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右史】以讹传讹的“陵至此而竟,石至此而首”

文摘   2024-12-04 00:00   黑龙江  
“陵至此而竟,石至此而首”最早出于孙宗鉴之《东皋杂录》,《东皋杂录》是一本笔记类著作,以人文轶事为主,并非地理专著,有很多地方错得离谱。宋祝穆《方舆胜览、复州》记:竟陵,孙宗鉴《东皋杂录》曰:自蔡州至信阳军,始有山路,险隘逶逦,至安陆两驿至复州皆平地;南至大江并无丘陵之阻。渡江至石首,始有浅山。竟陵者,陵至此而竟;谓之石首者,石至此而首。
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近来颇有乡曲莼鲈之思,流寓之中,读章氏父子编的《天门县志》自遣。这部乾隆三十年本的《天门县志》,是章学诚父子流寓天门时合纂的,实斋并在《文史通义》中的《天门县志》条下写下了那篇著名的《修志十议》,但是章氏父子的乾隆间编《天门县志》对竟陵却是郢书燕说,错得离谱,乾隆乙酉《天门县志、地理考、沿革》:天门,古竟陵地(陵至此竟也),名最久。这部志书中,把竟陵的“陵”多认为是山陵的陵,完全是望文生意的扯淡。考其出处大概是从《东皋杂录》始。

《东皋杂录》曰:“竟陵者,陵之竟也“,《东皋杂录》本来是一本笔记类著作,以人文轶事为主,并非地理专著,有很多地方错得离谱。宋祝穆《方舆胜览、复州》记:竟陵,孙宗鉴《东皋杂录》曰:自蔡州至信阳军,始有山路,险隘逶逦,至安陆两驿至复州皆平地;南至大江并无丘陵之阻。渡江至石首,始有浅山。谓之竟陵者,陵至此而竟;谓之石首者,石至此而首。
把竟陵和石首扯在一起,完全是蒙古医生式的乌龙,《元和郡县志》:“石首山在石首县北江中,有石孤立,为北山之首,因名”,这段话应作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石首山在县北江中。“县北”,应理解县城北。现在有作者认为应理解为县境北,这是不正确的,读过古代方志就会明白,在所有表述方位距离的语境下,“县”表示“县城”,比如“县北三里”、“县西一百步”等等。如作其它理解会造成混乱。
二、有石孤立,应为石首山的山顶有一块孤立的石头,不能理解为山顶有很多石头,更不能把整个石首山理解为一块孤立的石头。
三、北山,为城北之山。石首县城南北有两列山,南边一列为南岳山、马鞍山、笔架山,北边一列为石首山、绣林山、东岳山。“北山之首”,既可理解为最北一座山,也可理解为北山中最高一座山。有作者为了将石首山安放在城东区域,竟认为南北山要以县境内所有的山来划分,这种观点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不足取。
从春秋到战国,楚国都是国力强盛的大国,曾控制如今江苏省辖区内的大部分地区,最迟到战国晚期,楚国在江苏大部分地区施行了郡县统治。公元前333年,楚国击败越国,如今南京这片区域成为楚国领土。楚威王在此建造一座城池,取名为“金陵邑”,“邑”是指卿或大夫的封地,“金陵”是这座城邑的名称。“金陵”是江苏省境内出现的第一个含有“陵”的地名,而这座城池正是建在今天的南京市清凉山一带,也就是楚人眼中的“陵”(大阜、高地)。至于“金陵”为何称为“金陵”,历来有“埋金说”“因山立号说”“产金说”“采金说”四种说法,虽争论不一,但“陵”字是指山冈、高地却是毫无疑义的。
《读史方舆纪要、湖广》载:竟陵故城,孙宗鉴曰…谓之竟陵者,陵至此竟…,盖顾氏所依据与明嘉靖《沔阳州志、山》所记“陵之竟也"比较,从时限上看宋代两条依据距孙宗鉴(于北宋后期)任竟陵的复州太守的时间较近;此说与《沔阳州志》执笔人为童承叙的文抄公式的统编书有关, 无论从时间上判断和志书执笔人权威上比较,童承叙在史料原文真实性上都不可比拟的。《沔阳州志》上“陵之竟也"应是执笔者童承叙顺手抄了以前的现在文章,文字用“之"字代替了“至此而"三个字,读法有点别扭,还要让另加解释为“山陵到此终止"。

唐时的竟陵属复州,盖复州治所在竟陵县(县为中等,在州之郭下)西北,又记竟陵县治在左(东),“南临㲼水,澨水也”。《舆地纪胜》更明确:复州治所“在重湖(东湖、西湖、南湖等)之右(西)”“广教院(西塔寺),在县西一里”。其子城(县署地)在左(东),引五代图经云“伏羲庙,在竟陵子城上”。
到了宋代,沿革屡变,北宋太守王琪作“梦野亭(南宋为梦野奇观)在子城西南隅(今罗马商城西南边)”“白马庙在子城南,景祐四年推官王道作,云观也在子城上”。洪迈《夷坚志》记:金兵多次入侵复州城,使竟陵在湖北破坏最甚,“子城内有废地……其兄之子洪槔为佥判,其官舍在子城东,录曹在其西”,指的是宋代县衙之地(今老市政府大院一带)。
迨至五代开始,竟陵城向前濠南扩土城(子城)墙,南宋曹彦约到此筑一“腰城”,是将前后濠间的东西壕堤筑高而已。复州城有南北城之分,见曹彦约《登复州城》诗和序文记,“城分南北平腰束,湖号东西拍面浮”句,是针对此分布状况描写的。他站在子城楼上认为北城西北“李子园边(民国为李家湖)水满洲,当年桑土欠绸缪”,但整个复州城“旧阔而难守,非两万卒不可闭门”,从军事角度记述其分布结构。

