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右史】竟陵派的寡陋与空疏

文摘 2024-12-07 00:01 黑龙江

明人治学有空疏之嫌，尤以竟陵一派为甚，其不重版本与校勘。虽然优点在不戴镣铐，可见学者性情，但总不免寡陋无稽，错缪迭出。如钱谦益既称钟惺编选、评点之《诗归》“寡陋无稽，错缪迭出”、“底蕴毕露”，认为伯敬“见日益僻，胆日益粗”，谓之为“诗妖”，并将其“另立深幽孤峭之宗”的“深幽孤峭”，进行了“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等之类比。

近来披阅《诗归》和《隐秀轩集》，常能感觉钱谦益对钟惺的批评，眼光如炬。钱与钟是同年，在钱的《列朝诗集小传》中的评论，当与其《钟提学惺》合而为一直看。《钟提学惺》有云：

惺，字伯敬，竟陵人。……擢第之后，思别出手眼，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以驱驾古人之上。……所撰《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仲尼之删定。而寡陋无稽，错缪迭出，稍知古学者咸能挟筴以攻其短。《诗归》出，而钟、谭之底蕴毕露，沟浍之盈于是乎涸然无馀地矣。……久之，见日益僻，胆日益粗，举古人之高文大篇铺陈排比者，以为繁芜熟烂，胥欲扫而刊之，而唯其僻见之是师，其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钟、谭之类，岂亦《五行志》所谓诗妖者乎！”

在钱的眼中，《诗归》既“寡陋无稽，错缪迭出”、又“底蕴毕露”，认为钟“见日益僻，胆日益粗”，并将其“另立深幽孤峭之宗”的“深幽孤峭”，进行了“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等之类比。至于竟陵派的另一大将谭元春，钱牧斋则毫不留情，在《钟提学惺》后附谭元春小传，即《谭解元元春》云：

元春，字友夏，竟陵人。举于乡，为第一人。再上公车，殁于旅店。与钟伯敬共定《诗归》，世所称钟谭者也。钟谭之疵病，如上所陈，亦已略见班。谭之才力薄于钟，其学殖尤浅，谫劣弥甚，以俚率为清真，以僻澁为幽峭，作似了不了之语，以为意表之言，不知求深而弥浅；写可解不解之景，以为物外之象，不知求新而转陈。无字不哑，无句不谜，无一篇章不破碎断落。一言之内，意义违反，如隔燕、吴；数行之中，词旨蒙晦，莫辨阡陌。原其初，岂无一知半解、游光掠影，居然谓文外独绝，妙处不传，不自知其识之墮于魔，而趣之沈于鬼也。已而名日盛，游日广，识下而心粗，膽张而笔放，遂欲秤量古今，牢笼宇宙。《诗归》之作，金根缪解，鲁鱼讹传，兔园老学究皆能指其疵陋，而举世传习奉为金科玉条，不亦悲乎。世之论者曰：“钟谭一出，海内始知性灵二字。”然则钟谭未出，海内之文人才士皆人木偶乎！曰极七子之才致，不过为宋之陆放翁，自南渡以迄隆、万，将五百年，亦皆石人木偶，而性灵独掊发于钟谭乎！彼自是其一隅之见，于古人之学，所谓浑涵汪茫，千彙万状者，未尝过而问焉。而承学之徒，莫不喜其尖新，乐其率易，相与糊心眯目，拍肩而从之。以一言蔽其病曰：不学而已。亦以一言蔽从之者之病曰：便于不说学而已。天丧斯文，余分闰位，竟陵之诗与西国之教、三峰之禅，旁午发作，并为孽于斯世，后有传洪范五行者，固将大书特书著其事应，岂过论哉！伯敬为余同年进士，又介友夏以交于余，皆相好也。吴中少俊，多訾謷钟谭，余深为护惜，虚心评隲，往复良久，不得已而昌言击排。吾友程孟阳之言曰：“诗之学，自何、李而亦，务于模拟声调，所谓以矜气作之者也；自钟谭而晦，競于僻小澁蒙昧，所谓以昏气出之者也。”孟阳老于诗学，其言最为平允，论近代之诗者，衷之于孟阳斯可矣。

