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鸣
“轰隆”一声巨响，一股烟尘腾起，厨房间北墙上的铝合金窗子砰然飞出，在对面墙上击出几处凹陷，噼里啪啦碎在地上。凌晨，我被刺耳的手机铃声惊醒。那晚高原反应使我吐了一夜，头垂在床边，仿佛胆汁都吐出来了，咽喉干得像泛碱的河堤，苦得恶心。喝一口水润润嗓子，不料却如注入石油井的引水，立即引起新一波呕吐。这是云南与四川接壤处的泸沽湖畔。临近五点刚刚迷迷糊糊睡下。是妻子的电话，一贯坚强的她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说：“二姐……煤气爆炸……省立医院……”一瞬间，不知梦里梦外。当意识到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顿感惊天动地。我立即联系朋友，跌跌撞撞冲下楼，爬上一辆破旧汽车，在山岭间盘旋、跌宕，用上最快速度，越过二百多里山路到达三义机场，焦灼地等待，漫长的飞行，傍晚时分抵达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在候机大厅煎熬几个小时，才乘上前往济南的航班，凌晨三点多到达遥墙机场，出港后立即乘上等我已久的学生张栩的车，奔向医院。仅仅过了十八天，二姐离开了她所眷恋的亲人和世界。但对我们来说她仿佛从未离开，往日的画面一帧帧一幅幅侵袭过来。
二妹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五出生，从小懂事、听话，七岁时小小孩子，早上起来，就把全家的被子都叠好再下炕。八岁的时候，娘犯病，整天头晕，躺在炕上不敢动，时不时吐，爹要下地干活，弟弟妹妹更小，需要人看。我身体弱，手也拙，家里的事干不了，又酷爱上学，不想耽误学习。二妹懂事，上了半年学就下学在家，照顾娘和弟弟妹妹，又烧水，又做饭，又给娘熬草药。到了冬天，娘身体好了些，农活少了，二妹又上了半年学，直接上的二年级，后来娘的病加重，生产队和家里两头忙，爹顾不上，她又上不成学了。为了大家庭，成全亲人，她跟黄牛一样卖力苦干，在家里带弟弟妹妹，在生产队出工出力挣工分，冬天跟爹推着独轮车走二百里路去孤东海边割荆条，脚上磨起鸡眼，从此落下了病根，难受了几十年，有时候甚至疼得不敢走路。一个年轻姑娘家，手指头上全是老茧，摸上去粗拉拉的。一九七一年她十九岁时订婚，七三年冬天结婚，婚后继续在娘家种菜卖菜，队里家里，忙这忙那。七五年冬天怀孕，开始婆家娘家两边跑，七六年大女儿芳出生，七八年二女儿祯出生，八〇年儿子勇出生，半年后她婆婆去世。她带着三个孩子，担当起娘家婆家大大小小的事，操持孩子和两家弟弟妹妹的吃喝。难啊，那些时日！供应着女儿儿子一个个上了大学中专，终于盼到孩子们参加了工作，结了婚，生了孩儿，她又看外孙女、看孙子，生活刚刚有好转，谁想到……
我是站在二妹肩膀上的人！当年家里人口多，生产队农活重，不挣工分，就分不到粮，娘身子骨弱，光靠爹根本挣不出工分。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爹娘实在没办法，想让我退学帮着干农活，我不懂事，把自己关到里屋不吃饭，自己找个机会往学校跑，老娘拦不住我，就跟二妹说：“你姐姐不听话，你别上学了吧。”懂事的二妹从此就挑起家庭重担，任劳任怨地帮扶爹娘，看护弟妹们。二妹的付出能干是全村出名的。爹娘经常为着她太能干批评她：比如推土，她的车装得太满；挑水浇菜园子，把肩膀磨得红肿化脓；起早贪黑拾柴火扫树叶子，累得又黑又瘦，一声苦也不叫。我的二妹就是一个家中的铁人、生产队里的模范，每次生产队选先进，二妹都是得票最多的。
祯
