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晶萍 ‖ 近代学人观念、身份、范式的代际嬗变——以叶德辉与杨树达师徒为例

文化 2025-02-09 11:29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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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晶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又作奂份），号郋园，湖南长沙人，近代著名藏书家、目录版本学家、古文经学家，也是湖湘汉学的代表人物。叶德辉一生以绵儒宗、衍绝学为己任，于传承旧学颇有建树，影响及于国内外，及门弟子尤以杨树达学术成就最为显著。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号积微，著名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于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其学术造诣由此可见一斑。

叶德辉与杨树达均为一代名家。他们各自的学术成就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探讨叶德辉的目录版本学、杨树达的文字训诂学等的专题论文不胜枚举，相对于对杨、叶本身的研究，杨叶关系却是研究的薄弱环节。细究其故，原因有二。一是杨叶关系本身是一个比较微妙的话题。大体说来，在民国时期，杨叶具有师生之谊是学术界人尽皆知的事实，杨树达也颇以师出叶门而自豪。然而，由于叶德辉在1927年遭到农民运动的镇压这一历史原因，杨树达撰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积微翁回忆录》于叶德辉讳莫如深，致使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湮没不彰，后人难闻其详。一是杨树达与叶德辉师徒关系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意义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他们之间的思想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近代学术观念代际嬗变的折射，其学术范式的差异也是传统经学蜕变为近代分科之学的体现，具有深远的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将杨树达与叶德辉的关系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梳理杨树达与叶德辉之间的交往与冲突，剖析杨树达对叶德辉学术思想的继承与超越，借以窥见近代学人观念、身份与治学范式的代际嬗变，揭示经学蜕变为近代史学、语言文字学等学科的内在理路与具体契机，以期推进对近代学术史转型更多细微面相的认识。

一、不一样的师徒情

杨树达与叶德辉交往既久，且关系密切。1935年，杨树达在为叶德辉全集《郋园全书》作序时说：“树达年几志学，获侍坐隅，饫习绪论，殆逾卅载。”同年，杨树达应学生之邀请，总结自己的治学经历与方法，也提及师事叶德辉之事，其言曰：“己亥岁（1899），家君命余从叶郋园先生问业。时以经解史论时文呈先生。先生为之批改，指导颇勤。”又云：“记二十岁时，呈经解一首题为《农用八政解》于叶先生。先生激赏，谓余颇能治经，以当时同门中先生最得意之某君相比拟。” 这是民国时期杨树达对师事叶德辉一事的回忆，言辞之间于叶德辉颇为尊敬。

在叶德辉门下，杨树达接受了严格的汉学训练。叶德辉“于制艺之外，授以《说文解字》《汉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提要》《史通》《文心雕龙》等书，令其每书下句读，日必四五纸。”杨树达的好学勤奋给叶德辉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及门中多不如程课，惟遇夫及县人刘廉生、宝森兄弟为之”，叶德辉因此推测“他日三子之成就必在诸生上也”。叶德辉后来曾有诗回忆弟子任九鹏与杨遇夫，曰：“曾随童冠咏，偶写性灵诗。门下皆卢郑，多惭绛帐师。” 他以东汉经师马融自拟，而视任九鹏、杨树达等弟子为东汉古文经学家卢植、郑玄之流的人物。而在另一首回忆杨树谷（字芗诒）、杨树达兄弟的诗中则云：“弟兄才调似机云，瀛海归来学更勤。房魏无功兴礼乐，何如关薛重河汾。” 将杨树谷、杨树达兄弟比拟为史上有名的陆机、陆云二兄弟。叶德辉在此诗后附注云：“昆仲髫年从吾受业。芗诒有经世之志，屡起屡踬；遇夫则息交绝游，终日阒如也。” 生动地描绘了杨树谷、杨树达兄弟不同的个性与志向。

