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建娣 ‖ 拒援临淮：同治二年李鸿章与曾国藩的战略分歧

文化 2025-02-09 11:29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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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顾建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同治二年(1863)三月，苗沛霖降而复叛。四月初二日，清廷通告讨伐苗沛霖，令亲王僧格林沁、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安徽巡抚李续宜、唐训方、漕运总督吴棠各拨重兵，四面兜剿，并命前漕运总督袁甲三在籍协同剿办。但此时李续宜丁忧在籍，所部由曾国藩调遣；湘军在皖兵力又为皖南太平军牵制；僧格林沁坚持待镇压直隶、山东等地捻军事毕再回皖。讨苗只得先由曾国藩一人负责。曾国藩派蒋凝学、毛有铭、成大吉、周宽世率部援寿州，派太湖水师统领李朝斌带10营赴沪，替换署江南提督淮扬水师统领黄翼升，由黄翼升带水师六、七营入淮，“扫清浍、涡、淮、淝、汝、颍诸巨川，俾苗逆不得尽收水滨之利”。

但曾国藩檄调黄翼升水师不符合李鸿章的战略意图。同治元年六月十四日，李鸿章与黄翼升巡查上海、江南各处水道，发现“松江以西，与苏州接壤，南与嘉兴接壤，湖河泛涨，支流港汊，千百纵横，岸低桥少，水战最宜。将来夹攻苏、浙，必须由此取径。”当日向曾国藩汇报：“苏、嘉、青、昆各来路竟有汊河数十条，处处可通，实无总口可以收束。岸低无桥，若驶入江浙腹地，贼必首尾难救，将来平吴方略，此处定要一支好水师，愈多愈妙，愈小愈灵。敬求吾师筹及。”即李鸿章找到了由沪进攻苏南太平军的方略。李鸿章建议，太湖水师不若改由泖湖、淀山湖冲入，无陆师尚可自立，有陆师更好依附。如果李朝斌赴沪，黄翼升所部则“不虞单弱，仍可分余力回顾靖江以上防务”。曾国藩遂将原定太湖水师由东坝攻入苏南的路线，改从上海进兵，由泖湖、淀山湖攻入苏州、嘉定、湖州三郡县。同治元年七月初九日，李鸿章向彭玉麟言：“昌歧所部，分扼淀、泖各湖，实嫌其少，将来攻苏州、进太湖，取径甚捷，亦最中要害，似未可令移他处。”同日对左宗棠言，李秀成自率三四千人赴援金陵，“此去必败，败则江南各郡县可先得手，似不争金陵成功之早迟。”可见，李鸿章早在同治元年六月已有明确的由沪进攻苏州之意，并形成较成熟的进攻方案，已筹及淮扬水师和太湖水师的兵力部署，对进攻结果也有预判。更重要的是，李鸿章已开始实施此战略计划。同治二年四月十四日，淮军攻克昆山、新阳，进逼苏州，战守之间，兵力愈显单薄。李鸿章尤盼李朝斌水师“速到，速清嘉属各乡镇，扼住水口，直捣湖心，则兵事、饷事及两省全局脉动筋摇。”因曾国荃部攻破雨花台，江北太平军纷纷南渡，欲救苏州和金陵。湘军乘太平军纷乱之机，于同治二年五月连破江浦、浦口、七里洲、九洑洲，截断太平军水上通道，预备合围金陵。军事形势确实对湘淮军有利，苗沛霖却在此时再次叛乱。曾国藩屡调黄翼升赴临淮，而李鸿章坚不应命，一定要等淮军攻下苏州再放人。对于李鸿章拒援临淮及其影响，学术界尚未予以充分关注，本文试对此进行探析。

