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对儒士总体而言是比较尊重和信任的，尤其是在他以非太子身份继位之前的那段时间，以及继位之后的中前期。
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元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九月，士人举凡是被忽必烈召来的，全都会提供食宿，而且从饮食到宴会用具再到出行所需的车辆礼服的标准之高，都让应召者大喜过望。即便是那些不能符合元世祖的心意的人，也会对他们有所赏赐而后打发他们离开。有在宣徽院（负责郊祀、朝会、宴飨供帐之仪的机构）任职的官员，想暗中败坏这事儿，故意把提供给这些士人的东西摆放在内廷，希望皇帝能够看到。结果忽必烈还真在路过之时看到了。
在宣徽院担任官职的那官员乘机上前告诉忽必烈说：“这是一位士人一天的供给。”忽必烈大怒，斥责道：“你想让我看到这些并减量供应吗？即便是拿十倍的东西来招待士人，还担心他们不来呢，何况说你想降低接待标准！如此这般，哪个人肯来？”
这段故事中那位在宣徽院任职的官员，其动机未必一定有多大的问题，仅仅乎他对忽必烈求贤若渴的心理了解得不够而已！因为对于士人来说，能够为明主所用，无疑是一大幸福。而从明主的角度来说，想要吸引更多的人才汇聚到自己的身边，需要拿出足够的诚意，而适当提高接待这些士人的标准，就是忽必烈表达自己的诚意的一种方式，并且也是他所能做的。可显而易见的是，那位宣徽院的官员只看到了招待士人的标准很高，却没有想到忽必烈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一旦具有真才实学的士人能够为朝廷所用，可能创造的价值。
这里所说的士人，指的是读书人；那个时代的读书人，主要读的是儒家的书，接受的是儒家的教育和思想，所以，我们大概是可以把他们称作儒士的。对于这些人的价值，忽必烈很早就有认识：他在“潜邸时期”，就曾大量任用了张耕、刘肃、杨惟中、高挺等儒士；而他十分看重的另一儒士廉希宪，虽然跟前者有一定的区别——非汉族儒士，而是畏兀儿（维吾尔）人，但他却是当之无愧的元初第一儒学名臣，儒学的功底非常了得，并给了忽必烈政治上极大的帮助，是忽必烈最为重要的智囊之一。
忽必烈在登基做了皇帝之后，对于儒士的重视一如既往，在他的身边，集中了以刘秉忠、 许衡为代表的一批汉族儒士精英，而大儒窦默、元好问等也都相继为其所用。我们完全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汉族儒士的建议与积极参与，忽必烈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方才让蒙古民族实现了从“马上”到“马下”的华丽转身。不仅如此，忽必烈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有相当影响的、少数民族出身的皇帝，毫无疑问的是，在如何看待和使用儒士的问题上，他有着非同寻常的眼光和魄力，是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当年他对宣徽院的那位官员“汝欲使朕见而损之乎？”的反问，可谓振聋发聩，很见思想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