在叶德辉的影响与鼓励下，杨树达很早就产生了治经之志。年十七八，就仿效阮元《诗书古训》，辑《周易古义》一书。1905年，杨树达东渡日本留学，治经之事暂时中辍。辛亥革命爆发后，杨树达归国，重理旧业，“遂复赓续，置之行箧，时有增益。”民国初年，杨树达在长沙各学校任教，“治学颇勤，有述作之志”，辑《老子古义》《论衡校注》《韩诗外传疏证》等书。在此过程中，杨树达向叶德辉“殷殷请益” ，多有商榷。

1921年，杨树达因钱玄同介绍，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法教员，始撰讲义《高等国文法》，并撰《古书疑义举例续补》《说苑集证》《新序集证》等书。同年仲夏，叶德辉北游京师，居弟子蔡传奎寓所；杨树达“数日一过，时挟其著书，殷殷请益，其成者必索一序。” 师徒之间交流极为频繁。叶德辉为杨树达著作所作之序，有三篇即《说苑集证序》《新序集证序》《韩诗外传疏证序》被收入《郋园北游文存》中，后者于1921年冬即在北京由财政部活字印刷，传播开来。《积微居日记》1922年2月7日记载：“农专国文教员尹硕公（尹炎武——引者注），因见郋园师序余书来访，言彼亦曾集证《说苑》《新序》，今将以稿授余。” 尹炎武因读叶德辉之序而来拜访杨树达，并介绍杨树达与安徽黟县朱师辙、浙江淳安邵瑞彭等学术同好认识。这间接表明，叶德辉作序对扩大杨树达在旧学者群体中的知名度具有一定的帮助。

1925年，叶德辉再度北游京师，居杨树达寓所，师徒二人，“出则共载游山，入则谈经论史”，朝夕相处达五旬之久。叶德辉深感杨树达“胸襟干净，无一点尘氛，一意读书著书”，认为杨树达“他日成就，当在葵园（即王先谦）之上”，其“好学之勤，著书之勇，今日之士，诚不多见”。杨树达是叶德辉最得意的弟子，也是斯文绝学的传人。

1927年，叶德辉去世。杨树达“检近年来郋园先生书札，得十通，附以吴子修（即吴庆坻）先生一通，付装池。”这就是现今藏于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郋园先生书札》，内容主要是论学，间涉时政和生活琐事，共十通。杨树达以此书札向圈中好友索题，除书札原件末附邵瑞彭、孙人和、高步灜等人题跋之外，还有一些题跋散见于报刊之上。如吴承仕题诗曰：“颜子真高足（手札中以是称遇夫），王翁只俗儒（湘绮翁号称公羊家，与叶氏异术）。何时渡湘水，一束奠生刍。” 徐行可题诗共四首，其言曰“是非莫问文今古，遗札空留绝眇词”，又曰“搏桑外史留篇卷，事议宁烦改异词”，又曰“麓山旧侣滋新议，左袒劳君论未休” 等，推崇叶德辉为传承绝学之大家、杨树达为叶门之高足。从这些诗文可见学术界对杨叶师生情谊及学术传承的评价。

1935年，叶德辉后人汇集叶德辉所撰、所辑、所校之书为《郋园全书》出版，杨树达为之作序，从经、史、子、集四个方面总结了叶德辉的学术成就，称：“尝谓自来经术，莫盛有清，先生生丁末季，殿彼一朝，大可理初，愧其博洽，渊如西庄，逊其专诣。信学林之伟业，旷代之鸿儒矣。”杨树达：《郋园先生全书序》，《郋园全书》第1册卷首。这一评价不可谓不高。

但杨树达与叶德辉之关系中也存在着一些迷题。比如，杨树达曾多次力辩《郋园学行记》署名之诬，不愿以弟子的身份冒认叶德辉传记作者。又比如，20世纪40年代杨树达在编纂《湖南省志·艺文志》时，于叶氏著作多有批评，甚至于叶德辉所自负的小学有“非其所长” 的讥刺。凡此种种，透露出杨树达与叶德辉学术见解上的分歧；而背后则折射出两代学者观念与治学范式的差异。

