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 张玲玲：盐湖

从西宁到阿尔金山脉的路，我们开了六天六夜。连天的暴雨引发了洪水，冲毁了盘山公路，遇到这样的地方，我们只能跳下车，蹚过去。

我们计划先去阿雅克库木，再去阿其克库勒，前后约一个月，最晚不迟于九月。降雪之后，山道封锁，很容易困在其中。阿雅克库木湖在阿勒泰境内，北靠祁漫塔格山，东接依协克帕提河，为新疆最大、最北的盐湖，这几年因气候变暖，融冰加剧，湖面一直在扩张，较之20世纪90年代，增长了一半有余。

起先还算顺利，在阿雅克库木湖的十天，我们即完成了全部采样工作，于是按照计划，继续南下。车子在山道上爬坡、下降，目之所及，皆荒凉一片。大地像破旧皴裂的剑麻黄毯，山顶笼罩云雾，积雪永远不消，宛如一顶顶三角小帽。有时能看见羚羊，它们在旷野幽谷中跟着车子竞跑，似乎想弄清车里坐着的究竟是什么。

快到山里时，道路骤然收紧，最窄处仅能容一只大型野兽通过，如牦牛、野驴、马熊。我们卡在了隘口，杨队下车查看，又跳上了车。“走河床吧，”他说，“这里走不了了。”

牵引车拖着钻井车走在前面，皮卡和吉普在后面跟随。河床早已干涸，优点是够大够宽，缺陷是太软，没开多久，牵引车的轮胎就陷入了泥里，寸步难移。我们套上绳索，又拖又拽，费尽力气，才将车子拉出泥潭，自己却溅满了泥浆。

四辆车，平均每部至少陷了两次，原本一天的路程，足足走了三天。此时已是7月8号，比预计的时间晚了好几天。我们担心接下来的工作进度都会受到影响，一到湖畔，即开始扎营、安井。我们选的位置在盐湖东面，喀拉乔卡山下，这里的沙地平缓干洁，东西为盐碱沼泽地，旁边还有淡水，是理想的扎营地。全部安顿好之后，我们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工作，四人钻井，我们四人——杨队、大元、小杜，我——则将皮艇充气，准备上湖采集卤水。

正值中午，炽阳高照，将河滩晒得发白，湖面波平如镜，将炫目的光线逐一返还。我们脱下厚厚的防风外套，扔在营地的工作车上，穿着救生衣和雨裤，踩着湖水，爬上了船。

坐在艇上，望得到西面群山，析出的盐柱散落在沼泽，精巧而莹白，那里是小独山及丁字口，阿尔金南部及昆仑山西部的多条径流经阿其克库勒河，源源不绝地汇入湖中。北部则是大小园山及大沟岔。已经夏季，山峦仍呈棕褐色，稍缀青翠。湖面散落着三座岛屿，最小的那座碱地岛尚未命名，另外两座分别是大舰岛与小舰岛。

皮艇忽然停在了湖中，看看时间，开出去还不到二十分钟，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发动机仍旧纹丝不动。四人之中只有杨队略懂机械，检查完毕，他说水泵叶轮没问题，喷水口也没堵塞，高压包、点火器、导线、火花塞也都正常，问题可能出现在内部。

我们稳住皮艇，起身呼叫，但机械隆隆不绝，盖过了我们的呼叫，同事们仍在按部就班地工作，并不知道湖上发生了什么。

抬头望去，刺眼的日光渐渐暗淡、柔和，像一团灰白的石头，隐没在铅灰色的云后，似乎有种变脸的征兆，大元提议：“用手划回去算了。”

我们同意。但手刚探进湖中，还没怎么划动，湖上就刮起了大风。大风自东而来，将皮艇向西吹去，又卷起湖水，灌进我们的衣领，把我们的身体浇得湿透。我们无计可施，只能紧紧抓住绳索，身体贴着船底，等待大风过去，但风势有增无减，皮艇在巨浪中上下翻覆，并不比一片枯叶更坚固，营地越来越远，最后彻底看不到了。

