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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称章学诚是为“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年纪还很轻时修过一部《天门县志》，这部书十多年来，我一直带在身边，近来谪居卧病，阴雨兼旬，感事怀人，百念灰尽，而户以外甚嚣尘上，不佞豗然退食之馀，遂以章学诚的乾隆乙酉《天门县志》自遣，聊作乡曲莼鲈之思。章学诚在天门东湖乾明寺（后称东禅寺）旁租了一间小书屋寓居，取名“蒲骚”。这个“蒲骚”二字来自鲁铎诗句“蒲芳渐迷新芦香，骚人梦泽独招魂”。鲁铎晚年治学的地方“梦野台书院”近东禅寺，章学诚在此处一面潜心研修史志，一面与“同志”往返论文，函稿“烂然盈箧简”。乾隆乙酉的《天门县志》为知县胡翼修，章镳、章学诚父子参与编纂。刻于乾隆三十年。24卷，首1卷。每卷一序，卷首为《图说总序》，简要说明此卷的要领、目的，卷首舆图开创“以图补史之不足”的法则。卷1～8为八考，记邑中应记之事；卷9为五表，记邑中应记之人；卷10～23为十四传，记邑中仁德卓著、忠孝节义之人，及奇闻异事、畸言琐事、文林杂事等，有未列入者，附入第24卷余编中，以求区分著述和资料。章学诚作序《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即方志界所熟知的“修志十议”，归纳史上修志弊端、易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指出应“乘二便，知三长，去五难，除八忌，而立四体以归四要”，并在《天门县志艺文考序》中提出设置文征。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有藏。湖北省图书馆藏抄本。国家图书馆等藏1922年石印本。盖章氏父子之书，举凡天门旧日之星野、域疆、沿革、山川、物产、俱地理志中事；户口、赋役、征榷、市籴，俱食货考中事；灾祥、歌谣、变异、水旱，俱五行志中事；朝贺、坛庙、祀典、乡饮、宾兴，俱礼仪志中事，无不思接千载，兴思古之幽情。章学诚在天门历史上，是被遗忘的大师。章学诚是乾嘉时期最著名的史学大师，其所著的《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并称为史学理论名著。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誉为“史界独有千古之作品，不独方志之圣而已”。他主要的成就不止《文史通义》，章氏乾隆《天门县志》里的《修志十议》，不仅是中国志书的顶流的丰碑，更是天门在中国历史上的不磨之勋。章首次提出“志属信史”的观点，对地方志的性质作了科学界定，明确了方志的性质；力排陈说，提出了“志乃史体”“志乃史裁”“志属信史”“方志为国史要删”“方志乃一方全史”等主张将方志纳入史书范围，认为史书与志书具有同样的性质和作用。章学诚一生参修地方志11种，分别是乾隆时期的天门县志、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毫州志、麻城县志、石首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湖北通志、广济县志（１部通志、２部府志、２部州志、６部县志）。其中和州、永清、毫州、湖北４部志书任主纂（纂）；天门、常德、大名、荆州、石首、麻城、广济６部志书参与编纂（麻城为裁定）；和州志、毫州志、荆州志、湖北通志４部没有版梓。![]()
在清朝的乾隆、嘉庆时期，考据之学发展到了鼎盛阶段。经学领域当然不用说，即便史学出现了钱大昕、王鸣盛等一批考据学大家，因此，当时史学的发展可说已完全倾倒于考据学风了。章氏从乾隆二十九年首次参与修纂《天门县志》，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主持完成《湖北通志》，又撰《荆州府志》、《麻城县志》，历30年，凡十数部。章学诚是方志学之祖。他从27岁起随父纂修《天门县志》，就着手撰写方志论文。他从清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的20年间，陆续纂修或参修的志书有《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预修有《麻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志》等。《清史稿》认为，这些志书，“皆得体要，为世所推”。纂修志书的同时，他写出了《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和《修志十议》等文，悉心研讨方志渊源性质、体例、功用及编纂方法，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方志理论。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重心有过两次转变，从关注方志的艺文著录转向关注如何保存地方掌故，从企图在方志书志部分保存掌故转向方志”志”体与掌故分立。