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与利润：艄公多了打乱船的同光中兴

文摘 2024-12-09 00:00 黑龙江

“中兴重臣”与虚拟的中兴运动

“中兴”是指一个王朝发展到一定阶段，在走下坡路的时候突然重新振作。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中兴”是夏朝“太康中兴”，其他还有“昭宣中兴”、“光武中兴”等。洋务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一场改革运动，也被称为“同光中兴”，它实际上成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这样一场运动，其发起者、主持者及参与者并非只是几个洋务派官僚，而是一个庞大的、内部构造复杂的洋务改革集团。洋务运动兴起，军队建设加强，成立了北洋舰队。在经济方面，清政府的国库收入也有原来的4000万两每年增加到了8000多万每年。在内忧外患有所缓解的情况下，大清呈现出了一番新气象，因此，很多人将这段时期称为“同光中兴”。

从内部构造看，洋务改革集团内部可分为领导决策层、参谋鼓动层、组织经营层、科技人才层四大层次。他们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不同的高度和侧面参与着、影响着同光时期洋务改革的运动。薛福成在《中兴述略》中称：

“（朝廷）倚任曾公，授之相位，东南军事，咸命节制”，“中原绥谧，西洋之人，亦且詟栗弭伏，不敢败和议”，“扫除数百万狺狺之豺虎而灭其景迹，数年之间，区宇奠定如故”。

这当然是为其幕主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平定洪杨回捻“内乱”之显赫功勋大唱赞歌。那一年，曾国藩获授武英殿大学士，并由两江总督转任地位更为重要的直隶总督，达到从政生涯的巅峰。而此前他奉召北上督师围剿捻军时，也曾自诩“如捻贼得灭，朝廷中兴，犹为不负此举”，俨然以“中兴重臣”自居了。

无独有偶，接替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在第二年上报中央的奏折里又写道，“数年来南征北伐，所向有功，猛将谋臣，多有存者”，故列强“目睹中兴气象，亦未必有轻于一逞之计”。同治朝刚刚进入第二个五年，“中兴”二字便成为官场上频繁出现的“热词”。这次为本已摇摇欲坠的清廷续命半个世纪的“中兴”，到底成色几何？看似否极泰来的时运背后，又涌动着多少政争的暗流呢？

造枪、造炮、造船，都学会了，但无一不仿制，无一不落后西方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举例而言，江南制造总局造了近30年的枪，还设计不出一支具有本国知识产权的步枪，更不要说大批量生产;天津机器局为北洋舰队专供炮弹，却造不出作战急需的爆破弹。至于其他非军工类的官办企业，同样是死气沉沉，效率低下，而民间资本又长期被压制，毫无竞争力。

美国历史学家芮玛丽在她的代表作《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一书中，曾为“中兴”下过一个定义：

“这种重生的例外情况便被称作中兴。不是一场武装政变, 也不是一场革命或一个新时代, 而是一种晚期的兴旺,在此期间, 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衰落过程由于整个贵族官僚们的才干和努力而被延缓了一段时期。”

史家萧一山列举数千年传统史实，解释得更加具体：“吾国历史上称中兴者，如夏少康之一成一旅，周宣王之兴衰拨乱，汉光武之覆灭新朝，皆与同治之中兴不类”；而唐肃宗之中兴，造成的局面却是“吐蕃、回纥并起，驯致宦官持权于内，藩镇跋扈于外，唐室自此多故”，跟晚清情形差不多。

在他看来，同治皇帝“赖）、胡、左、李以平定太平天国，亦颇假借外力，而英法伺间拘兵，美俄乘机协和，遂至疆臣权重，阉寺弄柄，国运凌夷”，与中唐以后“其事颇相类矣，而犹有不同者”。萧氏所谓“不同者”，就在于“同治中兴”早已越出历代王朝自我修复的范畴，而是一场完全置身于世界近代化进程中的自我救赎。