风刮到了天黑才停下，幸运的是皮艇没翻，最终搁浅在了湖岸，我们下了船，拿出指南针，想弄清自己的位置。

——东经8833，北纬3659，和营地的直线距离是三十里，它在东北，我们在西南，两地怀抱一只钝角河湾。

地图显示，沿着湖岸一直往南，可以走到营地，但这样的话，差不多得走五十公里。出来时还是中午，气温高达三十摄氏度，日落之后，温度骤降，仅靠这点衣服，根本走不了那么久的路。此外还得提防夜间野兽的袭击，如遇马熊、狼群，我们毫无还手之力。

同事们没见到我们回去，应该会出来找，只是偌大湖面，漫长岸线，找人无异于大海捞针，拿什么作为信号？

杨队想到了枯草。枯死的莎草和杂草，含盐量高，含水量低，一点就燃。我们沿着湖滩搜寻了一圈，凑齐了一小团，枯草点了起来，微弱如尘，没一会儿就灭了。

继续找寻枯草不现实，四人分开行动，一旦有人落单，后果不堪设想。当务之急是找地方休憩，天明后再做打算。我们沿着湖畔向南，走了五六百米，最后在贴近山脚的地方找到了一小块凹岩，底部能容纳五六人，上方山石平平伸出，好似屋檐。前面就是湖滩，如果有车经过，不大容易错过。想到皮艇还在岸边，说不定会被风吹跑，我们又跑了回去，将它拖到了岩下。

一个下午都没喝水，感觉渴得要命，舌头成了木塞，鼻腔干得冒火，但只有一壶淡水。壶在八只手中静静传递，每个人都克制着自己，每次只喝一到两口，抿一抿，就递出去。

还有一小包苏打饼干，大元随身带着的。每人分了一片。他只吃了半片，说怕口干，等杨队把水壶给他，他又只喝了一口。

月亮已经升到了半空，星星闪着呼吸般微弱的光，黑暗犹如实体，侵占了光线。风在石孔间穿梭，不时发出细细的哨声。有一阵没人说话。小杜问那声音是不是狼，杨队说应该不是。

“20世纪80年代，我导师在察尔汗采集碳酸盐石，就遇到了狼群。一共七只，凑近他，嗅了嗅，又走了。”

“真悬，”小杜说，“20世纪80年代……现在狼少了吧？”

“几年前少了，这几年又多了。去年冬天太冷，它们没吃的了，就攻击牧民的羊和牦牛。七八头狼能干倒一只八九百斤的牦牛，三只野狼就能把一头牦牛吃得一干二净。前几年我们去西昆仑北坡的采盐点，路上遇到了一个维吾尔族向导，给我们带进了村子，让我们住在他家厨房里，住了几天，后来一直都有联系。今年二月，他忽然问我，要不要买狼牙。我问他哪儿来的，他说自己打的。狼闹得太凶，咬死了上百头羊，还攻击老弱的牦牛。一头牦牛一万两千块钱，国家给上保险，如果病死的话，可以赔六千，被狼咬死只能赔两千。他和另一户牧民，拿了自制的土枪，打死了狼，撬了狼牙，想拿出来卖，补回一点损失。”

“我见过熊，”大元说，“上次去热觉茶卡，在湖边见到了两只棕熊，一大一小，看着像一对母子。大的见到我们，人一样站起来，紧盯着我们瞧。瞧了一会儿，又放下前掌走了。我们待在那儿，动也不敢动。后来猜，估计是带着孩子有所忌惮，不然那么大个，一车人都不够分的。”

大元和杨队都有过多次科考经验，我和小杜还是新手。我猜他们说这些，其实是让我们打起精神，别睡着，一旦睡了，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我有些疲惫，但睡不着。