清顺治十一年,增建城门楼四座,命名为南熏门,北拱门、东阳门、西城门。 城门街巷纵横,牌楼林立;城外设八关即:日升关、长庚关、义水关、来福关、庆云关、雁叫关、鸿渐关、紫霞关。建四桥(即东、西、南、北桥),内外相连,四通八

竟陵之易名为天门,则因避讳,中间几度被改为“景陵”,也几度为竟陵和复州的郡治、州治、府治。清雍正四年,又为避康熙皇帝的陵寝名,改景陵为天门——来自县城西北五十里的天门山,即“龙尾山之首,两峰峙天,中空如门,故名”。李贤《明一统志·山川》记有:龙穴山,在景陵县西北五十里,一名龙尾山,山旁有龙穴,陂上石脊如龙。龙穴里出过“龙”没有,不得考,但龙尾山脊背上白石如“龙麟”确十分逼真。而且说明竟陵与“龙”极有关系,清·易本烺《竹枝词》:连花虎爪与云齐,架壑支峰一望迷。更有湖山珠在抱,管叫龙尾戏东西。

竟陵的‘陵’,在楚人的语言中,是‘高地’‘山冈’的意思,在这屈原的骚里已经很多了。楚人主要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江南丘陵地带,他们将地貌特征引入地名,产生了若干包含‘陵’字的地名。在河南,出现过120个含有“陵”的地名;在湖南,出现过97个含有“陵”的地名;在湖北,出现过72个含有“陵”的地名……其中,较为知名的包括江陵、鄢陵、兰陵、宁陵、零陵、武陵、巴陵、醴陵、竟陵、铜陵等。楚国语言用“陵”形容高地的现象,甚至在少数民族语言中也有反映,比如壮语中表示“山谷”的词语,和楚国方言中的“陵”在语音形式上就较为接近。

具体到竟陵城的嬗替,唐宋差别并不太大,当时子城外的景观:城南有白螺山(今老邮局至花鼓剧团单元处),南湖书院(今胜利二路西段),在州学(今华泰中学处)南;紫阳观,在黄鹤门外(今华泰中学丹台古井处),宋咸平元年(998年)李庭宾撰并重修;广惠院,在景陵县西北(原法院、检察院一带)。其实,竟陵的“陵”,是中国地名中较为常见的后缀词,这一地名文化颇值得玩味。

那么,这个“陵”究竟包含怎样的含义?很多人首先会联想到“坟墓”。在古代,“陵”可以指帝王陵墓,在近代,也用来形容伟大人物的墓葬,比如位于江苏境内、举世闻名的南京明孝陵、中山陵、南唐二陵等。“陵”字的这种含义,在地名中亦有反映,丹阳市陵口镇,就是指此地坐落于南朝萧梁两代帝王陵墓区的入口处,故称“陵口”。但显然,金陵、延陵、海陵等地名中的“陵”并非指帝王陵墓的含义。

关于竟陵之陵与天门山也可以从陆羽行述中考出,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陆羽》认为乃在天宝五载,乃误。考《新唐书·玄宗纪》云:“六载正月……丁亥,享于太庙。戌子,有事于南郊,大赦,流人老者许致仕……赐文武官阶……民酺三日。”以此勘之《自传》,知“郢人酺于沧浪道”者,乃在天宝六年春。而李齐物当时见陆羽而“异之”者,表明陆羽与其皆“随师郡中”。

换言之,李齐物天宝五载七月被贬竟陵太守,约冬十一月到任,第二年正月,太赦天下,赐“民酺三日”,在“邑吏召子为伶正之时”,乃与“伶正”陆羽相识,继而则是“提手抚背,亲授诗集”,并“负书于火门山邹夫子别墅”。所以,“郢人酺于沧浪”,陆羽为邑吏召为伶正,李齐物之于陆羽“提手抚背,亲授诗集”等,乃均发生于天宝六载春,而非天宝五载。

又,“火门山”即天门山。《大清一统志》卷二六五《安陆府·山川》一云:“天门山,在天门县西五十里,一名火门山。”在火门山期间,据《茶经》“一之源”、“二之具”、“六之饮”等章节记述,陆羽曾出游荆、峡、巴、归一带,但确时无考。而“陵”成为地名后缀,豫皖苏和两湖地区很常见,先秦典籍中,“陵”字出现得较多,归纳起来有四种意思,一表“高地”,二表“侵犯”,三表“衰微”,四表“凌驾”,而用在地名中,基本上都是“高地”的意思。

检索先秦文献,东陵、西陵、鄢陵、郢陵、召陵、杜陵、零陵、夷陵、辰陵、桂陵、武陵、江陵、安陵、竟陵等包含“陵”的地名,比比而是,而楚地出土的战国竹简中也包含着一大批含有“陵”字的地名,如漾陵、长陵、南陵、襄陵、安陵、昜陵、子陵等,这些地名分布在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区域几乎都属于先秦时楚国的领地。大名鼎鼎的《读史方舆纪要》在对竟陵山川时也以讹传论,不作考证的乱抄一通了事。

目前可查到典籍中提到的最早一个含“陵”字的地名,记载于《尚书》:“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此处首次提到“东陵”,推测应在长江流域一带。《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下湿曰隰,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许慎《说文解字》也说:“陵,大阜也。”可见,“陵”的本义就是指比较高的山丘、山冈、高阜。

