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广告首次出现在《申报》上的日期是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1896年7月30日），连续刊登了七天到六月廿六日（8月5日），具体内容如下：
懋赏劝工
启者：
本楼西法影相，不惜重资，加料加工，驰名远近。今春，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傅相过沪，闻本楼摄影精妙，令至行辕影照合家欢、对坐、独立、放大诸相，均能须眉毕现，丰采如生，极蒙称誉。
昨颁到赤金赏牌一面，系饬名匠所制，文曰：镜无蓄影，于奖赏之中寓劝工之意，本楼蒙此珍赏，自当精益求精，以答宪恩，并酬惠顾诸君子雅爱，兹将赏牌缩印登报，可见本楼影法精良，迥异别家，实非虚语也。
重订价目：
四寸 四张 一元
六寸 二张 一元
八寸 二张 二元
十二寸 二张 四元
古装服饰不加分文，放大面议。
乙〇〇〤三
四马路东首光绘楼谨白
广告上的这枚“赤金赏牌”正面中心为“赏”字，上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下为“光绘楼照相馆主”，背面是直读的“镜无蓄影”四个字，中心的花纹则不太清晰，难以辨认。
在俄国的李鸿章一行
带着“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头衔的李傅相自然是李鸿章。甲午战争之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中，俄国出力不少。得知沙皇尼古拉二世计划于1896年5月举办加冕典礼，作为够分量的重臣，李鸿章被委派出使。除了出使俄国，还打算一路访问欧美诸国。
与此次出行相关的钱币中，最著名的是李鸿章访问德国时德方制作的几种纪念章。
李鸿章侧面像访德纪念章（SBP拍卖官网图）
李鸿章侧面像访德纪念章（SBP拍卖官网图）
李鸿章与俾斯麦合影（北京华辰拍卖图）
其中一类是李鸿章侧面像的访德纪念章，另一面的俾斯麦头像有向左和向右两种。李鸿章的侧面形象出自当时他与俾斯麦的一张合影。
中堂驾游汉伯克镌刻敬献纪念章（北京诚轩拍卖图）
中堂驾游汉伯克镌刻敬献纪念章（上海泓盛拍卖图）
李鸿章与格兰特合影（美国国会图书馆）
另一类则是李鸿章访问汉堡时的纪念章，正面有李鸿章头像和汉字“中堂驾游汉伯克镌刻敬”及“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背面则有文字说明和汉堡城徽两个版本。这类纪念章上的李鸿章形象出自1879年他在天津与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合影，比起出访当时已然垂垂老矣的本人还要更精神一些。
光绪慈禧像纪念章（条顿堡拍卖图）
另外有一种两面分别为光绪像和慈禧像的纪念章，一说也属于同样性质。
除了德方制作的纪念章之外，还有中方订制的赏牌。
大清钦差大臣赏给功牌（SBP拍卖官网图）
在伯明翰造币厂有留存模具的这类赏牌正背两面都是“大清钦差大臣赏给功牌”的文字和双龙图案。一般认为是李鸿章出访时订制用于赏赐。
与《申报》上的赏牌不同，大清钦差大臣赏给功牌上并没有指明受赏者，而只是标明了颁奖者的身份——大清钦差大臣。清代的其他赏牌又是什么样呢？
两广总督部堂兼署广东巡抚部院瑞纯金赏牌（北京诚轩拍卖图）
担任两广总督时的瑞麟（John Thomson）
从铭文来看，瑞麟的这件金质赏牌应该是同治九年（1870年）到同治十年（1871年）他以两广总督署理广东巡抚时制造。
大清帝国钦差出使英国大臣银质赏牌（北京诚轩拍卖图）
李经方
1896年李鸿章出使时，“复以长公子伯行观察（李经方）曾任泰西参使，继充日本钦使，熟谙交涉事宜，遇事可资赞助，奏蒙恩准，一并随侍。”后续李经方还曾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大清帝国钦差出使英国大臣银质赏牌被认为是他任职时所造。
无论是瑞麟的赏牌还是李经方的赏牌，尽管具体形制有所差别，但是都只给出了颁奖者的身份而没有受赏者，换言之大概率是在还没有确定受奖者之前由颁奖者预先批量订制。可是光绘楼的“赤金赏牌”显然并非如此，在李鸿章出使前后也不见类似的例子，这不由得让我们产生了疑问，光绘楼为李鸿章拍照是否确有其事呢？
李翰章、李鸿章家庭合影（北京影易拍卖图）
就实物来说，确实有上海光绘楼为李鸿章与兄长李瀚章及两家子嗣拍摄的家族合影照存世。这张照片中坐者左右分别为李鸿章和李瀚章，站立者自左往右分别为李国燕、李经叙、李经迈、李经羲、李经方、李经畬、李经述、李国杰和李经澧。照片为原底晒印，装裱于光绘楼的原装卡纸之上，并有题签“李瀚章 李鸿章仝众大人及家人”及“上海光绘楼”“精巧各法影像”印章。这可能是当时作为光绘楼的宣传品而制作的。
李翰章、李鸿章兄弟合影（《中国照相馆史》）
除了家庭大合影之外，也有李翰章、李鸿章兄弟二人的合影存世。
1896年出使的路线是从上海出发前往欧洲方向，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换乘俄国轮船，再到黑海沿岸的敖德萨上岸前往莫斯科。