一、李鸿章拖延应对

曾国藩檄调黄翼升赴援临淮，打乱了李鸿章的战略计划。所以，李鸿章不愿意服从调度。起先，李鸿章采取的是拖延战术，称要等李朝斌到沪，才能派黄翼升出沪。其致黄翼升信中言：“李质堂尚无到沪准期，揆帅咨函欲请麾下统率六营由扬州入洪泽湖、临淮，直打至周家口，肃清浍、涡、淮、淝、汝、颍诸河，以扼苗捻纷窜之路，属弟敦促成行。议论绝大，规画甚远，弟亦何敢阻挡。惟各营分扼苏州附近湖河，正当要地，且老兄为西路统帅，筹防督剿，亦未便临敌抽调。现在质堂未到，暂从缓计。俟常、江之间军情少定，阁下或回沪一商，届时质堂果来，亦可三面言明，再行禀复揆帅，尊意以为何如。”

黄翼升的反应，据李鸿章说自“得调淮之信，忧惶无措”，只愿与李鸿章“合伙，不愿分离，真死生患难之交”，且“官绅士庶、大小将领相顾愕眙，似于东南全局大有关碍。……淮扬水师战事至今春乃得放胆，若以太湖水师易之，而令熟悉地势人情之师船他往，诚恐舆论未协，军事因而阻滞也”，还强调黄翼升的作用：“各湖河来路均系前敌要地，常熟、江阴之间……赖有昌歧主持调度，或可立足。水陆将士，和协一心，皆昌歧之力居多。”因此，李鸿章建议，“李质堂尚未驶过九洑洲，可否饬调该镇带六营赴临淮，其四营来沪，或派员暂统，或交昌歧兼管。果全来沪，抑或由鸿章商办。”如果一定要调黄翼升赴临淮，“或奏令鸿章偕往，或即不派太湖水师东下，仰候鉴裁。”曾国藩对此回复道：“沪甘而淮苦，人人皆知。质堂之不愿赴淮，与昌歧同。昌歧之义应赴淮，则自十年保淮扬镇实缺，已定之矣。阁下若必留昌歧共剿苏垣，则请于昌歧部下……东华等酌派一人，带三四营驶赴长淮，一助义渠，共诛苗逆。质堂本太湖水师，名实不符，鄙人不能因昌歧梗令而改派质堂也。”

面对曾国藩的强硬态度，李鸿章只好缓和下来，说：“质堂尚未来沪。昌歧固畏淮苦，此间实系万不可少之人。前吴绅有公呈吁留，附呈钧鉴。王东华勇略俱优，但淮扬各营颉颃已久，未必服统，俟质堂到后妥商奉报。”而李朝斌五月二十二日函致李鸿章，称须赴皖募勇以补伤亡缺额，到沪似尚需时。黄翼升又可拖延些时日。

此时苗沛霖于六月初四日陷寿州，围蒙城。唐训方奏请厚集援军，保淮北之土，固豫东门户。曾国藩除了调蒋凝学等陆师卫蔽豫、鄂、皖各境，又飞咨彭玉麟、杨岳斌选派舢板80号，速赴临淮。待黄翼升到后，再各回本汛。六月十五日，苗沛霖猛扑临淮。唐训方之军前后受敌，只盼湘军水师和吴棠续派黄开榜水师炮船百余只赶到，再联合进攻。

而李鸿章致曾国荃信中言：“苗逆陷踞寿春，必将上略光、固，暂无专军剿办，宜俟江南报捷后合力图之。昌歧见图江阴、无锡，甚不愿分师远出。”可见，李鸿章、黄翼升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即先图江南。李鸿章对其兄李瀚章言：“亟盼李朝斌太湖水师到沪，可直下东西洞庭山，以牵制各郡县筋脉。……昌歧所部分扼苏、嘉、常三郡，水陆三四百里间处处吃劲。昌翁又与季弟共当一路，和衷共济，极赖维持，是何啻剜肉医创也。”六月十四日，淮军攻克吴江、震泽。李鸿章一面向曾国藩报喜：“从此水师可下太湖，而嘉兴与苏州不能通气”；一面诉苦：“惟水路纵横二百余里，一片湖荡，仅有淮扬师船四营分布。程镇所部分逼苏城，又须置守江、震，兵力太单。”“昌歧业与刘铭传、三舍弟约攻江阴，多方扰之，西路无淮扬水师，辅车无助，诚恐决裂。”得知吴棠已派黄开榜前去助剿，唐训方“似可自固”，李鸿章更不愿抽调淮扬水师了：“昌歧闻北去甚馁……倘因抽撤偏师，致隳全局，亦师门所不取也。大举征苗，似须金陵、苏、杭有一得手，分陆军劲旅一支，与淮扬水师颉颃而前，其势方足以制苗。此时希部退扎，即昌歧带六营助守临淮，其所以胜于黄开榜者几希？……鸿章非敢违令，徇昌歧与吴绅之私而忘桑梓与义渠中丞之急，惟所值军情时势有万难松劲者，不敢不再三渎陈。”七月初三日，李鸿章再恳求曾国藩“勿再催迫。该军牵缀苏、常，于金陵大局非无裨益。”