水壶又拿出来转了一圈，转到我这儿，我忍不住掂了掂，发现剩下的已不足三分之一。离天亮还有六小时，危险的水位。杨队问我们感觉咋样，头疼不疼，胸口闷不闷。我除了冷，感觉还好，小杜心脏略有不适。

“大家多留意外头，说不定他们半夜会找过来。如果到天亮还没出现，咱们就往营地方向走走，沿途说不定能遇到。主要是水不够了，干等不是办法。路上还可能遇到淡水。有动物的地方，一般都有淡水。”

“明白。”

我觉得很冷，懊悔之前不该将衣服扔在车上。本地天气多变，不上湖时风平浪静，皮艇一旦碰水，即狂风大作，有时甚至会下起冰雹，皮艇被刮走也不算多不寻常的事。只是风不会持续那么久，也不会刮出去那么远。湖水不深的话，同事们多半会选择跳下皮艇，跑回营地。

我知道这种事情很难完全避免，但还是有些埋怨杨队。他们应该准备得更充分些。譬如好好检查一下发动机，不至于上湖之后傻了眼。现在就像灾难叠加灾难。

大元继续说着故事。

“有个真事儿，院长以前去盐湖，勘探晚了，走不回营地了。他和助手两人就挖湖边的胶质土，垒了一堵墙出来，两人蜷在墙后过了一夜。那是真他妈冷啊，风一吹，两个人缩成一团，后来他就有了个外号，叫‘团长’。他自己大概觉得这外号挺有意思。”

我知道这故事，但并未因此受到宽慰。他们那代人，按照他们的说法，幸运地赶上了一个需要资源的时代，一切都是为了建设服务，实用性成了他们远离风暴、获得庇护的手段；到了我们，很难说面对的威胁是变得多了还是变少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孱弱、平庸，外部的威胁还没到来，自己已被自己击溃。置身荒野也不会变得崇高或特别。也可能卓越本就罕见。我们读着历史择拣后的传奇，幻想自己离他们很近，实际上却相去甚远。我最羡慕的不是他们的智力或想法，而是强硬的意志与旺盛的体力。我怕饥渴，也怕失温，怕对他们来说哪怕是最简单的困境。我不想把生命当作职业的砝码。我希望一切都长，领悟慢慢产生，而非戛然而止。以这样的方式搁浅在此，我觉得十分愚蠢。

小杜问：“咱不会死在这儿吧？”

“不会。大伙儿再凑近些，冷的话，就搓搓自己的四肢，注意力度，别太猛了。”

“他们晚上会找来吗？”小杜说，“能找到吗？”

天亮了，同事们没有出现，而淡水早已消耗殆尽，我们决定不等了，往营地方向走去。皮艇不能留在这里。杨队扶着小杜，我和大元拖着皮艇，没走多久，便感觉眼冒金星，再也走不动了，杨队说算了，撂了吧，搁在山岩下面，回头再取。

初升的太阳橙红温软，过不一会儿，光线迸溅开来，散落大地，将一切都照得白乎乎、热烘烘的。日光带走了夜间的寒气，将盐粒留在身上，令皮肤发紧，衣服干粝。我头很晕，后脑勺像被谁重捶过，神经阵阵抽痛，眼眶压迫着镜框，像要把眼珠挤出来。我知道自己脸肿了，但不是最严重的那个，小杜比我严重得多。

我渴极了，恨不能跪下，抱着湖水狂饮。它们看上去澄澈又宁静，湖上一丝风也没有，以至于给你一种幻觉——其入口也必定是甘甜的、清冽的。但湖上零落的鸟羽是一次提醒：那些被美丽所诱、俯冲下来寻找食物的鸟儿，正是这样被湖水吞噬的，没有生还的余地。

不管怎么说，我们够幸运的了，没被风吹进湖里，也没被野兽袭击，甚至最危险的失温也侥幸逃过。如果能来一场雨就好了，可以聊解干渴，只是天空明亮耀眼，一丝黑云也无。

我在沙地上努力识别动物的痕迹，一点爪印也不放过，大元忽然停脚，问我们有没有听到叫声：“就在右前方。”

