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两国人民自古以来，一衣带水，友好往来。
日本历史（包括文化史、美术史）大致可分这么几个阶段：
1，绳纹时代（距今一万年---公元前3世纪，相当于中国原始社会以及夏商周三代）
2，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相当于两汉）
3，古坟时代（3---6世纪，相当于六朝）
4，飞鸟时代（7世纪前半，相当于隋及初唐）
5，奈良时代，又分白凤时代（7世纪后半，相当于初唐）和天平时代（8世纪，前半相当于盛唐，后半相当于中唐）
6，平安时代，又分弘仁（贞观）时代（9世纪，相当于中晚唐）和藤原时代（10、11、12世纪，相当于北宋）
7，镰仓时代（13、14世纪，相当于南宋、元）
8，室町时代（15世纪，相当于明前期）
9，桃山时代（16世纪，相当于明后期）
10，江户时代（17、18、19世纪，相当于清）
11，明治维新（19世纪后期，相当于清末）
12，现代（20世纪）
日本文化一直受中国文化影响，南朝时（5、6世纪）两国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互派使者，互赠礼品，很多南朝工匠移居日本，带去中国先进文化、技术和佛教美术，例如522年南梁佛像雕塑师司马达一家东渡日本，带去梁朝流行的陆探微样式的中国佛像（当时陆探微样式风行全中国），成为日本佛教美术始祖。
说起佛教美术，最早（东汉，1世纪）是中国学印度，六朝四大家曹不兴（3世纪）、顾恺之（4、5世纪）、尤其是陆探微（5世纪）、张僧繇（6世纪）开创了中国佛教美术，从此中国、印度两大佛教美术并行发展，后来（5、6世纪）中国又将中国佛教美术传给朝鲜、日本，朝鲜、日本佛教美术属于中国佛教美术体系。
日本学习中国文化有两个途径，一是直接向中国学习，一是通过朝鲜间接学习中国文化。飞鸟（7世纪）以前日本通过朝鲜间接学习，飞鸟以后直接派遣隋使、遣唐使来华学习。
日本佛教美术始于飞鸟（7世纪前半，隋、初唐）、白凤（7世纪后半，初唐）时代，盛于天平（8世纪，前半是盛唐，后半是中唐）、平安（9世纪是弘仁（日本贞观），是中晚唐，10、11、12世纪是藤原时期，北宋）时代，衰于镰仓（13、14世纪，南宋、元）、室町（15世纪，明）时代。
如上所述，日本最早（6世纪）的佛像是陆探微样式，飞鸟时仍风行陆探微样式。白凤时流行张僧繇张家样和初唐古典主义风格。8世纪天平时代，前半期流行盛唐吴道子吴家样。后半期就流行中唐周昉周家样。周家样影响深远，也影响到日本平安、镰仓、室町佛画。这一点与中国情况相似，周家样一直影响到明清壁画、水陆画，甚至更远。
唐 周昉 《簪花仕女图》
唐 周昉 《簪花仕女图》局部
如果说飞鸟是古风（陆探微样式），白凤是古典（张家样，初唐古典主义），天平前半期是巴洛克（吴家样），那么天平后期、平安、镰仓等就是洛可可，都是受周昉周家样影响，这也符合艺术发展的普遍规律。
唐 周昉 《调琴啜茗图》局部
周昉《挥扇仕女图》局部
唐时日本大规模地、全面学习大唐文化，从630年（初唐贞观年间）首次派遣遣唐使，到894年（晚唐）废止遣唐使，日本共派出遣唐使15次，贯通唐代初、盛、中、晚四个时期，每次来唐百人或几百人，其中有使臣、留学生、学问僧、医生、画家、音乐家、工艺美术家等，不一而足，全面学习大唐文化，对日本经济、文化、艺术、佛教美术全面腾飞起了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唐朝也多次派使者去日本，可见中日文化交流之频繁。
《唐人宫乐图》局部
敦煌绢画《引路菩萨》局部
中唐（8、9世纪之际）周昉周家样就已开始影响日本，周家样影响日本画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吉祥天女》，吉祥天女原为婆罗门教、印度教中的女神，是大神梵天的妻子，吉祥天女掌管命运、财富、美丽、吉祥等美好事物，很受欢迎，后佛教将其收编，成为佛教护法神。