二、李鸿章直接抗命

同治元年七月初五日，李朝斌抵沪，至此太湖水师已全到沪。但李鸿章仍不放黄翼升赴援。七月初九日，李鸿章报告曾国藩，李朝斌不愿将船扎散，而苏州、松江、嘉定境内河湖交错，若李朝斌全军下太湖，北面全空，后路必断，故淮扬水师有不可遽撤之势。

此时曾国藩的压力很大。清廷希望曾国藩另筹一军，赴颍上捣苗练老巢，谕旨问能否于江北陆师内抽调劲旅，或援蒙城，或由定远驰抵怀远。曾国藩复奏称，何绍彩陆师四营及彭玉麟、杨岳斌所派舢板80号大概已赶到临淮，此外无军可援蒙城并赴颍上。曾国藩又奏请以黄翼升亲统一半淮扬水师驶往临淮，一半留沪镇压太平军，江南提督印信则暂由李朝斌接署。清廷允准。

但李鸿章以“苏州东面围逼渐紧，各水营离城均不过数里”为由，坚不应命，李朝斌又不愿分船、分扎，至少须三五营并扎一处。七月十七日，李鸿章回复曾国藩：“吾师责令昌歧远去，不但太湖无船，即嘉郡来路、苏州协剿亦必不能兼顾……如成命不可少回，昌歧起程少迟，贻误之罪，实在鸿章，愿为分任其咎。”李鸿章告知黄翼升：“如必定淮扬六营赴淮，此间大局一坏，弟不敢独任其咎。……揆帅如必奏参麾下迟误，弟当分过，并已专函陈明矣。吾二人在此并非不做事，若明知有碍大局而姑徇帅意，问心殊有不安。”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又致函黄翼升，称：“江阴军情如此吃紧……吾兄临淮之役宜从缓议。如帅怒不止，鄙人甘当其咎，不得专怪吾兄也。阳利见、张光泰、张元龙三营现扎要地，万不可撤。……如遽撤水师，则吴江、苏州、外跨塘各陆营未能孤立，此间大局一坏，谁任其过。如揆帅奏参，弟亦当据实奏陈耳。”李鸿章已准备在奏折中和曾国藩对簿朝堂了。