友夏诗，贫也，非寒也；薄也，非瘦也；僻也，非幽也；凡也，非近也；昧也，非深也；断也，非掉也；乱也，非变也。鞠词累句，略举一二：如《拟读曲歌》云：“庬是侬家庬，日噉侬家粥。昔革不吠欢，侬私令噉肉。”《夏夜古意》云：“明月皎皎照罗帏，罗花一一影香肌。郎来谀妾肌生花，取衣覆肌花在衣。”何其淫哇卑贱也！《隋大业镬歌》云：”镬兮镬兮！不复镬兮！以之爇香，大损沉水。“何其俚也。”《听青羊磵》云：“太始有真意，钦哉非雨声。”用以义何其谬也。“岁添新事送，月放众生肥。”“三吴士女俗，万古雨晴天。”“眼花非乱射，散作万江山。”“万叶一色易终，我爱黄边绿边江。”何其鄙而倍也！吴、越、楚、闽，沿习成风，如生人戴假面，如白书作鬼语，而闽人有蔡复一字敬夫者，宦游楚中，召友夏致门下，尽弃所学而学焉。其诗云：“花心犹怯怯，莺语乍生生。”“未见胡然梦，其占曰得书。”“以日为昏旦，其云无古今。”“居之僧尚发，来者客能琴。”之乎其若，逐字安排，钦肃澹静，连章铺比，钟谭之体，家户传习。汳人以“饿山吞日憨”为清词，吴士以“花骑蝶过墙”为丽句，滔滔不返，不至于横流陆沉，不但已也。録诗及此，庸以别裁末流，垂戒后学，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世之君子，亦可以谅我矣！金陵张文寺曰：“伯敬入中郎之室，而思别出奇，斤斤字句之间，欲阐古人之秘，以其道易天下，多见其不知量也。友夏别立蹊径，特为雕刻。要其才情不奇，故失之纤；学问不厚，故失之陋；性灵不贵，故失之鬼；风雅不遒，故失之鄙；一言以蔽之，总之，不读书之病也。”吴门失隗曰：“伯敬诗‘桃花少人事’，诋之者曰：‘李花独当终日忙乎？’友夏诗‘秋声半夜真’，则早夜、乙夜，秋声尚假乎？”云子本推服钟谭，而其言如此。

钱谦益认为伯敬和友夏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余尝论近代之诗，抉摘洗削，以凄声寒魄为致，以鬼趣也。尖新割剥，以噍音促节为能，以兵象也。鬼气幽，兵气杀，著见于文章，而国运从之，以一二辁才寡学之士，衡操斯文之柄，而征兆国家之盛衰，可盛叹悼哉！……唐天宝之乐章，曲终繁声，名为入破；钟、谭之类，岂亦《五行志》所谓诗妖者乎！余岂忍以蚓窍之音，为关雎之乱哉！”在这里，钱谦益认为，钟、谭的这种评诗风格简直就是亡国之音。

不过，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中为伯敬留了不少面子，在此书丁集中谓：“伯敬少负才藻，有声公车间，擢第之后，思别出手眼，另立幽深孤峭之宗，以驾驭古人之上，而同里有谭生元春为之就和，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钟谭体。”而《明史·文苑传》则将该派称之为“竟陵体”：“自宏道矫王、李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为幽深孤峭，与同里谭友夏评选唐人之诗为《唐诗归》，又评选隋以前诗，为《古诗归》，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

诚然，钟惺是竟陵派的代表，喜好评点，他的评点在晚明也很有名。很多名著，如《诗经》《左传》《汉书》等，经他评点之后，光焰更烈。但因为空疏，不免闹出些“笑话”，并被人家揪出。读书之余，将这些“笑话”收集起来，一者解颐，一者警惕。“