二、杨树达对叶德辉学术思想的继承

叶德辉原籍江苏吴县，自称“半吴半楚”之人。在晚清汉宋之争、经学今古文之争、新旧之争中，叶德辉既以湖湘文化忠义气节代言人自居，又以三吴汉学之传人自任。他反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尽变旧俗，一意维新”的激进做法，坚持不考古无以通今、不知旧无以开新，致力于儒学知识体系的传承与维护。叶德辉主张：“崇圣不可以徒致，必首事于通经。通经亦不能陵节，必循途于识字；而诏后学以所从入，必先于簿录考溯其远流，开示其阃奥。” 将尊儒崇经的思想信念落实到以文字训诂与目录版本为治学路径的经学传衍上。这种学术观念不能不影响到杨树达。清季民初，伴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学术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经学解体为近代各学科门类，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全面改造为以西学为蓝本的新知识体系。杨树达坚持先因后创，“不坠乾嘉大儒家法”，“延朴学于一线” ，形成了迥异时流的治学风格。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叶德辉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实践。

（一）继承了叶德辉的经学思想

叶德辉对经学的系统见解集中体现于他为弟子所撰的教科书《经学通诰》一书。该书分为经学流派、经学方法、简明求书目录三卷，分析了经学流派的演变，总结了乾嘉汉学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方法，将之概括为“六证”“四知”“五通”“十戒”；提供了经学研究的参考书目。该书初撰于清末，于1915年由湖南教育会正式出版。1924年，叶德辉对其进行补充，增加了 “经师考”与“绪言”两卷，合为五卷，将之再版。杨树达早年接受了《经学通诰》的教育，又于该书重刊之时充任“校字之役”，并为该书作跋。在跋中，杨树达不但重申了叶德辉的经学主张，而且给予叶氏经学思想高度评价。

一是接受叶德辉对经学学派的划分。《经学通诰跋》指出：“吾国自汉以来儒学独盛，传衍蜕蟺，时起纷争。其尤著者，西汉之末，有今古文之争。汉魏之际，有郑学王学之争。南宋及明，有程朱陆王之争。迄清中叶，有汉宋之争，而其争尤烈。江子兰［屏］作《汉学师承记》，严立门户，学如亭林，犹致不足之辞。于是方东树作《汉学商兑》，攻击汉学不遗余力。” 这是对叶德辉《经学通诰》内容的概述。

二是认同叶德辉的汉宋论，肯定朱子开清代汉学之先河。汉宋关系是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论题。论者或以义理与训诂分别宋学与汉学，汉宋之争；或倡言宋学亦言考据、汉学亦有义理，调和汉宋。叶德辉则尚汉学而独崇朱子，认为“自郑君而后，学问之博、识见之卓，无如朱子”，朱子开清代汉学之先河，“清儒以朱子之学为学，而攻朱子，实为数典忘祖”，朱子学之可贵，不在其空言义理，而在其实事求是。在杨树达看来，叶德辉的这一观点，“谈言微中，直达窍要，百年迷雾，旷若发蒙。与夫以汉宋兼采、或汉儒通义为帜志作调人者，夐乎远矣。” 杨树达进而发挥道：“宋儒袭佛氏之说而攻佛老，清儒治朱子之业而攻宋儒，事正相类，毋亦循环往复之道有使之然者耶？” 其认同叶德辉汉宋论的思想立场由此可见一斑。

三是表彰叶德辉传经之心、振学之志。在《经学通诰跋》的最后，杨树达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呜呼！百学衰废如今日，吾师以六十之年孳孳不倦，犹日以所业昭示国人，后之学者能毋兴起感发乎？至是编之真价，读者当自知，毋庸树达为蛇足也。” 同叶德辉一样，杨树达也对传统经学衰退充满了惋惜之情，故有“百学衰废如今日”之感慨，他表彰叶德辉传经之心、振学之志，希望读者能领略《经学通诰》之价值。