公元前319年,楚怀王在今扬州城北地势较高、“广被丘陵”的蜀岗一带筑广陵城。《说文解字》:“南北曰袤,东西曰广”,蜀岗的走向是由西向东,这个城邑因此被称为“广陵”,成为扬州最早的名称之一。楚国灭亡以后,将“陵”引入地名的做法并没有消失。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在今南京地区设秣陵县,“秣”是牲口的饲料,“秣陵”就是种植草料养马的山陵。

多数学者认为,这个名称含有秦始皇贬抑楚国“金陵”,降低南京地位的用意;秦汉时,又在今天的泰州地区设海陵县(也写作“晦陵县”,“晦”“海”古代相通),即“以其地高阜而又傍海得名”,“海陵”之名使用至今。这一批“陵”字进入地名,是楚地区域地名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地处长江流域的江苏境内,这些含有“陵”的地名至今还在使用,是楚文化对江苏地域文化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表现。

竟陵城到了南宋,却起了很大变化,《舆地纪胜》记:今北门“郡治(指唐宋旧治所)内”,分布许多州署机关的台阁园林,如“延宾亭在州东(今照墙街一带);望仙楼在州城上(今后濠东,五代郑肇建);养心斋在设厅,云章阁、宣化堂均在郡学(今竟陵华府一带),湖山堂(旧名宝香阁)为韩橘所立”;园林有“凝香、绿荫、瑞露(为吴说所立)”;张耒的“鸿轩居,在莱园湖东(今陆羽广场西南端陆羽酒店附近),张耒诗中有竟陵僦舍(租住屋)“荒凉台阁追随事,懒慢江河放逐臣”句,与以上记叙一致。这些记载有力说明后濠以北的古大城,是州署官员办公居住场地,展现出花园式房屋建筑分布状态。整个城垣南北呈“吕”字形结构布局,与城外景观相呼应,从这可看到古人起居环保的生活方式。

从明代开始,州城地位丧失后,竟陵城垣循前后濠边土城故址,向前濠之南的唐宋子城(县衙地),再向南向西扩展形成县级砖城,从而延续到清代民国的天门县城垣。相比较今仙桃市沔城镇的唐宋复州城规模,其城周有5.6公里(东西长2000米,南北宽800米),竟陵唐宋复州城规模不会小于沔城镇的复州城。

曹彦约所见竟陵复州城“旧阔而难守”,可证明其规模在古府州城垣规模(城周一般为5公里左右,至少2.5公里以上)之列。而明清南移后的天门县城垣,其城周只有2.28公里(东西长642米,南北宽500米),但其郭城区范围随人口增加有扩大(明清时城北古城大多为学校和宗教景观区,与居民区相间分布),县城南以外形成鸿渐街、庆云街、雁叫街和不同行业的商贸区,这便是明清两朝竟陵主城区的基本格局。

石首位于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结合部,地处长江中游著名的“九曲回肠”段,大江自西向东穿境而过,流程至今仍有90余公里。石首南北境裹江而立,全县挟江而重,民众以江而富,城镇倚江而兴,因此长江水道是石首千百年来之生命线。

纵观长江在石首境内奔流演变史,从三代到西晋初石首置县时大致经过了三个时期:

一是云梦泽期。《墨子·公输》“子墨子见王”章云:“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云梦”即“云梦泽”。数千年来,云梦泽在不断消退,不同时期呈现不同形态,因而有不同说法,先秦两汉所称云梦泽大致包括今湖南益阳县、湘阴县以北,湖北江陵县、安陆县以南,武汉以西地区(《辞源》辞条),石首境域正在云梦泽中。《墨子》成书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前后,说明当时石首境地除山岗丘陵外,其余均在水中,长江注入云梦泽,泽水下泻再为长江。大约公元前559年,战国名人伍子胥出生于今湖北监利北部黄歇口,表明此时云梦泽已向南消退。大约公元前300年前后,诗人屈原在《离骚》中悲愤呼号:“邅吾道兮洞庭。”显然此时云梦泽已消退至今湖南华容县以南一线,今日洞庭湖已经形成,江陵、安陆以南地区已成陆地,石首境内高地已退出水面,长江此段在低洼地带行水。

二是泛流期。大约从屈原生活之时代起,今日江汉地区云梦泽退出之陆地已具备建郡置县条件。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鄢郢(战国楚都。鄢,今湖北宜城;郢,今荆州北纪南城),以汉南地置南郡,辖十八县,范围东起今洪湖东北,西至重庆巫山,北含襄阳,南至洞庭湖北岸,江陵、华容(故华容)、州陵(今洪湖市东北部)、宜昌、襄阳均是其属县。这一时期,长江石首段在江陵与石首山之间泛滥而东,江面南北宽达五六十里,石首北境尽在江水中。