自同治四年春慈禧太后借故发动“罢黜恭王”事件，让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靠边站后，清廷中枢的政治架构已由同治初年的“叔嫂共治”，一变而为“幼帝双后”模式。同治皇帝继位时年仅六岁，实为“虚君”，受挫的奕虽未被彻底清理出局，但毕竟失去了“议政王”头衔，朝堂之上话语权大打折扣，两宫太后尤其是同治帝的生母慈禧，逐渐掌控大权。

同治朝最初数年，慈禧根基未稳、羽翼未丰，执政经验也嫌不足，仍须倚仗恭亲王为首的朝中少壮派襄助她处理复杂的内外政务，更要依靠以汉族督抚为主的地方实力派疆吏彻底平定动乱。到了“第二个五年”，政局相对稳定下来，大乱之后求大治，洋务新政势在必行，慈禧既欲独揽中央大权，格于现实情势，地方上不得不与督抚集团分享部分权力。这也决定了“中兴”改革必然采取分权的模式。

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传统，都是因人而兴，因人而废，是故一众地方督抚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同治中兴的前景。薛福成就认为，人才辈出乃是关键：

“事须才而立，才大者必任群才以集事，则其所成有大者焉，才尤大者，又能得任才之才以集事，则其所成又有大者焉，累而上之，能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以平天下。”

在他心目中，当时称得上“才大者”，非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数人莫属。然而胡林翼早逝（1861年9月底病逝于武昌，时年不过五十，那会儿同治皇帝刚刚继位），曾、左二人关系不睦，其他凭借军功起家的地方实力派，进入重建阶段后，能否担得起“中兴”使命，仍是个大大的问号。

早在同治六年，曾国藩对同僚素质即有洞若观火之评价：

“刘印渠（刘长佑）极长厚谦下，故做直督数年甚稳，其心地亦端正，性能下人，而非为保位之计。官秀峰（官文）城府甚深，当胡文忠（胡林翼）在时，面子极推让，然有占其地步处必力争，彼此不过敷衍而已，非诚交也。其心亦止容身保位，尚无险诐（奸邪）……”

曾国藩接着说：

左季高（左宗棠）喜出格恭维，凡人能屈体己甚者，多蒙不次之赏，此中素叵测而又善受人欺如此。李筱泉（李瀚章）血性不如弟（李鸿章），而深稳过之。吴仲宣（吴棠）殊愦愦。沈幼丹（沈葆桢）自三年以前争饷后，至今未通信，其人大抵窄狭。彭雪芹（彭玉麟）光明俊伟，而本事不及杨厚庵（杨岳斌），杨厚庵颇狠。恽次山（恽世临）精核而非独当一面之才，实亦好藩司，心地亦苦窄。老九（曾国荃）去年讦官不胜，极悔，亟思退。

此番人物品评，可谓遍及时贤。不难看出衮衮诸公之中，令曾氏青眼有加者，仅刘长佑（湘军重要将领，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杨岳斌（湘军水师将领，时任陕甘总督）三人而已。为何曾国藩如此苛刻？皆因他相信“第二、第三等人可求而储之，第一等可遇而不可求”，即使上天垂眷，应运而生数位，他们“性情又有不同，趣向又有远近，才识备矣，复须济之以福泽”。比如曾国藩甚为看好的李鸿章，“实处多而虚处少，讲求只在形迹”，可是失之于深沉不足。

时人认为“同光中兴”不仅存在，而且是一种对历史的超越。曾国藩就认为，唐朝安史之乱后的中兴，势力并未扩展到黄河以北，宋代也有中兴，但它的势力也未扩展到长江以北。而同治时期展露出来的王朝中兴却囊括了整个帝国。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同治年间绝大多数的“中兴名臣”，包括曾国藩之类领袖人物在内，其功劳主要在于使清廷“返本”，即恢复统一平稳的局面，可是他们的思想深度，也仅仅停留在“返本”上，多数未能真正的“睁眼看世界”。事实证明，唯有更多“返本而开新”的杰出人才，才能应对此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可惜足以承当大任者寥寥。无怪乎钱穆先生断言：“曾、左、胡、李号称同治中兴功臣。然此等人物，既能平乱，却不能致治。”批评虽颇严厉，倒也大体不差。

