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语作家小说专辑 | 黑孩：千层岩
文摘
文化
2024-10-14 19:00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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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选自《芙蓉》2024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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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有一个女人接电话，问我是事故还是犯罪事件。在耐心地听完我的讲述后，她说我不该打110报警，而是应该打警察局的生活安全部反映情况。我“哦”了一声，于是她亲切地问我手头是否有纸和笔。我让她稍微等一下，走到写字台那里，请她说下去。我站着把她说的电话号码记录下来并谢了她。这次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清脆的男人，问我是什么样的事情。我叫了一声“警察先生”，用听起来很气愤的声音说，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借过一分钱，但是有一家公司，竟然三天两头地给我来信，催促我还债，而且债的数额很大，超过了一百万，利率也很高，有百分之四十二，我很受伤害，已经无法忍受这种无端的莫名其妙的骚扰了。警察沉默了一会儿，让我把那些来信的公司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告诉他。为了不弄错，他将记录下来的公司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重复了一遍，然后问我有没有错，我说没有错。他又问我用来跟他说话的这个电话是不是我家里的电话，我说没有错。最后他问了我的姓名，嘱咐我在挂了电话后暂时不要离开电话机。我还是第一次知道警察局有生活安全部这个部门。不知道为什么，“安全”这两个字令我放心，觉得事情有可能马上就会得到解决，所以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我甚至感到一丝欢喜。但是警察空洞地咳嗽了一声，对我说：“水野桑，我们调查了这家公司，是一家非常守规矩的公司，绝对不会乱来。我们也给这家公司打了电话，回答是所有的手续都非常健全。”我赶紧向他解释，说我绝对没有借过钱。我还请他相信我说的话绝对是真的。但是他打断我的话：“水野桑不需要向我们解释，如果事情是您说的样子，您可以亲自打电话给这家公司，直接询问，也可以直接去这家公司查询。”我结巴地问他：“将事情搞明白不是警察的工作吗？”也许他知道我并没有责备他的意思，客气而平静地回答说：“水野桑，如果那家公司有乱来的前科，如果那家公司的手里没有您的身份证明，我想我们会插手搞明白的。”因为我不明白，不禁用疑问的口气喊了一句：“我的身份证明？”他回答说：“是的水野桑，是真真实实的身份证明，就是您的居民票。”一股凉气袭遍全身，我问他是否看到了我的居民票。他立即回答说：“确认过了。”令我惊讶的正是居民票。在日本，一般的情况下，需要证明身份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使用居民票。居民票是一张三个月有效的纸，而且要花钱才能从役所或者便利店搞到手，而且为了搞到手还需要能够证明身份的驾照或者个人番号卡，尤其少不了个人设定的暗码。一般情形下，证明身份需要居民票的情形并不多见，举例来说的话，比如申请护照，比如租房买房，比如就职手续，比如驾照更新等。说到这里，我想起半年前为了申请护照曾经在便利店取过一张居民票，因发护照的机构只留下了复印件，正本被我随手放在了写字桌的抽屉里，后来再也没有想起过它。我立刻打开写字桌的抽屉，里面没有居民票。为了证明记忆没错，我翻遍了写字桌所有的抽屉，还是没有居民票。那个我录制的光盘的事，就在这个时候又被想起来了。长期以来我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到海外讲座或者旅游的时候，会录制一张光盘作为纪念。