（二）继承了叶德辉的研究方法

杨树达继承叶德辉的学术思想，集中体现在对乾嘉汉学理念与方法的接受与运用上。杨树达的经子著述如《周易古义》《老子古义》《说苑集证》《新序集证》《韩诗外传疏证》《论语古义》《论证疏证》《春秋大义述》《淮南子证闻》《盐铁论要释》等，其体裁大多为古义、疏证、集证之属，是运用叶德辉所传授的乾嘉汉学“六证”“四知”“五通”“十戒”等法则的产物。

以《周易古义》而论，此书“仿仪征阮氏《诗书古训》之例” ，“遍采经、传、周秦诸子、司马、班、范、三国四史、两汉儒书，比傅经文，存其旧谊，间附考证，不事繁征”，以探明《周易》之古义。其考据方法既继承乾嘉学者之长，而又避其短，不昧于多闻阙疑，不误于碎义巧说，所采古义，不专一家一师之言，被叶德辉誉为“善说《易》者也”。

又如《老子古义》，“取《韩非·解老》《喻老》《淮南·道应》诸篇，手自移录，继复搜检诸子古史之说《老子》者，附益之，合为一帙”。其研究方法与《周易古义》同出一辙，亦是对“六证”等治经方法的运用，被叶德辉许为“合于仲尼述而不作之旨”。

又如《韩诗外传疏证》，其方法“大抵援据周秦两汉诸子书载重见复出之事，依类纂集，一一校其讹误，别其异同”，“以本书证本书”。该书除考证传世之《韩诗外传》包含了《内传》四卷、《外传》六卷之外，还对《韩诗外传》中的诸多疑义进行了考证，“无一书不贯通，无一字无来历”，“比于高邮王氏《读书杂志》龂龂订正字句之讹，其识大识小为何若也” 。

杨树达又推证经之法以证子书。如《说苑集证》，“遍举周秦两汉诸子之书读之，而尽发其覆。或以前证后，而知后者之说引据不诬；或以后证前，而知前者之说考订可信。凡此书与彼书记载同，而文句不同，或同一事而人之姓名不同，或一事有详有略，其义各不同，随读随勘，靡不得其症结之所在。” 这也是对叶氏所传授的考据方法的运用。

又如《论语疏证》，在考证方法上，“首取《论语》本文之前后互证，次取群经诸子及四史为证，无证者则阙之。老庄韩墨说与儒家违异，然亦时有可以发明孔子之意者，赋诗断章，余窃取斯义尔。”这是以经证经、以子证经、以史证经。在考释内容上，“证文次序，以训解字义、说明文句者居前，发明学说者次之；以事例为证者又次之，旁证推衍之文又次之。大致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取便学者之通晓而已。同类之证，则以书之前后为次。” 这即通小学、通章句、通大谊等。这些论著均不无叶氏 “六证”“五通”等思想的烙印。

（三）继承了叶德辉对湘学的反思意识

杨树达继承了叶德辉对湘学的反思意识，并终其一生都努力以自己的学术成就改变外界对湘学的整体认知。

晚清以来，以郭嵩焘、王先谦为代表的湘籍学者有感于湖湘经学不够发达、无法抗衡于江浙等地，在归田后以振兴经学为己任；王先谦与叶德辉共订“名山之约”的故事更是成为湘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据杨树达回忆：“吾师湘潭叶郋园先生，早岁登朝，谢荣归里，杜门却扫，述作自怡。……祭酒谷虚成德，见先生会试闱作，击节叹赏，忘其年辈，投谒先施，谓：往者视学江南，续仪征阮氏经编。江皖耆彦，经术纷纶。湘士卑卑，怀惭抗手。今得吾子，湘学其有幸乎！”这一说法即脱胎于叶德辉的自传《郋园六十自叙》，而又更具学术情怀与地域意识。