三是主泓期。东汉末人桑钦所撰《水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河流专著,其书记叙长江自江陵至城陵矶仅记“江陵县南”、“华容县西”、“华容县南”、“又东南油水”、“长沙下隽县”等五个地名,勾勒出之长江水势走向大致与今日相当,但不具体,说明此时长江河面比较宽泛。南北朝时期人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撰成《水经注》,自江陵以下江段记载十分详细,在“油水”条下注云:“大江右经石首山北,又东经赭要。赭要,洲名,在大江中,次北湖洲下。”在此段文字前后,顺着江水自北向南、自西向东,或江右或江左列举了石首境内之阳岐山、故华容县尉治、虎洲、龙巢、故监利县尉治、石首山、北湖洲、赭要洲、杨子洲、钱官、牛皮山、生江洲、上檀浦等13个地名和夏口、子夏口、侯台水口、龙穴水口、俞口、清阳口、土呜口、饭筐上口、清水口、生江口、饭筐下口等11处沿江水口。这些记载清楚表明,到《水经注》成书之公元520年时,石首长江早已形成主泓,河床已经形成主漕,枯水季节河水已经落入河漕,只有汛期河水漫滩,诸多水口通水。同时,“大江又东”“江水左迤北出”“大江又东”“江水左得”“江水右得”“江水又右得”等记载,则表明石首境内长江河道曲折,弯道甚多;“洲在大江中”“夏水泛则有之,冬无之”“秋夏水通下口,上下口间相距三十余里”则显示当时长江石首段河道甚宽,南北相距甚远;大江中有“北湖洲”“赭要洲”“扬子洲”“生江洲”等四大洲滩,则意味此段长江河道南北摆动频繁,河床极不稳定。

总之,《水经注》所记载之公元520年前后,长江石首段水道大致与今日相似,冬春季节长江在河道运行,夏秋季节河水漫溢洲滩,过洪河道宽阔,流速缓慢,极易发生水患。造成此种河势的原因,笔者认为关键是石首山。此山突出江中,形如中流砥柱,江水北来奔腾咆哮,突遇山体阻遏,急湍被逼向东北顶冲,汇成主泓,冲刷河床,形成河漕,进而南北摆动,因此石首山既是此段长江水道得以控制水势形成河道的关键,又是此段长江造成“九曲回肠”之主要因素,所以石首山对于控制水势、保障民生具有至关重要意义。正是因为石首山是此段长江水势之重要节点,所以它成了析土置县之首选。

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二月,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攻克江陵,“吴之州郡皆望风归命”(《晋书·杜预传》),迅速平定了江南。杜预是晋文帝司马昭妹夫、高陆公主之驸马,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是晋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位高权重,长于筹略,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他居安思危,深谋远虑,“以天下虽安,忘战必败,勤于讲武”“错置屯营,分据要害之地,以固维持之势”“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激用滍淯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①(《晋书·杜预传》)。由引文可知,杜预作为当时南郡最高军政领导人,他考量之主要问题,一是军事驻防,二是管理百姓,三是治理水利发展经济。三个问题之基础与核心是设县置令,于是设县置令成为头等大事。

秦置之华容县(为了与今日之湖南华容县相区别,依《水经注》,称之为“故华容”,以下同)辖境很大,今日湖北监利、石首全境,公安东境,湖南华容全境均是其属地。此前故华容县地曾有两次分析:东汉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以刘备为左将军镇油口(今公安县城),析故华容县西陲和孱陵县东陲置公安县(《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孙权称王,以故华容县东部多鱼米兼有盐,便将故华容东北部划出,“令官督办”“监收鱼盐之利”,置为监利县,治所在今监利县东北分盐镇一带,不过没过多久撤销(光绪六年《荆州府志》)。虽然故华容县划出了一部分,但辖境仍然较大,山水阻隔,舟车不便,对于故华容南部地区大片土地自然是鞭长莫及无力管理,且巴丘湖(即洞庭湖,时称巴丘湖,见《晋书·杜预传》)多荆蛮,治安尤为迫切,乃于西晋太康元年析故华容县南境置南安县②(即今湖南华容县。318年后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名华容县,见万历四十年《华容县志》《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之后,杜预大兴水利,江南开调弦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晋书·杜预传》);江北开杨口(今潜江市西北),导古杨水入沔水,再入长江。再后,西晋太康五年,杜预分故华容西南境,置石首县(光绪《湖北舆地纪》),同时又复立监利县(《旧唐书·地理二》)。此时故华容县地自东而西而南,共有监利、故华容(西晋太康元年省,寻复立。见《宋书·州郡三》)、石首、南安(今华容)四县并存。直到南北朝末期约北周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前后,故华容才并入监利而不复存(《东晋南北朝郡县表》)。

杜预析地置县时何以要设石首县,前代未能留传史料。根据《晋书·杜预传》结合上文所述石首置县前之地理,笔者认为有四个原因:

第一,自然地理已成一县之势。据《水经注》记载的长江水道,当时大江大约在今公安境内虎渡河一线,河西是江安(西晋太康元年改公安为江安,南朝陈光大二年(公元568年)复改为公安(《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河东是故华容;北境是江陵;江南以石首山为中心,西抵今公安黄山头北面、东面(1950年前黄山头山东面、北面是石首,西面是公安,南面是安乡,见1990年《石首县志》),东至今湖南华容塔市驿(1950年前塔市驿西段属石首,东段属华容,见1990年《石首县志》)均是浅山低岗丘陵,以分水岭为界,南是刚刚设置的南安县,北是故华容,当时石首这一区域四周均有县邑③,唯独此处没有,其独立性非常明显,具有“分疆刊石”之基础。