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时江南有位权贵，读左思《蜀都贼》注本，见有“蹲鸱，羊也”的说法，不知“羊”是“芋（即芋艿）”之误。有人送他羊肉，他竟回信说“损惠蹲鸦”，致使“举朝惊吓”，传为笑柄。这位权贵可说是不学无术，但古书的讹缺实在也误人不浅。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竟陵派的大将钟伯敬身上。《水经注·河水四》“水流松果之山”。盖伯敬所见的本子，误为“水流松果之上”，于是乎大加赞赏，连连加圈，叹为妙景。简直是“郢书燕说”的重版。正由于古书的讹缺给阅读造成很大困难，因而从汉代开始，从事校勘的学者代有其人。“校雠学”也就逐渐形成一门专门学问。

《水经注》四十卷，明崇祯时刻本，有评阅者姓氏页，载钟惺伯敬、朱之臣无易、谭元春友夏等人。案此即傅增湘所言崇祯二年武林严忍公刊本。段玉裁曾援引戴震的话：“《水经注》‘水流松果之山’，钟伯敬本‘山’讹作‘上’，遂连圈之，以为妙景，其可笑如此。

按，‘松果之山’见《山海经》。”（《戴东原先生年谱》）松果是山名，戴震指出见于《山海经》。这样的话，原文为“水出松果之山”，只是句很平常的话，不值得圈点。而段玉裁的转述，也不慎讹“出”为“流”。（摘自杜泽逊《文献学概要》）戴震所说的“钟伯敬本”，为明崇祯二年刻《水经注》四十卷，经过朱之臣、钟惺、谭元春三人评点，是以明代朱谋㙔《水经注笺》为底本。根据王国维的校对，“上”字，《永乐大典》本、明抄本均作“山”。钟惺看见“水出松果之上”，认为很有意境，就在每个字旁加上了圈。显然，钟惺在又一次表错了情。

本来，《水经注》以注代经，是一部内容丰富、价值很高的历史地理文献，但书中经窜乱，讹误亦复不少，其中关于荆楚地名位置的记载，有不少同汉魏六朝时的其他记载不合，尤其是澨水与竟陵，与唐宋以后的流行说法倒是相符，并经常被流行说法引为依据。钟惺在弄《水经注》时揆以已意，宫窜乱涂抹处不少。

对此，应只取其能与齐梁以前其他较可靠的古记载相印证（至少不相矛盾）的部分；而对其中与同时代及前此的其他可靠记载不一致处（也往往是今本《水经注》内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则宁可舍弃，决不轻用，因为这部分材料很可能是后人据后世的地理观念加以“订补”（实为窜改）后的产物，而非《水经注》原有的内容，从山川陵替看历史，是弄清竟陵城讹误谬传的关键。

当时坊刻又有《皇明通纪》，亦托名钟伯敬，内载左都御史曹思诚为魏忠贤建祠事。曹近刊冤揭云：“与惺素无仇怨，惺何不自惺？”等语。不知惺殁于天启乙丑，而坊贾伪托之也。曹氏遍诉京师，与钟为难，可发一笑。此康熙二十年事，去钟之殁已五十七年矣。又周婴方叔极称辨博，然有不必辨者，如诠钟辨文明太后青台雀歌，杜兰香赠张硕诗数条，不知《名媛诗归》，乃吴下人伪托钟、谭名字，非真出二公之手，何足深辨？又向来坊间有《明诗归》，更俚鄙可笑，亦托名竟陵，又足辨耶？

对伯敬的误人子弟，纪晓岚有切肤之痛，椎心之感，纪的《阅微草堂笔记》云：

“亡儿汝佶，以乾隆甲子生。幼颇聪慧，读书未多，即能作八比。乙酉举于乡，始稍稍治诗，古文尚未识门径也。会余从军西域，乃自从诗社才士游，遂误从公安、竟陵两派入。后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又误堕其窠臼，竟沈沈不返，以迄于亡。”

从纪晓岚的个人评价来看，纪汝佶虽然有聪颖的天赋，伯敬虽不杀汝佶，而汝佶竟死于竟陵唉。不过，纪晓岚有四个儿子，竟然连一个进士都没中，而且还一个不如一个，他喜欢谈因果报应，不知这到底算不算现世报。纪晓岚一共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是在纪晓岚二十岁的时候出生的，取名为纪汝佶。在父亲看来，这个大儿子非常聪明，很小的时候就会作诗，在文学上颇有天赋。长大以后，纪汝佶参加了乡试，还中了举人，后来，其在诗文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文风像公安派又像竟陵派。