洋务改革集团的领导决策层

这一层面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央是奕炘、文祥等，在地方则主要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这些人尽管在许多方面受到传统封建观念和地主阶级顽固派的钳制，但手中实权在握，有权有钱有兵，这是他们能够推动洋务运动的政治条件；这些人在国务活动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比统治阶级中的其他人更早地接触到西方人、西方事物，尽管粗陋，但对西方社会有不同程度的了解，这是他们推动洋务运动的思想和观念方面的基础。

从这一层面内部来看，具体做推动工作的是地方实力派，尤其是前期的左宗棠、李鸿章和后期的张之洞。曾国藩虽因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最早死去，在洋务运动中实绩不多，但其特殊的地位、身分及最早创立安庆内军械所及倡设制造局，却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推行洋务运动的地方实力派首领。曾氏生于以程朱理学为宗、学风上不尚空谈的湖南，青年时代与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曾国荃等人求学于长沙岳麓、城南两书院。他们当时切磋学问、议论时局，日后则彼此呼应，结成集团。

曾国藩的洋务思想是其传统的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的产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曾国藩独崇程朱理学。他在潜心研究中树立起对“理一元论”宇宙观为哲学基础的封建伦理政治观念的信仰，在对外关系的态度上是“天朝至尊”。19世纪50年代后，承负起镇压太平天国、挽救清王朝灭顶之灾的“救世”责任的曾国藩，不是从学术角度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吸收和利用清代汉学认识论及治学方法中的某些因素为其服务，在对外的态度上开始承认中国有不如人处，即“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

这时，他已不自觉地产生了了解西方的欲望。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已从了解西方的“欲望”发展到进一步的行动。他提出“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之第一要务”，表明这时他已将此类活动视为有全面意义的政策。他设想机器设备“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他在安庆创办军械所；他与李鸿章共同倡导于上海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他建议在江南制造局设立学馆，“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以期“不必假手于洋人”。

李鸿章曾入幕曾国藩，但年纪的差异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纷争，加之得益于清廷中枢扬淮抑湘之策略，李鸿章逐渐成为洋务改革运动的挂帅人物。同曾相比，李鸿章后来居上，他的近代化思想更为明朗强烈，突破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思想的局限性，达到了更高水平的“内须变法”的高度。他指出“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所以必须要破除成法，“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

洋务运动后期的主持者张之洞与曾、李又有不同。曾、李靠组织武装镇压太平天国而发迹，张是靠笔杆起家，以清流自许并最终得逞；曾、李是拥兵的实力派，清政府既不得不依靠但又对之心存疑虑而戒备，而张之洞则两袖清风，直上青云。以他们为代表的洋务改革集团领导决策层有以下明显之特征。

有极其复杂的思想体系。从其统治思想来看，既有死心踏地维持清朝封建统治的一面，又有要求振作、整顿、革除弊端的一面。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后，曾国藩一方面坚决镇压起义，另一方面确也曾屡屡上书朝廷力陈民怨沸腾之状，要求扭转吏治腐败，实行自上而下的兴利除弊。从其洋务思想体系来看，他们兴办洋务既有对内平乱，又有对外“隐图自强”的一面。从特定的角度看，洋务运动本身是国内矛盾尖锐、斗争白热化的产物，面对着火山爆发般的洪杨之乱、捻军、苗民、回民起事等等，主持者们兴办洋务的主要意图是借助于机器生产的枪、炮、船“剿贼”、“清内患”。

但除此之外，确有另一面思想掺杂其间。如19世纪60年代初，奕炘已经有了办洋务军事工业“御侮”即防范侵略的想法。他在1861年5月的奏章中谈到创办洋务军事工业时说：“现在江浙尚在用兵，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此诚不可失之良机也。若于‘贼’平之后始筹学制，则洋匠虽贪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此又势所必至者，是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

李鸿章则更进一步认识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指出“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致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类似的想法和议论很多。因此，不能说洋务派主持者们创办洋务工业初期的目的只是为了剿贼。这种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洋务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在洋务派官僚头脑中的反映和折射。