我们屏息聆听，循着声音的方向走去，没走多远，就看见了那群绿头鸭，总共有十来只，它们聚在一起，叽叽呱呱，像开着小型会议。再走近些，我们看清了它们围聚的地方正是小片水泊。于是快步上前，赶走鸭子，跪在砂石上，用手掬着，拼命喝了起来，一直喝到腹胀恶心才停下。

我们喝够了，水壶也灌满了，最初的恶心过去，饥饿终于回过神，开始持续啃噬胃部。不算之前的饼干，我们已二十四小时未进一餐，最后一顿是在营地吃的午餐，有卷心菜、茄子和豆干。大元说，回到营地后，他得吃一整盆儿土豆炖肉。我想吃点带汤水的，譬如面条。小杜说他想不出吃啥：“感觉又饿又恶心。”饿过头差不多就这滋味。

最难受的时候，我们抓起脚下的枯草，嚼一嚼，咽下去，好让胃里有点可以研磨的东西，不至于持续空搅。这里的路面看上去平缓，实际上很不好走。有些是盐和砂砾的混合，踩上去硬邦邦的，不留神就能戳穿鞋底，有的则是薄脆的地壳，一踩就塌，一塌就陷，不留神的话，很容易扭到。雨裤穿在身上，闷得人快要脱水，又不能脱下背着，衣服湿了又干透，汗在后背结起了霜。杨队不时拿出指南针核对位置，以防偏航。但走了很久，也没见到车或营地的影子。小杜体力不支，而且越来越糟，我们不时停下等他，行进速度一直在下降，看样子天黑之前不可能赶到。

“我走不动了，”小杜好不容易追上来后说，“你们先走吧，我慢慢跟上。你们和同事们遇到了，再回来接我好了。”

他鬓角挂着汗，一说话就滚了下来，原本瘦削的脸胖了一圈。

“我陪他吧，”我说，“我俩慢慢走，他一个人不行。”

大元坚持他陪，他觉得我太年轻，两人一起走丢了，咋办？

“不争了，都慢慢走，”杨队说，“万一还得熬上一夜，那就熬吧，他妈的死不了。”

“那这样，你们在前面探路，我扶小杜，不跟你们差太远，要是你们看到我们掉队了，就等一等。”

“这样也行。我们先走，走慢点，有什么问题，你们就喊一声。”他摘了水壶递给我，“你俩拿着。”

杨队他们朝前走了，我把胳膊递给小杜，他说不用，然后问我，知不知道还剩下多少路。

“刚才说三十里，那现在估计还有二十七八里，咱们没挪多少。”

他因为耽误我而道歉，我说这没什么。在所里的时候，我不觉得他会是我视为朋友的那类人，但现在我们却是共同体。我告诉他，不必着急，慢慢走就是，说不定待会儿大部队就赶到了。走得太快没什么意义。

“你体质真好，”他又说，“是之前运动得多吗？”

杨队在前面停了下来，我们以为他们在等，略略加快了速度，走到那边，发现那里有条河流，不宽，至多两公里，也不算深，刚及胸口。

“能走吗？”

“刚才就试了，”大元说，“蹚不过去。”

高原上的河流，水浅流急，体力好的时候都可能被冲走，别说现在。

没有其他路了。大元束好雨裤，又往水里走了几步，他碰到了一块圆石，趔趄了下，差点摔倒，只能退了回来。已经傍晚，太阳从容走到了山脉西面，漫不经心地收回自己的暖热，等它一落山，我们也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可能是什么。