第二,屯兵据险,扼控长江。以石首为军事要地屯兵,扼守长江天险,可以控制上自江陵下至故华容容城长达三四百里的长江水道,其战略意义重大。

第三,保障民生,控制漕运。由于石首山中流砥柱之作用,致使这一地区长江河床南北滚动,水患频仍,亟须守令治理以安黎庶。同时,调弦口开,漕运日繁,急待有司节制。

第四,治理百姓,发展经济。西晋太康五年石首置县无人口记载,但《晋书·地理志下》记有:“南郡,统县十一,户五万五千。”平均每县5000户;又《晋书·地理志·总叙》记有:“太康元年,平吴,大凡户二百四十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平均每户6.572人。以此平均数推算,当时石首有户5000,人口32860人。而且,石首今天的湖泊西起山底湖,往东依次有白莲湖、上津湖、孟尝湖、湘尤湖、津湖(见同治丙寅《石首县志》,今名中湖)、大汊湖、宋湖、三菱湖、杨叶湖、白洋湖等湖,一直到塔市驿西侧,均是处于浅山低岗丘陵之北坡下,沿着山体走向由西向东呈长形,湖水在塔市驿西侧注入长江,湖泊之北均是冲积沙洲。此种状况似乎透露出一些历史信息:这些湖泊可能是古代云梦泽消退成洞庭湖后、长江形成主泓时冲刷形成之长江故道,之后河道主泓北移,江滩成洲而形成之湖泊。如果是远古地壳运动山体隆起时造成湖泊,大多山体两侧均有湖,而上述这一线山体之南鲜有湖泊。此时长江石首段南北无大堤(江北荆江大堤东晋时修,见1990年《石首县志》;江南长江大堤五代南平国高季兴创修,宋代大修始成,见同治丙寅《石首县志》),南北宽五六十里均是行洪洲滩。因此,笔者认为石首置县时的30000余人口,一定绝大多数居住在江南浅山低岗丘陵这一线上,种稻植桑、商贾贸易均在此处,在石首山置县,正好兼顾东西,管控南北,治理百姓,布施教化,劝农兴商,发展经济。

鉴于以上原因,石首置县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均备,非置不可。遥想当年杜公一定是果断将故华容西南境析出设置石首县,同时复置监利县,调整故华容县,加强南安县,完成了析境分置、四县并存之行政体制改革,奠定了今日监利、石首、华容三县分治之格局。

石首县名之由来历代有些记载,出现了几种说法。为窥全豹,笔者梳理如后。

(一)历代正史《地理志》之记载

《晋书·地理下》:“南郡,统县十一:江陵……华容……监利……石首……”,石首条下无其他记载。

《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均无石首,因南朝宋初(约公元420~437年)省石首入故华容而无载④(《荆州记》)。

《梁书》《陈书》无地理志。

《隋书·地理下》有监利,无石首。

《新唐书·地理四):“山南道,……江陵府江陵郡,……石首,次畿,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此处“置”应是复置。

《旧五代史》郡县志无石首。

《新五代史》无地理志。

《宋史·地理四》:“荆湖北路……江陵府,……县八:……石首,次畿。……建宁,次畿。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升白旧(旧,1990年《石首县志》作臼)巡为县,并置万庾县,万庾寻废。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省建宁入石首。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复。南渡(公元1127年)后,省。”

《元史·地理志》:“荆湖北道中兴路,……石首,中。”

《明史·地理五》:“荆州府,……石首,府东南。元末,治楚望山北。洪武中徙绣林山左,本宋时旧治也。北滨江,江中有石首山。又东有焦山,下有港,通洞庭湖。有调弦口巡检司。”

《清史稿·地理志十四》:“荆州府……石首,简,府东南一百八十里。东,石首山。东南,石门。西,阳岐山。大江自公安入,迳县,北入监利界。其支津由藕池口分数道南达洞庭湖。又东焦山河亦其支流也,自调弦口经焦山亦达洞庭。南黄金市,西杨林市。”

以上所列自晋至清13种正史,仅有明、清两代《地理志》记有“石首山”,至于因何名县则未提及。其他或是“石首”条下未见注文,或是注文简略语焉不详,或是省废未见石首,因此史书中未记石首县名之由来。

(二)历代典籍之记载

宋元之际人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引孙宗鉴曰:“自竟陵南至大江并无冈陵之阻,过江至石首始有山。石首者,石自此而首也(转引自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丙寅《石首县志·山水》。”引文中“竟陵”指今潜江市西北部(不指今天门市),秦置竟陵县,治所在今潜江市西北部。这是通常见到关于石首县命名之第一种说法:“石首者,石自此而首也。”

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自竟陵南至大江,并无岗陵之阻,渡江至石首,始有浅山,石首者,石自此而首也。”(转引自1990年《石首县志·县史沿革》)。原来顾祖禹之言来自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不过稍变文字而已。

雷思沛《方舆书》:“公安东,南北八十里为石首,石首亦古华容地。石首者,石之首也。又县北江边有石孤立名石首山,故县名取此。”(转引自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丙辰《石首县志·方舆》,该文题目下注:“府志节入”,是何时《荆州府志》未言明)这是第二种说法:因石首山而名石首。但雷思沛同时又说“石首者,石之首也”,到底是因始见山而名石首呢,还是因石首山而名县,二说并存,模棱两可。此说亦缘自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再加上另一说形成自家之言。

以上三则史料大意差不多,主词是“石首者,石之首也”,虽然顾、雷二人未言出处,但显然来自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

(三)历代方志之记载

清同治五年丙寅《石首县志·沿革》:“晋……武帝时杜预定江南,析(故)华容县为石首、监利、华容三县。自荆江而下至石首县始有山,突出多石,为江流之砥柱,名石首山,县因以名。”此则记载明显是袭用雷思沛语,将胡三省“自竟陵南至大江”改为“自荆江而下至石首”,避而不言出处,刻意为己立言。这是第三种说法:自荆江而下至此始有山,因山而名石首。