不过，后来纪汝佶因为不慎落入沟壑中身亡了，年仅44岁。二儿子名为纪汝传，对于他的介绍，历史上的记录并不多。但同样的是，纪汝传聪明好学，科举考试之后顺利进入官场，先后做过馆议叙、通判等职位。不过，他也是英年早逝，31岁就去世了。三儿子纪汝似，对于他的记录更少。据说，做过广东县丞一职，其它记载则没有。至于四儿子，只知道名字叫纪汝亿，史料中再无更多信息。

野马跑远了，回到竟陵派的空疏与不学，笑话还不止一处，伯敬在读《文心雕龙•诠赋》篇又闹了个大笑话，如在读到遇见“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招字于楚辞”时，对“招字”特别欣赏，他一时兴起，打了好几个圈，并加批语说：“招字句亦佳。”可是激赞之语，也并未能将“招字于楚辞”这句话解释通畅。直到唐写本（残卷，又称敦煌本，现藏大英博物馆，斯坦因藏卷第5478。从《原道》第一“赞”的第五句“体”字起，至《谐隐》第十五篇篇题为止，首尾完整无缺者仅从《征圣》第二至《杂文》第十四等十三篇。）出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刘勰原文不是“招字”，而是“拓宇”！原来，钟惺的圈点与赞赏，完全表错了情。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与钟惺同年，都是明万历三十八年的进士，钱谦益是该年探花，而钟惺为第十七名，他对明人治学有空疏进行了系统的批评，并痛斥他的同年钟惺，对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胡应麟，以及竟陵派之钟惺、谭元春等人，总之，明代乐府诗史上的拟古诗人诗作，几乎都遭到了钱谦益程度不同的批评，对此，《列朝诗集小传》之诗人小传，即有助于窥其一斑。

《列朝诗集小传》一书本系钱谦益为《列朝诗集》所撰之作者简介，后因被单刻印行，而风行一时。在此书之中，钱谦益以借撰写诗人小传为由，对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胡应麟、钟惺、谭元春等人的复古主张与拟古乐府创作，均进行了极尽能事之嘲讽，以至于无情指斥与责骂。如于《李副使梦阳》为：

献吉（李梦阳）生休明之代，负雄鸷之才，僴然谓汉后无文，唐后无诗，以复古为己任。信阳何仲默（景明）起而应之。自时厥后，齐吴代兴，江楚特起，北地之坛坫不改，近世耳食者至谓唐有李、杜，明有李、何，自大历以迄成化，上下千载，无馀子焉。呜呼，何其悖也！何其陋也！……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贼于声句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桐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献吉之诗文，引据唐以前书，纰缪挂漏，不一而足，又何说也？

李梦阳是前七子的领袖人物，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反对啴缓冗沓的台阁体，并得到了何景明等人的支持，在当时不无极积意义，但钱谦益于《李副使梦阳》中却对其大加指责，认为其“何其悖也！何其陋也”！不独如此，钱谦益还认为李梦阳的诗歌，乃属于“牵率模拟剽贼于声句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桐子之洛诵”一般，并以其诗文所“引据唐以前书，纰缪挂漏，不一而足”为据，进行了“又何说也”的反诘。总之，在钱谦益看来，李梦阳的“以复古自命”，其实就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钱谦益对竟陵的钟惺、谭元春的批评，以其谴词、用语而言，更为严厉与尖刻的。《列朝诗集小传》无谭元春小传，钱谦益对其之批评。钱谦益既称钟惺、谭元春所编选、评点之《诗归》“寡陋无稽，错缪迭出”、“底蕴毕露”，又认为二人“见日益僻，胆日益粗”，诬之为“诗妖”，并将其“另立深幽孤峭之宗”的“深幽孤峭”，进行了“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等之类比。凡此种种，均为钱谦益欲置钟、谭二人于死地而后快的一种具体反映。