妈以前给我讲过，她太想上学了。当时姥爷说大姨是老大，让她不上学回家干农活、带孩子，大姨不干，绝食三天，躲到里间屋里光哭也不出来，三天后二姥爷偷带着大姨去上学了。俺妈一看，大姨走了，姥爷姥姥很为难，她知道不上学的只能是她。自己偷着到村头哭了半天，擦干眼泪回到家，跟姥爷说，她不上学了，她长得比姐高大，干活比姐有力气，还是让姐姐上学吧！姥爷也没说啥，可能姥爷内心觉得俺妈更听话，更能干，更适合在家里帮他吧。看到别人上学，妈特别羡慕，姥姥家离学校近，妈抽空就悄悄去站在教室外听课，还不敢让姥爷知道，因为她知道姥爷若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也不会不让她上学。记得有一次姥爷酒喝多了掉眼泪，说欠俺妈的。还有一次，妈和姥姥说起来没上学的事，妈从来没抱怨过，只是话说到那里了，就顺口说了一句“如果有文化可以干很多事”。姥姥声音很大地说：“就是让你上学，也上不了大学，人家一个户里还推荐俩嘛！”我感觉妈很伤心，就算上不了大学，有文化也不一样，机遇境遇不一样，后来也不用受那么大的累。上学是她一辈子的向往，没捞着继续上学是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妈第一次下学以后，教她的杨老师专门去找姥爷，说：“您这个孩子太灵了，不让她上学太可惜了。”后来冬天活少，妈又直接上二年级学习，可惜这次也仅上了半年。不过看她识文解字的能力，哪像只上了一年学的。我小时候，记得我们村校缺老师，一个姓冯的校长，曾想让妈去当代课老师。
大 姐
二妹从小吃苦耐劳，供姐姐和弟妹们上学，她内心深处酷爱学习，更爱有文化的人。在家里整理家务，偶尔碰到张带字的纸或我们的课本就如饥似渴地看几眼。那时年轻人十八九岁就结婚，娘常惆怅地说：“怎么也没有给咱说媒的呀！”后来有人给二妹说本队的一个青年，小伙子很英俊，家里也宽裕，可是识字不多，这事传到二妹耳朵里，她不高兴了，说：“家里再富，大字认不了几个的人，让人瞧不起！”后来北楼的姚伯伯来给说媒，提的是高中低我一个年级的姓张的同学。爹娘一听他老家是沾化黄升乡张家的，那算是书香门第，出过不少人才，因此很感兴趣。我就想去看看那个同学的情况。记得是夏秋之交的一天下午，我借上生产队的自行车，骑了七八里路到了那个同学的村里，一到村头我就下车，推着车子边走边寻觅，太巧了，村中间有一个人正在挥锨清猪圈，定睛一看正是他呢，白白瘦瘦的脸上满是汗水。猪圈北边靠东是屋顶上长着草的土坯房，那应该是他家。我怕他认出我，慌忙掉过头骑上车往回去，不料突然一只大黑狗嗷嗷叫着追上来。我心惊胆战，自行车扭扭歪歪摔倒了，人也被甩出去。回到家，二妹见我浑身是土，手上有血，心疼得又给我抹紫药水，又帮我换衣服。我怕车子摔坏了，不敢还车，二妹果敢地把车子修了修，顺利送回生产队。“家穷咱不计较，只要人性好、有文化就中。”我知道，没能上更多学成了她心里的一个结。为了这，对一个弟弟、四个妹妹，她把活都揽下来，支持他们读书上进。全家七个孩子，除了她自己，四个上了大学、中专，两个高中毕业。下一辈十一个孩子全上了大学，其中八个在北京名牌大学读了博士、硕士，芳、祯、勇三个孩子都获得高级职称，成为单位骨干。想起来，全家有今天，不知有二妹多少心血在里面。我是姐姐，二妹却做了本应我做的事，替我吃了苦、受了累，还从不埋怨计较，就像我该是她照顾的人。当初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到了一九六六年我刚上初中二年级时，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了，停课闹革命。由于家庭出身不是贫下中农，我当不了红卫兵，便灰溜溜地回家参加生产劳动。可我身不高、力不足，锄地时，妹妹快速锄到头，再回身接我；挖沟，她奋力快挖，完成自己那段，接着帮我完成任务；收割庄稼，她割三垄，让我割一垄，事事处处帮着我。