾有之凶恶，实为我帝国遗憾至极之事。”

“乙未事变”被认为是日本外交史上的一大败笔。事变后，高宗彻底倒向沙俄，他还下令逮捕朝鲜亲日派大臣。日俄关系也陡转之下。为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1904年，两国爆发战争，沙俄战败。1910年8月，日本直接出兵吞并了朝鲜半岛。时至今日，闵妃遇刺案依旧是历史之谜，中日韩三国都有不少学者投入这宗悬案的研究。但日本的历史教育几乎略而不谈。

据韩国《中央日报》统计，明确记录杀害明成皇后事件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仅有一种，右翼组织还一直运作着要删除这些内容。当时马相伯奉清廷与李鸿章之命担任朝鲜政府顾问期间，遇到朝鲜国内之乱，写过一本《闵妃之死》，收到《马相伯集》第1116—1118页。马相伯于该回忆中称闵妃之子为太子，这当然是马囿于见识，有很多地方并不确当。

当时朝鲜王朝高宗政府仍与中国清廷维持传统朝贡关系，而根据朝贡关系的原则，当时朝鲜国王只能称“王”而不得称“皇”，其妃与子也只能称为“王妃”与“王子”，作为储君之王子亦不称“太子”而称“王世子”，同国王一样要接受清廷的册封。该王世子应即后来成为大韩帝国第二代皇帝的纯宗，清廷已于光绪元年十一月初四日（1876年12月1日）册封他为王世子，见《敕谕朝鲜国王底》，《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卷首图版六。国内外学界关于马相伯丰富多彩的生平经历的研究已然不少，而关于这段史实，除马相伯本人近半个世纪后的片段回忆之外，迄未发现任何专门研究，遂成为马相伯研究乃至近代中朝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缺憾。

至于闵妃，有人说她开启了朝鲜迈向现代化的道路，居功至伟；也有人说她任人唯亲，且贪得无厌，搞得民怨沸腾，是历史的罪人。但无论是谁，都不能否认她努力维系朝鲜在诸大国之间中立地位所作出的努力。世事沧海桑田，亚洲格局瞬息万变，闵妃给后人的印象大概也会日新月异吧。

随着列强的侵入和中国清廷势力的衰弱，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传统的朝贡关系也开始遭到冲击和破坏。在中朝关系领域，这种冲击和破坏始自1866年法国舰队侵略朝鲜之“丙寅洋扰”，继之有1871年美国舰队侵略朝鲜之“辛未洋扰”。至1876年2月，日本以武力强迫朝鲜王朝高宗政府签订《朝日修好条规》（又称《江华岛条约》），更是于第一款明确规定“朝鲜国系自主之邦”，其用意即在通过近代条约形式公开否定中朝两国之间传统朝贡关系。

面对列强与新兴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威胁，清廷不得不改变传统朝贡关系时代的对朝政策，试图通过控制与干涉朝鲜王朝内政外交事务的积极政策，来进一步加强传统朝贡关系并维护中国东北边境的安全。1882年，清廷与李鸿章促成《朝美条约》的签订，并出兵镇压发生于朝鲜王朝首都汉城的“壬午军乱”，可视为清廷对朝政策转向积极干涉阶段的象征性历史事件。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初九，朝鲜汉城发生士兵和下层民众反对日本侵略和封建压迫的起义。原来因朝鲜国王无嗣，王后决定将大院君李应之子李熙召进宫入承大统，并由中国皇帝册封为朝鲜国主。李熙亲政后，大权逐渐落入闵妃手里。闵妃集团聘用日本军官崛本礼造为教练，训练新军，改革内政。各营兵士抗命起义，城市贫民也纷纷响应，数千人攻打王宫，袭击日本使馆，七名日本军官被杀，日使花房义质等冒雨逃窜。起义被阴谋夺权的国王生父李应利用，从而演变成了一场骚乱，史称“壬午军乱”。

