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王春林：生死无常与冷寂的农业风景——关于吕新中篇小说《木匠》

——关于吕新中篇小说《木匠》

在当下这样一个小说创作同质化倾向日益严重的时代，一直能够保持其先锋性写作品格的作家吕新，毫无疑问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异质性存在。虽然我们都知道故事和人物对于小说这一文体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吕新的小说却并不以这两者见长。依照我个人的偏见，真正能够突出吕新异质性的，一是语言及叙述腔调的个性化，以至于在很多时候，即使抹去了作者的名字，但只是从语言入手，我们也可以判断出某篇小说作品肯定非吕新莫属。即如中篇小说《木匠》，那种吕新式的语言及叙事腔调可谓比比皆是。比如用文中“高粱秆或葵花秆里面的那种虚浮浮的瓤子”来比喻一种缺少底气和力道的声音，大约只有吕新才想得出。再比如“山也没有声音，巨大无比地坐着，黑沉沉地坐着，两条腿应该是放在前面的，但是从来都看不到它的那两条腿，没有人见过它的腿，因为从来都是被一块广阔的毯子盖着，一大片广阔的山地就是那块广阔的毯子，上面既有凸起的部分，也有铺得十分平展的地方，当然还有无数的褶皱和起伏不定的纹路”。沉默无言的大山，不仅可以如同人一样黑沉沉地端坐着，而且居然也还有两条看不见的腿。如此一种语言情形所彰显出的，当然是吕新所独具的艺术想象力。再一个，则是某种生存氛围的成功营造。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通读过整部小说之后，或者说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身为读者的我们似乎总是会被某种莫名压抑的窒闷气氛所牢牢笼罩，你试图须臾摆脱都不得。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我甚至愿意把吕新的这部《木匠》干脆称为“氛围小说”。

关于故事发生的具体时代背景，虽然文本并没有做出明确的交代，但依据字里行间所隐约透露出的若干蛛丝马迹，我们还是不难做出相对精准的判断。比如在提及“元宝”这一名字的时候，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叙事话语：“过去那些地主家的孩子，有钱人家的孩子就常叫这种名字哩，既想一生富贵，永远富有，又要一辈子轻松，永远不受苦不受罪，不用拼命去挣钱，因为他们本身就叫元宝呢。”“但是这个叫元宝的孩子就能那样，啥也不做，旧社会的少爷一样。”以上叙事话语中的诸如“地主”和“旧社会”这样的语词，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出现在1949年之前的民国时代，而只能出现在1949年后的共和国时代。只有在进入社会主义“新社会”之后，才可以把此前的那个时代称为“旧社会”。问题在于，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时代，存在的时间也已经超过了七十年，更具体地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到底又是在哪个阶段呢？这就需要征引另外一些叙事话语了。比如“可是，多少年过去了，从那些疙里疙瘩的人群里，从那些蚂蚁一样悄无声息的人家里，从来连一个小队长也没有诞生过、产生过，最值得他们记住并经常说道的是李牛年的大儿子有一年当过两天小队的记工员，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再难挑出能说得出口、拿得出手的能叫人感到扬眉吐气的人和事”。再比如“有时会在里面碰上队长，队长正在里面视察，或者一抬头猛然撞到某一个人的身上。队长虽然不吃人，不咬人，碰上他起码没有生命危险，也不会把他们叼走，可是队长会骂他们，会赶他们出去。”以上两段叙事话语中的关键词是“队长”和“记工员”。只要是对共和国历史有所了解的朋友就知道，如同“队长”和“记工员”这样的称谓只能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集体化农业时代。大凡熟悉吕新小说创作的朋友，也都知道，他几乎所有小说中的故事全都发生在这样的一种特定时代背景下，而且具体的聚焦对象也都是清一色的乡村社会。唯其因为那是一个以集体化为突出标志的农业时代，所以我这篇的标题也才会出现“冷寂的农业风景”这样的字眼。