同治丙寅《石首县志·山水》:“石首山在县西与绣林山相毗,面临大江,有石孤立在山之首,县因以名。”这则史料也是来自雷思沛之语,将“有石孤立”改成“有石孤立在山之首,县因以名”,这是第四种说法,同一部方志,同一撰者,竟将文字稍作改动,形成两种不同说法。

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荆州府志》:“石首县元末治楚望山,洪武中徙绣林山左,本宋时旧治。北滨江,江中有石首山。又东有焦山,下有港通洞庭。《明史·地理志》按:“自荆江而下至石首县始有山,突出为江流之砥柱,名石首山。县因以名。”此则记载前部分抄录于《明史·地理志》,后部分辑录于同治丙寅《石首县志》,无甚新意,亦无可厚非,但不知何故,编者将本是同治丙寅《石首县志》的一句话“自荆江而下”,作为《明史·地理志》之按语刊入,其实《明史·地理志》绝无此语,造成“征引无稽”伪证错误,实为可惜。

以上所录历代正史、典籍、方志之记叙,出现了“石首山”,出现了“从竟陵而南”或“荆江而下”“至石首始有山”,又突出或孤立江中而称为“石首山”;石首置县时,又因“石首山”而名之为“石首县”。因为历代设郡置县多以山水、方位、古地名、设置目的等命名,石首因石首山而得名符合历代命名规则,确信无疑。但是,上述石首县名由来的四种说法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最早出现于宋末元初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是不是原创不得而知;二是这四种说法似同又不尽同,似是而非,不像有些县名(如监利“令官督办”、“监收鱼盐之利”而名为监利那样没有任何歧义)一贯至今。这两个问题,正是后来出现几种说法之根由。这种状况如不改变,难以统一后人口径,极易引发新说法,因此确有进一步考证之必要。

以上四种说法均有两个共同点:一是“石首山”,二是“县因以名”,但均出现于宋代以后,距离石首初始置县时间较晚,令人怀疑是后来好事者附会之语。对于置县已有1000余年历史之县名由来,胡三省等人不可能杜撰,尤其是胡三省、顾祖禹都是著名大家,不可能自毁清誉伪造史实,必定他们有所本方有所言,一定还有记载石首县名由来之史料他们尚未言及。于是笔者反复翻检推敲,终于找到了胡三省、顾祖禹、雷思沛三人所言之源头。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油水》:“江水又经阳歧山北,……大江右经石首山北,又东经赭要。”这则史料中之“石首山”是笔者见到历代史料中最早出现之石首山名。《水经注》成书于公元520年前后,此时石首县已省入故华容,而郦道元仍称其山为“石首山”,说明此山之名早于石首县,石首置县时因石首山而名可信。

唐李吉甫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元和郡县志》:“石首山在石首县北江中,有石孤立,为北山之首,因名”(转引自《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这是笔者见到历代史料中第二次出现“石首山”。《元和郡县志》共40卷,由于年代久远,保存在《四库全书》中之版本,部分卷次阙佚,已经见不到上引原文,幸好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引用了此则史料,使人得知“石首山”山名之由来,并非“有石孤立”在江中而名,而是“有石孤立”在“北山之首”,也就是说“有石孤立在北山山顶”因名“石首山”。但遗憾是此段文字并未引完,重点在“纪胜”,而上文“县因石首山而名”未能引出,令人惋惜不已。

五代刘昫所撰成书于后晋(约公元937~950年)之《旧唐书·地理二》:“荆州江陵府,……石首,汉华容县,属南郡。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分华容县置(实为复置),取县北石首山为名。旧治石首山,显庆元年(公元656年)移治阳支(支应为岐)山下(实为绣林山下)。”这段文字中之“取县北石首山为名”清楚告诉人们,先有石首山,后有石首县,县因山而名,符合山因山顶“有石孤立,为北山之首”而名“石首山”之记载,整段文字道出了“石首山”、“石首县”名称的由来。这则史料显然采自《元和郡县志》,刚好弥补了《元和郡县志》阙佚部分,成为出现时间最早、内容最完整,真实准确表述石首县名由来的唯一史料。

虽然《元和郡县志》一般人看不到,但《旧唐书·地理二》平常人均可见到,不知为何自胡三省起至今,历代编修之府志、县志以及编纂地理专著,均未引用《元和郡县志》和《旧唐书·地理二》的说法,实在令人不解。

通过以上所列史料,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自宋末元初以来有关石首县名的说法,均来自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所引孙宗鉴语,由于两个原因致使流传过程中产生变异,出现多种说法:一是自胡三省之后疑为“立言”之故,引用前人著述不严谨,不交待出处,有意掺入己见,略变原有文字,形成自家之言。如此,引用一次变化一次,多次引用多次变化,以致同一事出现多种说法;二是方志编纂时未能采信时间出现最早、最具权威性之史料,以致予人以篡改之机。倘使乾隆丙辰、同治丙寅、1990年《石首县志》、光绪六年《荆州府志》能辑录《元和郡县志》和《旧唐书·地理二》之记载,则石首县名由来简洁、清楚、准确、权威,不至于出现数说并存问题。

根据史家采信史料“原始(或出现时间最早)、真实、准确、互证、权威”之基本原则,笔者认为本文所列多种史料中,唯有《元和郡县志》和《旧唐书·地理二》成书时间最早、真实可信、有史料互相印证、均为权威典籍,我们应当采信。笔者建议:

(一)石首县名、山名表述:

石首,汉华容县地,属南郡。西晋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分华容县置,取县北石首山为名(《晋书·地理志下》《旧唐书·地理二》);