就在“壬午军乱”被镇压后的1882年9月12日，朝鲜王朝高宗政府派遣谢恩兼陈奏使赵宁夏一行，到天津向当时实际上主管清廷对朝政策事务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有关内政外交改革的《善后事宜六条》。其中第六条的“扩商务”部分提出拟开放商埠并设立海关以开展对外经济贸易，要求清廷给予相关制度规程乃至人员方面的支持。对此，李鸿章答以“只有暂雇西人之明白税务兼通汉文者，令其随同朝鲜所派管官料理收税，较为妥当”。随后，李鸿章又在9月17日的笔谈中提出应由朝鲜国王高宗专门就此事向清廷提出咨文。

同年11月12日，再次奉命使华的赵宁夏一行在天津向李鸿章提交了朝鲜国王高宗的咨文，内称：“窃小邦向不谙外务，而各国换约在前，一切交涉商办事件，茫然不知下手，烦请贵大臣酌量小邦应行时宜，代聘贤明练达之士，迨兹东来，随事指导。”

据马相伯本人的回忆，他是因为“大家兄”马建勋患病而请假回国探视，在南京遇见李鸿章，遂应邀同船来津，以致有后来渡朝之事。李鸿章因遭母丧于1882年5月30日请假返回安徽合肥“守制”，至同年9月5日奉旨重返天津处理朝鲜“壬午军乱”的善后事宜，途中曾经过南京，与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左宗棠协商出兵朝鲜事宜。

李鸿章于8月25日离开合肥并于9月5日抵达天津，所以马相伯应是在此期间于南京进见李鸿章并随同来津的。鉴于马建勋、马建忠早已成为李鸿章亲信幕僚的家族背景，马相伯本人也曾接受过李鸿章委派的调查山东矿产之使命，加上李鸿章“不居常礼而寒暖与共”的格外礼遇，马相伯能够舍弃驻外领事之职而入李鸿章幕府，应该说是顺理成章之事。

正当盛年（时年42）的马相伯熟知西方语言又“谙习公法、洋情”，更有出使日本的外交经历，因此对他来说这样一种双重使命应该说是适得其人。至于马相伯的具体身份，李鸿章在11月15日奏折中说是“荐令同赵宁夏前往”朝鲜，即对朝鲜高宗政府而言，是清廷与李鸿章推荐马相伯前往“襄筹妥办”有关事务，是顾问，而对马相伯而言，则是清廷与李鸿章的一种指令与委派。当时恰好在天津的朝鲜高宗政府领选使金允植就曾明确记载说，马相伯乃“方在日本任领事之职，李傅相以其谙交涉之务，且解洋文洋语，派送我国。”

11月17日，光绪皇帝批准了李鸿章的奏请，马相伯遂获得了清廷与李鸿章的正式委派。当时，马相伯在天津早已同穆麟德有所交往，而且也开始接触赵宁夏、金允植等朝鲜代表，实际上开始了赴朝的前期准备工作。

这样一位顾问的推荐与派遣，同当时派驻清军于汉城乃至随后委派“总办朝鲜各口商务委员”常驻朝鲜一样，均可视为清廷与李鸿章对朝鲜内政外交事务的积极干涉政策的反映，于整个晚清对外关系史亦属绝无仅有之新举措。然而，无论是清廷还是具体主持其事的李鸿章，都没有对马相伯的上述双重身份与双重使命给予一个明确的指示与界定，甚至对马相伯的官职、薪俸等具体待遇也没做任何明确规定，致使马相伯仍以与神户领事任时相同的候选中书舍人衔赴朝。