不久前我在整理光盘的时候，发现去泰国后录制的光盘在，去新加坡后录制的光盘在，去中国香港后录制的光盘也在，但是去美国和中国台湾后录制的光盘不见了。发现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但也没到格外在乎的程度。这时候，光盘的事跟居民票的事联系在一起，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家里曾经来过小偷，或许小偷还不止一次地来过。小偷不仅偷走了光盘，还偷走了居民票并用我的名义去借了高利贷。除了比较信任的人，我从来不请什么人到家里来，而我信任的人并不多，所以来过我家里的人掰着手指就数过来了。也就三个人。很明显，我的交友圈里存在着一种未知的人际关系。这个想法使我觉得惊恐和眩晕。我翻来覆去地琢磨了大半天，并成千上万次地想象这个小偷到底是谁。但来过我家的三个人中，没有一个人像能干出这种事的人。反过来也可以说，既然没有一个人像能干出这种事的人，那么三个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干出这种事。这么想的时候，我逐渐意识到那三个人的面孔慢慢地重叠在一起，变成了一张面孔。我试图让自己打破这张面孔，但是十分困难，比想象的要困难一百倍。真可以说是荒谬，友人是什么？信任和情谊是什么？除了对什么人冒犯了我的隐私和权益感到恼火，我的心也开始忐忑起来了。既然偷居民票是为了借钱，那么偷光盘的动机又是什么呢？有一件事可以说我已经忘记了，现在却自然地想起来了。几个月前我回国看望妈妈，就住在妈妈家。一天下午，妈妈拿出一张照片让我看。照片跟我摆在日本家里的书柜中的照片一模一样，不用想都知道是什么人在我家翻拍后又传给了妈妈。照片是我跟刚刚分手的恋人一起拍的，背景是位于千叶县的迪士尼乐园。妈妈问我照片里的人是谁？跟我是什么关系？看到我惊讶的样子，妈妈安慰我说：“你不要以为我盯你盯得太紧，我只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在海外生活。”我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妈妈又问我：“为什么你连开会也要跟照片里的人一起去呢？”我回答说：“照片里的人跟我是同行，所以有时候会在一些会议上撞上，那天也不过是巧合。我们曾经很要好，但现在仅仅是好朋友。”妈妈想了想，对我说：“我相信你说的话，不过你能说说你在日本的生活吗？”我不太明白妈妈的意思，回答说：“也就上上班，跟同事吃个饭。至于在家里的时候，一般就是玩玩游戏，看看电视吧。”有一句话我没好意思说出口：“其实根本用不着问我的，妈妈对我的处境不是一清二楚的吗？”我说话的时候，妈妈一直在那里点头，这时候她对我说：“我是因为关心你，才跟你聊一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在海外生活了这么久，你还爱妈妈吗？”我说：“当然爱，跟天下所有的孩子一样爱。”妈妈说：“你心里有我就好。”说真的，我有点儿跟不上事情发展的速度，首先还是那个问题，即使我理解妈妈为什么问我这么多无聊的问题，但是妈妈是怎么把我书柜上的照片搞到手的呢？我很想知道向妈妈打小报告的那个人是谁，却没有勇气问妈妈，因为会让妈妈为难并尴尬的啊。不过管他呢，最重要的是妈妈在担心我。也许在妈妈的心里，我永远都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吧。回过神后我开始伤心。以为友人是离自己最亲近的人，但此刻我的感觉却是友人离我非常远，远到我不想伸手去够了。还有，“友人”这个词，听起来好听，用起来也方便，不然怎么会有人如此容易地偷走了我的居民票和光盘，如此容易地翻拍了我的照片呢？我想起了一句话：人心是千层岩。我把来过我家的三个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他们是张三、李四和王五，但是我无法判定是哪个人干的。如果知道了这个人是谁，我想我会马上把他从我的人生中抹掉。根据警察的建议，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那家公司。办公室并不大，三男二女都盯着面前的电脑屏幕。气温明明比较低，我却觉得热，汗水随着耳际流到了脖子，湿了我的衣领。看起来像上级的男人接待了我。听我报了姓名后，他说要看我的身份证明。我从钱包里掏出驾照给他。他让我在接待客人的小隔间里等他，不久拿来了一份资料。他指着我的居民票和契约书上的签名，问我有什么可以解释的。我仔细地看了看契约书上的签名，因为写得过于工整，说是楷体字都不过言。