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陈应松：小镇在夜晚响起

陈应松

黄金口旧有“小沙市”之称。

那是说它的热闹、繁华颇似大码头。既是码头，既如城市，那就有青石板的台阶，幽幽曲曲的小巷。都没有了，那只是往昔几十年前的景象。

黄金口分老街、新街、老场。我家住老街，旧名益阳街，多为湖南益阳的生意人。曾有各种商行，连美孚、亚细亚等洋油公司也在此设有机构。在地方志书上，黄金口有武余林商铺、大福生豆腐坊、鲁复兴货栈、孙氏糖稀厂、陈氏刨烟铺、傅氏染衣坊、昌盛神香厂、赵世榜碾坊、洪大福匹头铺、余家二爹打钱铺、郑甲记斋馆、李贵记斋馆、周源安当铺、周守生烛厂，当然也有我母亲家的张家香铺。还有我记事时的邹银匠银铺、黄记皮匠铺、陈婆子家的中药铺、纪家的糕点铺、陶家的剃头铺、鲁记茶馆、郑记铁匠铺，等等。我记得那些深宅大院，如卫生所的三进老宅，肯定是某大户人家的宅院。我父母的缝纫社，也是封斗墙。搬运公司占用的大院有很好的木楼，二楼之大，全镇开大会都是在楼上，据说那就是美孚洋行的旧址。如今仅存的一些断壁残墙，依然巍立在陋巷深处。我们小时候，爱在那些大石狮上骑玩，感受古老石头的沁凉。邮电所门口的两面大石鼓、高高的石头台阶上有石门槛，都是我们喜欢的玩耍之处。

千帆林立的记忆有过，堤脚、堤上堆砌着高高的杉松圆木堆，摆列着军阵一样的榨菜坛子。

黄金口傍虎渡河，以水养镇。河上河下，堤内堤外，方圆不过二三里地，住户三百来家。

虎渡河是长江的支流，流入洞庭湖，沿岸小镇密集。志书记载，因当地有条小河名“黄金口水”，小镇故有此名。“自虎渡口支分江水至此，东入茶船口，合吴达河诸水为东河。”黄金口得两河之便，河上有桥相连曰三穴桥，为石拱桥，七孔，在明代是本县邑最壮观的桥。明公安教谕阮礼铭曰：“影横星月，卧偃苍龙。七门洞达，巨流莫冲，足知其雄伟矣。”两河三岸，店铺麇集，商业和手工业兴盛。小镇名人辈出，明朝宣德、正统年间的杨溥、柳氏花牌的创始人柳画匠，皆是此地名人。杨溥是宣德、正统年间的礼部尚书，实行宰相之职，明史盛赞此人“有雅操，质直廉静”。

黄金口最令人骄傲、名气最大的，怕就是柳画匠的花牌了。花牌俗名十七个，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20世纪70年代末，麻将没复辟时，公安县复辟的是花牌。花牌没有卖的，全是自做自玩，全县涌现出了许多制作花牌的能手，各种材质的都有。这是柳氏花牌自诞生以来的第二次大流行，甚至不可遏止，重又流行至湖北、湖南、四川、江西，还有江浙等地。

花牌重现江湖有专人制作时，依然是手工制作，以桐油上漆，从不起壳，断张。黄金口小镇有几家专门从事这工艺的。说柳画匠的花牌，不是如今的哪个柳师傅，而是指它的发明人，清嘉庆年间的一位黄金口柳姓画匠。

花牌我在四川看见过一种变种，也许是另一种花牌。那么，柳画匠的花牌就或许不是独创，而只是一种改良了，谁知道呢。柳画匠没有留下姓名，传说其祖上是湖南人，以纸扎技艺为生，因楚人信巫鬼，纸扎也就是扎祭祀用的灵屋、纸人、纸马或者风筝之类的。花牌有一百一十张，有上大人、可知礼、七十士、化三千等组合，三、五、七为经，经分素经和花经，故名“花牌”。素经算一个牌，当经算两个，花经算两个，当经为四个，三个为一坎，四个为大坎；每盘叫经。和牌为十七个，不到的算诈和。三十四个为大和，翻番，越多越翻。花牌的玩法和规矩，一百多年来无大的变化，也不以地域区分有什么改变，这跟麻将、骨牌、扑克的灵活玩法大相径庭，它确是一种古老的游戏。

花牌渗透着强烈的儒家思想，或者干脆就是宣传孔老夫子和他的学说。上大人，可知礼，七十士，化三千，七十二贤士，化作了三千弟子。三人的游戏，寓意“三人行，必有我师”。如果四人玩，有一人为“坐省”，即休息，轮流坐省。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也贯穿其中了。