这一点与一同荐往朝鲜的穆麟德既有明确使命又有具体合同以保证薪俸等待遇的状况，恰好形成一个鲜明对比。据当时随马相伯赴朝辅佐的王锡鬯（王伯恭）回忆，清廷与李鸿章之所以没有将对马相伯的推荐与委派公开明确化，主要是顾虑当时已然对朝鲜虎视眈眈的日本“援例”，并得到了朝鲜方面的谅解。这样一种在身份与使命方面伊始就存在的模糊性，后来竟成为影响其在朝鲜顾问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相伯一行于1882年12月初由天津登船东渡，于12月12日抵达汉城。当时在汉城已经驻有广东水师提督帮办山东防务吴长庆率领的淮军庆军部队3000人，负有外交通商领域顾问之责的马相伯遂成为当时清廷与李鸿章对朝鲜积极干涉政策的又一执行者。

12月26日上午，朝鲜国王高宗接见了马相伯和穆麟德。据穆麟德记载，马相伯是先于穆麟德受到接见并与高宗进行了笔谈，足以表明当时朝鲜方面对马相伯的礼遇与重视。

朝鲜方面的这种礼遇与重视，无疑是马相伯能够充分施展其顾问之能的有利条件。据马相伯本人回忆，当时他对高宗政府的献策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请“编练新军，改用西洋操法”，“先以千人试办”；二是帮助整理朝鲜的外交。朝鲜高宗政府编练新军，始自1881年5月由日本军官崛本礼造教练的“别技军”，至1882年“壬午军乱”之后驻扎汉城的淮军吴长庆部也开始以淮军操法训练朝鲜军队，实际负责其事的便是袁世凯等人。故而，马相伯在编练新军方面发挥的影响是有限的。

日本政府决定抓住这次机会，派遣外务相井上馨督率陆海军，偕同花房义质开赴朝鲜。清廷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获悉这一消息后，火速密电北洋大臣张树声。农历六月二十二日，马建忠奉电谕：径直至烟台会同丁汝昌率超勇、扬威、威远三艘兵轮东渡。马建忠到朝鲜后，星夜派人详探此次兵变始末，并给张树声提出建议。马建忠的果敢建议得到张树声采纳，七月初七，威远、日新等五艘舰船载着吴长庆督率的二千淮勇开赴朝鲜。在如何平定动乱的讨论中，吴长庆也接受了马建忠的意见：首先诱擒大院君李应，这既可维持受中国册封的朝鲜封建王统秩序，又可对日本侵略者提出的抵偿人命的要求有所交代，同时防止日本要挟朝鲜。这次平定“壬午兵变”，从定计、部署，到整个计划的实施，马建忠考虑得都极周密，可见他的聪明才智。张树声和李鸿章曾先后为马建忠请功。

其时，朝鲜政府也力图施行新政，故提请清政府派员协助。恰巧马相伯此时正在天津，他所学得的西学知识在兴办洋务中派上了用场，李鸿章即让他去朝鲜走一趟。马相伯作为朝鲜国顾问，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编练新军。他建议朝鲜政府改用西洋操法训练军队。第二件事，则是整理外交。他在朝鲜目睹了西方外交公使对中朝外交官员的轻视，所以总是设法以自己渊博的知识，以及对国际时势的洞察力，来压倒那些高傲的西方外交公使，树立朝鲜的权威。马相伯还不辞劳苦，下去了解朝鲜民情，他起草了《上朝鲜国王条陈》，提出九条具体建议，请朝鲜政府仿照日本明治维新，推广仁政，发展经济与教育事业。

马相伯的忠心耿耿，赢得了朝鲜国王夫妇的信任与好感，闵妃把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她想请马相伯亲自教太子。马相伯见太子没事就伴着宦官宫妾斗鸡走马，便提出应让他去外国留学。他说日本一旦进兵高丽，中国若不能抵御，太子必为阶下囚。闵妃深表赞同，但彼邦政府暮气沉沉，任凭马相伯怎样鼓动，其所条陈的应兴应革事宜，真正施行时总是大打折扣。马相伯在朝鲜任职一年多，回国后常对人叹道：“中国者放大之高丽；而高丽即具体而微之中国也。”