凡是练过楷体字并写得不错的人，都会写出这样的字。我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对男人说：“虽然这个名字百分之百不是我签的，但百分之百是我的名字，跟居民票上我的名字百分之百地一致。”他看着我，好像不知道对我说什么。我冲着他摊开双手说：“我遇上坏人了。我认命。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还上这笔钱。”想了想我又补问了一句，“利息可以降低一点儿吗？”他想都没想地回答说：“不可能。”据他看，毫无疑问我就是向他的公司借了上百万的那个人。垂头丧气地离开了那家公司，我一边走一边想：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什么人，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是什么人这么想害死我？！我觉得荒诞，但也许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一边这么想一边就接受了突然降落在身上乱七八糟的事情。这就是人生吗？这就是人生吧。自从答应债务公司的那个男人还钱，没过几个月我就知道，以我的工资能力，能还的永远只是利息的那个部分，本金是永远也还不完的。刚开始，并不是我真的病到需要心理医生的程度，只是想在疲惫不堪的时候，有一个专家来安慰我一下。直到这一次，也就是今天，长着一头卷毛的心理医生问我，在我遇到麻烦的时候有没有可以商量的人，我才控制不住地说出了实话。跟他说完了居民票、光盘、超过一百万的债款和被三个不明身份的人拉到什么地方聊天的事情后，我恶狠狠地补充说，我也不清楚算不算是朋友，但有三个人是我比较信任的，偶尔有那么几次，我在烦恼的时候就去跟他们聊天，但他们给我的回答令我失望，不过就是一些常识性的充满了真理的废话。看见他很惊讶，我解释说我想听的是他们的“心里话”。卷毛医生让我跟他说说平时交友的事。使我烦恼的是我有一个毛病，就是第一次跟陌生人聊天时会口吃，但熟悉之后就没事了。他说我的口吃应该是心理上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有口吃，我害怕跟人交流，不敢往人堆里凑，跟猫在一起的时间比跟人在一起的时间长。“对我来说，”我说，“人心跟千层岩似的。如果我不口吃的话，也许会好一点儿。”对我口吃的事，他很难过。说到治疗口吃的事，他猜我到了某一个时期会自然治愈。我没说话，心里在想一个我思念的女人。接着，他语气慎重地对我说，人心实际上就是千层岩，但这并不妨碍人跟人之间的沟通，真诚才是最重要的。我还是一声不响地看着他，觉得这种话不该从一个心理医生的嘴巴里说出来。他以为我被他的话打动了，接着说：“我个人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得不到但是能给他人的东西只有一样。”我迫不及待地问他是什么，他轻轻地说了一个“爱”字。我心里想，来了，他真的想给我灌输鸡汤呢。我打断他，说我从来没觉得被什么人爱过，除了我妈妈。还说我难受的时候，想找一个人倾诉的时候，拿出通信录，从头到尾地看一遍，结果找不到一个能聊天的人。他对我说：“不管怎么样，至少你可以试着打给某一个人。而且现在有很多线上咨询，你也可以打给这种机构。”我进一步加以说明，说我在给什么人打电话之前就泄气了，因为我总是想象对方在听完了我的倾诉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他微笑着说：“这是你的处事方式。”我摇头，说这与我的一段经历有关。他让我说说这段经历。曾经有一个人，喜欢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倾诉，我呢，刚开始没觉得有什么不适，但次数多了，慢慢意识到自己被这个人当成了宣泄口。有了这样的意识，倾听开始变得令我难以忍受。同样的道理，我可不想什么人觉得我令人难以忍受啊。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虽然克制想倾诉的愿望很辛苦，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会克制使我感到很自在。”他转过头看我，竟然问我：“可是，你不是因为失去了自在才来我这里的吗？”我愣了一下，觉得跟他说实话的话，为难的是我自己。我想了想，回答说：“可是您跟普通人不同，您是心理医生啊。”