石首山,在石首县北江中。有石孤立,为北山之首,因名(《元和郡县志》)。

(二)自此而后使用上述统一说法,不再凭个人理解、臆测另生他说。

(三)下届编修《石首市志》时,采用上述统一说法并加以说明。

“竟”字之本义,当指乐曲之终,故亦引申指终止、终了、穷尽、终极,其字亦或有指竟日、究竟、竟然、毕竟、未竟其事、有志者事竟成等义及组词。《说文》称:“竟,乐曲尽为‘竟’;从‘音’、‘儿’”。段玉裁注称:“竟”为曲之所止也,引伸之,凡事之所止、土地之所止,皆曰“竟”;《诗》毛传注曰“疆(边疆),竟也”,俗则别制为“境”字,非;“竟”字从“音”、“儿”,犹如“章”之从“音”、“十”,其字“儿”在“音”下,犹“十”之为数终也,故为会意。“竟”字音读“居庆切”、古音亦读如“疆”。

至于“陵”字的地名,记载于《尚书》:“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此处首次提到“东陵”,推测应在长江流域一带。《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下湿曰隰,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许慎《说文解字》也说:“陵,大阜也。”可见,“陵”的本义就是指比较高的山丘、山冈、高阜。

竟陵之“竟”,盖源于上古的“竟”人,“竟”姓族源所出有数说,其姓当始出于古之“竟人”族,其族于商世有见;又有说其姓或出于周世楚公族之后,以及其姓之出或与“竞(競)”姓之传亦有关等。远古时当有一支“竟人”族,其族或是掌乐之族、但亦或是一支守边之族,其人或将“乐尽”或“地尽”之义刻制为抽象性图案,以自己族名之音“jing”或“jiang”称之,并崇奉之为本族的图腾或族号徽饰,于后世文字形成,则写为“竟”字。

而其人之居及后世迁徙,则“以族名地”,故古见有“竟”之地名;例如,《史记》载战国时秦将白起率军东至“竟陵”(其地在“郢州长寿县南百五十里”,当时是为楚地,即在今天门之西北),其地于后曾置“竟陵县”、“竟陵郡”。疑其地名之出,当与古之“竟人”族曾居其地有关。

其实这段历史并不可信,大致的推源溯始只能从白起聊起,秦将白起攻占楚国郢都,而后攻占竟陵邑,设置竟陵县。竟陵地名从公元前600多年前就以使用,一直沿用至唐朝唐大中,李忱帝。时至公元846年,竟陵地名改为白洑,跨越年代有1800多年。 后晋天福元年,为避石敬瑭名讳(“敬”与“竟”同音),遂改竟陵县为景陵县(意为“陵之竟也”)。

《资治通鉴》“故新野王歆牙门将胡亢聚众于竟陵,自号楚公,寇掠荆土,以歆南蛮司马新野杜曾为竟陵太守。曾勇冠三军,能被甲游于水中。”司马歆的父亲是司马懿的第七个儿子司马骏;作为宗室疏属,在八王之乱中,先是依附司马冏,司马冏倒台后,又巴结上司马颖,封新野王、荆州都督。到了天福五年,直隶防御州治所设景陵县。后汉复名竟陵县。北宋为避赵匡胤祖父赵敬之讳,遂改竟陵县为景陵县。雍正四年,为避康熙陵寝名(景陵)讳,改景陵县为天门县,此名因县境西北有天门山而取。

今甲骨文中见有“竟”字,其字见有几种不同写法,但似多为上下结构之字:其字之下部,类似一“兄”字的侧视之人形;而于其上,则见刻画有类似倒三角类如“干(其上工改▽)”之形。有说此字与奏乐有关,是“象其人吹筲”之形;但也有说此字上部当为其头上饰物,亦即其人头上所戴“辛冠”类,而“辛冠”亦即所谓“戴干”(指于冠帽上装饰有类似古兵器“干楯”之类的饰物),故其字之形当是“象人之戴辛,其异徵既为头饰,故引伸义为‘终’、为‘穷’、为‘极’、为‘边竟’”(见于省吾《双剑誃古文杂释·释竟》)。

商朝时期,商时有郧子国,有东土,北土,西土,南土。南土有一族群地,称之为郧乡,至今大约有三千多年,指的就是蚌湖,属竟陵地域。竟陵地名,在公元而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则见有“丙寅卜,不竟……”、“……弜竟……”之刻辞。此中第一条刻辞中“不竟”之“竟”,似用为其字本义,即指“不终”、“没结束”;而第二条刻辞中之“竟”,其意不明,但此“竟”似也有指人名、地名亦或指其世一个“族名”的可能。

今于商代青铜器铭文中,见其世有“竟”之氏族名。例如,据张亚初《商周金文姓氏通考》称:金文“竟”氏始见于商代,于青铜器铭文中见有“亚竟”之名(其“竟”当是氏族名、此“亚竟”亦或是其世“竟氏族”的族长,而“亚”则是商世之官位或爵号,即所谓“侯亚”者);又有传春秋时楚王族后代有“竟”氏。

据此,“竟”氏于商时当是一支较为显赫的“侯亚”族;其人之族后传为“竟”氏。但也有说其后或传异为“竞”氏,因为甲骨文也有“竞”字,其字刻画为两个并列戴有“干”状头饰的“竟”字,故“竟”、“竞”之字似本出同源。而后世所见“竟”字,与“竞(竸)”字亦相通假;例如,《墨子·旗帜篇》有“死士为苍英之旗(似指攻城时,率先冒死登城的敢死队举苍青色龙旗),竟士为雩旗(似指随后冲上去决斗勇士举黄色虎旗)”语;其中“竟士”,亦或作“竞(竸)士”,而“竞士”者,当指“强劲善斗”之士。

