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万笑天
来源 | LSJ Media
美国律师德娜·莱夫科维茨，在职业生涯进入到第五年时意识到，自从开始执业，就再没有读过一本小说。所以，她加入了一个读书俱乐部。
“我的老板，公司的管理合伙人听说了这件事后，勃然大怒。他用手指着我说，‘你没有自由的时间，你的时间就是我的时间’。”莱夫科维茨回忆道。她在宾夕法尼亚州工作了20年，现在经营一家为律师群体提供职业指导和咨询的服务机构。
“可以想见，这对刚工作五年的年轻律师，会造成什么影响。我希望有自己的生活，但那之后，我对参加任何感兴趣的活动都会犹豫，不知道自己能否去音乐会、剧院或别的活动，也无法频繁参加家庭活动，因为总有工作。”
她说，对律师需要随时待命的期望，是整个行业产生职业倦怠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美国，和其他众所周知的缺乏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律师们都报告了工作对其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
法律行业的职业倦怠是一个全球问题，从欧洲到亚洲，再到拉丁美洲、中东和澳大利亚，各地律师都报告了工作对心理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国际律师协会（IBA）2021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在124个地区中，有三分之一的律师表示，他们的工作对其身心健康产生了负面或极其负面的影响。
律师倦怠一瞥
2019年，世卫组织将职业倦怠视为一种常见的职业现象，它源于长期存在的工作压力，并有三个特征：持续的精力耗竭或疲惫感、与工作相关的消极情绪或价值怀疑，以及工作效率的降低。
研究者克里斯蒂娜·马斯拉赫和迈克尔·莱特，在他们2022年出版的《倦怠挑战》中写道：“当人们在这三个维度上同时经历危机时，职业倦怠就会发生……他们经历着高压、不友好的工作环境，和对自己的负面评价。”
全球律师倦怠统计数据令人震惊。2024年彭博社调查报告显示，在美国，有55%的律师感到焦虑，56%的人睡眠时受到打扰，44%的人精力和注意力低下，还有25%的人在人际关系中遇到问题。“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倦怠。”莱夫科维茨说。
英国的情况也是同样。英国律协2023年心理健康洞察小组调查发现，37%的律师经历了倦怠，71%的人睡眠受到干扰，67%的人感到焦虑，还有39%的人经历了“极端”的工作压力。
高压环境中的香港，几乎一半（49%）的工作者在2024年报告经历了倦怠。2022年，65%的律师感到焦虑或紧张，43%的人表示在过去一年中经历过心理健康问题。
“根据我的经验，不少律师经历过职业倦怠，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和职级。我想许多律师也会说，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些工作本身会带来压力。”前香港反垄断法与合规律师迪基·莫克说。
根据2024年澳大利亚心理健康急救协会的一份报告，有61%的澳大利亚员工报告经历了倦怠。在律师中，有33%的人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约三分之一的人经历了中度或严重的心理问题。
“不管在哪个国家，执业领域或职业阶段如何，全球法律行业中都普遍存在职业倦怠。”职业心理健康研究所主任埃米·戈尔丁说。
导致律师倦怠的因素是相似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律协主席理查德·阿特金森称，“工作环境带来的压力、焦虑、不良情绪，难以平衡的工作与生活，以及客户过高的期望”是主要原因。
纽约州律协福祉委员会主席金·普莱斯表示，苛刻的客户、使7×24工作成为可能的电子设备，和不知疲倦、任务导向的律师文化，是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所有吸引人进入这个行业的因素，有时也导致焦虑和倦怠。”她说，紧迫的截止期限、按小时计费的工作模式，使律师工作压力更大，“无论是开庭日期，还是按小时或按分钟计费，总有时间要求。”
地区文化也会产生影响。一些顶级法律中心——如纽约、华盛顿、伦敦、香港、新加坡、迪拜和悉尼——过度工作和拼搏文化几乎是司空见惯。
“在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大都市，如果每个人都以这样的方式工作，这就成了常态，压力水平随之上升。”戈尔丁说。“还有另外的律师文化叠加在这种文化之上，使过度劳累的现象更加明显。”
国际律师协会的报告还强调，由年龄、性别、残疾和种族等产生的不平等因素，也会导致身心健康情况受影响。
在进行的变革
对这一全球性的挑战，很快形成了共识。上述国际律师协会的报告制定了10条原则，建议未来法律行业应向着这些目标努力，包括提高对心理健康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实施正式的制度应对、解决系统性问题，并分享不同地区的优秀经验。
2023年，该协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福祉委员会——作为国际律师协会新的常设机构，致力于改善全球律师及法律专业人士的福祉。澳大利亚律师德西·弗拉霍斯被任命为联合主席，任期两年。
“我们的任务不仅是提高法律行业对心理健康的重视，还要关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各种措施，相互借鉴。” 弗拉霍斯说，委员会将于今年发布国际法律职业心理健康指南，重点关注职业倦怠等问题。
她认为，提高律师对工作的掌控权和自主权，是对抗倦怠最有效的策略之一。“当律师对自己的工作量和日程有更多自主权时，他们会感受到更大的掌控感。”律师需要这种掌控感。
“如果我们重新给律师赋权，让他们无论是在项目选择还是案件管理上，有更多掌控权，能更灵活地工作，就可以让这份工作能长期进行下去，避免无力感和挫败感。”
戈尔丁指出，混合办公等灵活的工作模式，在疫情期间变得普遍，有助于提高律师身心健康。“解决职业倦怠的一大误区是认为，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意味着减少工作量。事实并非如此，关键是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式。”
改变已经在发生。纽约律师协会发布了2021年律师福祉报告后——该报告发现37%的律师在过去三年中经历过心理健康相关的问题——普莱斯表示，他们实施了一系列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律师健康八大支柱”倡议、年度法律人健康周等，并关注法学院的教学对未来从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一些法学院开设了心理健康课程。”普莱斯说，这些是多管齐下的方法。
实际上，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律所提供了心理健康解决方案。然而，莫克说：“日益增多的证据表明，这些方法还不足以在整个律师群体中，使健康状况得到长期改善。”
2024年牛津大学的研究者发现，传统的心理健康辅导，如员工援助计划（EAP）、心理咨询和压力管理培训等，并未显著改善员工的健康状况。“这表明，需要对工作方式进行结构性和行为上的改变，才能有效改善健康。”莫克说。
莱夫科维茨表示，律师和律所可采取的一个措施是，重设客户期望，减少他们对律师随时待命的期望。“当你经手一个客户时，要设定他们对你回复速度的期望，以及哪些情况下能24小时内回复。”
“客户需要明白，紧急情况下律师会在，但他们可能认为许多事情都是紧急情况。因此，律师需要为他们区分，并在一开始就告知。”
▌本文编译自LSJ Media发布于2024年11月29日的《Can a global push alleviate lawyer burnout？》，作者是Angela Tufvesson，对原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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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万笑天 智合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关注行业发展与律师动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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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顾文倩Aro
分类 / 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