他笑起来，说我说得对，又让我说说对友人的关系的理解。我想了几秒钟，告诉他我没有友人，想象中的友人应该跟家人一样，是距离最近的人，但又跟同甘共苦的家人不一样，不过就是类似的人在一起，就什么事共同开开心而已。他的样子看起来不置可否。咨询的时间快结束了，他问我“有没有特别意识到哪个人是小偷的可能性最大”。我想了想，回答说没有这样的人。他对我说，下一次见面，你可以跟我聊聊那三个你“比较信任”的人。我说好。我一边说“没有这样的人”，在安排跟卷毛医生先聊谁的时候，一边意识到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一点儿隐情的，只是我不愿意承认这个结论罢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之所以跟卷毛医生第一个聊李四，有可能是因为我在潜意识中，认为他是那个小偷的可能性最大吧。他是一家研究中日文化的中文杂志的编辑，我到处讲铃木大拙的时候，基本上会在会场上遇到他。即使去海外讲铃木大拙的时候，也在几所大学里遇见过他。他是唯一能够跟我愉快地交流铃木大拙、交流禅的人。那两张丢失的光盘里就有不少他的镜头。他来过我家很多次，每次都会带上一瓶红酒。他有一个毛病，就是聊天的时候会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并且在抽烟的时候手握一个用纸叠出来的杯子。每抽一口烟，他都会往那个纸杯里吐一口痰，看得我很恶心。我跟他的关系，有一度出现了很大的危机，原因是有一天他来我家，喝了一阵子红酒后，突然将我按在了床上。我当然知道他的目的，于是使足了全身的力气，一脚将他踹到了床下。我还是第一次意识到我身上也会迸发出惊人的力量。后来李四面如死灰地跟我道歉，态度非常诚恳，我就对他说：“酒会乱性，以后再来我家，请不要带红酒了。”都说心理医生是一个容器，这话是真的，我说了李四这么多事，卷毛医生一直没有打断过我的话。我告诉他，李四的工作性质使他跟国内的联系比较多，而且他来我家的时候，有几次为了买下酒的东西，我去便利店，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这种情形是经常发生的。无论如何，他有机会和时间偷我的光盘和居民票，有机会和时间翻拍我的照片和通信录。三个人中，他被怀疑的点是最多的。他经常回国，认识的人又多又杂，打小报告比较方便。光盘里有不少他的镜头，也许他也想留着光盘做纪念。办杂志需要钱，也许他急等着一百万日元印刷杂志。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是我狠狠地踹了他一脚，说不定他怀恨在心。卷毛医生将脸从写字台的方向转向我，眼神有点儿伤心。他小心地对我说：“当你怀疑一个人是小偷的时候，难免会疑神疑鬼，而且越疑越是觉得像。以你现在的情形，最好是不要想得太多太复杂了。”我本来想回答什么，但脑子里不知为什么竟然联想到了感冒。挨得近的人，类似感冒这种事，肯定会传染的嘛。咨询的时间又到了，卷毛医生该见下一位病人了。我站起身，离开诊疗室时，发现他根本都没有看我一眼。走到大街上，经过了一两秒钟，我才适应了铺天盖地的灿烂的阳光。忽然我听见内心对自己的咒骂，同时觉得刚才对李四的怀疑沉重得难以承受。前方八百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高于街区的公园，我在那里找到了一张能够俯视街区的石头椅子。我坐在石头椅子上观察街区的景象和匆匆来去的行人。如果我的感觉没错的话，差不多十秒就会有一次明显的变化，比如一辆轿车疾驰而去，接着出现一辆自行车，站在花店前的女人不知什么时候到了路灯下，牵着小狗的男人消失了，等等。我意识到，有些人，有些事，我已经不可能将他们（它们）再次放入相同的世界里了。接下来，我跟卷毛医生想聊的人是张三。我有点儿惊奇的是，前两次我说话时口吃得厉害，但这次话说得很流利，以至于我跟他有了一种是“友人”的感觉。张三住的地方离我家不远。那幢咖啡色的公寓，从一层到五层都是他家。跟他一起住的是他的爸妈。说真的，张三跟我的关系，跟普通意义上的兄弟相似又不相似。我的事从来不跟他聊，但一些不太好跟外人说的他自己的和他家里的隐私，他却全部跟我聊。最让我震惊的一件事，就是他家并非从一开始就这么有钱。据他说，他跟随爸妈来日本后，因为穷，在位于千叶县的一个破旧的房子里生活了很多年。他妈妈的妈妈是一个美术出版商，手里有一张赵孟的字，并在离世的时候将字留给了他妈妈。几年前，他妈妈以相当高的价格卖了赵孟的字，一下子成了暴发户。钱到手后，他妈妈用其中的一亿日元买了那幢有五层的中古公寓楼。