马相伯的作用，主要还是体现在他所熟悉和擅长的外交通商领域。就在接见马相伯和穆麟德的12月26日，朝鲜高宗政府模仿清廷总理衙门体制，设立统理衙门以掌管对外事务，旋又改称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穆麟德被任命为该衙门参议。据朝鲜有关文献记载，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内的征榷司、掌交司、富教司、邮程司和近代外国语教育机构——同文学，都是根据马相伯的提议设立的。

这正是具有近代外交通商事务丰富经验的马相伯所能够充分施展其才能与见识的领域。马相伯后来回忆起自己曾凭借“学问知识”与礼貌、法律，促使傲慢无礼的西方人士“彬彬有礼”地对待“中韩政府外官吏”，主要应指在近代朝鲜对外事务中贯彻和落实近代外交规范，而这对刚刚开始近代外交事务的朝鲜高宗政府无疑是一个十分必要和及时的帮助。

朝鲜高宗政府也十分看重马相伯在外交事务方面的经验，因于马相伯渡朝尚不足两个月的1883年2月2日，正式任命他为正二品衔议政府赞议并兼任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协办，而这个正二品衔议政府赞议职是为马相伯而专门创设的，属于一种破格的因人设官。

议政府为朝鲜王朝时代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为正一品衙门，其职能是“总百官，平庶政，理阴阳，经邦国”。其中为马相伯专设的正二品赞议职，相当于该衙门第六至第七序列的正二品左、右参赞，在朝鲜王朝中属政府大员。马相伯原在中国的内阁中书衔不过从七品，高宗政府能够为他专设正二品的政府高级职务，使他成为近代朝鲜所授官职最高的外国顾问，足证对他的重视和倚重，而这一点与当时只授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协办的穆麟德以及后来仅授咨询性“参议军国事务”职的王锡鬯都形成了明显对比。至于让马相伯同时兼任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协办，自然是为了借重他在近代外交与通商领域方面的丰富经验与素养。

就在正式任命马相伯以上述职务的当天，朝鲜国王高宗于致清廷礼部咨文内称，与马相伯等“引见数次，已谙性度耿直，事务明达，悉如函内辞意，不徒嗣后会同应接有裕，亦惟目下经济赞画为多”，表明当时朝鲜方面对马相伯的欢迎态度。根据马相伯本人的回忆，当初高宗政府对他十分信赖与倚重，他甚至可以经常会见在高宗政府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宗妃闵氏，以致能够建议她将王世子送到国外去留学。

《马相伯文集》中存有当年他上朝鲜国王高宗的一份条陈。条陈共9项内容，包括经济、社会、法律、教育等多方面内容，实际上是建议高宗政府实施较为全面的早期近代化改革，而其中对各种弊俗的指陈，则可以看出马相伯对当时朝鲜社会已有相当深入的调查与了解。这些建议大都是当时早已行之于日本者，部分建议在当时中国的一些通商口岸也已实行，后世论者称其“并不新鲜”亦是事实。马相伯当时提出这样“并不新鲜”的改革建议，应该说主要还是出于一种策略性考虑，正如上述条陈的末尾所言：“右陈数事，大抵日本国已行之矣，无须大举动，大更张，所以只见其利，未闻其害，多有一纸文告，可猝办者。”

除了这些一般性的近代化改革建议之外，马相伯的顾问作用主要还是集中于他所擅长的外交通商领域。1883年3月3日，朝鲜与日本签订了关于铺设由日本九州西北海岸至朝鲜釜山海岸的海底电线的《釜山口设海底电线条款》。当时，朝鲜方面根据马相伯提出的应维护领土主权并努力争取有利结果的建议，坚持拒绝日本方面试图长期和大量占用土地的无理要求，终于在租地期限为25年、允许朝鲜政府于不影响该线路的范围内自设电线及朝鲜官报可优先半价发送等比较有利的条件下达成了协议。