阅读《木匠》，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除了木匠王庆本和他的女人及儿子成善，潘寅生和他妻舅家的儿子元宝他们几位之外，另外的很多人物全都具有突出的跑龙套色彩，只是被提及一次，此后便销声匿迹不复现身。举凡是郭寿山、谭四儿、李存换、胡四维的爹胡永威、张天才、赵守财、郭荣飞、胡炳云、李忠、吴有富、李金旺等，情况大多如此。正因为他们在文本中出现的次数很少，所以，与其说他们是人物形象，莫如说他们和那个特定时代特有的乡村事物一起，共同构成了《木匠》故事的具体时代背景。倘若一定要落实到故事的层面，那么，吕新这部字数多达五万字的中篇小说，所集中讲述的不过是两个先后脚发生的死亡故事。第一个死亡故事，发生在木匠王庆本他们家。虽然事前已经有不少征兆出现（比如儿子成善不仅神色黯然地从学校回来，而且竟然“吃饭吃两口，一句话也不说，只是蒙头大睡”。再比如儿子自杀前一晚王庆本在幻觉中看到的墙头上突然出现的那个圆圆的脑袋），怎奈王庆本夫妇一向迟钝，根本就没有把这些征兆当作一回事。想不到的是，就在王庆本在幻觉中看到那个圆圆脑袋的第二天，等到身为父亲的他再次见到儿子的时候，儿子已经把自己悬挂在了那棵树上。儿子小小年纪便上吊自杀，王庆本自然要问个究竟。向儿子的同学吴宝祥再三询问所得到的结果，居然只是一个女同学随着全家的搬迁而转学到了其他地方。虽然这样一种说法肯定不合乎事理逻辑，但王庆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打探到的，却也只能是如此一种说法。唯一的儿子上吊自杀固然已经非常悲催，但更严重的后果却是，王庆本的妻子遭受强烈刺激后的精神失常。尽管备受各种煎熬的王庆本，在睡梦中也曾经一度产生过妻子甚至恢复正常的奢望，然而，等到妻子的一声凄厉的号叫把他从睡梦中惊醒后，他却不无沮丧地“看见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知道她并没有好了。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也并没有那些鸡和猪，还像以往那样寂静而凄凉”。

另外一个死亡故事，发生在成善上吊自杀后不久。这个时候，最初的丧子之痛已经有所缓解的木匠王庆本，应村民潘寅生之邀，去给他们家的新房子帮忙把剩下的门窗活儿给做了。正是在替潘寅生家做木工活的过程中，王庆本意外地遇到了那个和儿子成善长得一模一样的元宝。被父亲也即潘寅生的妻舅打小就百般宠爱的元宝，是家里的独子。一向被娇生惯养的元宝，其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到各处的亲戚家“走串、实习”，四处游手好闲。从神秘学的角度说，或许是因为元宝和成善他们俩过于相像，等到潘寅生在一根椽头上意外地发现了一根缠绕得很紧的“花绳子”，并试图让元宝踩着梯子去把那根“花绳子”解下来的时候，那根“花绳子”却不仅突然变身为一条皮条（皮条是当地方言中对蛇的称呼），而且竟然还咬了元宝的手。尽管潘寅生他们也曾积极救治，但元宝最终却还是因蛇毒不治而身亡。以上两个先后发生的死亡事件，再加上“人的死法有千万种，有的人坐着喝水还能噎死呢，马德仁出去尿了一泡尿，回来就死了”这样的叙事话语，吕新在《木匠》中所真切写出的，自然也就是一种生死无常的生存状况。

先后发生的两个死亡事件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通篇的行文过程中，吕新对农业时代乡村冷寂状态的各种描摹。比如“到处都是黑石头垒砌的院墙，猪圈、马棚、牛棚的外墙也都是黑石头的，长长短短的墙头让这个村子大白天都是一派黑沉沉的景象，显得又脏又旧，只是他们住惯了不觉得”，再比如“王庆本有气无力地‘唉’了一声，灰暗的神色不仅仅遍布在脸上，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是灰暗的，整个人就像塌了一样，歪歪的，毫无生气”，所有的这些描摹叠加在一起，传达给读者的，自然也就是农业风景的格外冷寂与灰暗。

【作者简介】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相关著述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