虽然是中古房，但房子的设备非常好，连饭桌都是用一面大理石做成的。明亮的阳光从南边的大窗铺满宽大的客厅。我去他家见过他妈妈几次，对他妈妈做的一些事感到挺费解的。比如他妈妈想成立一个出版公司，一直都没去注册，却聘了两个临时工为架空的公司工作。在用来做办公室的二层的房间里，两个临时工中，会使用电脑的那个人，每天要做的事，就是用软件将他妈妈的无数熟人的通信录做成表。另一个不会使用电脑的人，每天要做的事不过是接接电话，来客人的时候去楼下开开门，打扫一下房间的卫生。说穿了跟家政妇做的工作没什么两样。张三告诉我，他妈妈给家政妇的工资比给使用电脑的人的工资要高很多，原因是家政妇会讨他妈妈的欢心。每天午饭的时候，他妈妈还会给两个员工叫外卖。他曾经很气愤地对我说：“仅仅是这两个员工，每个月的花销也要高达几十万日元。”张三经常发朋友圈。他偷偷地告诉我，他会根据内容来设定给哪些人看，或者不给哪些人看。我本来想让他教我怎么设定，但我从来不发朋友圈，所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我能看到的他的朋友圈，晒的多是我不屑一顾的那种内容。比如在银座喝一杯三千多元的咖啡，比如跟一个曾经有名的作家一起拍照，比如沐浴在富士山下的温泉等。不知道的人，因为他妈妈，都以为他很有钱，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一天，想不起是什么缘由，我们竟然聊起了高尔夫球。我说我家里闲置着一大堆高尔夫球杆，他说他想要。看见我惊奇的样子，他坦白正在跟朋友学打高尔夫，但是只有两根长短一样的球杆，真的是很寒酸。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买几套，他说他妈妈不给他钱。我问为什么，他回答说：“我妈妈说要培养我的独立性，还说买那么大的公寓就是为了留给我，但是我妈妈又不肯写遗嘱将她的这个意思留下来。”我吓了一跳，问他有几个兄弟姐妹。他说只有一个妹妹，住在埼玉县，从来不回家，即使他爸妈需要帮助也不回家。他还告诉我，即便是这样的妹妹，偶尔在新年的时候回家看一眼，他妈妈却拿他跟他妹妹比，说他妹妹从来没有逼着爸妈写遗嘱。我想表个态，但没有把话说出口。有了这个契机，张三开始三天两头地给我打电话，有时直接跑来我家倾诉。甚至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说正在我家附近的一个饭店，让我也过去。我去了，结果他已经吃完了饭，不过想我陪他喝一杯咖啡。我陪他喝咖啡，结果从头到尾都是在听他埋怨他妈妈。听的次数多了，我终于明白了他跟他妈妈的关系。他妈妈买了公寓后，想让他成立一个出版公司，把他爸爸写的书都出版了。原来他爸爸是一个作家。但是他妈妈不给他发工资，理由是公司将来要留给他，他做事等于是为了将来的他自己。原来他妈妈将来要留给他的是公司而不是公寓。他得不到工资所以也不想做事。我先劝他，说他妈妈不写遗嘱也不用担心，按照日本的法律，将来他爸妈走了，财产自然有一半归他。但是他觉得不公平，因为他妹妹根本不关心他爸妈，凭什么跟他一样拿一半的财产呢。当天晚上，我又通过电话劝他妈妈，说不给张三发工资，等于不给车加油，导致他没有拼搏的动力。有一句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这话是真的，我以为他妈妈会感谢我，结果他妈妈问我：“你觉得我有钱给他发工资吗？”我赶紧说对不起。后来我把跟他妈妈的对话学给他听，他伤心地说：“我妈妈在别人那里都有钱，一到了我身上就没有钱了。”还有一次，张三又跟我埋怨他妈妈逼他注册公司的事，我说我也想知道他为什么不肯注册。他回答说：“注册公司后就得真的去折腾很多事，不如买几个房子收房租。我妈妈以为，只要她折腾，我爸爸的书就可以出版，就可以大卖。”我想起一件事，问他是否知道，在日本办出版公司，没有东贩和日贩的账号，书根本不会发到书店，而申请账号的话，没有一定的实绩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他说他知道，还说跟他妈妈说过这件事，但是他妈妈根本听不进他说的任何话。说到这里，他开始兴奋，说话的口气变得很激烈：“我妈妈要是瘫痪了就好了，这样她就不会再折腾了。我妈妈要是被人杀了就好了。”我觉得毛骨悚然，不由得倒退了一大步。他瞪着眼睛对我说：“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好不好，我只是在开玩笑。”我不太清楚他的话是不是玩笑，但他的神情和语气告诉我，那肯定就是他本人的意思。再说了，即使是玩笑，似乎开得也太过火了。