1883年5月19日，首任美国驻朝公使福德（Lucius H. Foote）在汉城向朝鲜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递交美国政府对1882年《朝美条约》的批准文书，并于翌日向国王高宗呈递了美国总统阿瑟（Chester Alan Arthur）签署的国书，使得清廷与李鸿章自1880年以来努力促成的《朝美条约》终见成果。据李鸿章等人于1883年6月26日奏报，日本方面曾经试图阻挠美国政府正式批准《朝美条约》，经李鸿章与张树声“叠饬中书马建常密告朝鲜君臣务须坚持原约，拒其所请”，始得如上结果。

自马相伯受任上述官职至4月7日免去议政府赞议职的两个月内，当时正值朝鲜高宗政府大力推行旨在实现早期近代化的所谓开化运动之际，马相伯在近代化事业方面的丰富见识使他能够在其中有所作为。如2月5日颁布的国王谕音，即与马相伯上述条陈中“广取才”、“兴学校”等内容基本一致。当时马相伯配有称为“通词”的专门翻译，却仍自学朝鲜语，至老年时犹未完全忘却，即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他深入了解朝鲜社会并忠于其顾问职务的认真精神和热诚投入。然而，马相伯尚未来得及充分开展自己的顾问活动，却遭到了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各种阻挠与牵掣，不得不中途归国。

当时对马相伯顾问工作的阻挠与牵掣，既有来自清廷方面的主观因素，也有来自朝鲜高宗政府方面的客观因素。清廷方面的主观因素，首先是清廷与李鸿章对朝政策的保守性，即一方面开始采用近代条约关系体制的部分观念和原则以适应中朝关系的新变化，甚至允许朝鲜王朝自主建立和发展对欧美及日本的近代外交通商关系，另一方面却竭力加强对朝鲜王朝内政外交事务的干涉与控制，迟迟不肯放弃传统朝贡关系，遂使晚清对朝政策出现一种既部分采用近代条约关系体制又坚持传统朝贡关系原则与体制的局面。这种局面体现了中朝关系由传统到近代的过渡时期的特征，与当时清廷洋务派既接受西方近代技术文明又坚持封建专制统治的内政外交方针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就在马相伯开始上述顾问工作仅一个月的1883年3月，李鸿章等以“马建常系天朝职官，该国王只可以宾礼接待，遇事谘访筹商，断不应兼受属邦官号”为由，指示马相伯辞去朝鲜高宗政府授予他的议政府赞议职，并为此专咨朝鲜高宗政府。高宗政府不得不于同年5月7日免去马相伯的议政府赞议职。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不能不说是对马相伯在朝鲜顾问工作的一个意外打击。因为失去在朝鲜政府最高机构——议政府的高级官职，便意味着失去了能够全面影响高宗政府内外政策的地位与机会，其顾问作用便只能局限于担任协办职务之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即外交通商领域。

据穆麟德回忆，马相伯还曾参与当时高宗政府交涉对外借款的工作。当时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中，德国顾问穆麟德亦任协办，免去议政府赞议职务的马相伯便与穆麟德处于同等地位，其顾问作用已明显不如以往。此后的朝鲜王朝有关文献中再也没有发现有关马相伯顾问工作的任何记述，即其明证。10月，李鸿章奏派兼具外交与商务使命的“总办朝鲜各口商务委员”陈树棠常驻汉城，使马相伯的顾问作用受到了进一步的局限。11月初，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与德国驻横滨总领事擦贝（Eduard Zappe同时来汉城进行修订通商建交条约的谈判，而此时朝鲜高宗政府主要依赖的已不是马相伯而是陈树棠。

而后，中朝两国之间各种交涉事务，都是通过总办朝鲜各口商务委员陈树棠来办理，于中朝两国公私文献中已见不到马相伯参与其中的任何记载。1884年1月28日（甲申年农历正月初一日），朝鲜国王高宗在王宫重熙堂内会见驻汉城各国外交官时，只有陈树棠及美国公使福德、日本代理公使岛村久，而无马相伯。此外，当时驻朝清军中袁世凯的恶意倾轧也是影响马相伯顾问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袁世凯在朝鲜期间的阴险狡诈与恶意倾轧，随马相伯一同东渡的王锡鬯即有明确记载。马相伯于后来的回忆中也曾谈到当年袁世凯诬陷他于官舍犯狎妓，甚至引起视他“为兄弟行”的清军统帅吴长庆的猜忌与怀疑。