午间收工后，她又急急忙忙拾柴、割草、喂猪，照顾老娘和弟妹，为了这个家，她真的是拼了命干。队里每次评工分，她和男劳力一样被评十分工，我仅评六分。我在家那几年扯累了她。爹娘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常说：“老大吃不能吃、干不能干，小小的个头愁人啊。”一九六九年秋天，我在二妹的鼓动下，到沾化三中见了校长和几个对我看好的老师，经过他们积极争取，我才上了十三个月的高中，这为一九七三年参加高考创造了条件。那年义和公社推荐二十一个人参加考试，最终录取了三个大专，我有幸排第三。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们正在林场干活，全体人员都高呼着跳起来了。二妹比我还激动，抓住我的手说：“姐姐，你可熬出来了！”记得好像是一九七四年，二妹骑自行车赶一百多里路，从义和庄回老家流钟看望奶奶和姥爷姥姥，然后，她又骑车子奔波六十里路到北镇师专来看我，满头的汗水，衣服也溻了。她光怕我不舍得吃喝，从衣袋子里掏出一条手绢，翻了好几层，里面是皱巴巴的一摞毛票，她硬给我往兜里塞。我含着眼泪告诉她，我上学国家每月供三十斤粮，另外还有十三块钱的生活补助费，妹妹不相信，拉着我胳膊往衣兜里塞。我如愿以偿上了大学，我的二妹却没有……
听爹说过，六十年代末，生产队贫农代表宋兴卫大爷说：“荣枝这孩子最能干，又聪明伶俐，到生产队的菜园干吧！”二姐早出晚归、披星戴月拼在菜地里，种的菜获得了大丰收。园长张承居大爷常常悄悄给她装些瓜菜带回家。每逢去集上卖菜，宋大爷总是带着二姐去，说：“这孩子会吆喝，能算账，又麻利，和她赶集，我放心省心！”
开春，二姐从生产队干活回来，就挑水浇自留地的各种菜苗，晚上在煤油灯下给弟妹们做衣裤，每天都是爹娘催她几遍才睡觉，早上天蒙蒙亮，她就起床搂柴草，给猪弄菜食；夏天，她顶着烈日出工，间隙就拔青草，晾晒起来换生产队的工分；秋季她更忙累，秋风吹落叶，她早早唤醒我们姐妹们去搂树叶拾柴火，一包包往家背。生产队分的地瓜，要当晚切成片片，放到房顶上晾晒。我们几个没多少力气，还恐高，总是她用一根绳子把盛满地瓜片的麻袋斜挎在身上，爬上梯子，在房顶上一片片摊开。那时二叔在农信社工作，顾不上家里的事，二姐干完自家的，不顾劳累，再去二婶家帮着干，每天干到深夜。农家的活繁多忙累，二姐累得走路时腿都拖拉……爹娘心疼地劝说她，她也不听。村里的人都叫她铁姑娘。秋冬交替之际，生产队里活少了，她跟着爹去盐碱洼地割苇子、割荆条，和男社员一样挽起裤腿下到苇子地里，钻进荆条棵里挥镰收割，常常划破手脚，冻伤面颊……
二姐订婚后，怕爹娘太累，照顾不了弟弟妹妹们，几次推迟婚期，一九七一年春上订的婚，直到一九七三年腊月初八才结婚，结婚后也主要住在娘家这边，使出全身力气为爹娘解忧，起早贪黑干活，帮弟弟妹妹们挣学费。直到哥哥高中毕业当上民办教师，我和四妹上了初中，成了哥哥的学生，二姐才被爹娘硬劝着去了婆婆家。
二姐夫
她无论在生产队里干什么活，锄地、赶牲口耩地、割麦子、打农药、记工、经营队里的菜园子，男人干的粗活累活，她样样是好手。那时候我们睡的是土炕，生产队要求每年都拆一次用来做肥料，垒新炕要用土坯，脱坯那活又脏又累，都是男人干的，我当民办老师，时间被占用了。“你去备你的课，别误了人家孩子们！”她不让我动手，一个人干，用镐头刨，用铁锨挖，积起一大堆土，从村头河沟里挑来几担水，到麦穰垛背几大包麦穰，把土和麦穰混合搅拌和成结实的泥巴，再把泥巴分成大小合适的泥块，用手托着砸进坯模子，光着脚在里面踩严踩实，又用光板磨平。我们家的土房子每年都要抹一次墙皮，那是重体力活，也是技术活，都是她干。一九七六年春天，记得是一个周末，那时她已怀着芳六个多月了，在娘家帮着干活，我批改完学生作业骑车赶去。进了门，她正往小推车上装土，两眼通红，岳父蹲在屋门口，低着头抽烟。原来她在准备麦收前泥土坯屋顶的土。刚才岳父心疼她，怕影响腹中的孩子，不让她推，她犟说：“谁家夏天大雨前不泥泥屋？”岳父说：“俺就是不用你管！”她继续一车车推土，看劝说不服，岳父上前把一车土踢翻了……