假如我妈妈也跟他妈妈一样对待我，我想我愿意维持足够的人性感谢被生被养育的恩情。我对卷毛医生说：“您知道吗，我早就觉得张三这个人挺可怕的，但是他一直叫我哥，我就不好意思切断跟他的关系。直到有一天，我想录制一个短视频给我在国内的妈妈看，想起他发在朋友圈上的那些好看的视频，就给他打电话，拜托他帮忙做一个。结果呢，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从我拜托他到他拒绝我，花了不到一秒的时间。”卷毛医生笑着说一秒钟这个形容过于夸张。我耸了耸肩膀接着说：“您知道吗，我只不过拜托他帮忙做一个三分钟的短视频而已，他拒绝也没有关系，至少应该想一下。我一下子意识到我对他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我很伤心，决定不再搭理他。没想到他很敏感，意识到问题后立刻跟我解释，说他发在朋友圈里的那些视频都是试做，如果我无论如何都希望他来做的话，他也可以‘试一试’。他要我别生气，因为他‘爱我’。我一下子就火了，觉得忍无可忍，立刻回话说‘你根本没有把我当作朋友，你只是把我当成宣泄你对你妈妈的怨气的宣泄口，你再也不要说爱我，我听了只会觉得别扭’。”我有点儿喘，一时说不下去了。卷毛医生让我平静一下。我低下头，看见被阳光投射在地板上的我的影子，忽然觉得自己轻得可怜，轻得不可思议。我厌倦地笑了一下。卷毛医生问我后来跟张三的关系怎么样了，我就实话实说。事情发生后，有几天我们都不联系对方，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带了一箱子惠比寿牌的啤酒来我家。我喜欢喝啤酒，尤其喜欢喝惠比寿牌的啤酒。既然他道过歉，而当初如果不是我有求于他，也许就不会出现关系上的危机了。跟惠比寿牌啤酒无关，就因为他道了歉，我觉得事情算是过去了。卷毛医生说：“你绕了一个大圈子，还想告诉我，你也怀疑张三有可能是小偷吗？”我点头说是。他那么想要钱，那么需要钱，他不仅有动机，还有机会。说不定他那天送啤酒到我家的时候，顺手偷走了我的居民票。说不定就是他用我的居民票跟债务公司借了一百万。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是我冷冰冰地跟他绝过一次交，说不定他对我怀恨在心。今天咨询的时间长，卷毛医生收了我双倍的钱。走到大街上的时候，我沮丧得想吐。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觉得自己可怕。我再次去上次去过的那个公园，坐在同一张石头椅子上，感受同样变化不断的景象给我的启迪。跟上一次不同，不久我听到了周围来自小鸟的清脆的啼鸣。坐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我去ATM机，以我的名义，给债务公司的账号打了三万日元。没想到翻来覆去地说一件事，让我觉得厌倦了。但我并没有改变去卷毛医生那里的主意。不过我打算今天是最后一次见他，跟他聊完王五，不对，应该是聊完王五和跟王五有关的另一个人，我就跟诊所说拜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聊另一个人才是我见卷毛医生的真正目的，我已经被她搞得心痛不止了。刘六这个名字太不可爱了，而我喜欢黑色，所以干脆就叫她黑白子吧。黑白子是王五喜欢的女人，跟王五恋爱已经有几个月了。王五很想黑白子跟他同居，并就这事跟我讨主意。而我呢，是王五的老乡，比他大十岁，过去也在很多事情上帮助过他，比如帮他办了留在日本的就职签证，帮他找到了工作，帮他介绍了现在正居住的公寓，于是答应再一次帮他的忙。我让他帮我跟黑白子加微信，看看能不能先成为微信朋友，再成为好朋友，这样就比较容易跟她说话了。前面我已经说过，第一次跟陌生人聊天的时候，我会结巴得非常厉害，所以当黑白子说想跟我语音的时候，我差一点儿打退堂鼓。电话是黑白子打过来的，我屏住呼吸，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地对她说：“对不起，我也许会结巴，会令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感觉很不舒服。”尽管我很努力，还是将“我”这个词重复了很多次。她马上回答说：“没关系，你可以慢慢说。”我谢了她，结果是她滔滔不绝地跟我聊起来。她说在王五的微信朋友圈中见过我的照片，也听王五说过有关我的一些事，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男人，很愿意跟我做朋友。