柳画匠的花牌最奇的还是它的书法，即字形。这种书法我走遍全国，翻遍书法大典也未曾见过。字怪怪的，笔画粗粗的，说篆不篆，说草不草，说隶不隶，说行书不行书，说魏碑不魏碑，古拙中藏苍劲，稚嫩中见老辣。而且一些字还故意变了形，变得莫名其妙。刚开始认识不了，两三天全能认识。一大把牌拿在手，凭牌头的一点形状就能知道手中的牌，柳画匠该为此动了不少脑筋。为什么不把字弄得贩夫走卒、老农家婆们好认呢？这可是柳画匠的大智慧，太好认了就不吸引人了，正因为不好认，有神秘性，才让人产生兴趣，要探究出个所以然来，于是乎，边玩边认，一百一十张牌上的字，不知不觉就全认识了。字虽怪，如画符一般，却很好看，加之彩绘又讲究，这牌拿在手上，可真是民间工艺的精品，它是集纸扎、绘画、裱糊、书法、油漆技艺之大成者。

邹银匠住在水边。他不是在渡口这条街上，离渡口还很远，他的邻居一边是摆渡的叶癞子，另一边是一家姓仝的（这姓很少）。与他们斜对着的，便是公安轮驳队的一只趸船，专门停靠客轮的，这个趸船码头也很热闹。

邹银匠有银匠铺在老街，也就是“益阳街”。邹银匠是个面色苍白，一动不动的人。打制银器是个磨性子的活，锤子也好，秤也好，都小巧玲珑，简直不像男人用的器物。

他的银匠铺是跟修理自行车、板车和白铁加工铺在一起的。那是个大排门，有高高的石阶，里面却乱七八糟，堆着各种各样的钢圈、钢丝、花毂、白铁壶、桶以及钳工台子，里面敲打白铁的声音异常响亮刺耳，靠里的一个小屋里，邹银匠的工作台便挤在那儿。

他的工作台也很糟糕，那桌子很大，但矮，桌子坑坑洼洼，各种抽屉也破破烂烂，估计这桌子也有几十年了。桌上堆着小铁砧、锤子、销银时放银子的砖头和树蔸，那砖与蔸都烧得残缺不堪了。

他销银的火器是一个打气煤油灯，火烧燃后，用一个吹火的长管子吹那火熔销银子，当然也有金子。他吹火的技巧真是高超，一口气可以吹个十分钟，两个腮帮子就那么鼓着。看起来他没换气，其实他是边吹边换气，但外人根本看不出来。

这银器有镯子、钗子、项圈，镯子又分手镯和脚镯。往往是用旧的来重新加工，也有不少是用祖传的银圆或挖地挖出的银圆来打制的。

镯子有响铃，项圈也有响铃，这项圈与长命锁一起佩戴，主要是让男孩子佩戴。我们那儿，男孩子一岁时便戴上项圈与长命锁了。而镯子，不论手镯与脚镯，大都是属于女孩的。

不管男孩女孩，邹银匠的生意出奇地好。因此他总是一天到晚鼓着腮帮子吹火，一天到晚敲敲打打，磨磨锉锉。他锉下的银粉（或金粉）被接到一个抽屉里。如果他多锉几锉子，人家的银器就会少了分量。因此许多乡下人都是站在他桌前看他把东西制好，自始至终不离左右，以防他在银器中加入别的金属和瞎锉。但相信他的也大有人在，拿去的银子是多少，打制好的成品还是多少，用他的袖珍秤（戥子）一称，不会少的。没见到有人找他扯皮，说黑了人家的银两。那秤的刻度非常仔细，用肉眼要看半天才能分清秤星。

银子在当年并不值钱，我在河边曾扒出过一个脚镯子，找邹银匠去换钱，邹银匠给了我三毛钱。这三毛钱大约买得到三斤小鲫鱼。

邹银匠有个儿子，那儿子生下来是个豁嘴，据说是他老婆怀孕时，在门槛上劈了柴火。这豁嘴到七八岁时，去县城医院做了手术，给缝上了，缝上了还是看得到一条印迹。

邹银匠这手艺在小镇上虽然是独一无二，生意也不错，但凭他一个人养活一大家人，还是不太容易。他除了有个豁嘴儿子外，还有几个女儿，老婆也不工作，都张着嘴找他讨吃喝。因此，邹银匠就想办法吃一些别人不吃的东西，比如猫肉。

猫肉听说是酸的，跟老鼠肉一样。哪家猫死了，都是放在一些树丫上让其烂掉。为何放在树丫上而不是埋在土里，这道理我至今不清楚。可能某一次邹银匠从哪个树丫上取下了死猫剥来吃了，吃出味了。也许不是家猫，是些他逮的野猫，吃不完的，就腌了，晒干。他家的房梁上，一年四季都有腌制的猫肉，一条条倒吊在堂屋里，显得十分殷实。在缺乏肉食的年月，他和他家人的嘴上也是油津津的。