记得妈说过，小时候白天在地里干活很累，回家还得做一大家人的饭，吃完饭，晚上在家里也是闲不住地忙。姥爷就想，买个缝纫机让她学做衣服可能轻松点吧！于是东家借、西家找，七拼八凑买了个缝纫机，大姨托她在外当兵的同学李新文买了一本裁剪书寄过来，妈很快学会了裁衣缝制。听三姨说，妈学习裁剪，问除法怎么做，三姨教她一遍竖式除法，妈接着就会了，说：“这么简单！”不管多么忙，乡邻们来做衣服，妈都笑着收下，赶紧量身高，量肩宽，量腰围，记下数字，急急忙忙剪裁、做好，送到人家家里。大家做衣服的时候，一般都是花两毛钱买一轴线来，缝完后，妈把剩余的布料都给人家带走，以备以后打补丁用，实在太小的边角料，妈也不浪费，用来拼凑成椅子垫或门帘，四周用黑布做边框，中间各种颜色的三角形，都说好看。小姨说，每逢下雨天，妈不出工就在家里给人家裁剪缝纫，把布料铺在炕上，炕上的床单是棕黄色的油布，小姨在炕上跳来跳去，妈怕把布料蹚了，给人家裁坏，总是哄着小姨。小姨还时常趁妈不在时偷偷去蹬几下缝纫机。妈在炕上边裁衣边给小姨讲故事，说：“一个拙老婆在炕上裁衣服，连同布料下的床单一块儿裁下来了……”
在妈带动下，三姨四姨成了周边几个村有名的裁缝，姥姥家成了远近闻名的缝纫铺。不仅给人家做衣服，还办了缝纫学校，每期五六十人，有的家远的，就吃住在姥姥家。
小时候，记得冬天晚上睡一觉醒了，二姐还在煤油灯下干活，有时是在缝纫机上帮人做衣服，有时是坐在炕上纳鞋底、缝鞋帮，给我们准备过年穿的新鞋子。爹在二姐结婚前，出了一棵树，请匠人做了一个陪嫁的长木头柜子，是枣红色的。柜子分成两个仓，一个仓里放着棉被和衣服，另一个仓里是新鞋子。有单的、有棉的，有大的、有小的，斜纹布的、条绒布的、方格子的，全家人人都有，那是二姐在冬天的晚上一针一线缝起来的。我们姊妹们脚上的鞋子没有露脚趾的，冬天没有冻脚的。周围的小伙伴很多光脚的，还有没鞋穿蒲草鞋、冬天生冻疮的。
二姐天天晚上在灯底下干活，有个灯桌放炕上，上面放着一盏煤油灯，在昏黄的灯光下纳鞋底。实在累了，二姐的脖子伸得很长，脸颊消瘦，眼睛向里陷着，稍稍闭闭眼，口里喊一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接着低下头，继续干。
回想起来，细节不太记得了，只留下一个印象，冬天早晨起来搂树叶，总是二姐起得最早，越是刮一夜风，起得越早，因为刮风后落叶多。在生产队里干活，中间有个休息时间，男人们坐坐抽袋烟，女的则家长里短聊天，二姐就趁这个时间去拔青草，收工时带回一捆草，晒干了攒起来，秋后交生产队喂牛，换回柴火。门前自留地里种小葱、菠菜之类的蔬菜，需要多浇水才能长得好，二姐都是早晚和中午挑水浇菜。下雨天不能下地干活，就裁剪缝纫，从来没见二姐有闲着的时候。
二姐不仅能干，而且心灵手巧。她前后只上了一年学，但识字很多，在生产队里当过几年记工员。家里的活，纺线织布一整套都会干。咱家买了缝纫机以后，裁剪缝纫做衣服，她很快就会了。我们穿的衣服是她做的，农活之余也给别人家做衣服，别家给咱家拨工分，一年多挣不少工分。有一段时间，二姐累得右胳膊疼得抬不起来，贴着膏药，在地里锄地时用一只胳膊干，也锄在许多人前头。
心里很难过，心中的二姐是和娘一样的存在。
有一年暴风雨，老家房顶的瓦被风吹掉好多片，雨刚停不久，二姐就从十几里外自己的家赶来了，她不放心娘家的房子，冒雨步行来的，帮着爹买瓦上房顶修好。后来，老家新房子盖好后，二姐跟爹娘说，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以前每到下雨天总是惦记娘家的房子、父母弟妹们的安危。