根据《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的记录，出使前李鸿章在上海的行程如下：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廿七日，傅相乘“海晏”轮船（从天津）南下。
三十夕，亥初，船抵吴淞口……如月朔辰初起椗，驶过陆家嘴角，水师艇炮声大作。少焉，泊法租界金利源码头……辰正，傅相命驾登岸……巳初，入天后宫侧行辕……
（二月）初二日，法总领事吕班君来谒。
初三日，英总领事韩能君来谒。
初三日，前台湾巡抚邵筱村中丞（友廉）拜会。其馀入谒诸华官，傅相逐一垂询，无不恰如其分，具见经纶怀抱，龙马精神。
初四日，上海招商、电报、织布三局，假前办招商局事、前广东候补道张叔和观察（鸿禄）之味莼园，公宴傅相。
初六日，傅相出辕答拜上海各国领事。领事均饬人挡驾，辞不敢当，盖待头等钦差之礼也。是晚，傅相赴法总领事吕班君之宴。
初七日，上海道黄幼农观察（祖洛）率地方官，再宴傅相于味莼园。
初十之夕，美总领事佑尼干君，宴之于礼查客馆，兼请金昆前两广总督李筱荃制府（瀚章）、伯行仲彭两公子暨各随员。美国水师提督同在座中，亦上客也。而中西各官暨西国命妇闺秀士商人等追陪簉座，尤为一时盛会。是日， 朝鲜贺使闵永焕到沪，亦将附船往俄。
十二日，俄总领事聂鼎君宴傅相于其馆。
十三日，上海绅士、前署陕西布政使王竹鸥方伯（承基），与傅相同乡龚景张太史（心铭）、刘丙卿观察（世玮）、黄静园太守（镇心），约会皖中官绅，三宴傅相于味莼园。
十四日，申正，相节出自行辕，至法邮船公司码头。各华官候送于道左。傅相降舆，登公司渡客小轮船……
十五日，未初，邮船高揭龙旗及头等钦差大臣旗，展轮驶出吴淞口。
从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三十（1896年3月13日）登岸到二月十四（3月27日）乘渡轮登上法国邮船，李鸿章在上海的“天后宫侧行辕”住了十五天。
二月初十（3月23日）美国总领事的宴会除了提到邀请李鸿章以及随行的两个儿子李经方、李经述之外，也提到了邀请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
北河南路铁马路桥（河南路桥）北望，左前方即为天后宫和出使行辕
移建松江方塔园的原天后宫大殿
晚清出使欧洲的官员，路线大体上都是到上海搭乘轮船前往。出使行辕系崇厚奏请兴建，以接待往来欧洲的官员，作为保佑出海平安的神明，也同时一并重建了上海天后宫。1884年出使行辕和天后宫建成，具体位置在今天的河南路桥北西侧。
按照光绘楼广告的说法，这些照片是他们前往出使行辕拍摄的。
时间地点人物都能对上，看来光绘楼为李鸿章一家拍摄照片是实有其事。不过，李鸿章3月底就已经离开了上海，光绘楼时隔4个多月才把这枚“赤金赏牌”拿出来宣传，相隔得也太久了一些。再加上赏牌的形制与惯例不大符合，相比李鸿章真的因为特别满意他们的照片而特意订做了赏牌的可能性，这枚“赤金赏牌”是店家自己制作用来宣传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毕竟李鸿章本人不在的情况下，别人是很难断言赏牌是否出自于他本人的。
出使行辕与光绘楼位置示意图
很会打广告的光绘楼是一家华人独资照相馆，店面位于福州路（四马路）11号，近四川路口，于1890年8月20日开张。按照开张后不久于10月2日在英文《文汇报》上刊登的推广文章中的说法，该店面向中西客户，特地准备了西人和华人用的两个休息室。
光绘楼拍摄的华人照片（oldasiaphotography.com）
光绘楼拍摄的西人照片（eBay）
比较常见的承托照片的光绘楼卡纸背面带有英文的公司名称“Shanghai Photographic Enlarging Company”和地址，以及与李鸿章家族合影照类似的“上海光绘楼”和“精巧各法影像”标识。
光绘楼拍摄的西人照片（上海阳明拍卖图）
从一件带有日期的照片来看，1894年时用的还是这种卡纸。
监理会牧师衡特立一家合影
监理会牧师衡特立一家的合影大致在1900年前后，可以看到卡纸上光绘楼的标志稍有不同，虽然英文部分与早期的版本大体一致，但是中间并非装饰纹样而是改成了“光绘楼”三个汉字。
朝鲜官员照片（德累斯顿民族学博物馆）
在德累斯顿民族学博物馆收藏的一张朝鲜官员照片上，卡纸上照相馆的名字被写为“Shanghai Photo Enlarging Co., Shanghai.”，可能也是出自于光绘楼。
七贤图
光绘楼最出名的照片，应该要属1896年9月25日为汪康年、孙宝瑄、宋恕、梁启超、胡庸、吴嘉瑞、谭嗣同七人拍摄的合影，常常比拟为竹林七贤而被称为“七贤图”。旧影志对这张照片有非常精彩的人物分析。
年鉴上的光绘楼信息
年鉴上的保裕商行信息
光绘楼从1894年开始出现在当时的商业年鉴上，直到1899年。此后从1902年开始，同一个地址变为了一家名为“保裕”（Jones & Co.）的商行。据说1898年光绘楼为耀华照相馆馆主施德之接手，1900年左右结束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