我又谢了她。我故意跟她说王五的事，她也说。我们不住地笑，因为话题中夹杂的一些无关痛痒的八卦真的令人很开心。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我意识到跟她说话没结巴时，觉得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她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说没有。她要我发几张照片过去，说会帮我介绍，同时也发了两张她自己的照片给我。我不能解释是怎么回事儿，第二天她再次跟我语音的时候，我说话时，连“我”这个词也不结巴了。平时跟他人聊天，我主要就是找点儿话说而已，但跟她聊天，似乎有说也说不完的话题。我们还聊了几个共同相识的人，边聊边感叹世界真的是很小。不敢相信的是，我这样的一个人，竟然跟她聊了三个多小时。没过多久，我开始觉得自己不对劲儿了。我总是克制不住地，会特别地想起黑白子。意识到自己出问题是我有了想见她的冲动。但我不能冒昧地见她，所以心会失常，且一阵阵地痛。我知道我喜欢上黑白子了。这是我第一次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一个人，而且还是王五的女朋友。我很惶惑，一遍遍地对自己说：黑白子是王五的女朋友。但是这么做并不管事：一方面，黑白子的存在不像真的；另一方面，我对她的思念又很自然。我知道这只是一种情感上的欲望，跟所谓的“荷尔蒙效应”无关，但思念和心痛将我折磨得浑身无力。整个下午，我摆设般陷在沙发里，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渴望听见她的声音。她已经有两天没有给我打电话了。今天上午去皮肤病医院，等医生叫我去诊室的时间又想起了黑白子，心跟着痛起来。我迟疑了一下，故意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发了一张候诊室的照片给她，说我正在医院，等待医生叫我，还说但愿帮我介绍女友的事不会将她的心情搞得千辛万苦。她回信说还好。到了药局，我又给她发了一张药局工作人员的照片。她回信问我是不是在等着取药，我说是。不久我给她发了两张照片，注明第一张照片里的塑料瓶是皮肤保湿液，第二张照片里的维生素片吃了后皮肤会保持弹性。她回信说难怪我的皮肤看起来非常好。回到家后，我试探地问她是不是很忙，忙的话就不打扰了。她回信说正在订回国的机票。我“啊”了一声，开玩笑说很想跟她一起回去。她也开玩笑地说可以。她发了一张照片过来，注明是和她妈妈的合影，我赶紧说也想她的手搭着我的肩拍一张合影。她补充说是她妈妈来日本时在她家里拍的，我赶紧说我也要去她家。她回了四个字：“热烈欢迎。”又聊了几句其他的事，或许是太高兴了，我忍不住问她是不是所有的人跟她聊天后都会喜欢她，还把我的感觉开门见山地告诉她：“平时我跟没见过面的人聊天，觉得中间隔着千层岩，但跟你聊天，心里是一马平川的感觉，一点儿心理负担都没有。”她回答说：“其实你也给我这种感觉。”我回信说：“不过也挺煎熬的，就是脑子里动不动就有你跑出来，想聊又怕打扰你，赶你出去又挺费神。”为了掩饰内心的尴尬，我无力地朝卷毛医生笑了一下，但是他根本没有看我一眼。我决定改变话题，对他说：“王五感知到我喜欢黑白子，再跟我相处的时候，就成了一只小刺猬，动不动竖起一身的尖针。最近，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他都会十分恼怒。”他让我举个例子。我告诉他，我拜托王五在便利店给我寄一本书，寄费也就一个冰激凌的价格，但是王五故意跑到黑猫快递寄，还特地寄了个到付，也就是收货者付款。他问我是不是也怀疑王五是小偷，我低头想了一会儿，说之前我一直在乎那个真相，一直想在三个人中选择一个人做小偷，而事实上我不得不接受新的事实，就是我永远都无法确定是谁出卖了我。我已经别无选择了，所以要来个痛快的，就是把三个人从我的人生中都抹掉。但令我难堪的是，王五牵系着黑白子，而我却莫名其妙地喜欢上黑白子，因为我想把黑白子搞到手，所以犹豫要不要真的将王五从我的人生中抹掉。身处的世界正在分离，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卷毛医生低头沉思了一会儿，开口对我说，孤独症的唯一解药是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对黑白子的思念不过是我在孤独时生出的产物。