盖房子，那真是大事累事。俺家房子是几十年的旧房子，从我嫁过来，就成了二姐的心病。盖新房子时，俺家找的是建筑队，建筑队一会儿要这，一会儿要那，那时候又没有机动车，我得一趟趟拉着地板车到五里外的镇上去买。二姐心疼得不行，说：“你这么小个人，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一住不住，咋行？”这之后，但凡建筑队再要买物料，二姐抢先拉着地板车去置办，俺家盖个屋，二姐扒了一层皮啊。
五 妹
记忆里二姐对我们比娘操心多。清明节，家乡有吃鸡蛋的风俗，娘不舍得，都是二姐从她家煮了鸡蛋给我们送来。我上初中是在二姐那个乡的中学上的，就在二姐家吃住，早饭后带着中午的干粮去上学。那时候大人都吃饼子窝头，给芳、祯、勇他们吃卷子，我带着半个饼子去学校，有时候实在不愿吃，放学回来再偷偷放回干粮筐里……二姐发现后，第二天再上学时，就给我带上孩子们吃的白面卷子……在二姐心里有个信念，只要不怕苦不怕累，就没有干不好的事。二姐夫教书，二姐没黑没白在地里干。天黑了，大人们还不回家，我和三个孩子就自己做饭，其实就是放水放米，馏上干粮，把水烧开就行了，然后把院子里晾晒的棉花或者粮食堆起来盖上塑料布，盖好后我们就会躺在塑料布上等，等着等着就睡着了。二姐真像安装了马达的机器，永不停歇地干。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为了多一点收入，二姐开始种菜卖菜。俗话说，一亩园，十亩田，二姐付出太多了，让人心疼。每天傍晚择菜，自行车后座两边的大筐装得满满的，后座上还要放上四麻袋菜，推着自行车，晃晃悠悠，每走一步都很困难。第二天去赶集卖菜，要早晨四点就走，像新户和刘家圈两个集，离家将近二十里地，去晚了，占不到摊位，二姐骑着自行车，载着一二百斤重的菜，天又黑，路又难走，碰上顶风，只能佝偻着腰，使劲蹬。有一次下大雨，二姐带去的菜赶集没卖掉，又推回来，她浑身泥水，汗水、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流，脸晒得黝黑，眼窝深陷，那幅画面永远刻在我心里。
随着我们姊妹仨上学开销越来越大，妈又决定做生意，走街串巷卖调料，最初是骑脚踏三轮车，车上放着成桶的酱油醋，实在太沉了。大概一个月，觉得收入还行能继续干，又花钱买了烧柴油的三轮车，能走得稍微远一些，也省劲点，早上出门带着干粮，一出去一天，中午饿了就吃点凉馒头。后来买了一辆三轮摩托，妈就能去二三十公里外卖了。那辆摩托是老款的，动力很小，再加上载货多，车子中途经常停摆，车子坏了，妈只能一个人推着走好几里路去找维修店，那时候没有手机，无法找人帮忙，几百斤的车子，可想推着多么累。因为农村白天家里基本没有人，卖货主要是在早上、中午和晚上人们做饭吃饭的点。春夏一早出去，中午两点以后回家一趟，吃了饭装上货再出发；冬天天短，如果在附近卖，中午还能回来一趟；去远一点的地方卖，晚上回到家都得十点、十一点。每次妈回家晚了，我们姊妹三个都去村口等着，最害怕被大车剐蹭了。其间，出了两次车祸。一次是在小围子村西面，晚上回来晚，车灯不太亮，被一辆摩托车撞了，车撞坏了，好在人没受多大伤。第二次是在滨州屋子旁被一辆小轿车撞翻了，小轿车跑了，妈摔在地上昏迷了，路过的好心人帮着把人送到了医院，等妈醒过来，坚决不住院，她肯定是怕花钱啊。回家后，妈躺在炕上，嘴摔烂了，我二姐喂她吃香蕉，结果香蕉断了砸到嘴上，妈疼得掉了泪……妈开始卖调料的时候，周围村里基本没有串乡卖调料的，后来慢慢也有人学着串乡卖调料了，但是大伙儿都愿意买她的，妈车上的调料桶每天都擦得铮亮。人们外出或下地干活的时候，买东西的人少，她就跟树荫下的老头老太太们聊天拉呱，慢慢地，大家都跟她熟了。买她的调料时，妈每次都多给点，人们都愿意买她的。后来有个串乡卖调料的人，卖不动调料，很生气，就造谣说俺妈，俺妈去了村里，村里人都跟俺妈说，俺妈就乐呵呵地笑。其实，妈走街串巷，辛辛苦苦一天，挣不了多少钱，但是中间还被骗了好多次，收了好几张假钱。第一次是两个小青年，骑着摩托，买了几包小菜，给了一百元，回家一看是假币，以后又受过几次骗。妈觉得他们可能有难处，也没找他们。