传入中国后，又经中国，传入日本。此画画在麻布上，用工笔重彩画法，画于8世纪后半（中唐），现藏奈良药师寺，是天平佛画的经典。
女神丰腴华美，哀婉闲逸，描绘精致，色彩浓丽，一看就是周家样，面相与日本正仓院《鸟毛立女屏风》一样，都是粗眉，细眼，小嘴，《鸟毛立女屏风》属盛唐张萱画风，说明《吉祥天女》与张萱画风一脉相传，这也符合周昉学张萱。
《吉祥天女》上红下绿，衣饰华丽，披挂摇曳，雍容华贵，内穿宝相花（唐代典型纹样）锦，外披透明薄纱，又与周昉《簪花仕女图》一样，也是绮罗仕女。说明此画深受周昉画派影响。
此画与《鸟毛立女屏风》一样，都作于张萱（8世纪前半）、周昉（8世纪后半）在世之时，唐画传到日本速度之快，令人惊讶。总之此画精致华丽，哀婉闲逸，格调高雅，在周家样中也属上品，甚至于可作为周昉画作来看。
《吉祥天女》 局部
这种周家样绮罗仕女精致华丽，雍容华贵，正是洛可可艺术的特点，如果说六朝艺术是古风，初唐艺术是古典，盛唐吴家样是巴洛克，那么中唐周家样就是洛可可，这也符合世界艺术发展规律。周家样绮罗仕女影响深远，直到明清壁画、水陆画上还能看到，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北京明代法海寺壁画《水月观音》（15世纪）。
若将上述几幅周家样《簪花仕女图》、《吉祥天女》、高丽佛画《水月观音》和法海寺壁画《水月观音》联系起来看，绮罗仕女一脉相承，可见周家样影响之深远。药师寺《吉祥天女》工笔重彩精致华丽，直接影响了藤原时的彩绘木雕《吉祥天女》，例如法隆寺（11世纪）和净瑠璃寺（13世纪）的《吉祥天女》雕像，都在奈良，此二像优雅唯美，富于日本情调。
再如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灵鹫山说法图》，原来在奈良东大寺法华堂，也是画在麻布上的工笔重彩，也画于8世纪后半期，差不多与《吉祥天女》同时，也是天平佛画的经典。此画画释迦牟尼佛在山中说法，两侧有二菩萨听讲，二菩萨周围还有一些小菩萨。
《说法图》局部
《说法图》局部
此画也是曲线造型，委婉柔美，精致华丽，雍容华贵，格调很高。类似《说法图》敦煌中唐壁画中很多，中唐以后也有不少，都受中唐周家样影响（参见拙作《中唐周昉周家样影响敦煌艺术》，中国文化基金会网站）。
如上所述日本遣唐使全面学习大唐文化，对日本经济、文化、佛教美术全面腾飞起了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最后一次（第15次，838年（中唐）遣唐使，其中常晓、圆行二和尚就各带一幅周家样《水月观音》回国（可惜这两幅画都不见了），这时周昉去世不久（周昉大概是9世纪初离世），周家样正在风行。
可见唐画影响日本之快，一般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传到了日本。史载9世纪初新罗商人也高价收购周昉（或周昉画派）的画，可见朝鲜、日本（还有胡商（西域、中亚）都喜欢周昉周家样。
上述两画都是天平经典，都受周昉周家样影响，而这时（8世纪后半）周昉还健在，正在孜孜不倦地创作，真是不可思议。
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年，9---12世纪，相当于中晚唐、五代、北宋），是以平安京（京都）为中心的贵族政治时期，可分两个阶段，前期9世纪是弘仁（即日本贞观），相当于中晚唐，后期10、11、12世纪是藤原时期，相当于北宋。
前期弘仁（贞观，9世纪）多次派遣唐使，大唐文化继续风行日本，9世纪大唐佛教天台、真言二宗（密教）传入日本，遣唐使带回大唐密教佛画，第14次（804年，中唐）遣唐使中有空海、最澄二位高僧，他俩（807年）带回真言、天台二宗及其佛画，即大唐密教佛画样本，此外还有李真等人画的真言祖师肖像。
