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有经验的高明的骗子，常常不会在病程的“上升期”接手，不会在最危急的时刻上门，不会在短期内必死的疾病面前宣传，他会先挑选疾病，然后看准时机“出手相救”。
我还记得，小时候总是发烧的我，常常被妈妈带去镇上的医院和诊所看病。后来听妈妈回忆其中的细节，我常常对其中的治疗过程后怕不已。心想，我能活到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命大。我小时候常常会晕倒，奇怪的是，几乎总是在起床小便过程中，突然就“眼前一黑”，等到清醒时，发现自己倒在便盆前。有时候会去后院的泥地里小便，晕倒后醒来，发现自己身上都是一身泥土。妈妈为我这个病很是担心，我猜，在养育我的过程中，她多半都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生怕我哪天晕过去就没醒过来，或者晕倒在非常危险的地方。所以，妈妈从来不让我和其他小伙伴去河里玩水，以至于在河边长大的我至今都不会游泳。为了找到反复晕倒的原因，妈妈带我到处看医生。有一位乡村医生说，我这是癫痫，乡下叫羊角风，需要吃一种叫做“羚羊角粉”的药。顾名思义，这种药粉是用羚羊的角磨碎的。当然，至于是不是真的羚羊，那就不知道了。反正，对于淳朴的妈妈来说，病的名字是羊角风，药的名字的里又有“羊”，想着应该是有效的。于是，妈妈就用平时省吃俭用的钱买来了一包一包的药，用水兑着药粉，一勺一勺的强迫我吃。据说，我从小就挑食，对食物的口味很“讲究”。可想而知，对这种药粉的味道我是非常拒绝的。有几次都吃吐了。得亏我“吐”了几次，妈妈看着心疼，同时，发觉我吃了这药粉后，人的脸色更加不好，也就没让我吃了。后来学了医，很自然的知道，我这种晕厥根本就不是癫痫，而是“反射性晕厥”，再说细一点，叫“排尿性晕厥”。总体上是个良性的问题，处理方法是减少诱因，以及在感知到不舒服时做一些“抗压动作”。对我来说，就是睡前不要喝太多水，如果早上排尿时感觉有头晕的迹象，就停止排尿，然后蹲下来或坐下来。虽然，等到我知道这些知识时已经是成年了，此时已经极少再发生排尿性晕厥了，但我一想到我妈妈过去对我的担心，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她这些“新知识”。当我看到她“如释重负”的表情时，我强烈的感受到了真理那抚慰人心的力量。当然，退一万步讲，就算是癫痫，也不是吃什么“羚羊角粉”。传统的这些所谓的“药物”，借着“以形补形”的朴素想法，被臆想成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好处当然是没有的，坏处却一大堆。除了对人体有害，还害得某些动物“家破人亡”——本来数量就稀少，还要被某些自私又愚蠢的人类杀死并做成毫无作用的“药”。小时候除了被喂各种乱七八糟的药物外，巫术、道术等迷信活动的“参与治疗率”也很高。我还记得，在我刚发烧的前3天，妈妈会带我去医院打针吃药。可是，见我发烧老不好，退了又烧，就开始着急，也开始怀疑医院的医生是不是也束手无策了，开始怀疑医生是不是诊断错了。有一次，镇医院的院长跟我妈说：哎呀，算了，也别再打针了，回家买点“纸钱”，叫懂的老人教你在米缸身边“叫叫”。所谓的“叫叫”，就是“收魂”这类意思。老人们认为，我这总是发烧，不是病了，而是被谁给吓着了。这里的“谁”是指已经死去的人。烧纸就是给点钱，然后说点好话，求他放过我。我妈说，起初她听到院长给这个建议，很是惊讶。“没想到，连医生也信这个。”院长说，哎，你别说这么多，去试试。连医院院长都这么说，想必多少是有点道理的。妈妈和如今很多纯朴的群众一样，对名头很响和头衔很多的“院士专家”们总是报以天然的信任。而那位院长也和如今的很多推荐“十全大补丸”的医生一样，对一种疗法是否有效这个问题脑子里也是一股浆糊账。说起来其实就是一个仪式：把缸里的水打满，盖上盖子。准备一碗米，要满。点3根香，插在米缸旁。如果有准备“纸钱”就更好，在屋外的某个空地上，烧掉，同时心里默念“保佑我家孩子”之类的话。如果没有纸钱也不怕，但最后一步一定要做：坐在米缸前，一遍一遍地喊着我的名字，一遍一遍说“回来吧”。我现在还记得，我发烫的小小的身体躺在床上，听着从厨房里传来妈妈那又急切又温柔，又担心又虔诚的声音，心里全是愧疚，责怪自己为什么总是生病，希望自己快点好起来，然后下定决心从此要听妈妈的话，好好吃饭，不到处乱跑，不靠近河流和池塘。这么一套操作之后，如果运气好，我第二天的烧就退了，有胃口吃东西了。慢一点的话，再等个2天，烧也会退，人也会越来越好。于是，老人们都说：看吧，都说是吓到了。