洋务集团领导决策层思想的某些方面对早期林、魏思想有承继性。魏源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第一个提出了“师夷制夷”的思想。这一思想影响到洋务派主持者们，有的部分则为他们所继承。洋务派们感觉到并认识到“我朝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奇局”，“当今之时，处今之世，固非闭关自大时也”，应抛弃“荒服之外，无非藩属，悉我臣仆”的陈腐观念，适应“宇宙之大势”的潮流，“天下万国各有所长”，因此宜“取长补短，彼此有益”。要“自强，而要自强自立，必须采用西法”。从“千年未有之奇局”、“取长补短，彼此有益”、“采用西法”中，我们不难找到魏源的关于时势变化、师夷制夷的思想内核。

洋务运动的内容有变化，在增加，领导决策层的认识也在深化。初期的洋务运动以军事工业为主要内容，19世纪70年代以后，军事工业以外增加了民用工业；初期的洋务运动以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业为主，稍后扩展到编练新式陆军、海军，创办各种新式学堂，派遣学生留学欧美等；初期的洋务运动中近代企业以官办为主，稍后官办之外又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这种变化带有客观规律性。洋务运动本身亦是一场艰难的探索，在那个时代，没有人能为它设计出一张定性、定量、定阶段发展的蓝图。而在这一过程中，主持者们的观念、认识也在不断变化。

19世纪60年代初的洋务派认为“洋务”的主要内容就是购买新式武器和自办军事工业，它是“救时之第一要务”，是“自强之本”。可是，仅四、五年以后，李鸿章看到洋机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它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这是认识上的一个大进步。70年代以后，李鸿章说，“盖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他在投身于“民生日用”方面的洋务活动中，开始高谈“振兴商务”了。

张之洞作为甲午战争前后洋务运动的一名健将，在办洋务的指导原则上既有继承李鸿章的一面，在某些方面又较其有更大发展，而在对日的洋务外交上甚至有明显分岐。张之洞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和普通工农实业，在任湖广总督后，他设汉阳枪炮厂、汉阳炼铁厂、织布官局等，继承了李鸿章的事业，并将湖北武汉变成洋务运动的中心地。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极力向清廷建议：练海军、练陆军、造铁路、设枪炮厂、开学堂，讲商务、求工政、派游历、备巡幸之所。他本人的洋务活动在甲午之后并未停止，如办武备学堂，建农学堂，开萍乡煤矿，敷设省内电线，派出学生留学日本等。

同样是洋务派，张之洞与李鸿章在对日本问题上态度则明显不同。当马关条约的条款在国内传出后，张之洞致电总理衙门坚决反对，认为一旦签约“其祸岂堪设想”，若今后日本依约寻衅，我将“战不及战，和不及和，守不及守，即欲暂避，亦不及避”，签约的后果只能是使“中国外无自强之望，内无剿匪之力矣”。张之洞甚至痛斥全权谈判的李鸿章“以巧遂其奸欺之诈也”，“恐宋臣秦桧明臣仇鸾之奸尚未至此也”。不能将张之洞的这些言论只看作是故做姿态、沽名钓誉，它确实反映出在对日问题上洋务派首领间的不同，既表现出洋务集团领导决策层内并非铁板一块，又表现了他们思想的发展变化。

洋务集团的领导决策层的又一个突出特点是，在热衷及倡导洋务时却不懂科学技术，官僚习气严重，动辄瞎指挥。李鸿章、张之洞都是进士出身的典型读书人，或拥兵自重、大权在握，或平步青云，为上倚重。这些洋务集团领导决策者们本人不懂科学、技术、管理，却要每每做出重大决策，因此便不能不常犯瞎指挥的错误。

历史条件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困难重重，困难到即使是“最大天才在中国洋务运动历史条件下，也导演不出明治维新的戏来”。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洋务集团领导决策者自身的客观条件的限制又相对加大了洋务运动的困难，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人如高杉晋作、平野次郎、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对西方社会经济、政治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们多半到过外国或欧洲游学，