日本国宝《胎藏界曼荼罗》，现藏京都教王护国寺，绢本设色工笔重彩，描绘细致，略有渲染，红绿对比，色彩鲜明，重彩加金，富丽堂皇，整个看上去，雍容华贵，娴静优雅，完全是大唐周昉周家样画风。
正如张萱不画佛画，却影响佛画一样，周昉不画密教，却影响密教佛画，可称之为“密教周家样”。此画很有可能是空海从唐带回的密教佛画样本，也有可能是日本人依据空海带回的佛画样本临摹的。
同样是日本国宝的《真言五祖像》，同样藏于京都教王护国寺，作于9世纪初（中唐），也是绢本设色工笔重彩，描绘细致，略有渲染，写实传神，细致严谨，格调很高，很有可能是空海从唐带回的李真画的祖师像。李真与周昉差不多同时，也是中唐人物画家，是尹琳的学生，也是个佛画大师，可能还画密教佛画。
画史上说他“往往得长史（周昉）规矩”，说明他受周昉影响，也属周昉画派（周家样），例如《五祖像》肉体用曲线，衣纹用直线，衣纹简劲，很像周昉。画史上说周昉也画过高僧像。这些都说明遣唐使带回了大唐周昉周家样，周家样影响日本佛画。
藤原时期（平安后期，10、11、12世纪），藤原家族专政，宫廷贵族文化发展，风花雪月，柔丽文雅，充满贵族趣味。894年废止遣唐使，虽然官方外交中断，但民间交流一直没停，佛教净土宗、临济宗传入日本，受到更广泛的欢迎。
藤原时日本民族文化大发展，日本文化在大唐文化的基础上，对大唐文化进行民族化改造，出现了假名、和歌、物语（小说）、大和绘、和书（书法）等日本民族文化艺术，藤原贵族300年艺术建设，为日本艺术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藤原美术是日本美术的基石。
藤原绘画不论佛画，还是世俗画，都在走向日本化，在唐绘的基础上，创立了大和绘，精致华丽，略带悲伤，充满贵族气，富于装饰性。这与周昉周家样（影响中晚唐、五代、北宋）也是精致华丽，哀婉闲逸，异曲同工，不谋而合。如果说张萱画风影响了日本唐绘，那么周家样就影响了大和绘，张萱、周昉为日本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藤原美术最伟大的作品就是平等院凤凰堂，平等院凤凰堂在京都郊区宇治，我有幸一游，凤凰堂建于平安时代（1053年，11世纪），原为藤原贵族府邸中供奉阿弥陀佛（净土宗）的佛堂。其布局类似贵族府邸中的和式（样）“寝殿造”，采用歇山顶、架空地板、出檐深远。
建筑临水而筑，外形秀丽，内部雕饰、壁画极为精致，整个看上去，富丽堂皇，集当时建筑、雕刻、绘画、工艺等艺术于一堂，是日本国宝。其中阿弥陀佛像（木雕金箔）、木雕华盖、飞天奏乐、金铜凤凰、梵钟、壁画’等，都是国宝级文物，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日元上也有凤凰堂图样，说明平等院凤凰堂对大和民族的重大意义。
藤原时代，11世纪，平等院凤凰堂佛像
凤凰堂壁画，画在木板墙（扉壁）上，木板先做地子（底层），然后在上面画工笔重彩，描绘阿弥陀佛及大小菩萨圣众前来迎接人间亡灵往生极乐净土，即圣众来迎图，属净土宗壁画，作于11世纪，画上人物，尤其是菩萨雍容华贵，娴静优雅，工笔重彩，精致华丽，完全是大唐周昉周家样画风，极乐净土青山绿水完全是大唐李家（李思训父子）山水，可谓周家人物，李家山水，非常抒情，很有诗意，当然也隐约可见精细小巧，宁静文雅，富于装饰性的日本情调，如前所述是在唐绘的基础上，开创了大和绘。此画当是藤原宫廷中的一流画师所画，是日本国宝。
凤凰堂壁画
凤凰堂壁画
凤凰堂壁画
类似净土宗佛画，高野山巡寺八蟠讲收藏的那幅《阿弥陀圣众来迎图》最精彩，作于12世纪（比上述凤凰堂壁画晚100年），绢本着色工笔重彩，也是日本国宝，画得很成熟，其中菩萨画得极美，也是雍容华贵，娴静优雅，描绘精致，赋色华丽，完全是大唐周家样画风，在周家样中，也属上乘。此画也有精致唯美的日本情调。
《阿弥陀圣众来迎图》局部
《阿弥陀圣众来迎图》局部