这方法灵着呢。嗨，你们年轻人，有时候就是不信。我吃过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走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再说了，老祖宗传下来的，还能有错。当然，长大后的我已经知道，这其实就是一个“先升后降”的自然病程：前几天反复发烧，后几天烧退慢慢好。不管你用了什么方法，是吃药，是吃土，甚至是吃短期内毒不死人的毒药，病程到了那了，也就自然恢复了。这种自愈的强大本能是免疫力赋予个体的美好礼物，然而很不幸的是，它也是江湖骗子的“礼物”。而有经验的高明的骗子，常常不会在病程的“上升期”接手，不会在最危急的时刻上门，不会在短期内必死的疾病面前宣传，他会先挑选疾病，然后看准时机“出手相救”。比如，没有哪个“神仙”敢对一个被疯狗咬过的人说：诶，你不用打狂犬疫苗，吃我这一剂药就好。但是，在刚刚过去的那3年，这些“神仙”常常敢拍着胸脯说自己如何如何不把某个传染病放在眼里，自己的“神方”如何如何“效果好还无副作用”。其实，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哪些病“好欺负”，哪些病人比病还要“好欺负”。说起自愈，你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感冒这类疾病。而事实上，在医学中，有极大自愈倾向的疾病种类比人们以为的要多很多，而至于时坏时好的慢性病，那就更多了。随便举2个例子。神经内科有一种病，叫做周围性面瘫（Bell麻痹），70%的患者在3-6个月时会自发恢复[1]。如果早期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完全恢复率增至80%-85%[2]。还有消化内科的消化性溃疡。60%的消化性溃疡能够自行愈合。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根除后的愈合率超过90%[3]。也就是说，如果我对着10个周围性面瘫的患者吹一口“仙气”，然后若有其事地说一些饮食和生活禁忌，其中，有7位患者可以在半年后恢复对称的面容。如果我对着10个消化性溃疡的患者吹一口“仙气”，可能有6位会在后面几年复查胃镜时神奇地发现溃疡愈合了。再然后，江湖上会开始流传我的“神迹”，我房间的墙上会挂满来自全国各地的锦旗。但是，知道这其中门道的你，如果走进我的房间，你一定会对着这些锦旗嗤之以鼻。所以，想要判断一个治疗方法是否是真有效，需要先排除“自愈能力”带来的干扰。然而这还不够，这种免疫力带来的自愈力只是疗效判断的迷雾之一，还有一层迷雾，比自愈现象更加复杂，更加神秘，它就是“安慰剂效应”。“安慰剂效应”最初由贝歇尔博士（Henry K. Beecher）在1955年提出，意思是，患者虽然得到的是无效治疗，但是因为“预料”或“相信”治疗有效，最后真的出现症状缓解的现象。举个例子，你失眠了，我给你一粒“淀粉丸”，但我告诉你说，这是安眠药。结果，你第二天告诉我，昨天睡得真好。这颗“淀粉丸”发挥的作用就是安慰剂效应。而且，你越是相信，你越是“虔诚”，你越是“善男信女”，你就越容易获得安慰剂效应带来的“疗效”。注意，安慰剂效应不仅仅局限于“药物”，也见于各种操作，从按摩与“摸顶”，到各种穿刺，再到大大小小的手术，都存在安慰剂效应。甚至，就连看似不起眼的复杂的仪式，莫名其妙的饮食和生活禁忌，这些都可能带来安慰剂效应。坦白说，在日常诊疗活动中，想要绝对避开安慰剂效应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答案是：有。安慰剂效应带来的“疗效”常常超出你我的想象。比如，在对女性痛经的治疗试验中，研究发现，安慰剂带来的止痛效果可以高达84%[4]。说到这里，就会马上引出第二问题了：安慰剂效应带来的“疗效”这么好，这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吗？要知道，安慰剂并没有药理作用，它虽然会让你“感觉更好”，但实际上并不会带来真正的健康益处。比如，服用安慰剂治疗哮喘的研究对象会报告说“症状有所改善”，但实际上，他们的肺功能客观测量结果并没有显示任何改善的迹象。这种“好转假象”容易让你错过真正有效的治疗，耽误病情。肿瘤科的朋友就经常跟我说，最让他感到遗憾万分的事情有2个，一个是本来可以通过筛查来提早发现的肿瘤，因为平时体检时没有选到正确的体检项目而错过；第二个是本来可以通过早期手术实现治愈的肿瘤，因为害怕手术、拒绝手术转而选择某些“民族特色治疗”而被耽误。另外，安慰剂的效应特别不稳定。常常是一开始很有用，后面没用；时而有用，时而没用。所谓的“讲缘分”就是这个意思。看个病，跟求签似的。而安慰剂这跟“签”，常常不灵。还是拿痛经举例。有研究发现，安慰剂对痛经的“疗效”常常随着使用月份的延长而下降。第一个月84%，第二个月，瞬间降到29%，第3个月降到16%，第4个月降到10%。而NSAID组（布洛芬）的有效率为80%-86%，而且在4个月的治疗中一直保持稳定[5]。![]()