我们站在河边，一筹莫展，就在这时，忽然传来了车子的声音。是士昌和玉喜。他们就出现在那儿，一种相当不可思议的形象。我们大喜过望，隔着河流，朝他们拼命挥手。

起先他们想开过来，但那辆吉普吃水深度也就七十厘米左右，因为担心熄火，开了几步就停下了。士昌套上救生衣和雨裤，将高筒橡胶靴上部扎紧，腰上捆上绳索，绳索一头拴于车尾，然后背着两个救生圈，慢慢地涉了过来。小杜高反严重，由大元护着先走。等到他俩回到岸上，士昌又蹚过来，将救生圈抛给我们。前后费去三小时，我们终于全都上了车。

上车后他们才说，我们在岛上挨了一夜，他们在营地也是一夜没睡，天亮即分了两路出发，一路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才遇到。上车后我们每人灌了两瓶水，吞了一张饼，感觉终于缓过来了些。我很想倒头就睡，但皮艇还留在岛上，没了设备，工作无法继续，只能等海川和薛明回来，再用他们的车子把皮艇运回。

运到后，海川就着灯，将皮艇检查了一遍，说总体情况还好，没有刮擦，也没漏气，发动机失灵的原因找到了，是变速箱的轴承坏了，铁絮在齿轮油里飘得到处都是。我们没有零件，只能去县城找专业的师傅修理。县城离我们差不多有三百公里。

“今天先睡，”海川说，“明天再说。”

小杜感冒了，吃了药，但至少得休息两天，杨队留在营地看守，最终是我和大元开着皮卡去若羌县城。我们轮流开，开了三天才到。我们先找了家修理铺，师傅检查完，说至少需要一个下午，晚上开回不可能了，我们就近找了家旅店。

就算没有风沙，这里的天空也呈黄灰色，像是泥块抹过一样。我们在一家回民餐厅吃晚餐，听见邻桌有人在聊天，说起洪水的事情，说是许多路段都被冲垮了，包括县城和湖岛间的路段。我们对视了一眼，意识到回程的路可能会变得很难。有过上次的教训，我们一离开餐厅，就去了隔壁超市，买了些罐头、水果、瓶装水，又买了些螺丝、钉子、胶布、胶鞋、雨披，然后回到修理铺，想催促师傅赶紧修完。但修理铺关门了，伸缩门上贴着手机号码。我们打去电话，求了半天，他才肯下来——原来他就睡在铺子楼上。修完皮艇，装回车上，我们松了口气，这才感觉安心了些。

我没睡好，一晚上都能听到雨打玻璃的声音，淅淅沥沥，下个没完，醒来时发现还不到六点。我起身上厕所，回来时发现大元也醒了，坐在床头发愣。我们洗漱，吃早餐，开始赶路。

注意安全的同时，我们尽量开快些。国道被冲得不像样，泥水里头什么都有：瓶子、袋子、木架、铁板。之前在县城，四处都能听到洪水泛滥的传说，据说有些山势低的人家，整个屋子都冲垮了，只剩下一个铁门。营地很难不受影响。我们担心同事的安危，渴了就喝矿泉水，饿了就吃罐头和干粮，紧赶慢赶，好不容易才赶到。

营地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人没事，但上游的洪水冲到了湖岸，冲倒了帐篷，将我们的生活物资和个人物品卷走了大半。被冲走的还有好不容易采来的岩芯样品。样品丢失，意味着这趟的工作全部清零。不仅是经费的高额，还有重复的身体及精神折磨。过去的二十天，谁也不想重来，至少短期内不想。

物品在湖中浮浮沉沉，两侧的沼泽已经成了汪洋。动物们全都迁徙到了山上，水鸟一只都见不到了，刚来时，它们藏在岸边，发出柔和的咕咕声。湖面漂着被冲走的速干衣和长裤，衣服被泡得鼓胀起来，像浸发了的尸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什么都不能做。隔了一会儿，杨队忍不了了，套着救生衣，跳进了水里，薛明也跟着跳了下去，接着是玉喜、士昌，四人联手，捞回了装着样品的箱子。

好在样品都在一个箱子里，找到了样品，日用品的损失多少有了些补偿。更迫切的问题是钻井车，车子半截陷在了泥里，平台能打钻取样，但是不能移动。仅凭人力，不可能将其拉出，只有仰仗牵引车的力量。