类似净土宗佛画，中国敦煌壁画中很多，初唐、盛唐就有，中晚唐、五代更多，说明中唐以后净土信仰广泛流行。日本称“来迎图”，中国称“往生图”（很多是说法图），都是净土信仰。9世纪日本高僧圆仁入唐求法，学天台、密宗，也将净土念佛法门传入日本，很受日本人欢迎。
如上所述，敦煌中晚唐、五代宋初壁画深受周昉周家样影响（参见拙作《中唐周昉周家样影响敦煌艺术》，中国文化基金会网站），同时也影响到日本藤原时期（10、11、12世纪），上述那幅高野山《来迎图》就是证明。比较中日两国净土佛画，敦煌壁画不论规模，还是气势，都比日本大得多，敦煌壁画上有天宫，下有水池，场面大，人物多，内容也比日本丰富得多，表现出一派大国气象，而日本画小巧玲珑，重视细节，精致唯美，富于装饰性。
藤原时还有很多普贤骑象图，大多作于12世纪，多为半侧面，也有正面像，可以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那幅为代表，绢本设色，工笔重彩，而且描金，显得富丽堂皇，菩萨雍容华贵，沉静优雅，精致华丽，是典型的大唐周家样画风。类似普贤骑象图，敦煌绢画中就有，而且还是与文殊骑狮图相对应，而日本多见普贤骑象，少见文殊骑狮，其中原因，作者不解。
普贤菩萨，12世纪，东京国立博物馆
普贤菩萨，12世纪，东京国立博物馆
普贤、文殊二菩萨，敦煌壁画中就更多了，尤其是中晚唐、五代宋初，而且规模气势大得多，侍从前拥后呼，俨然贵族出行，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下面控兽（象、狮）番奴叱咤风云，与上面菩萨慈悲文静，互相对比，互相衬托，相得益彰。如前所述中晚唐、五代宋初敦煌佛画深受周昉周家样影响，可见当时中日佛画都受周家样影响。
和歌山高野町金刚峰寺收藏的《涅槃图》，画于1086年（11世纪），绢本设色工笔重彩，也是日本国宝。也是描绘精致，色彩富丽，写实传神，富于装饰性，尤其是菩萨，画得极美，丰腴圆润，沉静默哀，显得华贵典雅，完全是大唐周家样画风。敦煌第158窟中唐壁画《涅槃经变》也是周家样画风，但画得激烈动荡，弟子悲痛欲绝，外道幸灾乐祸，不像此日本画那么文静。
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罗汉图》和奈良药师寺收藏的《慈恩大师像》都是日本国宝，均作于11世纪，为绢本设色工笔重彩，《罗汉图》有16幅，其中第12幅（那迦犀那罗汉）罗汉坐在石头上，正在给一只小鹿喂食，和蔼亲切，非常慈善，身后还有两棵花树，使画面很美，整个看上去，描绘精致，色彩艳丽，装饰性很强，艺术水平很高。
《慈恩大师（窥基）像》很像前述空海带回的李真画的密教五祖像（9世纪，中唐），也受周昉影响，但此画比五祖像更成熟，更精神。这些高僧画像不是中唐画家画的，就是日本画家临摹的，都属周家样。画史上说周昉也画过罗汉、高僧。这些都说明大唐周昉周家样影响日本藤原佛画。
镰仓、室町室代（13---15世纪）地方富农和贵族靠经营农业发家致富，势力逐渐强盛，形成了新兴的武士阶级，武士们不喜欢上述那种风花雪月，优雅温柔式的藤原贵族趣味，他们喜欢直截了当、真实可信、简洁有力的艺术。与此同时中国禅宗和水墨画传入日本，正中日本武士下怀。禅宗和水墨画兴起，直接导致了日本佛画走向衰落，周家样的影响也减弱了。
中唐周昉开创了周家样，描绘精致，色彩艳丽，丰满圆润，文静优雅，柔美温和，繁密厚重，高贵典雅，充满了女性美和贵族气，富于装饰性。周昉周家样影响广泛，西至敦煌、西域，东到朝鲜、日本，周昉堪称具有国际影响的艺术大师，像这样伟大的艺术大师，在中国画史上凤毛麟角，实在不多，能与他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盛唐吴道子了。伟大的周昉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画史，直到明清壁画、水陆画、工笔重彩画，甚至影响到20世纪家父祝大年的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