而李鸿章在创办洋务工业前“除了看过乡下脚蹬的浇田用的挂链水车而外，恐怕还没有看过任何更复杂的机器”。洋务派首领的认识水平因此只能达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的程度。

洋务改革集团的参谋鼓动层

“中兴功臣”之所以“不能致治”，除自身眼界局限外，恐怕与同治一朝纷扰难休的政争也大有关系。很明显，从曾国藩开始，在洋务集团决策者的周围集聚了一批洋务运动的参谋、鼓动人员，他们有的入幕，有的则在幕外。当年曾国藩“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侯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

上述人员实际上构成了洋务运动中的参谋、鼓动层。他们大多经受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巨大刺激，有反侵略精神，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龚自珍“一祖之法无不敝”的变法思想，反对“事事必拘守成法”，接受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他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参与洋务运动后或于幕内参谋决策，或于朝野撰写书文，鼓动宣传，广泛宣传洋务思想，开创了“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司其法、欲用明变俗”的很有声势的局面，创造出一个举办洋务、兴建近代工矿业必需的外部社会条件和意识形态环境。这一层次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容闳、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人。

容闳是洋务派最早最具实干精神的参谋与助手。他在1863年与曾国藩初次见面时向其建议创设机器厂。意见被采纳之后，他受曾国藩委托亲自携银6.8万两赴美采购机器，1865 年所购机器运回上海装备了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尔后，曾国藩来局视察时，他再次建议在工厂附近续设兵工学校培养人才。

此外，容闳还向文祥条陈发展工商、开矿筑路、创纯粹华股之汽船公司等，而最重要的是建议和督导留学。为了将西方科学技术输入中国，他提出了选派学生留学美国的计划并得到了曾国藩的大力支持，并经其领衔奏请获批准。从1872年8月到1875年10月共有4批计120名10岁到16岁的留学生赴美。容闳与刑部主事陈兰彬以留学监督身分赴美督导。这些派出的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回国后，不乏如詹天佑那样为祖国近代化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郭嵩焘是由“巡抚”转变成洋务高参的人物。此人与曾国藩是同乡好友，过从甚密。太平天国起义的暴风骤雨席卷南中国时，他曾随曾国藩、左宗堂、彭玉麟、胡林翼等创办湘军，并因功擢升至广东巡抚之高位。不同于一般的封建文人与官僚，郭氏年青时带着鸦片战争失败所受的刺激，在与科学家李善兰等人的接触中涉猎过西方数学、语文、造船、机器等方面的书籍，这些曾经开阔和放大了年青进士的视野。他对中国与西方之间那种“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知其语文文字”的状况十分不满和担忧。为了了解西方各国，他最早建议在北京筹设外语学校，从广东恰克图、库伦等地选聘通晓外国语言者到北京转相学习。他推崇“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称其“卓绝天下”。他顶着守旧的士大夫的笑骂，到处宣传兴办洋务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如不及早造铁路、办电报、开煤矿，几十年后，利权被人尽夺，将无以自立。

1875年，郭嵩焘通过自己的《条议海防事宜折》，系统地设计和阐明其“洋务”主张。1877年～1879年郭氏出使英法诸国。这一期间，他研读亚当·斯密《国富论》、詹姆士·密尔《经济学》、《英国政治史》等书，还与20岁的严复“论析中西学术政治之异同，往往日夜不休”。这种特殊的经历使郭氏有高于同时代人的见解，他认为“洋务”局限于坚船利炮、铁路轮机、声光化电是不够的，学习和仿制西方国家先进技术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还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思想，要从国政上实力考求。因此他最早批评“官督商办”形式的洋务企业，主张商民自办取代官督商办，认为如此“情得而理顺”。

马建忠精通多种外国语，游历过并熟悉西方各国情况，被视为不可多得的洋务人才。他8岁时随其长兄马相伯入上海依纳爵公学学习，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成人之后由在李鸿章幕下为官的兄长马建勋推荐给李氏并受其赏识，1876年受李鸿章保举以郎中资格随马尾船厂生徒出洋做译官并深造。曾遍游过英、法、德、奥、比、意、瑞士等国。马建忠向决策层具体提出以下建议：