后来他还吃鼠肉，当然是大田鼠，剥了，腌了，挂在堂屋里，那鼠的个头也差不多赶上猫了。猫与鼠这一对世代冤家，全成了邹银匠的下酒菜。

邹银匠吃了那么多肉，面色还是很苍白，神情还是很沉静，像吃豆腐青菜长大的庙里的老僧，在敲打白铁的噪声中，他鼓着两腮，埋头销熔着他的银器，然后细细地锤、剪、錾、磨，全然不顾周围震耳欲聋的环境。

在我们小镇，余皮匠算是名人。余皮匠给人纳鞋帮、钉鞋掌，也补套鞋，给养马的缝马鞍，做辔头。他的摊子是一个梯形的小桌子，下大上小，有几个小抽屉，抽屉里装着的无非针线、鞋掌、皮子之类的东西，这没有什么稀奇的。在黄金口，就他一个皮匠，摆在街头，也是一种风光。

在大街上吹风喝尘太阳暴晒的他，看起来蔫不啦唧，生育能力却很强，他的女人一连给他生了十个女儿，这在黄金口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这十个女儿一律地如花似玉，一个个身材适中，肤白丰满，脸都是圆圆的，像她们的母亲。

余皮匠的女人简直是一架生育机器，这样的生育机器，操持家务，为十个女儿做饭洗衣，真要忙死了，不死也得脱层皮，但奇怪的是，余皮匠的女人自从肚子里掏出十个女儿之后，还是白白的、胖胖的，没一点皱纹，没有那种劳碌过度的衰黄之态，实在是奇迹。在她生大约第七个女儿的时候，她的大女儿也成了家，也开始生孩子了。

于是，母亲与女儿一起比赛了生孩子，母女一起坐月子。这样，在余皮匠的女人生下第十个女儿之后，余皮匠依然不死心，他渴望有个儿子，来为他传宗接代。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第十一个生了个儿子。

余皮匠生了儿子后，手更勤了，出摊真是风雨无阻，脸上也有一种幸福的笑意。不过，他没有歧视女孩的想法，他的女儿们能读书的都读书，衣裳也穿得不赖，没有将女孩丢弃或者送人的事情发生。皮匠手艺在大家看来是不挣钱的手艺，家里没任何人来补贴他，但他就是靠这门手艺，养活了这一屋的女孩，而以后，都给她们找了好的工作和婆家。他唯一的宝贝儿子也没有过分骄纵而学坏，长大后到县城当了工人。

养这些女儿受了些苦，以后就让人羡慕了。逢年过节的时候，他在虎渡河堤上的三间瓦屋里，会聚集一大帮子女婿，这些天南地北的女婿给了他享不尽的福：送烟的，送酒的，送点心的，送衣裳的，大包小包堆满了屋。在那物资匮乏的年月，他家的烟啊，酒啊，总是吃不完。从他的家里，大家意外地看到了生女儿的好处。不过这好处是“人海战术”的结果，以后怕是谁也没有他这样的福气了。

火楠片子糕，就是一种用火炕烘的面糕，非常酥脆香甜，就是现在说的麻烘糕。纪爹和他的憨儿子、媳妇，一家三口都从事此种糕点的制作。他的儿子是弱智，平常一声不吭，目中无人，每天凌晨两三点准时起来去磨坊磨面。磨面是戴眼罩的驴子拉磨，他便照看面粉，比如加麦子，扫磨盘，这些他能做。

磨好的面要筛，他们家用面粉量很大，所以筛不是用家常筛子，用的是箩柜。在箩柜里筛总是发出箩筛与柜子的碰撞声，声音沉重响亮，筛箩柜是纪爹的儿媳，每天大约四点钟就得筛，因此，我们家和周围数十米的邻居，四五点就被纪爹家的箩柜撞击声给弄醒了，那正是好睡的时候。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给他家提这事，似乎他家这么吵人瞌睡是应该的。为了生计，人们什么都能忍耐。也因此，我从小就是在半夜的箩柜声中长大的。当然，还有那些磨面的驴子的叫声，声音凄长、荒凉。

炕火楠片子糕是纪爹一手操作，一层一层的面糕切好，放进烘笼里，烘笼是砖砌的，里面火气逼人，因此纪爹总是满头大汗。

火楠片子糕要掌握火候，不能烤嫩，烤嫩了是白色，未熟的样子，让人不想吃；烤老了，就煳了，黑了。烤得最好的是两面焦黄，特香。

一般是人家到他家去买，因此他没有销售的铺面，再就是让媳妇提着，四处叫卖。

为了挣书本钱，我们家几个小孩都帮纪爹卖过糕，五分钱一块，我们提成一分。卖糕的盛具是搪瓷的提碗，三层的，有提手，当年去学校带中饭的一种餐具，密封性很好。我们一般是早晨带一提碗糕去，中午休息时到学校和学校周围街上去叫卖，晚上回去给纪爹结账，未卖完的还给纪爹。