大姐、五姐早在滨州工作，后来我和芳毕业后也来到滨州，爹娘年纪大了，我们就把他们接到滨州来住。芳芳结婚，生了孩子，二姐也来到了滨州，这才过上了有规律的生活。除了哥哥在烟台，三姐四姐在老家，我们姊妹四个聚到了一起。想起来，那真是我们的幸福日子。后来，大姐和姐夫去了北京看孙子，五姐和姐夫到了北京工作。我上班离单位路远，时间紧张。每天早上，我先到二姐家里，二姐已经做好了早饭，每次都给我面条碗里卧一个荷包蛋，而她自己碗里没有。吃完饭我步行到医院上班，车就放在她家院子里。中午下班回来，二姐已经把我们一家三口的午饭做好了，菜盛到小盆里，外面罩上塑料袋，放在车上。有时副驾上放一盖帘水饺，有时是一摞韭菜合子或发面饼，还有洗好的水果，我们到家直接吃就行。知道我们一家爱吃发面饼，她每隔几天就做一次，买一袋面粉很快就吃完。至今儿子还常常说起二姨做的发面饼是最美味的！我上中午班的时候，不去食堂吃饭，也不到外面小店买，二姐在家做好了肉丝面等我来吃，二姐做的肉丝面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 后来我多次试着做，但总是做不出那种味道。每个夜班，她都给我送饭，花样多而且量大，每次都吃撑了，我戏称她是在喂猪。二姐走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每踏进家里的厨房，看到酱油是二姐买的，醋是二姐给的，想起二姐做的饭菜，我都不能自已……
那几年，二姐经常做被子，院子打扫干净，铺上一块很大的塑料布，上面再铺上旧床单，每次都有邻居来问：“你整天有做不完的被子，这又是给谁做的啊？”从老家带来的棉絮用完了，她就让姐夫在农村的表哥给买，那里是产棉区，能买到好的棉絮。被子做好叠好装到大塑料袋子里，里面写上尺寸大小、薄厚、用了几斤棉花。二〇一三年我到北京，有了房子，二姐给我准备了好几床被褥。侄子结婚前，二姐早早做了三床新被子，放在我滨州原来五楼家里的床上，我回滨州时拉到北京来……小妹搬家的时候，二姐做了三床大褥子。我结婚时的被褥一直没拆洗，搬家的时候二姐都给拆洗了。听哥哥说，他从烟台到东营养殖基地工作时，正是夏天，二姐赶了一百多里路去看他，打开橱柜，看到里面要么是棉被，要么是毛巾被，隔了几天二姐就带去了一床夏凉被和被套，在城里工作多年的哥哥还是第一次知道有夏凉被这东西。这几十年，哪个亲人没用过二姐做的被褥，没穿过她做的衣服？哪个外甥侄子侄女没穿过她做的鞋子？二姐有个陪伴几十年的针线笸箩，里面有本书，书里夹着各式各样的鞋样，上边都写着名字，有我们五姐妹的，有姐夫和哥哥的，有小叔子小姑子的，有十几个孩子的，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每个人各个年龄段都有，看到这些，仿佛看到我们这些年的足迹……
大 姐
二〇〇八年八月，我们来京看孙女，二妹比我都用心，提前买上布，做小被子、小褥子、小枕头，尿布……一应俱全！来京后的头两年，孩子小，儿子儿媳工作单位远，真是艰难！关键时刻，老伴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我一个人抱着哇哇哭的孩子，又要照顾着躺在床上不能自理的人，实在转不开。又是二妹抛开幼小的外孙女来京救急，进门就马不停蹄整理零乱的房间，洗衣、买菜、做饭……像陀螺一样转。铁人般的身体，不长时间就累得椎间盘突出了，芳芳两口子雇上车，带上担架，奔驰三百多公里把二妹接回滨州诊治……弟弟在烟台做手术，二妹赶了七百多里路到医院，到了就在病床前守了一宿，一直不断地给他按摩，一晚上没睡觉。