修铁道。1879年冬马氏写《铁道论》，批评“中国自军兴（洋务军工）以来，制造之局遍及直省……而于外洋列强最要之策，如火轮车一事，反漠然无动于中”，建议急修铁道。

设翻译书院。他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指出西方各国“欺我不知其情伪，不知其虚实”，我应设翻译书院以了解西方，知己知彼。

选募边勇。同其他参谋、鼓动人员不同，马氏稍后还投身实务，1884年，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参予企业管理经营活动。

冯桂芬，曾因其洋务思想而被斥为“汉奸”，一时为士人所不齿。他在1861年著《校邠庐抗议》一书，全面阐发、宣传了其“洋务思想”，影响很大。他大力提倡机器开矿，并是近代第一个提出将机器推广用于农业生产的中国人。

郑观应也一再阐发“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先，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宜设厂制造机器”的洋务理论，提倡建立母机工业。王韬则属于另外一种典型。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去英国译书并游历法、俄等国，但一直未能入幕于洋务官僚，也没有一般商人、实业家的经历，但却一直以形离神合般的姿态置身于洋务集团的参谋鼓动层中。他斥责顽固派“无事之时则其藐视西人，几以为不人类若；一旦有事，则畏之如虎”。他广结洋务派官僚，与他们有大量的来往信函。1864年、1871年，王韬译出《火器略说》、《普法战争》等西书，介绍西学和科学知识。他对洋务派在观念上思想上舆论上给与了有力支持。

以上观之，洋务集团这一层次中人，手中没有实权，但他们有的游学、工作于国外，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有直接接触；有的虽为封建知识分子，但较早研读西报西书，交游于西人，因而他们思想上通林、魏，热衷于洋务，甚有如王韬之类被摒于幕外而不夺其洋务之志。他们或著书立说，宣传鼓动洋务思想；或参谋策划于洋务实业，是洋务集团中的重要层面。

洋务改革集团的经营管理层

洋务集团内有人数最众的经营管理层。1872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从成立之日起到甲午战争为止先后在该局任总办、会办、帮办等经营管理职务的共计14人，而这仅仅是招商局一个企业的数字。综计，到甲午战争前，在各类洋务企业中经营管理队伍的人数达数百人之多，他们以专事经营管理的脚色构成了洋务集团的经营管理层，忠实地贯彻领导决策层的指令、意图，推动着各类洋务企业的运行。这一层次人物很多，其中不乏有志的苦干家、实干家，如李金镛、唐廷枢、徐润、经元善等。

李金镛是江苏人，从青年时代起就有强烈的爱国爱民之心，1860年至1881年曾先后在江苏、山东、河北等地从事赈灾、水利等活动。接任漠河金矿总办以后，他不畏既要同沙俄侵略势力斗争又要同清政府中封建顽固派进行斗争的险恶环境，不惧漠河边远荒僻、交通闭塞、气候严寒、人烟稀少、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供应难以保障的困难，为实边利国创业奋斗。在他的具体筹划领导下，仅仅7年的时间，漠河金矿黄金产量就达到175968两，占当时全国黄金产量的首位。该矿的企业管理，“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如李金镛严格金矿财务，规定“倘有人商借挪移，自当破除情面，一概回绝。即如总办员司等，除每月初二日给领薪水外，亦不得透支分文，以重公款。”为解决金矿现银缺乏，流动资金甚少的困难，他以金矿名义印制银票钱，既可发给矿工作为工价抵金，也可在矿内流通授受，亦可到瑷珲转运局兑现。为了通达消息，他积极谘调学生在沪购置机器设备以修建电报线路，并拟开辟齐齐哈尔径达漠河的道路以缩短运输线路，改善对外交通条件。