但皖北军事很不顺。苗沛霖夹淮而军，阻塞淮河河道，怀远、蚌埠粮路已断。七月二十三日，唐训方前敌粮尽，突围而出。寿州、蚌埠一带遂为苗占，临淮危如累卵。湘军陆师无一足恃，水师又以河窄水涸，爱莫能助。临淮倘不能支，则颍州、六安、固始、三河尖，在在可危。清廷认为，“临淮为皖北屏蔽……必须竭力固守，方可沿长淮南北次第进兵，翦除苗逆。”曾国藩又催促李鸿章：“苗逆尽可缓打，而临淮则不可不急救”，请李鸿章“筹发粮药，速昌岐西行，至要！至感！”而黄开榜所带师船，精锐已多损失，不得已而退守。吴棠建议：“欲拯临淮之急，必须一生力军由宿、蒙直捣怀远北路，则该逆急于回顾，临淮要地或可保全，且将来削平苗逆之策，尤必数道进兵，方可制贼死命”。清廷认为有理，命唐训方接应僧格林沁所派陈国瑞一军由蒙城进攻怀远北路，命曾国藩派兵进攻寿州，使苗练不得专攻临淮，又责曾国藩“虽云顾瞻淮甸，徒切殷忧，而空言无施，虽切何补？总当于万难设措之中，力筹援应之策。”曾国藩复奏称：“留守临淮者，兵力过单，别无可济之师，殊少自全之策”。“江南诸军不能赴淮”，“俟皖南军事略松，仍当另筹一旅，驰往会剿”。清廷不得已谕令督办江北军务江宁将军都兴阿派兵赴援临淮，又让曾国藩相机檄调李世忠增援。都兴阿派2000人赴援，清廷恐不敷使用，又命帮办江北军务富明阿带兵续援。富明阿于八月二十九日带勇2300名、开花炮6尊并存米一千余石由扬州驰赴临淮，李世忠亦亲督5000人来会。八月，苗练猛攻蒙城，涡河南北清军各营于八月十二夜全数溃退，守城者仅李南华等练勇千余人。曾国藩请求调降补同知金国琛赴皖综理周宽世等四军营务，仍往来固始、三河尖等处会办皖、豫交界剿苗事宜。清廷允准。援临兵力虽厚，而“一国三公”，作战不力，导致“苗焰甚炽，且分党扰及寿南、庐西一带，甚为可忧”。

彭玉麟和杨岳斌水师七月到达后，虽将麕聚淮河两岸的苗沛霖炮划二百余号剿获净尽，但在乘胜登岸扑垒时，受伤阵亡者不少。曾国藩十分心痛，将受伤炮船撤回，另派20号船赴援临淮。杨岳斌得知水师损失，又知苗沛霖在临淮上游河边钉桩置锁，多扎陆营，层层拦截，十分担心水师退路被断，遂以内河水涸为由，要求撤回水师。曾国藩劝其切勿速行撤退。杨岳斌等又以“煤米告罄，衣服不足，各勇饥病，已满两月定期，亟须饬调出江，协剿东坝”为由，连咨曾国藩，“催令黄翼升即率所部数营于十月中旬赶到临淮接防”。而黄翼升所部在江阴之战和大桥角之战中失利，被裁撤一营。李鸿章直接致函彭玉麟，说明情况：“昌歧所部现止十一营，分扼江、震、苏、锡三四百里间，处处吃紧，万难抽调，仰祈我公仍留拨赴临淮三营协力防剿，候江南情形稍松，再筹数营往替。昌军屡挫之余，即能勉力抽拨二三营北去，若更为黄开榜之续，弟与老兄皆不放心也。”

但曾国藩在彭玉麟、杨岳斌二人的压力下，不得不催促淮扬水师赴临淮换防。九月二十日致函李鸿章，称“昌岐檄令即日赴淮，再迟不能不参。”李鸿章仍请待苏州、无锡克复后再行分调，称太平军仅剩胥门一条去路，如果要分军临淮，“非六营则昌歧必不肯行，去六营而仅余五营，不独鸿章才拙，无术能支，即吾师与厚、雪二帅亲临调度，恐亦无以易之。”因此与曾国藩商量：“丁泗滨等粮药既缺，能否先调出江，俟苏、锡得手，前路河道较少，鸿章即遵示催令昌歧酌带数营前去，似于两面大局有裨。……协攻苏州与协守临淮，事体宜分轻重，贼势要看缓急。”“苏、锡得失之关我与贼胜负之机，决在十、冬两月内，一篑之亏而败前功误大事，师与厚、雪二公必不出此，伏乞鉴察转致为幸。”