故疑商世“竟”氏之族,于后世当传异有“竟”及“竞”氏;后见有说其族本出“楚地”,则上引见于湖北天门县西北的“竟陵”,很可能是其族的源出地(亦疑或即其人族的陵地,故名)。今“竟”姓较少,人口数千,似不足万,于河南、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台湾、四川、湖北、贵州、山西等省市的个别地区有见。

《东皋杂录》曰:“竟陵者,陵之竟也“,《东皋杂录》本来是一本笔记类著作,以人文轶事为主,并非地理专著,有很多地方错得离谱。宋祝穆《方舆胜览、复州》记:竟陵,孙宗鉴《东皋杂录》曰:自蔡州至信阳军,始有山路,险隘逶逦,至安陆两驿至复州皆平地;南至大江并无丘陵之阻。渡江至石首,始有浅山。竟陵者,陵至此而竟;谓之石首者,石至此而首。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载:竟陵故城,孙宗鉴曰…谓之竟陵者,陵至此竟…。章学诚父子在乾隆间修的《天门县志、地理考、沿革》则曰:天门,古竟陵地(陵至此竟也),名最久,直接抄前人错讹处,流传最广。明嘉靖《沔阳州志、山》所记“陵之竟也"比较,从时限上看宋代两条依据距孙宗鉴(于北宋后期)任竟陵的复州太守的时间较近;王象之《舆地纪胜、复州》称:…竟陵者,陵至此而竟也,而祝穆之《方舆胜览、复州》记:竟陵,孙宗鉴《东皋杂录》曰:自蔡州至信阳军,始有山路,险隘逶逦,至安陆两驿至复州皆平地;南至大江并无丘陵之阻。渡江至石首,始有浅山。竟陵者,陵至此而竟;谓之石首者,石至此而首。

另外,竟与“靖”通,靖竟后来分开,盖靖源于姬姓,出自西周王朝公族单靖公之后,属于以先祖谥号为氏。据《广韵·静》、《通志·氏族略》等史籍记载:“靖氏,单靖公之后,以谥为氏,一云,齐田氏之族,靖郭君之后。”单靖公,为西周王朝中的著名贤哲,甚受诸侯国人的敬重。例如,据典籍《国语·周语》中记载:“晋羊舌肸聘于周,发币于大夫及单靖公。靖公享之,俭而敬,宾礼赠饯,视其上而从之,燕无私,送不过郊,语说 <昊天有成命> 。单之老送 叔向, 叔向告之曰:‘异哉!吾闻之曰:一姓不再兴。今周其兴乎!其有单子也。昔史佚有言曰:且其语说 <昊天有成命> , <颂> 之盛德也。其诗曰:其类维何?室家之壸。君子万年,永锡祚胤。’类也者,不忝前哲之谓也。壸也者,广裕民人之谓也。万年也者,令闻不忘之谓也。胤也者,子孙蕃育之谓也。单 子朝夕不忘 成王之德,可谓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谓广裕民人矣。若能类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誉蕃育之祚,则单子必当之矣。单若有阙,必兹君之子孙实续之,不出于他矣。”叔向论单靖公一节文字颇长,而结构极为严整:以“昔史佚有言曰”、“且其语说《昊天有成命》”、“《诗》曰”,引了三段议论,每段议论结构又完全一致。显然,叔向本要论单靖公,却先引其《大雅·既醉》四句,且随文而释,罩向了单靖公之德。叔向对单靖公引用的诗句逐字逐句作了解释,以解周有单靖公,有文王、武王之志,周必兴盛。后来叔向对其诗句的解释,还被汉朝时期著名文豪毛亨所采用。

单靖公逝世后,东周王朝赐其谥号为“靖”,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其谥号为姓氏者,称靖氏,世代相传至今。后见之书多称“竟”氏是出于周世“楚公族”之后。例如,《元和姓纂》称:“《姓苑》(其书是由南朝宋史学家何承天所编)有‘竟’氏”。而《姓觿》亦称:“竟”氏见于《姓苑》;《路史》云“竟”氏是出“楚公族之后”、其族系于“芈”姓;《千家姓》云“竟”氏望出“江陵(故址在今湖北江陵)族”。

《地理志》江夏郡条下有竟陵。但牍书写的时代,尚无江夏郡,竟陵也属于南郡,所以,《地理志》中属于江夏郡的竟陵,应是汉武帝时从南郡割给江夏郡的。《秩律》中亦有竟陵。“显陵”一词,在文献中始见于《周书·萧詧传附子岿传》,“其群臣葬之于显陵”。

大概此显陵是陵号,与简牍所见显陵没有关系。显陵的位置应在临沮、江陵附近,处于南郡的外围,其方位与竟陵相近。《汉字古音手册》将“竟”构拟为 或 ,“显”构拟为 或 ,两字可能无法通假,因此,显陵、竟陵间名称变化的原因,限于材料,还无从知晓。

《沔阳州志》上“陵之竟也"用“之"字代替了“至此而"三个字,读法有点别扭,还要让另加解释为“山陵到此终止"。此外,据载周世楚公族,其族之后亦传有“竞”氏,其之“竞”字,古字作“竸”(即其字由“双竟”合成)或“兢”,故疑“竟”氏之所出以及于后世之传,当与这一“竞(竸)”氏之族实亦有关(另参“说说‘竞’姓”)。

竟陵浪人,生于雁叫街,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浪迹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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