无独有偶。降至民国，杨树达与湘籍文字音韵学家曾运乾（字星笠）之间，也有共同倡导文字学研究、改变外界“湘人不识字”之印象的“雪耻之盟”。《积微翁回忆录》1944年6月1日日记：“太炎先生尝云：‘三王不通小学。’谓介甫（王安石——引者注）、船山（王夫之——引者注）、湘绮（王闿运——引者注）也。三人中湘士居其二。余昔在北京，曾与星笠谈及此；余谓此时吾二人皆游于外，他日仍当归里教授，培植乡里后进，雪太炎所言之耻。星亦谓然。故余廿六年到湖大，即邀星归里。” 按乾嘉汉学话语，小学是经学的基础；不通小学是经学之陋的重要表现。民国时期杨曾的“雪耻之盟”与晚清时期王叶的“名山之约”遥相呼应、一脉相承，是将振兴经学具化为提高湘人文字学水平的结果。

杨树达于1919年北上京师以后，先后在北京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政法专科学校、清华大学等高校任教，接触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其交往范围大大超出湖南一地。杨树达以治学严谨、考证精详受到外界的高度揄扬，但“不类湘学”的评价也使杨树达感到外界对湘学总体评价不佳。《积微翁回忆录》中这类记载颇多。例如， 1935年11月7日，记载张尔田（字孟劬）评论杨树达、余嘉锡（字季豫）及湘中学者的一段话；“湘中学者自为风气。魏默深（魏源——引者注）不免芜杂，王益吾（王先谦——引者注）未能尽除乡气。两君造诣之美，不类湘学。”张尔田本意显然是揄扬杨、余二人，但“不类湘学”的潜台词却是湘学本不佳。对此杨树达似乎不能接受，在日记中评论道：“孟劬，浙人。意盖谓余二人为江浙人之学也。余不足论也，季豫目录学之精博，江浙士何尝有之乎？”又如，《积微翁回忆录》1939年5月21日日记，回忆十余年前钱玄同对自己说过的话：“君治学语必有证，不如湖南前辈之所为，而做人则完全湖南风度也。” 所谓“不如湖南前辈之所为”，言外之意即湖南前辈治学没能做到“语必有证”。这是杨树达十分介意的。

在杨树达看来，湘学最为人诟病的是不通文字学；是以与曾星笠结下“雪耻之盟”。1937年杨树达回湖南大学任教，致力于研究、教授文字学，培植乡中后辈，改变湘学之局面。杨树达曾经对友人李肖聃说：

昔荆公（王安石——引者注）《字说》，遗笑通方，船山《说文广义》，亦多创解。湘绮释字，见于喻谦《六书存微》，喜标新义。余杭章炳麟枚叔，至讥‘三王不识字’。而吾楚居其二焉。吾之治此，将以弥前修之失，道南士之先，非欲率天下学士，毕心力其中，而不知进求其他也。故吾有疑不能自明，必将博求通儒而问焉。都讲上庠，抗颜为师，诸生问字，来叩吾门，亦将述所得以相诏也。

由此可见，杨树达钻研文字学的动机之一是“弥前修之失，道南士之先”、雪章太炎“三王不识字”之耻，最终改变湘学形象。

三、杨树达对叶德辉学术思想的超越

作为两代学人，杨树达与叶德辉之间并非只有 “契洽之诚”，也有分歧与争论；在分歧与争论的背后，则是两代学人观念的不同。叶德辉生活于晚清民初，其所经历的重大学术论争有汉宋之争、今古文之争、新旧之争。作为一个古文经学家，叶德辉以绵斯文衍绝学为己任，重在维护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儒学知识系统，关怀所在乃中国传统学术内部的正统之争。杨树达于清末留学日本，接触了欧西理论与方法；进入民国，又在高校任教，在新式学科分类框架下从事中国学术的教育与研究。面对西学话语对中学话语的全面替代，杨树达心之所系乃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以抗衡西学。他立足中国传统学术，吸收西学理论与方法，为经学、子学、史学等中国传统学科开辟新途径、树立新楷模，奠定语法学、语义学、修辞学等近代新学科的民族形式。时代变迁与关怀焦点的转移，使杨树达突破了叶德辉学术思想的束缚，实现了两代学人之间的代际嬗变。