他进一步解释说，因为我把三个人都抹杀了，身处在一个绝对孤独的境地里，于是制造出思念黑白子的假象，究其原因，其实是我想把自己从孤独中拯救出来罢了。他还特地提醒我说：“你跟黑白子不过是通过电话聊了几次而已，连面都没有见过，一定是你太孤独了，心里出现了故障。”我发誓他说得不对。有一件事我必须跟他说清楚：第一次跟黑白子聊天，我只在“我”这里口吃了一次，第二次就完全没有口吃了。没有口吃这个事实才是最重要的。但事实上，对我来说，我也说不清跟黑白子聊天没有口吃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因为卷毛医生那样说黑白子，我坚定了不再到他的诊所的想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讨厌他。有几次，当他向我阐述意见的时候，他都是直视着我的眼睛，令我很感动的。包括去过两次的那个公园，我想今天也是最后一次涉足了。坐在石头椅子上，我看见右前方有一架直升机朝我的头顶飞过来。我抬起头，看到无限伸展的天空，忽然觉得十分眩晕。前两次到这里，我都是俯视街区，感受人间对我的启迪，但这一次仰望天空，竟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平静吞没了我。思考的时候最好去公园而不是待在家里。关于我对黑白子说的那句话，我再重复一遍：“不过也挺煎熬的，就是脑子里动不动就有你跑出来，想聊又怕打扰你，赶你出去又挺费神。”黑白子的回信我没好意思告诉卷毛医生。黑白子说：“很强烈的感情，我因为现实生活中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分散了注意力。”黑白子对我的心思一无所知，我的痛对她来说遥远得十分可笑。黑白子跟我，分明是一分为二的两个不同的世界。我意识到，我无法继续接近她了，不然我自己都还没有梳理明白的情感会吓到她。一个男人喜欢朋友的女人，怎么说都不太仗义，想想我都知道会有多少人跑到我这里自我主张。我想起哪本书里看到的一句话：“比你更靠近中心的东西都存在于不可见的未来。你必须奔向黑暗……但黑暗不会吞噬你，也许这就是最怪异的一点了。”活到今天，我早已经习惯了自己的无能为力。除了继续忍受思念黑白子的痛，我已经别无选择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想跟以前一样无所事事地活着，但是债务令我疲惫，对黑白子的思念令我心痛。为了尽快还掉一百万，我不得不追加了一份便利店的工作。因为黑白子而心痛的时候，我会在小街走几个来回。虽然这些事很折磨我，我也依旧无法解决它们，但我逐渐适应起来却是事实。“适应”日复一日地在我的心里成长，令我慢慢地对各种伤痛有了免疫。有时候我会想，虽然找小偷的事以失败告终，但至少我的猜疑已经结束，而我得出的结论是，真相再也不能伤害到我，别无选择的孤独是清醒而愉快的。对黑白子的思念依然只存于我的内心，但承认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时，我不再执着并烦恼。我，或者她，隔三岔五地会给对方打一个电话，彼此分享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关系亲密后，她答应我安排时间来见我。我几乎不买新衣服，但为了她，打算去一次西武的男士服装专卖店。还没有见到她，我已经感到了巨大的快乐。我不得不承认，跟黑白子的关系，现在的感觉似乎更加令我好受。黑白子的意义，是让我通过她看见并找回了自己。有时候尝试另外一种选择绝对不是一件坏事。生活还在继续下去，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连本带利地还清那一百万。
黑孩，女，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摘》《青年文学》编辑，1986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短篇小说集《父亲和他的情人》、散文集《夕阳又在西逝》《女人最后的华丽》、长篇小说《秋下一心愁》《樱花情人》《惠比寿花园广场》《贝尔蒙特公园》等。另有翻译作品《禅风禅骨》《日本新感觉派作品选》《女性的心理骚动》《樱花号方舟》《中学生与问题行为》《死亡的流行色》等。现定居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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