至于高宗政府内部的昏庸腐败情形乃至当时朝鲜社会内部的反干涉情绪，则是影响马相伯顾问工作的客观因素。马相伯于近半个世纪之后的回忆中，仍对此叹惋不止：“高丽政府暮气已深，余虽拼命地卖力，他们始终口是心非，敷衍搪塞。举凡我所条陈的应兴应革事宜，开头时他们莫不一口应承，即时兴办；然而过了两天再去问他，则又喃喃答道：‘容再商量！’于是百般计划都销縻于无何有之乡了！”“他们总以为‘祖宗成法’不可变，若果有人劝他们改变祖宗的成法，他们嘴里纵或不说是‘离经畔道’，心里也以为是‘非圣无法’的勾当，没有勇气去干，于是朝野上下就养成一种‘泻泻沓沓’的风景。”

另一方面，清廷自1882年“壬午军乱”以来出兵镇压朝鲜士兵起义，并劫持在朝鲜内部尤其是在保守士林阶层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王生父大院君李昰应到中国，将其软禁于保定近3年之久，进而派遣3000兵力常驻汉城，开始全面干涉朝鲜王朝内政外交事务，激起了朝鲜社会内部相当普遍的反清情绪。

这些社会情绪，自然要直接影响马相伯的顾问工作。马相伯在致金宏集函中详述当时朝鲜官绅对驻朝清军及他本人的故意排斥情形，并慨叹自己“以客卿谋人家国事”之“多嫌”，于后来的回忆中亦称当年在朝鲜“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地位如此困难”。当年随同马相伯赴朝的王锡鬯，也认为马相伯是因为“与朝鲜政府议事不合”而“辞归”的。

马相伯认为当时朝鲜朝野对驻朝清军乃至清廷的不满情绪，在相当程度上是起源于清廷顽固坚持传统朝贡关系的对朝政策：“高丽朝贺中国的使臣赵某告诉我说：高丽每年朝贡中国，照例进贡高丽参一千斤，白银三千两。使者到了北京，并看不见清朝皇帝的面，所谓朝见，只是使臣到了宫内门附近望着理藩院墙壁叩头请安而退。赵某为高丽极有远识与才干的近臣，身受此种待遇，如何能有好感？”

至1884年4月，马相伯以家母多病为由请假回国，距当初奉派东渡还不满一年半。高宗政府为此复李鸿章咨文称“敝邦商务初开，举国生疏，实赖马中书东来襄办，凡有碍难，随事弥缝”，虽不乏外交辞令，却也表明了对马相伯顾问工作的一种肯定。其实，家母多病并不是马相伯中途回国的真正原因，实际上，他是不肯继续担任有名无实的虚职。因此，他直接到天津向李鸿章“报告一切，并陈明不愿再去”，同时建议“应早决定政策：或听其自主，中国脱离关系；或实行干涉，派干练钦差大臣，率兵前往，作有力的指导，高丽始有挽救的希望。”李鸿章却表示保守落后的清廷不可能接受这种建议，甚至声称“大清国我都不敢保他有二十年的寿命，何况高丽？”

马相伯当时所指出的清廷既不肯放弃传统朝贡关系又不肯完全接受近代条约关系体制的自我矛盾状，正是所谓“一个外交两种体制”局面下清廷与李鸿章对朝鲜政策之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与弊病所在，也是导致马相伯之顾问使命半途而废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马相伯关于“中国者放大之高丽；而高丽即具体而微之中国也”的论断，应该说并不仅仅是出自个人际遇的感叹，更是对中朝两国之悲剧性近代历史命运的精辟分析。此后，马相伯没有重返朝鲜，他与近代朝鲜的因缘亦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