扎营之后，牵引车就开回去了。杨队打电话给所里，请求支援。但等了很久，迟迟不见车子到来。再打给所里，说牵引车已经派出了，应该在路上。于是我们继续等。但车子还是没来。隔了几天，牵引车的同事打电话来，说车子经315国道向西时，在花土沟遇到了泥石流，人跑了，车还在那儿。

过来救援的路上，他们刚开到河谷，就看见山头笼罩着厚厚的阴云，猜测上游正在下雨，于是停车观察，忽见一条黄色的泥流隆隆而来，他们暗叫不好，冲上车子，想驱车离开，但车子却陷入了泥里，一动不动。泥流越来越近，带下巨石，击溃栏杆，将道路砸得稀烂，他们只能弃车逃跑，好不容易才逃脱。某个瞬间，泥沙几乎贴着脚底而过。事后听说，就在他们弃车的地方，一辆越野车被埋在了泥里，车上四人全部罹难。

牵引车和钻井车全都埋在了泥里，我们还剩一辆吉普、一辆皮卡，我们乘着皮艇，捞回了一些被冲走的包装还算密实的物资。但能支持多久呢？接下来怎么办？

回去太不甘心，留下又缺乏支持，杨队组织开了个会，商议的最终结果是，四人留下——杨队、小杜、士昌、薛明，将能做的勘探继续做下去，我、海川、大元和玉喜四人，则开去最近的检查站，寻求支援。我们拿了三天左右的水和吃的，开走了吉普。一出外面，发现险情仍未消除。河水高涨，车辆行驶在盘山公路上，下面就是激流深谷，浊流冲刷山岩，水面被峭石撕开，露出狰狞的面目。我们尽量白天多赶路，天黑即停，赶了整整两个白天，才到达检查站。

站点是空的，只有一个白屋子，孤立在平原上，让人想起牧民弃用的地窝子。为了躲避洪水，人员早就撤走了。我们待了片刻，汽油还剩下最后一桶，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停在半路。

海川忽然想了起来，说这附近就是中石油的勘探基地，人员撤走了，但还有些物资在，有时过路的科考队伍会去那边找吃的，这样可以不必折去县城。我们去了基地，在粮仓内找到一些散落的罐头，早已过了期限，豆子、大米的袋子被老鼠咬开，散了一地。

我们拿了一些罐头，商定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打开。车子沿着国道一直向西，上游比下游积水还严重。车子在泥水里艰难跋涉，我们开得小心翼翼，就怕忽然熄火，但开到青格力克附近，车子还是进了水。海川跳下车，掀开车盖，关了打火器，拆去负极线。他担心点火器报废，想等水排净后，再做启动尝试。

这里离检查站还有二十多公里，要是车子没出事，可能四十多分钟就能开到了。但经历了过去的几天，哪怕发生更为倒霉的事情，我也不会多吃惊。没有选择，走就是了。海川和大元轮番开车，体力有些透支，我和玉喜自觉还能走路，于是拿了水和吃的，装进包里，又拿了电筒和电池，准备出发。正式上路前海川叫住我：“车子能动了，我们就开过来找你们。”

我点点头，紧住包带。路上几乎见不到什么车辆，但烂泥中嵌着车辙，偶尔能看见蹄印，泥水汪在车辙砌出的堡垒里。颠簸一路之后，徒步并不难挨，更像福祉。玉喜走得快且稳健，我问他怎么做到的，他说，除了走路、呼吸，什么也不想。他的方法很管用，有那么一会儿时间，我感到自己似乎找到了节奏，步履轻捷，呼吸平顺，不饿不渴，毫无疲惫之感，这让我想起更年轻的时刻——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疲劳是什么。