他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创立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其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章氏主持及躬修之志各有不同，可以说其所主持编修的每一部方志都试图解决一个问题，由此对方志编纂的思想也更进一步，所编作品也日臻完善。追源究始，这一学术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乾隆二十九年，天门县知县胡翼想为本县纂修一部新的县志。修县志毕竟要有人去做这个具体的编写工作，于是胡知县跑去找章镳商量。章镳是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人，乾隆七年进士，乾隆十六年曾担任过应城县知县，因为种种原因，到乾隆二十一年的时候被罢官了。此后章镳无法再当官，家累又重，只好到处找关系，去担任一些书院教习之类的职务好养家糊口。胡知县想给天门县修志的这一年，章镳刚刚跑来天门县，担任天门县书院主讲。清代的各县，一般都有学官，如训导、教谕，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局局长。但这些人，不是没有什么实际学问，就是混吃等死打发日子，不肯做修志这种具体工作。而章镳任职的这个天门县书院主讲，大概类似于今天的县示范中学校长一职，不算是官，所以得听当官的指示，否则有可能连这个饭碗都被官员们敲掉，叫他修志他就得去修。![]()
章镳有个独生儿子正是章学诚，此时正跟着老爹在天门县书院当他的大少爷。此人天生一脸大麻子，所以学诚外号“章麻子”，相貌很丑陋。章麻子读书实在是不太给力，但对四处游山玩水之类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前一年就拿了老爹的血汗钱，跑到陕西去游逛了一通回来，现在正赖在老爹的宿舍里混日子。这一年，这章麻子已经二十七岁了，却连个举人都没考上，只是个秀才身份。偏偏他对这个修志的事情很感兴趣，一听说县里要修志，就兴冲冲地写了一大篇文章，号称《修志十议》，都是些高屋建瓴的指导性意见，你们要这样、要那样，应该怎么编、不能怎样编。天门县的当地人，并不晓得他是老几，就算是当志书主编的章镳，也未必就把他儿子这番满口教训人的话当回事——天下哪有儿子教训老子的道理？到了乾隆三十年（乙酉），章镳主编的这部《天门县志》就修成并刊刻了，历史上称其为《天门县志》乙酉本。章学诚编纂的乾隆《天门县志》作为天门现存旧志中质量最佳的一部志书,内容丰富,人物列传占有很大比重,且在体例与内容方面有诸多创新,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在现存版本中,《中国地方志集成》所收乾隆《天门县志》(简称集成本)和故宫所藏乾隆《天门县志》(简称故宫本)流传范围相对较广。运用科学的文献学研究方法对故宫所藏乾隆《天门县志》进行标点,对疑难之处进行注释,对残缺部分进行校补,有利于了解旧日天门消失的真相,具有极高的史实价值。![]()
《修志十议》及《天门县志》中若干篇序文，在此之前，又有《答甄秀才论修志》二书。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他的方志学基本观点已经提出。在《天门县志》的《修志十议》章学诚认为：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等建议；方志应当“可为国史取材”，所以必须“详赡明备、整齐划一”。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关资料；编写方志应有所“创特”，“非苟然为者”，使之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章氏身处考证学风高涨的场域，对于自己的学问未能受到时人的认可，却颇有自知之明，他不讳言道：仆之所学，自一二知己外，一时通人，未有齿仆于人数者，仆未尝不低徊自喜，深信物贵之知希也。他甚至不轻易把自己的文字示知于外人。一方面，他渴望文史校雠的文字可获得该时学界重镇——钱大昕的青睐；另方面，却央求钱氏说道：（己行文）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这种欲迎还拒的矛盾情结跃然纸上。另方面，他又伟岸自喜，不屑与世儒合流，反而亟于独树一帜。章氏一生命运多舛，其所修原志因故未能刊行甚多，今仅有检存稿、未成稿流行。《天门县志》的《修志十议》包含了丰富的方志编纂思想，大致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章氏对方志的起源、性质和作用有详尽的阐述。他认为方志起源于春秋战国时诸国国史，其性质属于史体，其作用既要能“经世”，又要能为国家编修正史提供资料。他提出“志属信史”，认为方志的价值和正史同等。其次，章学诚对方志体例和记载内容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关于体例，他主张方志应立志、掌故、文征三书。“志”为主体，“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应具备有纪、传、考、表、图诸体。