（一）超越经学今古文之争

在经学思想上，叶德辉标榜“尚汉学而独崇朱子”，超越汉宋之争，但终其一生恪守古文经学立场，攻击今文经学公羊学说为非圣毁经之祸首。其所撰《经学通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纠正公羊学对儒学知识系统造成的偏差，恢复古文经学的正统地位。叶德辉的这种经学立场持续到民国时期，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反思西方文明、推崇中国文化之现象的出现而进一步加剧。他坚持认为，经学今古文之争关乎中国文化命脉，不可不辩；欧战后，“海西各国宗仰吾国文化，尊崇孔孟，学者多研习经书” ；爱国人士正应当趁此机会，“根据许郑，发明仓颉、孔子二圣之精神”，复兴古文经学的正统地位。在与杨树达的书札中，叶德辉反复强调：“今文经学使人不读书，字母之学使人不识字。” 对杨树达耳提面命，不欲自己最得意的弟子在学术上“误入歧途”。

杨树达接受了叶德辉所总结的乾嘉汉学“六证”“四知”“五通”“十戒”等治学理念与方法，但扬弃了其中的门户正统之见。在《经学通诰跋》一文中，杨树达虽然肯定叶德辉平停汉宋之争的观点，认同叶德辉有关朱子开清汉学之先河等思想，却只字不提《经学通诰》中攻击晚清公羊学的言论。在与叶德辉的书信往来中，杨树达更是明言“今古文之争，因外来侵势，遂可不必重提”。在杨树达看来，经学今古文之争已无关紧要；能否抵挡住外来知识侵势、维系中国特色的知识话语才是关键。就前者而言，是儒学内部的学派正统之争，最终决定儒学的根柢能否保存。就后者而言，则是中西学术之争，最终决定中国学术话语能否生存的问题。如何立足中国学术，温故知新，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才是杨树达的关怀所在。

因此，杨树达一方面延续了经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抛弃了经学正统观念。以《论语疏证》而论，该书“汇集古籍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这一做法与宋代司马光、李仁甫《资治通鉴长编考述》相类似，因而被陈寅恪誉为“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创一新模楷也”。其他众多“古义”“疏证”类经学著作，也是通过辑录前人引用、解释经典的资料，来呈现古人所理解的经义，旨在存旧谊，而非争门户，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学史学化的转型。当然，除考证外，杨树达的经学著述中也有“一以大义为主，考证之说概不录入”的《春秋大义述》，述义以公羊、谷梁为主。但那是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作者以经学致用的体现，与经学今古文之争没有关系。

（二）超越传统小学的局限性，变证明《说文》为批判地接受《说文》

叶德辉继承了乾嘉汉学“读书必先识字”“识字而后通经”的话语，视小学为经学之关键，有《六书古微》《说文读若字考》《同声假借字考》《说文籀文考证》等著作行世。总体上看，叶德辉的文字学以许慎《说文解字》为字书之正宗，由此上溯，探寻圣人造字之初义；但对乾嘉文字学家如段玉裁、王筠、桂馥等名家亦有纠驳，主要是批驳他们窜改许书。叶德辉开始不相信钟鼎彝器，视其为赝品伪作；后来相信钟鼎彝器铭文，以之考古，但始终不肯违背许慎《说文解字》，反对以金甲之文取代《说文》。因此，叶德辉文字学成就局限于传统的小学领域，而在甲骨文领域无所建树。