天黑之前，我们赶到了检查站。检查站只是两间铁皮屋，一大一小，煤炉堆在墙角。这个季节，夜间也得点着，到了八月下旬，炉子也起不了太大作用。我们给他们看了证件，解释了自己的处境，表示希望他们能提供援助。

站长还很年轻，个头不高，肩背滚圆，脸宽宽的，皮肤黑红，戴一副眼镜：“不好意思，这个还真帮不了。”

检查站没有车，唯一的车被开去巡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食物倒还有些：奶茶、馕饼、手抓羊肉。物流中断，物资送不到这里，他们拿的是之前的存货。

我们喝了奶茶，吃了肉和馕饼，真心实意地道了谢。鞋袜湿透了，汗水混着泥浆，泡得脚皮发烂。在站长的劝说下，我们脱了鞋袜，放在炭炉旁烤干。我这才发现脚肿了，脚背有瘀青，但不知道在哪里、何时撞的，走时全无察觉，不碰不疼，不像腰背，坐下来的时候，就挺不起来了。

站长给我们收拾了一张床铺出来，他以为我们会留下。我想不好。海川说过，如果车子能动，他会想办法追来，但现在已过八点，仍没任何追来的迹象，说明他们还困在洪流中。车上还有点水，但没吃的。他们撑不了太久。

我看看玉喜，他没说话，但我知道他和我想的一样。

“这么晚还走吗？”站长说，“住一夜吧。我们这儿虽然条件艰苦，但还算安全，万一路上遇到点儿啥呢？”

见劝阻不了，他不再挽留，而是帮我们把抓肉、馕饼装满了包袋，拍拍我们的肩膀，祝我们一路平安。

“上次那么大洪灾还是十多年前，一九九九年，我那会儿也就十来岁，”站长笑道，“你们也算赶上了。”

我有些头晕，分不清是疲劳还是高反，只能睁大眼睛，以看清眼前的路。晦暗天幕下，电筒最大的用处可能不是照明，而是给过路车辆以提醒，提醒他们还有人在这条路上。但没有任何车辆途经。我还能看到我们来时的足印，似在说明，没有同行者，只有自己。

不管怎样，回去的路还是比来时好熬，至少走过，有所预计，不会觉得道路无穷无尽，走一步，就膨胀些。

又下雨了，雨量不大，还能接受。我们从包内拿出雨披，套在身上。雨将视线打得一片模糊，我不断抬手擦拭，这个动作打断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秩序，我渐渐感到，体力正逼于极限，背包比石头更沉。那天在山洞，我还尚有兴致看看空中的星星，听听大元、杨队的故事，但现在一抬头，水就灌进了嘴里。

真该休息一夜。说不定他们也认为我们会留在站点，睡上一夜。可一旦这样想，路就会变得更长，包会变得更沉，疲乏就变得难以容忍，终点越发遥不可及。

我的脚扭了。没踩到坑洞，平地上扭的。很轻的咔嗒声，紧接而来的就是剧痛。我平衡住自己，照着之前的速度，继续行进，但疼痛开始加剧。我将重心挪到了右边，尽量用右脚发力，但没走多久，髋骨和尾椎就有些受不了了，左脚的疼痛却丝毫未曾缓解。

玉喜看出来了，问我怎样，这么长时间以来，他还是第一次主动开口说话。我告诉他没事。

“还能走吗？”

“没事。”

“不能的话咱歇会儿。”

“没事。”

“别逞强。”

“真没事。”

我不是逞强，而是觉得，停下对于脚伤于事无补，反而让它更显煎熬。疼痛只是一种神经的主观感受，我对自己说，既然是主观的，那么它就可以被钝化，被扼制，被降伏。这点自我催眠起到了些许作用，至少疼痛不像之前那么不可忍耐。我也不去想行程是否在缩短，余下的路还有多少。我什么都不想，只是走啊走。雨停了，启明星已经升了起来，像一枚金质的勋章，镶嵌在深蓝天宇上，变得越发熠熠生辉。大地和天空的交接处，沉郁的绀色渐渐褪去，瑰丽的金红矿液从云缝里溢出，红色最终占据了全部的优势，铺天盖地，声势夺人，将山脉装点得犹如新郎。没过多久，天空结束了它盛大的光影表演，再次变得灰白、宁静，就像几个世纪、几万万个世纪以来一样。这种变化丝毫没有减损黎明的美，反而更衬出其珍贵，那短暂的、恢宏的光线驱逐了缓缓逼近的疲倦，驱逐了深夜梦游般的不快。它们也给我一种感觉：夜晚和白天是从我的脚下横移过去的。