他特别强调图的作用，“掌故”记载地方机构条例文件，犹如史之会典、会要；“文徵”则记载地方能反映风土人情并“合于证史”的诗文。他还倡议立“丛谈”，以搜集修志多余材料作为附录。关于内容，他认为应以记载历史文献为主，人物应详于史传，艺文当详载书目，而不能只记山川地理，成为地理专书。再次，对于方志编修的组织，章氏第一次提出在地方州县设立志科，专门掌管搜集地方文献，以备修志。在志科之外，四乡皆设采访一人，负责收集资料以呈志科。除此之外，章氏对诸志（通志、府志、县志等）体裁的辨别、修志人员的素质、修志具体注意事项等均有详细的论述。 《修志十议》里的这些见解，是章学诚博览群书，大量参阅古今方志，并加以认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观点，卓然而立，新人耳目。由此可见，章学诚在编修方志领城已经具备了较高的学术造诣。章学诚从此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认识，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动中能够密切结合其史学研究，为建立自己的方志学及史学理论开拓了广阔前途。![]()
但是章麻子在志书编成之后，并不是很满意。一则他自以为为此志编修提出了多么了不得的理论，结果没被别人重视。二则他的确为这部志书写了几段小文章，如《天门县志艺文考序》、《天门县志五行考序》及《天门县志学校考序》，虽然文章都是豆腐块式的，但他自以为是很了不得的文章，却被老爹拿去直接用了，也没给他署个名字。整部书的前面，有全体纂修人员的名录，其中也没他的名字。于是在给他自己的族孙章汝楠写信时恨恨地说：我给这本县志写了多么好文章，结果被个庸俗的人给我改掉了十分之六七。在《天门县志》中，章于《修志十议》一文夹带了很多私货，如三长二便五难八忌四体四要等。所谓“三长”即“识、明、公”三长，这是对方志编修人员提出的要求。所谓三长是“识凡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事有专责”是要求参与修志人员，不仅要有明确的具体分工，而且还应有自己的专责，互不相侵。“二便”是志书编修工作中可供利用的两个便利条件，即“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五难”系指编修志书的五个难题，即“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八忌”是指志书编修要忌“条理混杂、详略失体、偏尚文辞、妆点名胜、擅翻旧案、浮记功绩、泥古不化、贪载传奇”。“四体”是指“志”应包括“纪、谱、考、传”四体，相辅为用。“四要”即志书应达到“简、严、核、雅”。![]()
在天门侍父修《天门县志》的期间，章学诚的方志理论达到其理论最高度，在《修志十议》里，章学诚认为：方志的体例。由于章学诚方志学理论基点为“志属信史”，所以他认为方志编修当遵循“史家法度”。章氏经过研究各类史书的体例之后，创立了一整套系统的方志体例，提出了分设文征、掌故、志“三书”的主张。“三书”之中，以“志”为主体，并为“志”设立了“纪、谱、考、传”四体结构，后又在他的修志实践中，发展成“纪、图、表、考、政略、传”六体。“三书”之中“掌故”的设立，目的在于使志书做到简洁明要，用以保存地方律令典章；“文征”的作用，则专以收录有关一地的各类文章。除“三书”之外，章学诚还提倡志书设立“丛谈”以作附录，用以收录“三书”之外的内容。章学诚提出方志分立“三书”的主张，标志着章氏方志理论的成熟，历史上第一次规划了志书的体例。![]()
二、志书评介工作。章学诚先后撰写了《书吴郡志后》《书姑苏志后》《书滦志后》《书武功志后》《书朝邑志后》《书灵寿县志后》《姑孰备考书后》等文，对宋、明、清时期的一些名志的体例、结构、章法、文辞等问题进行了评介，并阐述了他的不同见解。章氏进行的志评工作，也是他对中国方志理论研究的一个开创性的贡献。清代除章学诚之外，还有以戴震、洪亮吉、孙星衍等为代表的“地理学派”出现。对于此派观点，朱士嘉在《清代地方志史料价值》一文中，概括总结为四条：修志者当无语不出于人，详注出处，以资取信；“贵因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重视地理沿革的考证。这四条基本反映了地理学派的方志编纂理论。志书编纂方法。早在章学诚之前，人们对方志编纂方法，由已提出不同的见解，但多是只言片语，不成系统。章氏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理论与见解，如“三长”“事有专责”“二便”“五难”“八忌”“四体”“四要”诸说。四、方志的性质与作用。章学诚将方志纳入史学范畴，视史志同源，这是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的基点。他认为方志源于《周官》外史、小史之职责，乃“封建列国史官之遗”。章氏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一文中，认为“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述志状，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州县，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五、方志辨体。