黄翼升得知曾国藩欲参劾的消息后，要遵令拔队，李鸿章无计可施，未同曾国藩商量，便上奏朝廷请求暂留黄翼升协攻，也“有词可谢厚、雪二公”。折中称“现在江浙三城以苏州为关键，各路贼势以苏、锡为最多，况苏城六门已围其四，无锡官军迭获胜仗，攻剿正紧。若合水陆之力剿除忠、侍各股，则苏州、无锡两城可渐得手，即金陵、杭州两处亦大松劲。若于四面水乡中抽去一枝水师，则罅漏甚多，门户自开，不独苏、锡难攻，且长忠、侍各贼内窜之志，关系全局，实非浅鲜”，请求将淮扬水师“暂留协攻，俟苏州、无锡克复，再饬分带数营前往临淮，即毋庸兼顾苏、沪”。清廷默许。十月十一日，李鸿章去信告知曾国藩已奏请留黄翼升协攻。而此前十月初九日，曾国藩再致信李鸿章，语气严厉：“昌岐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渠接限五日启行之檄，尚未呈复。向例总督奏派署提督者，从无不报交卸之理，昌岐并此提督印吝不交出，尤不可解。阁下五、六、七月各缄均称待李质堂军到齐，即令黄部换防赴淮，至八月以后忽变前说。鄙意前此昌岐十营能支持年余之久，今添太湖全军，留淮扬半军，断无反不能支之理。楚军历年之规模，彭、杨与唐之公议，迫我以不得不参。参折中必将前后情节逐节缕晰，免伤和衷之谊。”

李鸿章于十月二十二日收到此信，“震悚无地”，将责任全揽过来，“前限五日启行之檄，鸿章以忠、侍各逆窜扰，各路正在难支，不敢转发，以乱军心，此鸿章之罪也”；对于曾国藩指责黄翼升不交印，李鸿章称：“昌歧署提督年余，印存敝营代用，渠并不管，即卸交质堂，质兄亦仍不管。鸿章军事烦冗，忘催两公备文交卸，亦鸿章之罪也”；对于曾国藩指责李鸿章前后措辞有别，李鸿章称：“蒙调此军以来，鸿章每函必恳暂留，其说不一，先私情而后公事，总之恳留协剿。今苏、锡垂成之局，更难松劲，仍恳吾师检阅前后函稿。”最后，李鸿章表明态度：“此军从鸿章最久而亲，苏省攻剿至急且大，而吾师必欲苦逼，应请暂勿参奏，先檄质堂将各防接替（彼固不肯分船，船单亦实不敷）；而昌歧不行，鸿章不遣，再将昌歧与鸿章一并参办，死亦甘心”，又据理力争：“苏省水路，杨、彭、唐诸公皆未亲历，而遽科鸿章以拥兵自卫之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语有之乎。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鸿章与昌歧从游有年，岂是梗令之人，处斯时地，下游人人皆谓不可抽调，而上游则人人皆曰必宜撤换，究竟远者真乎，近者伪乎，祈再察访苏省公论为感。倘荷慈鉴允，俟苏、锡克复，或亦不远。”此时李鸿章已决意抗争到底，任凭曾国藩处置。

其实曾国藩内心并不愿意参劾，一直在等李鸿章复信。十一月初二日，曾国藩收到复信，得知李鸿章亲督诸军直抵苏州城下，迭获胜仗，赞曰“气机极好”；十一月初三日，又收到程学启禀，得知淮军已于十月二十五日攻克苏州，甚感“快慰”，遂致信彭玉麟为李鸿章说项：“顷闻苏城已于二十五日克复。果能如此，则昌岐梗调之愆似尚可恕，此后调回淮阳〔扬〕讯〔汛〕地，更无他辞可托。少荃此次来信，再三引咎，亦实有不得已之苦衷，渠请鄙人海涵，更希阁下曲谅。原函抄呈一览。丁、王二十前定可出江。”