相比之下，杨树达在接受传统文字训诂学的基础上，又吸收西方语源学的理论与方法，融合中西学术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范式。他曾自述：“我研究文字学的方法，是受了欧洲文字语源学Etymology的影响的。少年时代留学日本，学外国文字，知道他们有所谓语源学。偶然翻检他们的大字典，每一个字，语源都说得明明白白，心窃羡之。因此我后来治文字学，尽量地寻找语源。往年在《清华学报》发表文字学的论文，常常标题为语源学，在这以前，语源学这个名词是很少看见的。这是我研究的思想来源。” 这种新视野与新方法使他超越了叶德辉的文字学思想。

除思想方法之外，杨树达还大大扩充了文字学研究的材料。一是除《说文解字》外，广涉经传。杨树达的经学著作、史学著作往往也是文字训诂著作，其方法是遍采先秦两汉经史诸子等材料，以充分证明文字之音韵与文字之初始结构及其本义。二是充分利用近代文字考古新材料，即金文与甲骨文。杨树达著有《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复有《积微居金文说》《耐林庼甲文说》《卜辞琐记》《卜辞求义》等，在金文、甲骨文等专门领域，均有精深造诣，是自甲骨文发现以来撰写甲骨文论文最多的学者，其所总结的金文十四条方法则成为治金文者的重要参考。这些成就奠定了杨树达“海内训诂第一人”的学术地位。

杨树达对叶德辉的超越是传统文字训诂学范式向近代文字学范式嬗变的体现。杨树达曾经评价段玉裁说：“段氏谓其注《说文》为‘以经证许，以许证经，又以许证许’，固矣；然学问之事，不止证明一节可了也。近来学者所为则以甲、金、经订许，又以许订许，故所得在段氏之上。盖段氏之所为不过法庭之上证人，而近来学者则法官也。” 近代学者与段玉裁不同之处，也正是杨树达与叶德辉不同之处。在杨树达看来，文字学者之所以能从“证人”变为“法官”，“乃受时代之赐”，具体说来，“思想无所束缚，一也；新材料特丰，二也；受科学影响，方法较为缜密，三也。” 思想、材料、方法的更新，促成了文字学研究范式的转变，由证明《说文解字》变成批判地接受《说文解字》。而杨树达的文字训诂著作对许慎《说文解字》解剖不彻底、解剖错误等多有纠驳。他越过许慎，进一步向前追溯到文字的最初构造。

以近代文字学的标准来审视叶德辉的传统小学著述，则颇见其不足，是以杨树达于乃师文字学论著多有批评。1947年12月11日，杨树达为叶德辉的《说文读若字考》一书撰写提要，感慨：“卷中错误颇多，不欲尽言之也。” 1948年1月1日，杨树达将叶德辉的《说文籀文考证》与王国维的《史籀篇疏证》对勘，认为叶氏之学力远不如王氏，原因就在于叶氏“早年不喜金文，晚年知金文之美，而已不及专治矣。” 叶德辉生平以精通文字学自诩，而杨树达于叶德辉却有“小学非其所长”之讥。这些批评初见之下只是具体的学术见解的不同，究其实质却是两种文字学研究范式的差异，是学术观念的不同。

（三）超越旧学的零散，构建近代新学科的科学体系与民族形式

在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叶德辉以其湛深的旧学造诣受到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赞誉；而20世纪20年代，新派领袖胡适也将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太炎四人作为旧学的代表，然而于叶德辉与罗振玉有“没有条理系统”之叹。相比于叶德辉，杨树达平生在推动学问“条理化”方面建树颇多。作为大学教员，杨树达任教语法、修辞、文字学等课程。为适应分科教学的需要，他编写讲义，融教学与研究为一体，在讲义的基础上增补成书，构建了汉语语法学、文字学、修辞学等近代新式学科的科学体系与民族形式。