四妹赶集出摊做衣服，二妹总是提前一天骑摩托车去帮忙，做饭、打扫卫生、锁边、规整衣服，离开前，把馒头蒸好，将菜做成半成品，便于第二天一早用。有一次在路上出了车祸，鼻子缝了三针，二妹笑着说：“没事没事，全脸上就是长了个好看的鼻子，给摔了！”
五妹两口子忙，照顾不上孩子，孩子基本上在二妹家长大。孩子喜欢吃肉，二妹和妹夫给他买最好吃的剔骨肉，照着菜谱做菜，鱼香肉丝、糖醋里脊、葱爆羊肉、土豆丁炖肉、油焖大虾，蒸花卷儿、包水饺、下馄饨、打水煎包……变着花样做。孩子到百里外上中学，二妹又撇家舍业去陪读，平时一个人在出租房，孤独啊，学会了写日记……
芳 姑
俺从十八没了娘，嫂子就跟个娘一样，一九八五年，我结婚之前，大嫂赶集卖菜，卖点钱就买点东西给我置办嫁妆，暖壶、茶壶、茶碗,被里、被面、褥子，一点点攒，赶集买了被面啥的来，晚上就在缝纫机上缝。大嫂有个北极星牌的挂钟，在当时是个时髦的大件，是大嫂在烟台工作的弟弟给买回来的，我很稀罕那个挂钟，但是咱当地买不着，大嫂看我喜欢，就把挂钟也给我当了嫁妆。大嫂去义和赶会时给我买了个大柜，还找村里木匠铺给我做了高低柜，大嫂给我做了五铺五盖，在当时嫁闺女就是最多的，当时有娘的孩子也没有大嫂给我的嫁妆好。结婚后第一年分家过日子，大嫂怕我不够吃，给我送来了一大口袋粮食，那时候口袋大，一口袋一百多斤，过年，给我炸鱼炸丸子炸藕盒，啥都给我，有啥给啥。我生孩子时，给我攒鸡蛋啊，攒了一盆子鸡蛋，一袋子小米……那时候卖菜，赶上行市好能卖三十来块钱，行市不好一大车子菜也就卖十来块钱，家里的钱就是这样一分一分攒着。我记得有次赶集卖得挺好，好像四十几块钱，她就花了四十块钱给俺爹买了个躺椅，夏天，俺爹把躺椅搬到院子里乘凉，村里老人都去看。俺爹的衣裳都是大嫂给他做、给他洗，被褥都是她给他拆洗，啥时候都是干干净净的。八月十八，俺爹生日，还不到日子，大嫂就开始忙活，咋着给他过生日，操那个心啊。有年冬天，俺三叔从老家来住了几天，大嫂给三叔买上吃的喝的，从里到外给他置办了一身，连鞋带袜子都买全了，沾化老家的人都知道洼里那个大媳妇真好。后来俺孩子飞飞上大学，大嫂一下子塞给好几千块钱。俺家房子破旧不堪，她也着急，我盖屋的时候大嫂在滨州刚买了房子，实在没有钱帮我，让俩侄女一人给我一万块钱添上。俺村里接媳妇、嫁闺女，这些体面事儿，都愿意请大嫂去盘算指令，一是因为她对这些风俗礼数懂得全，不会失礼，二是有闹事的，她能帮着调解说和。那时候农村比较穷，娶个媳妇很不容易，有的为了彩礼闹得很厉害。有一家娶媳妇，答应置的家具没买全，虽然不多，但是确实没有能力买了，担心结婚这天要出事，就请她去陪亲家。亲家母到后一看东西没置全，大闹起来，新娘也不下轿，最后经过大嫂苦口婆心劝解，总算把亲家母和新娘劝服，使婚礼圆满完成。还是这家另一个儿子订婚，女方要的彩礼办不到，媒人没办法了，又来找大嫂去说事，她不辞辛苦，跑了四五趟，总算把事情办妥了。村里不管谁家有事需要帮忙，不管自己家里多忙，大嫂都要去，脱坯盖房需要吃大锅饭，她早早就去帮人家做饭。有人去世，她都是最早到场的，帮着人家缝孝衣、缝鞋子，女的去世了，帮着给死者穿衣服。大嫂热心肠，光介绍对象就成了好几对，在家里卖酱油那几年，俺同村一个侄子三十岁了还没对象，大嫂到处打听哪里有合适的女孩子，后来发现一个合适的，赶紧介绍，又是见面，又是换柬，又是下礼，又是订婚、结婚，一趟趟地跑啊，到现在两人过得很和美。说起大嫂，没有不竖大拇指的，她不光拉着宋张两家的套，也挂记着其他人，什么时候也没轻松过。大嫂走了，寻思起来，经常梦见她，寻思起来，哎呀，比寻思娘都难受。
二姐夫