当然，秦桧也有三个好朋友，马之骏就是与钟伯敬臭味相投的人，马之骏的《白云集序》：

余初与竟陵钟伯敬游，则伯敬好称“白元先生”。余徵之，为稍稍道其概曰：“向从南都林茂之所见先生五言今体一卷，盖竟先生，世无能名其诗者，死而知，实爱以闻于人，亦多茂之与其兄子丘力传所称，从㫄痛哭有以也。”比伯敬，再入都，则茂之业携先生诗，从湖湘间，授之与俱来矣。二三同好传玩，几敝相与论著而梓之。夫有明以来，诗之竆无，如先生者，饥寒丧乱，窘辱悲苦，种种皆备，昔人之所未有而性情足以副之。吾无以窥先生，独见其手钞原本，波书枯硬如燥，枝断蚓而缀，补编汇无一字，苟则先生之挫名愤世，所自托于不可知之人者，为计工且远也。伯敬曰：“吾平生崛强，独不能不北面畏先生。假使先生而在，粗为供具以给饘粥，俾不向卜肆屦傭中，分吟啸之日，其痛哭将何如哉？”刻成聊题，此以志沿起餘已详。伯敬所为，传中闻先生他体有十六本，亦在南都某氏家。天不忍没此异物，当必复合使天下知奇竆，如先生不能以不传之，日害其传，而且令草莽间知为诗者，必如先生始断断可传也。岁在癸丑暮春之初。

了解了白云先生，林古度、钟惺、谭元春、马之骏等人之事，也可从钱牧斋处得知，这便是东坡先生所谈的八面来风法。而钱谦益的学生冯班则更进一步，对竟陵派的痛诋不遗余力，从师承关系的角度言，钱谦益对于“七子派”等人的批评，必然会给作为弟子的冯班以深刻影响的，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如在《钝吟杂录》卷三《正俗》中，冯班之于李攀龙等人就曾如是批评道：“王司寇（世贞）欲以易林为诗，直是不解诗”，“李于麟之流便谓乐府当如此作……则李于麟之古当以何为断”？“钟（惺）、谭（元春）如屠沽家儿，时有慧黠，异乎雅流”

冯班不仅对李攀龙、钟惺、谭元春等人进行了指斥，而且将王世贞也一并“株连”，其此举较之乃师钱谦益来说，实在是一点也不逊色的。不独如此，冯班还对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选录竟陵派之诗大为不满，认为“取钱牧翁选国朝诗，余谓止合论李、何、王、李，如伯敬（钟惺）辈本非诗人，弃而不取可也”。甚至还说，钟惺“论诗俚而猥，不通文理，不识一字，此乃狭邪小人之俗者”（《钝吟杂录》卷四《读古浅说》）。并在《古今乐府论》、《论乐府与钱颐仲》二文中，对李东阳、李攀龙、宗臣等人的乐府诗，以及钟惺的乐府认识观大加指责。《古今乐府论》对李东阳等人乐府诗的批评，下文将进行具体讨论，所以这里只举《论乐府与钱颐仲》对李攀龙的批评略为例说。是文有云：

李于麟取晋、宋乐府古异难通者，句摘而字效之，学者始以艰涩遒劲者为乐府，而以平典者为诗。吠声哗然，殆不可止。但取《乐府诗集》中所载读之，了然可见。

冯班在指出李攀龙拟古乐府属于“句摘字效”之产物的同时，还对其所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也进行了披露：吠声哗然，殆不可止——即向李攀龙之拟乐府诗学习者，在当时已形成了一种创作时尚与风气。但从“吠声哗然”看来，可知冯班认为，这完全是一种有害于乐府诗创作与发展的不良风气。

冯班反映于《古今乐府论》等文中的上述乐府认识观，特别是对“七子派”等人拟古乐府的指责与批评，还曾全部为其门人钱良择《唐音审体》所接受。钱良择，字玉友，号木庵，今江苏常熟人，晚年皈依佛国，有《抚云集》10卷、《唐音审体》18卷等行世。钱良择的祖父钱嗣隆，与钱谦益、冯复京关系密切，冯复京即冯班之父，字嗣宗，其卒后钱谦益为之撰写了《钱嗣宗墓志》（《牧斋初学集》卷五十五）。正是因为如此之关系，钱良择即以冯班为师，而向其习学诗学之道。