唐廷枢生于开放较早的广东香山县，少年时期在香港接受过较长时间的教育。1863年他充当英资怡和洋行的买办开始了买办生涯。1873年，唐廷枢离开怡和洋行参加李鸿章领导的轮船招商局的改组工作。其间的活动标明唐氏由洋行买办转变成为洋务派官僚的有力助手，成为洋务集团的经营管理人才。唐入局后，大力扩充招商局的资本和业务。他与另一个经营管理者徐润入局以前，招商局的资本不足20万两。他们接手后立刻将该局资本增加到100万两。在他和徐润的主持下招商局得以大大扩充实力。有人将招商局能够勉力维持站稳脚跟归功于唐、徐二人的入局，“唐藉徐之财力，徐藉唐之才力”，“遂使招商局逐渐发达”。

开平煤矿是唐廷枢经营最久的一个洋务企业。他参予主持了煤矿的矿址勘察、计划拟定、资本招集全过程。在他的领导下，该矿产量曾达到78万吨的高峰。他还倡议和亲自管理了附属于开平煤矿的开平铁路和唐山细棉土厂的修建。19世纪80年代初，徐润除兼任开平矿务局会办外，先后参加和管理了贵池、基隆等10余处煤矿、金属矿的创办建设。

经元善也是洋务运动中的实干家、精明的经营管理者。经元善去世前一年（1902），蔡元培在经元善《居易初集》增订本所写的序言中曾赞扬过他的实干精神，认为“振吾国”则必需经元善这样的人才。1880年夏，李鸿章聘请并任经元善为筹建中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会办，从此商人经元善正式涉足洋务，成为洋务集团经营管理层中的重要成员。入织布局后，他在招收商股广募资金方面比其他洋务经理人员技高一筹。一是招股过程中摒弃官场习气，信息公开，在报纸上公开刊登招股章程，所招股金和存放股金的钱庄公开。信息公开的结果使投资者释除了疑虑；二是承担风险。公开宣告如织布局中途停办，保证将所收股本及息金如数归还，从而排除了商人的后顾之忧；三是在国内外36个城镇设立股份代理处，广为招徕。由于经元善的策划并采取了如上措施，许多商绅踊跃认购织布局的股份。

经元善的作法不仅是经营方法上的一般改进，实质上是改变了以往洋务企业“因友及友转辗邀集”的旧式集股方法，开创了资本主义的招股集资的新途径。这种见识与气魄在百多年前是相当不简单的。此一件事已见经元善经营管理的干练、精明、新颖。经元善在洋务企业上海电报局时间最长，从1881年任电报局会办、1882年任电报局总办一直干到20世纪初年。在电报局的经营管理上，他绞尽了脑汁。在他苦心经营下，电报网布及全国各省及主要商埠，报费年收入增加了20多倍，最高时达一百十五万余两。1890年经元善还曾受张之洞之聘积极参予筹办湖北织布官局，在用人、集股诸项向张之洞提出了多方面条陈建议。

洋务集团经营管理层任务和使命就是将决策领导层的意图加以实现，直接地驱动各个洋务企业的生产经营。这一层次中，因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有许多庸才混于其间，但也确有精明能干之人，他们或思维新奇，不拘旧俗；或眼界开阔，较为贤达；或肯于吃苦，献身洋务。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与努力，“洋务运动”才不致为泡影，洋务运动中才产生一批规模较大、效益较好的近代工矿企业。

洋务改革集团的科技人才层

从清廷中央到地方的洋务派官僚都较为重视洋务运动所需的科学技术人才。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西人制造之法，无不由度数而出，今中国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之法，……雇买以应其用，计虽便而法终在人”，只有自己培养科技人才“讲求以得其源”，才能“法既明而用将在我”，所以“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张之洞甚至在光绪十年（1884年）挂出《延访洋务人才启》的招贤榜招徕人才。洋务派官僚在培养人才和启用人才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培养人才主要表现在设学堂和选派留学生上。1862年，几乎与洋务工业同步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和福州船政学堂等多处外语及专门技术学校。京师同文馆以千余两高额年薪礼聘洋教习威妥玛等进行教授，除学习外国语言外，1866年后，加设天文算学讲授自然科学。为了保证培养质量，规定同文馆的学生要取自“正途”之士。