二〇〇五年春天，我们从村里搬到滨州的时候，头天晚上村里人都到家里来送行，有个同村的弟妹说：“嫂子你搬走了，以后有事没人商量了。”许多妇女都泪眼婆娑的。第二天一大早，全村男女老少都来了，还有学校的老师们，那么多人都来送行，有的抱着她哭了半天。车走了，我掉泪，她也掉泪。
五 妹
二姐就是现实版的超人，哪里有需要她就飞到哪里。她心里有大爱，一生都在付出，宁可难为自己，也要给人方便。她的品质，都是我们比不上的。娘在时也说我们都“赶不上”二姐。
二〇一四年春天，我从北京回滨州收拾家里的东西，住在二姐家。二姐看到我长出白头发来，用她的染发剂帮我染头发、洗头发，她对我们，真的是像娘对孩子一样……那是跟二姐最后的亲密接触。二姐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那首《最后一次》的旋律经常在我心里萦绕，“如果知道那是最后一次/你怎么会放开我的手” 。在上下班路上，一想到二姐，我就忍不住流泪，全然不顾地铁上周围人的目光。
祯
妈对大家好，大家也都对她好，她出事的时候，姨们、舅舅、姨父们都在济南陪着她照顾她。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都凑钱给她看病，有的直接去医院收费处缴费。有次我去缴费处查费用，那个收费的小伙子跟我说：“冒昧问一句，这个病人是领导吗，怎么这么多人来给她缴费？”
妈一共在医院里住了十八天，大家短短几天就凑了两百万。老家村里的听说了，尽管没多少钱，也一百、二百、几百地凑来，他们就是愿意尽尽心、出点力。大家都心疼俺妈。当时那种情形，治疗起来是个无底洞，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钱还人家，可是大家都愿意主动拿钱。妈走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那个小村十年了，十年中，村里有啥大事，生老病死，妈都要回去看看。她出事前两三个月，邻居立泽叔意外去世，妈和爸一块儿回去的，全村男女老少都见到了，没寻思她又摊上这么大个事，那回成了最后一次告别。
妈走了，二百多里地，远啊，村里每家每户都派出代表，包了几辆车，来滨州给她送行……
今年妈走了整整十年了，我总觉得妈还在这个世界上，她已经是小学生了，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也许在东营，也许在滨州，也许在北京，跟咱家哪个娃娃是同学呢！——今年七月初十，是二姐的忌日。谨以这篇十二个亲人的心迹实录，献于二姐小小的墓前。
李一鸣，1965年生，山东省博兴县人，文学博士，教授，作家、文学评论家，曾担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等职务。多次担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北京文学》《散文》《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等报刊发表散文、文学评论作品700余篇，数十篇作品被多种重要选本选载。出版《中国现代游记散文整体性研究》《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生活》《在路上》等九部著作。曾获山东省大学生文学创作评选一等奖散文第一名、冰心散文奖散文理论奖、《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等奖项。《当文学遇到酒》等多篇作品被译介到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