杨树达早年读清儒如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书，打下了经学的基础，其中包含文字训诂、语法、修辞等成份。后东渡日本留学，“喜治欧西文字，于其文法，颇究心焉。”归国后，先后在长沙、北京各学校担任国文法教员。鉴于中国第一部运用欧洲科学方法研究中国语法的著作《马氏文通》以西文已有之规“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 、不能完美地揭示汉语的特点，杨树达以马氏之诤友自任，撰《马氏文通刊误》；复积十余年之精力以从事文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讲义的基础上修补成《高等国文法》一书。《高等国文法》“酌采欧西文法之规律，要以保存国文本来面目为期”，经营布置，颇费心思。《高等国文法》树立了以划分词类为中心的中国汉语文法体系，揭示了汉语文言语法的一些规律。论者谓，自此书出，“而文法学乃始真为我国之文法学。”此外，杨树达的《词诠》为近代第一部从语法角度研究虚词的专著。杨树达主张：“治国学者必明训诂，通文法，盖明训诂而不通文法，其训诂之学必不精；通文法而不明训诂，则其文法之学亦必不至也。” 根植于文字训诂，而又吸收文法的理论与方法，使传统经学的内涵大为扩充，衍生出新的分支学科。

汉语修辞古已有之，而成为一门学科则是近代以后的事。杨树达在对晚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的续补以及对古书句读的研究中，萌生了建立修辞学体系、使之成为专门科学的设想，其《中国修辞学》是从传统修辞学转化为现代修辞学的典范，包含着他对中西修辞学的认识，反映了他构建中国特色的汉语修辞学体系的努力。

文字训诂是经学的基础。传统训诂学以专著为中心，偏重释读，缺乏理论体系。在现代分科教学的背景下，教学时数有限，而学生学习的科目增多，传统训诂学难以为学习者提供简单易用的理论与方法，导致学生望而生畏。有鉴于此，杨树达在教学、研究中改革文字训诂学，由繁琐释义转向通则条例的整理。他循声类以探语源，因语源而得条贯，构建文字学的科学体系，除《积微居小学述林》等专著外，复有《中国文字学概要》与《文字形义学》等书稿。

由叶德辉的学问没有条理到杨树达构建学科的体系化、科学化，是杨树达适应近代分科教学的需要、吸收欧西理论与方法、转变治学范式的结果。此外，他为史学辟一新途径、为经学辟一新途径、为读古子书辟一新途径，无不显示出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的情怀。

结论

作为晚清民国时期的一对师徒，杨树达与叶德辉之间既有着密切的交往与学术上的渊源关系，又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形成了观念、身份与治学范式的代际嬗变。杨树达早年有志治经，于经学多有述作，或“集证”，或“古义”，或“疏证”，其方法大多渊源于叶德辉所传授的“六证”“四知”等乾嘉汉学门径。同时，作为湘籍学者，杨树达也继承了叶德辉对湘学的反思意识以及提升湘学水准、改变湘学形象的湘学情结。诸种因素共同促成了杨树达“继承乾嘉风气”的治学旨趣与注重古文字、古书研究的治学风格。然而，杨树达留学日本的经历、多维的学历结构，以及民国以降国内新思潮的兴起、杨树达在各高校任教的经历，又使杨树达的关怀焦点与治学方法超越了叶德辉。当叶德辉还在龂龂力辩经学今古文之争事关中国文化命脉之时，杨树达着眼的却是面对外来知识“侵势”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以保存中国固有文化。他超越了经学正统之争，为史学、经学、子学等传统学科开辟新途径、树立新楷模；并借鉴欧西理论与方法，开创了语法学、文字形义学、修辞学等近代新学科，奠定现代语言文字学的民族形式与科学基础。人以学立，学以人传。透过杨树达与叶德辉这对师徒间在观念、身份、范式等层面的代际嬗变，可以观察到近代学术转型的一些细微面相，以及经学转化为近代史学、语言文字学的内在理路与具体契机。

（责任编辑：张秀玉）

END

原文载《安徽史学》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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