十一月十四日，李鸿章再致信曾国藩，先道歉：“十月二十二日于督队烦冗时草复一缄，旋思词意乖忤，气质未平，必干盛怒，屏营惶悚，无以自解。”继汇报苏州克复后情况，解释为何未及时汇报：“苏城复后，加以降众二十万在内，遣散安置，煞费心力。戈登常胜军及英提督伯郎、翻译梅辉立等簸（拨）弄是非，横腾口舌。鸿章虽即入城，镇定驻守，从容部署，而心绪恶劣，不欲告人，是以函丈在远，但以咨奏奉申，未及详晰上达。今各事粗定，众喙皆息，始敢为左右一言之。”十一月二十四日，曾国藩接到该信，很为李鸿章自豪：“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戈登虽屡称欲与少荃开仗，少荃自度力足制之，并不畏怯。戈登亦无如之何，近日渐就范围矣。”因李鸿章拒援临淮的怒气也就消了。其致左宗棠信中言：“弟派太湖水师十营助攻苏、沪，而调淮扬水师六营由沪赴淮以援义渠之急。函牍十返，少荃竟不遣一营入淮。鄙衷不无介介，以苏州兵事方殷，未与深论也。”

李鸿章在与曾国藩拼力抗争之后，最终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十一月十四日，黄翼升“带五营由苏启行，过沪补领饷药，即鼓棹长往”临淮。但此时僧格林沁已亲自督兵，用炸炮连破苗垒，于十月二十六日将蒙城解围，苗沛霖在对战中被砍毙，苗据城池先后收复，黄翼升“此去竟成赘疣也”，于同治三年二月初二日全军回沪。

三、李鸿章抗令成功的原因

李鸿章坚决抗令不遵，清廷未怪罪，曾国藩也未参劾。究其原因，在于他的目标和清廷、曾国藩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尽快平定太平天国，不让洋人内地助剿。只要李鸿章能达到这些目标，于曾、李分歧，清廷不会苛责李鸿章，曾国藩也无法深究。

曾国藩对待洋兵助剿的原则是：“会防不会剿”，“会防上海则可，会剿它处则不可。近而嘉定、金南，远而苏、常、金陵，皆它处也，皆腹地也”。曾国藩同意中外会防上海，亦出于无奈。同治元年二月初二日，曾国藩奏称：“自宝山、奉贤、南汇、川沙失守后，上海已岌岌可危，至今月余，岿然幸存，盖发逆畏忌西洋，不敢骤树大敌。而目下情势，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上海僻处东隅，论筹饷为要区，论用兵则为绝地。假使无洋人相助，发匪以长围裹我，官兵若少而弱，则转瞬又成坐困之势；若多而强，则不宜置此无用之地。再四思维，不得所以保全之法，拟仍借洋人之力，开诚布公，与敦和好，共保人财。”

清廷从薛焕奏折中得知上海有英法两国协同战守，还有美国人华尔在松江与太平军接仗，“甚为得力”；从京师总理衙门处得知，已与各国驻京使臣熟商，“劝导协力守御，尚形踊跃”，所以也同意曾国藩的意见，“舍借洋兵，更无良策，惟能暂而不能常”，因“沪渎饷源较裕”，仍须李鸿章等“拨派劲旅往守，以保万全，并可潜化洋人轻藐之心。”