钱良择的这一认识，与拟古乐府的变迁实况是基本相符的。而在论及明代的拟古乐府时，则认为：

自宋迄今，诗人所为乐府，俱以章句裁体仿佛古人，未敢信其可被管弦也。有明之世，李东阳以咏史诗为乐府，文极奇而体则谬。李于麟（攀龙）以割裁字句为拟乐府，几于有辞而无意。钟伯敬（惺）乐府某篇似诗，诗某句似乐府。判然分而为二，自误误人，使后学茫然莫知所向，良可慨也。

其中所论明代诗人之“古题乐府”（即拟古乐府），乃列举了李东阳、李攀龙、钟惺三人以为代表，而对二李的拟古乐府与竟陵派第一大著——钟惺的《古诗归》之笺评所进行的批评，实际上乃为一种全盘否定，这与冯班在《古今乐府论》等文中之批评亦完全相同。

在这段“古题乐府论”中，钱良择之所以只列举了李东阳、李攀龙、钟惺三人，是因为其所代表的分别为前七子、后七子与竟陵派三大诗派，也即钱良择在《古题乐府论》中对竟陵派之拟古乐府的否定，实质上就是对“七子派”与竟陵派拟古乐府的否定。由钱谦益而冯班，再由冯班而钱良择，师门三代，前后相承，共同对竟陵派所进行的全面之否定，实为有明一代绝无仅有！

对竟陵派的寡陋与空疏的批评，到了清末，论者更进一步，陈衍在《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三中有这样一段话：

“钟敬伯、谭友夏共选《古诗归》《唐诗归》，风行一时，几于家弦户诵。盖承前后七子肥鱼大肉之后，近选唐诗，专取清瘦淡远一路，其人人所读，若李太白之《古风》、杜少陵之《秋兴》诸作，皆不入选，所谓厌刍豢思螺蛤也。唯钟、谭于诗学虽不甚浅，他学问实未有得，故说诗既不能触处洞然，自不能抛砖落地，往往有‘说不得’‘不可解’等评语，内实模糊影响，外则以艰深文固陋也。”

清诗大家朱彝尊就在《静志居诗话》卷十七中对竟陵派予以了严重的斥责：

“《礼》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非必日蚀，星变，龙獒杂祸也，唯诗有然。万历中，公安矫历下、娄东之弊，倡浅率之调，以为浮响；造不根之句，以为奇突；用助语之辞，以为流转；著一字务求之幽晦，构一题必期于不通。《诗归》出而一时纸贵，闽人蔡夏一等既降心以相从，吴人张泽、华淑等复闻声而遥应，无不奉一言为准的，入二竖于膏肓，取名一时，流毒天下，诗亡而国亦随之矣。”

朱彝尊的斥责之声基本上跟钱谦益同调。由此可见，钱谦益的这个定调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明人治学往往有空疏固陋之嫌，尤以竟陵一派为甚，动不动就拿‘说不得’‘不可解’来搪塞，其不重版本与校勘，其实就是寡陋与空疏和不读书。誉之者谓优点在不戴镣铐，可见学者性情，但总不免寡陋无稽，错缪迭出。如钱谦益既称钟伯敬编选、评点之《诗归》“寡陋无稽，错缪迭出”、“底蕴毕露”，认为伯敬“见日益僻，胆日益粗”，谓之为“诗妖”，并将其“另立深幽孤峭之宗”的“深幽孤峭”，进行了“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等之类比。

其实，就文章而论，竟陵派格局太小，是文章不该有的形态，就像晚唐的郊寒岛瘦一样，所以被钱谦益称为“亡国之音”。到了民国，周作人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远推到竟陵一派，只是为他的“平民的文学”、“人的文学”找源流，这个源流是言情的一个传统，竟陵往后，在明末张岱身上集大成，这一点可以从周作人在《袁中郎集》和《陶庵梦忆》出版时的序言中看到。所以“独舒性灵、不拘隔套”仍然是言志派的传承，只不过家国情感虚化，个体意识增强而已。看来，文章学问，总要避免寡陋与空疏，才不致闹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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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右史】竟陵派的寡陋与空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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