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知道谢枋得这个名字，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我刚从一所师范院校毕业，分配在一所乡村中学任教。因为那时还没成家，工作之余有的是时间，所以，我在古诗文的阅读方面花了不少的精力，并因此接触到了一本“增补重订版”的《千家诗》。而这个版本的编辑之人就是谢枋得。
四十多年过去了，最近我读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元纪》，再一次与谢枋得谋面了，但这次的感觉远没有第一次那么好——第一次看到谢枋得编辑的《千家诗》，很为编者的眼光、修养所折服；但这次他这一生的最后遭遇，他的所作所为，让人十分感叹：
至元二十六年（公元 1289年），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祐，抓住宋谢枋把他押送到北京。谢枋得宁死不屈，自从离开嘉兴之后就开始绝食，结果二十多天没死，于是又开始进食。数月后到了北京，他打听到谢太后临时安葬的地方与宋恭帝赵㬎所待的地方后，痛哭不已。不久，他的病情加重，被安置到悯忠寺。在悯忠寺的墙壁上他看到曹娥碑，哭诉道：“小女子尚能这样，我怎么就不能跟你一样呢？” 由宋降元的尚书留梦炎派人带来了药物和粮食拜访他，谢枋得大怒，把这些东西都扔在地上。在绝食五天后他去世了。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其实南宋已经被元人灭掉十年了。只不过，在谢枋得的心里，他依然是宋朝的臣子，不愿也无法接受新的王朝——元朝。所以，当年在他为南宋避免灭亡的命运，组织地方上的武装力量进行抵抗失败之后，他曾经隐姓埋名，混迹江湖，靠算命打卦之类混生活。而因为元朝皇帝忽必烈对他的大名早有所闻，所以，曾经多次派人前来做工作，希望他出山——也可以说是对他进行诱降，但每一次都被他拒绝。最后这一次，福建行省的长官魏天祐则是以半劝诱、半强制的方式把他送到了京城北京。
因为谢枋得生前这种种尽忠于南宋皇帝，以及被迫赴京之后坚决不与元人合作，绝食而亡的表现，谢枋得被后人誉之为“爱国诗人”——这样的称呼，虽然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被充分肯定或者说是死后备受殊荣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如果我们能够考虑到南宋末年的政治状况，新生的元朝对于前朝各类人才的高度重视，以及这个王朝在最初显示出的生机，那么，我们大概又是可以对谢枋得这样的选择是不是明智提出疑问的。
众所周知的是，南宋末年，以宋理宗为首的南宋封建统治集团，荒淫腐朽，醉生睡死，宦官董宋臣和权臣贾似道一手遮天、祸国殃民，让南宋的政治十分黑暗。在面对北方刚刚兴起的蒙古民族的威胁的时候，朝廷更多的情况下采取的是屈膝投降与苟且偷生的政策，主战派被严重打压。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介文人的谢枋得积极组织民兵，对南下的蒙古军队进行抵抗，显示出了让人十分钦敬的爱国情怀。谁知道这样的谢枋得，在忽必烈因为蒙古内部的争斗而撤兵之后，宰相贾似道竟然以他居乡不守法纪、起兵时冒领官府钱粮诽谤他，将他贬谪兴国（今湖北阳新县）。由此是不是足见宋抹朝廷的腐朽？
反过来，元朝在统一中国后，对汉族士大夫采取了拉拢和利用的策略，很多元朝的大臣被委重任，比如说留梦炎就是这样——作为前朝宰相的他，在元朝担任礼部尚书之职。当然，对于留梦炎这样的降臣，历史的评价不会多高，因为他的道路选择与我们的主流文化相悖。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南宋末年，像文天祥那样的为后代传颂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其实只是个别；而且即便是文天祥，在被俘之后，忽必烈最初的做法也不是杀他，而是想重用他。至于文天祥本人，原本想的也只是做他的道士去，而不是主动为国捐躯。是太多的人，包括一些太学生在内竭力怂恿他杀身成仁，一定意义上让他不得不死。
那么，投降蒙元的南宋大臣（将领）都有哪些呢？仅仅是在忽必烈灭宋时期，就有刘整、吕文焕、范文虎、王世强、高兴等等。反过来说，与文天祥和谢枋得这样选择“宁死不屈”的却是少数、是另类。而在这样的现象背后，有没有非常深刻的政治原因或者是历史原因？
当然，杀身成仁，在中国是有强大的文化基因作为基础的。谢枋得作为一介文人，应该受这样的文化的熏染很深。所以，哪怕他尽忠的皇帝是一个相当昏庸的皇帝，他尽忠的朝廷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朝廷，也很难挡住他“为国捐躯”的念头。与此同时，他显而易见的是忽视了所有行将灭亡的朝代都有某些客观原因——腐朽不堪。另一方面，我们纵观历史，朝代的更替不只是挡不住的客观规律，而且新兴的王朝鉴于前朝覆亡的教训，往往是可以让老百姓的日子至少在最初一段时间里，略微好过一些的。
在明明知道某个王朝腐败不堪必然被其它王朝取代的情况下，但仍然希望那个朝廷能够苟延残喘继续下去，是明智的吗？也可以说，拒绝与新生的、代表了进步和未来的政权合作，是正确的做法吗？我们还可以说，对于不论哪个朝代哪怕它十分腐朽十分反动，如果我们都竭力勉励人们“尽忠”与“报国”，是睿智还是糊涂？倡导这样的思想和做法的人，是不是存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说“私心杂念”？
因此，对于谢枋得之死，我默然无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