会剿腹地的主张先由江浙官绅提出。署苏松太道吴煦与江浙士绅希望借洋兵规复乡里。先有江南官绅殷兆镛等呈请借助洋兵，规复苏、常各属城池。清廷认为“该绅士等情殷桑梓，或非无见”，谕令薛焕酌度情形办理。后又有恭亲王奏称，江苏士绅潘曾玮带同浙人龚橙，由沪航海来京，诉称乡间被陷，恳请借用英、法等国官兵，速筹规复。清廷谕令总理衙门向各该国驻京公使筹商，但私下并不愿意洋人助剿内地：“上海为洋人通商之地，借助尚属有词。若攻剿内地贼匪，辄欲用外国兵力……一切供应之烦，亦恐万难搘拄……固难重拂舆情，亦须顾全国体”，于同治元年二月二十四日谕令曾国藩悉心筹酌“此事是否可行”，迅速驰奏。未等收到曾国藩复奏，三月初二日，清廷又同意洋人助剿苏常，称“近复据英、法两国驻京公使声称：贼匪与洋人构衅。此时在沪洋人，情愿帮助官军剿贼，并派师船驶往长江，协同防剿”。清廷据此判断，“如该洋人实系与逆匪寻仇，并无他意，则事机难得。该大臣等务当饬令沿江上下游师船，与该洋人联络声势，冀收速效。并当加意拊循，使其乐于助顺，毋令再为贼匪所诱”，强调“此实因势利导，一时权宜之计”。曾国藩在收到清廷这两通谕旨后，于三月二十四日复奏，重申“助守上海则可，助剿苏、常则不可”，因为“以今日之贼势，度臣处之兵力，若洋人遽尔进攻金陵、苏、常，臣处实无会剿之师。如其克复城池，亦尚难筹防守之卒。……假使转战内地，但有西兵，而无主兵，则三吴父老，方迁王师而慰云霓之望，或睹洋人而生疑惧之情。至臣……既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兵会剿为大耻”；至于清廷所谓“事机难得”，曾国藩认为，“自当因势利导，彼此互商，嘉其助顺，听其进兵。我中国初不干求，亦不禁阻。……惟地形有远近，兵势有次第，仍请饬下总理衙门照会英法公使，目前若进攻金陵、苏、常，臣处尚无会剿之师。”清廷接到曾国藩复奏后，同意“洋兵进剿苏、常，必须中国有兵相随为主”，与洋兵会剿苏常之事“不可行”，该绅士潘曾玮等“迫于不得已，只计目前之利，未遑计及后患”，谕令已到沪的李鸿章“与英法之兵力筹守沪，以保饷源”，要防法国兵冒昧入江助剿。李鸿章也不愿意与洋人会剿内地，同治二年四月，在听闻李泰国购买洋船欲助剿金陵时，对左宗棠说：“贼势实衰，十年老巢乃必借外人以收功，后患将不可知。”对常胜军，也打算在适当的时候裁撤，“鄙人受命败军之际又以力薄不敢淘洗，幸英兵头戈登接管，尚循礼法，月糜饷五万，东征西剿，亦尚效命，除非苏、常肃清，方可分别安置裁撤也”。

李鸿章到沪之前，沪上防守力量有江苏巡抚薛焕统领的练勇四五万人和以广勇为主的水师，还有租界的洋人军队。为了对付太平军，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上海成立了中外会防局。李鸿章曾说过自己的担忧：“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英、法于江浙各口力助防剿，目前小有裨益，但望速平此贼，讲求戎政，痛改数百年营伍陋习，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鸿章才力暗弱，忧患久经，遽膺重任，军事、吏事、夷务、饷务竭蹶不遑，终虞颠覆，贻知己羞”。到沪后，在沪的英海军提督多次提出中外合力攻剿太平军，李鸿章秉曾国藩之意，对此要求皆不应答。曾国藩告诫李鸿章，初到上海要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不要急于出战，以防一战不利，前功尽弃。“纵或洋讥绅恳，中旨诘责，阁下可答以敝处坚嘱不令出仗。二三月后各营队伍极整，营官跃跃欲试，然后出队痛打几仗。”李鸿章严遵曾国藩训令，“以选将、练兵、筹饷为政事，点名、看操、查墙为工夫”，导致洋人怀疑李鸿章“不肯与他会同办事，形诸词色，谓即将守沪西兵撤归本国，……如中国不肯会办，只得罢兵”，李鸿章只得“婉言慰藉，可从则从，断不与之失和，上海总要他保护方好。……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淮军“营官皆有跃跃欲试之意”，除了“程学启欲与洋人合打，他皆不愿。”