洋务运动中，中央及一些重要的洋务企业如福州船政局都有计划地派出留学生出国学习。除此之外，对于国内存在着的一批掌握一定科学技术的人才予以礼聘和起用，如“淹通算术”的李善兰；“专研博物格致之学”、“试制诸器绝妙”的徐寿；“于西学窥见原委，尤精制造”的华蘅芳；“专博数学”的郑伯奇等，都被洋务集团所罗致和起用。1867年李善兰与郑伯奇被“并置之同文馆，以资讨论”。

李善兰是位博学的科学家，他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后9卷以及西方近代数学《代数学》、《代数微积拾级》、《奈端数理》等许多著作，介绍传播了西方科学知识。他在曾国藩的经费资助下出版了《几何原本》、《则古昔斋算学》（24卷）。他的“李善兰恒等式”在数学界影响深远，直到本世纪50年代，匈牙利科学家杜郎巴尔还做过《他壬叔（善兰）恒等式的证明》的数学论文。李善兰还积极参加洋务运动的科学技术活动，著书、讲学、科研，决心写出《火器真诀》的科学著作，为洋务工业的兵器弹药制造提供理论基础和依据。

1861年，曾国藩筹建安庆内军械所，这是第一个洋务军工企业，科技人员徐寿和华蘅芳及徐寿的二儿子徐建寅曾在所内从事机动小轮船的试制工作。他们没有制造机动船只的实际经验，也缺乏必要的技术资料，仅凭通过参观安庆江边的外国小轮船、参阅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的《博物新编》中的零星资料和略图，密切配合，刻苦研究数月，终于试制成功小轮船的核心设备——中国第一台蒸汽机，为稍后成功制造“黄鹄号”轮船奠定了条件。当时，徐建寅年仅17岁，从此他成为洋务企业中献身科技的英才。

综上所述，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始；运动的几十年中，洋务集团的各个层次，各种人物都做出了努力，以不同的角色在历史大舞台上进行了维妙维肖的表演。它使后来的人们看到：

第一，洋务运动的出现，运动中所取得的成就并非只是几个洋务派官僚所致，而是洋务集团内部各阶层在当时历史潮流中，在封建阶级的局限性内协同合作的产物。

第二，在洋务集团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决策领导层中的洋务官僚，他们不同程度上做出了努力与贡献；但他们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面前所秉承的“中体西用”原则，他们自身地主阶级属性的顽固的封建观念、他们对西方了解认识的偏颇、对近代科学技术的“仅袭皮毛”等等，决定了他们主持的洋务运动“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不可能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

第三，洋务运动中，经营管理人才和科学技术人才处于既被使用又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地位中。他们的工作原则不是唯科学、循客观规律，而是唯封建长官意志。1884年，经元善与谢家福向盛宣怀、李鸿章建议，电报局应“另设制造电料厂”以增电报局自立。在电报材料供应上不仰给他邦，这本是一个正确的远见，但不为当权决策者理会。因此，感到自己徒有一腔热血，“吾华欲望振兴富强，如涉大海茫茫无涯际”的渺茫。

第四，洋务集团内部结构并非铁板一块。在激变的中国社会中，洋务集团内部也在不断变化组合前期主要是封建官僚、买办、封建知识分子，尔后又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与。有些参加者并非始终都是洋务派成员，有的只是一个时期的追随者或同路人，后来却转变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而且，即使是同一人不同时期往往有不同表现：历来被人看好的郑观应在进入轮船招商局时却“所虑官督商办之局，权操在上，不若太古知我之真”，而留恋太古买办的位置；被人看作“只想发财致富，心目中不存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徐润在1873年入招商局之际却能拒绝旗昌洋行以总办高位的约请。因此，上文所提的洋务集团内部各层面只能是相对的。

第五，洋务集团并非是官僚集团的代名词。倡导、主持和参与洋务运动的洋务集团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体，它的内部是多层面的，各个层面在洋务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同，因此，对他们的历史评价不可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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