我看见了皮卡，较之原来的位置，也就多挪了一公里，车子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轮胎印。我们走上前，敲敲车窗，他们醒了，打开车门，让我们上去。我撑住右腿，玉喜托住我胳膊，向上稍稍抬起，把我扶进了后座。

车子修好了，能够点火，他想追过来，却陷在了泥里。海川叫我们先睡，睡醒后再说。

我在后座检查伤势，受伤的位置在脚踝和跟腱之间，已经鼓了起来，略有红肿，摸上去发烫。小时候踢球受伤的位置就在这里，出过问题的地方总会再出问题。我判断了下，感觉骨头没事，休息两天应该能好。我躺下来，将外套蒙在脸上，抱起胳膊，蜷在位置上睡着了。

我不知道睡了多久，一小时，两小时，都可能，醒来感觉全身发冷，左侧脖颈酸胀，外套落在了地上。玉喜坐在前面，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睡着。以这样的姿势睡去，实在难言舒适，等到彻底清醒之后，我感觉还是好了不少。想起昨夜的长路，我不免有种惊奇，那股力量仿佛是我自己发掘出来的一样，在这之前它们不过是在沉睡而已。午后光线渐渐敛去，道路开始发灰，但雨停了，洪水也在后撤，可以很明显地感到，那股狂暴、凶狠的力量已经衰萎，不会再来了，昨晚是最后一次。等到洪水彻底退去，我们就下了车，拿着铁锹、钢钎，尝试着挖出车辆。

一辆高原东风在我们旁边停了下来，问需不需要帮忙，再一看，后面还跟着十来辆，有大巴也有卡车，卡车用军用防水布捆得结结实实，交流后我们才知道，他们是去往阿尔金的淘金车队。领队的撒拉人面相凶恶，口气却还和善，他分给我们几根烟，吩咐后面的车子把我们拉出泥潭。

车队走远了，我们才咂摸出滋味，却不知道怎么判断，于是笑了笑，谁也不去主动谈论。玉喜没有抽烟的习惯，他把烟调了个个儿，夹在了耳后。后来的那段路，我一直盯着他耳后的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可能什么也没想，说实话，这感觉并不糟糕。

开到花土沟的时候，我们拉下车窗，减缓车速，却始终没见到车辆。这是个荒凉的小镇，建筑虽然是新的，但看上去就像废弃了一般，泥白色的墙面被夕阳染得血红。我们开了一圈，找到电话，打回营地和所里，问发生了什么，他们告诉我们，牵引车以及新的救援车辆都在县城。我们加完油就往县城开，到了那边，两方人马才终于会合上。此时距离出来已经过去了十天，营地的物资根本撑不到那么久。我们没有休息一秒，就跟着救援车队踏上了回程之路。我不知道营地什么情况，但我知道他们在等着我们。开进山谷的时候，天空忽然飘起了小雪，还是八月初，雪不该来得这么早，雪落在河谷、道路，宛如小小的盐粒，这些来自天空的白盐，将干了的泥块又融化成泥浆，似乎正竭力地将它们拽回自己的来处。

张玲玲，女，1986年生于江苏，小说见于《收获》《十月》《作家》《花城》《钟山》《上海文学》《小说界》《芙蓉》《山花》《青年文学》《西部》《长江文艺》等，并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思南文学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选载。出版小说集《嫉妒》《夜樱与四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