同治元年四月，李秀成派听王陈炳文、纳王郜永宽带军进攻嘉定，自统十余万人抄扑太仓清军后路。二十八日，英法提督将兵撤出嘉定，嘉定重为太平军占有。洋兵为太平军声势所慑，“从此不肯出击”。五月二十一日，李秀成调陈炳文及郜永宽部五六万人攻打虹桥清军营盘，四面围裹。李鸿章在三月曾向曾国藩言及，“鸿章所带水陆各军专防一处、专剿一路，力求自强，不与外国人搀杂”，此次见“洋人拥兵数千，坐守洋泾浜，令人莫测其意指”，“思到沪两月，未曾痛打一仗，恐为外人所轻；若前营被踏，或被贼营中阻，则全局即坏”，于是趁太平军扎营未稳，督率淮军以排炮轰击。太平军损失惨重，泗泾、松江附近太平军被迫全数撤离。李鸿章对曾国藩称此仗为“极痛快之事，为上海数年军务一吐气也。……有此胜仗，我军可以自立，洋人可以慑威，吾师可稍放心，鸿章亦敢于学战”，更理直气壮地说，“彼未出一兵助剿，我则何从让功”，并说此战让“市商新闻纸津津乐道，夷兵与弁勇敬让加礼。何提督前来敝营，词意和顺”。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慕王谭绍光率领太平军准备进攻上海李鸿章大营。二十八日围北新泾，八月初二日进至城西六七里。淮军以劈山炮、抬枪、洋枪进攻，水陆师相互配合，猛轰太平军，又有洋兵从徐家汇炮击，太平军伤亡较虹桥之战更大，不得不退出上海。此战中，“洋人坐观成败，少荃虽万分危急，从不求洋兵出队相助”。李鸿章经此战，对与太平军作战更有把握：“忠逆部下劲旅，只陈、谭为最。陈败于虹桥，谭败于七宝、北新泾，此外即有大股来犯，当较差”。但此后太平军未能再对上海发起进攻。

当淮扬水师和太湖水师战斗力增强，与陆师配合逐渐默契之时，李鸿章开始进兵江南。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月，利用太平军叛徒，收复常熟、昭文。同治二年四月，收复昆山、新阳。曾国藩称“伟矣哉，近古所未有也！”对李鸿章称赞有加：“程镇进图苏州，于理于势，皆可得手。向尝疑上海非用武之地，又颇疑左右力薄而遽远谋，或非所宜，定至今日，乃知胜算非碌碌者可及耳”；“少荃临阵督战，迥非书生面目，五月、九月两次大捷，至今令人神（往）”，“目下淮营已能于楚师外另立一帜”。认为洋兵“实亦不甚足畏”，“不讲队伍，专讲利器，似难制胜也。”

随着淮军不断深入江南腹地，清廷也看到了攻克苏州的希望，对李鸿章的军事行动给予更大的支持。曾国荃雨花台大营被太平军围攻危急的时候，曾国藩奏调程学启应援，李鸿章不放，清廷没有责怪；临淮军情紧急，曾国藩奏调黄翼升淮扬水师应援，李鸿章坚决不应命，清廷也未责怪。最终，李鸿章督率淮军于同治二年十月攻下苏州，达到了清廷和曾国藩希望的“会防不会剿”、不让洋兵染指内地的目的。在处理“杀降”的问题上，英法等国最终没有干涉，而常胜军最终被遣散。

李鸿章利用太平军在战略上的漏洞和军备上的不足，取得战斗胜利。而太平天国因为丢失江南这一重要的财赋之区和根据地，很快失败。拒援临淮一事表明，在清政府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战略布局上，李鸿章利用太平军进攻上海造成的危机，先让淮军在上海立足，再顶住压力，以淮扬水师和太湖水师配合陆师，攻下苏州，为自己和淮军赢得一大笔资本，最终成为清廷扶植的对抗曾国藩的人选之一。后来，淮军正如曾国藩所愿，代替湘军担任北上镇压捻军任务，李鸿章随后又取代曾国藩任平捻钦差大臣，借此一步步登上权力顶峰。而清廷尽管在同治元年正月曾说过，对曾国藩的一切规划，言听计从，实际上在李鸿章的做法符合清廷利益的原则下，则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做法，并不机械地只支持曾国藩的战略部署，在放权给曾国藩的同时，也放权给李鸿章，借此培植了能抗衡曾国藩湘军的淮军势力。

（责任编辑：张秀玉）

END

原文载《安徽史学》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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