宋元以来，方志事业发展很快，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志书，各志书之间关系如何?体例有何特点?内容如何分工?对这些问题却很少有人进行探讨，致使志书修纂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有感于此，章学诚撰写了《方志辨体》一文，指在辨析各类志书的详略义理、内容界限，这是章学诚对中国方志学理论的一个贡献，具有开创之功。州县设立志科议。章学诚有感于文献搜集的困难和重要性，撰写了《州县请立志科议》一文，建议各州县普遍设立“志科”机构，负责收集乡邦文献，储备史料，为以后连续修志准备条件。州县设立志科，是章学诚一个非常重要并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反映了章氏从全局着眼修志工作的远见卓识，解决了旧时文献随聚随散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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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章学诚认为“志属信史”，所以他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认为“方志为古国史，非地理专门”，反对将志书看做“地理专门”。章学诚既认为“志属信史”，所以志书的功用也就无异于史书。他认为“史志之书，有俾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住”。章学诚也如同封建社会的其他人一样，将志书看做教化之书。此外，章学诚还认为志书为国史所取材，还有“存史”的作用，即志书还有为“国史”储备资料的作用。章学诚在《天门县志》中史学经世之观点，表现在理论阐述与实际应用两部分，此二部分均以‘六经皆史’说为内在依据。在理论阐述方面，他藉由六经记载一代典章制度、政治教化风俗民情等内容，用以比拟史书在纪录时代现况以作为后世教化鉴戒之功能性方面，两者等同，著重申明史学明道之功能与彰显政教风俗之作用；而实际应用部分，他则以方志编纂不落实‘史学经世’之说，并将方志编纂之体例，且将方志中许多类目如‘氏族’、‘谱牒’、‘表’、‘略’、‘列传’等，重新赋予新的诠释意涵，使其更具有学术价值而更能彰显政教之迹，此均是章氏在经世理念下所致力之处。![]()
乾隆三十二年（1767）秋，眼看“日月不居，坐成老大”，章学诚迫于生计，接受了修撰《国子监志》的委任。乾隆三十三年，章镳卒于应城之后，全家有十七、八口皆来北京，章学诚又要做学问，又要养家糊口，又要参加科举考试，生活重担越发沉重。他只得写信请求老师朱筠帮助他寻求编书之职，“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授之”。其境遇窘迫的程度由此可以想见。乾隆三十六年秋，朱筠提督安徽学政。章学诚跟随朱筠一道离京，到了安徽太平使院。章学诚出都后的第二年初，又经朱筠介绍，应和州知州刘长城之邀，编修《和州志》，这是章学诚生平第一次独自运用自己提出的方志理论进行实践操作，很可惜，书稿刚成，朱筠调离，修志之事，半途而废。章学诚只好将志稿别存为20篇，今存于《章氏遗书外编》。乾隆四十二年（1777），章学诚再鼓余勇，硬者头皮、下场一搏，终于苍天有眼，乡试中举。翌年，好事再来，终成进士。但岁月消磨，鸡肋余温，这一年，章学诚已到不惑之年。此时，他的父亲章镳去世已经十年了。章学诚痛切地说道：晚登甲第，痛先君子不及见也。章学诚中进士之后，得授国子监典籍，但他自以为“迂疏”不合世用，不愿入仕，曾先后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又应邀到永清，续修《永清县志》，他倾心用三年之力，大功告成，赢得口碑。章学诚在编修《永清县志》的同时，又完成《校雠通义》一书，这是章学诚一生最为得意的著作之一。章学诚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却“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乾隆五十九年，漂泊异乡四十多年的章学诚返回故里。学诚还乡时已经五十七岁，离乡四十余年，历尽艰辛。家中没有什么资产，只是藏书甚富而已。但他并未从此居家过安定生活，不久又出游扬州、安庆、桐城等地，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寻取支持以便完成《史籍考》。这部巨著在湖北武昌借助毕沅之力，已完成十之八九，因毕沅贬谪而中断。嘉庆五年，贫病交迫，双目失明。次年十一月卒，葬山阴芳坞。竟陵浪人，生于雁叫街，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浪迹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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