纪爹有些文化，每天烘完了糕，就在门口的太阳下看书，他看的是线装书。他躺在躺椅上，他的躺椅是竹子的，竹子已经躺得发红了，一种老红色，估计那把躺椅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他喝茶不用杯子，用咪壶，就是紫砂壶，这东西在我们镇上少见。

有一天晚上，纪爹就那么悄悄睡了过去，既没有病，也没有痛苦。于是黄金口小镇上就再也见不到火楠片子糕了，甚至连这种糕名也再没听说过，纪爹是唯一做这种糕的人。

更　夫

我们叫企爷亲娘，就是干爹干娘。

我的企爷原是镇上的剃头匠，姓黄名文章。我父母是裁缝，他是剃头，同为匠人，容易亲近。认这企爷是因为我小时的一件事，我小时据说很调皮，有一次将一颗豌豆塞进鼻子里去了（有人回忆说是塞进耳朵里去了），怎么抠也抠不出来。于是家人把我抱到剃头的黄文章那里，他用镊耳屎的镊子将豌豆镊出来了，听说不镊出来，有性命之虞。为了感激他，便将他认了企爷。

黄文章两口有个女儿，是企爷前妻的，亲娘没给他生。女儿比我大，我叫她姐姐。

后来不知怎么企爷到了乡下，在集中大队剃头。每年暑假或是寒假以及节日我都要到企爷家中去，一般是父亲为我准备一包草纸包着的酥食，不是黄豆酥就是水晶糕之类。去之后，先让企爷给我剃头，剃得干干净净了就吃饭，过上一夜，企爷亲娘给我一两块钱，我再走回家。

去企爷亲娘家的路是河堤，沿着虎渡河堤往上游走就到了，企爷亲娘住在河堤下，门口就是虎渡河。在荒凉寂静的河堤上行走，往往半天碰不到一个人，看河水，看鸟看田野，看草和云彩，手上拿一块土坷垃，想砸水就砸水，想砸牛屎就砸牛屎，对我来说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我是一个不喜欢与人打交道的人，从小腼腆孤僻，喜欢独来独往。因此每次去企爷亲娘家，我都有一种鸟出笼马脱缰的感觉。有一年正月初二，从企爷亲娘家拜年了回来，河堤上冻了牛皮凌，走几步就要滑倒，一直摔跌回黄金口镇上，而河上清幽的水面上却漂满了野鸭。野鸭的叫声跟那时的景色混在一起，一直叫我记到如今。

企爷患有哮喘病，一到秋天就喘开了，亲娘总是细心照料他。亲娘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家里收拾得清清爽爽，且有三间土墙屋，比我家富多了。亲娘还能自己酿酒，她家里有一个酒甑，到她家去，总是白酒飘香。那时私酿酒是犯法的事，不知她为何敢酿。亲娘还是很能善解人意的女人，那一年我外祖母死了，我们家在黄金口没有什么亲戚，除了几个外祖母的朋友外，企爷亲娘就是最亲的亲戚了。是我去报的丧，亲娘来后，哭得昏天黑地，哭得山川为之动容。假如没有亲娘的那种哭声，外祖母的丧事办得就相当沉闷。其实我母亲不是这个外祖母所生，是抱养的，亲娘没亲生子女，哭我的外祖母，亲娘可能也是哭日后百年的自己吧。

后来我们全家下放了，为自己的生计和前途四处奔波，就再也没有心思和空闲去企爷亲娘家。企爷亲娘来镇上赶集（当时叫赶街）也不来我们家歇脚。那时我去闸口电排当民工，民工中，发现也有一个是黄文章的干儿子。那么我们就应当是兄弟了，其实我们没打任何交道，也不亲热。这个干儿子是湖南人（公安县到处是湖南人），学木匠，对企爷比我好，经常去企爷家。企爷亲娘也是觉得我疏远了他们，要再找个感情寄托——那时他们的女儿已经结婚生子了，听说与他们二老貌合神离。

有一次，我在镇上碰到了企爷，双方都有些生疏，企爷问我在搞什么，我说我已经招工，到县轮驳队，要他去县城时就去我那儿玩，他答应后却没有去。从这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企爷亲娘了。有一年回家过年，竟听说企爷来看了我母亲。我母亲说，亲娘死了，企爷也老得认不出来了，耳朵也聋了，在我母亲那儿吃了一顿饭，我母亲给了他一点钱，总算又联系上了。再后来，听我母亲说，企爷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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