所以，如果我是女生，如果我每个月都要经受痛经的折磨，那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布洛芬，而不是选择喝红糖水，也不会选择坐马路上的石头墩。正是基于安慰剂现象的这些弊端，在21世纪的当下，任何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在乎人民健康的政府都会非常谨慎地批准任何一款新药的上市。如果你是某种药品的生产商，在你无法提供可靠实验证据证明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的时候，对不起，你无法获得政府的审批。当然了，话说回来，作为每一个成年个体，你有权利选择你想要的治疗方案，你有权利选择吃药还是吃安慰剂，你甚至有权利选择治疗与不治疗。强调一下：所谓证明有疗效，不是指“亲测有效”，也不是“用了几千年几百年就天然正确”，而是你需要回答2个问题：1、你如何排除“人类自身免疫力带来的自愈”？——这些好转是“治疗”带来的，还是疾病本身“善良”？2、你如何排除“安慰剂效应”？——这些好转是“治疗”带来的，还是安慰剂效应带来的“假疗效”？如果你无法回答这2个问题，那大家就有非常正当的理由去质疑你，你也别觉得冤。然而，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哪怕是这种底线要求，在地球的某些号称自己非常文明的地区都无法实现。生命的自愈能力，加上安慰剂效应，这些“迷雾”会遮蔽人们的双眼，给人们在判断一个操作是否真正有效时制造了相当大的障碍。而在漫长的医学史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医学界都无法拨开这些迷雾。因此，在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医学里，无数的医学前辈前前辈，都在迷雾中摸索，无数冤魂都死于“摸着石头过河”。关于这一点，美国19世纪的医学家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94)就看得很清楚。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坚决相信，要是将所有通行药物都沉入海底，那对全人类都有好处，鱼儿可就遭殃了。”这话在当时并不是玩笑，事实还就是那么回事。不过，让我感到特别扎心的是，霍姆斯在200年前说过的话，依然适用于如今某地街边药店的药品格局。《荒诞医学史》中有句话：“江湖郎中一直都在，在科学和医药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之前，他们时刻准备着利用人类的绝望牟利。”事实上，这句话没说全。因为，哪怕科学和医药已经找到了切实的解决办法，也依然挡不住我身边的江湖郎中们对我妈妈有意无意的欺骗；依然挡不住你身边的江湖郎中们对你家大肋二肋的过度治疗；依然挡不住江湖郎中们对“治疗参与率”和“某西结合”这些语言艺术的玩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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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Peitersen 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Bell's palsy. Am J Otol. 1982 Oct;4(2):107-11.
2 JAMA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20 Mar 1;146(3):256-263. doi: 10.1001/jamaoto.2019.4312.
3 Aliment Pharmacol Ther. 2001 Dec;15(12):1949-58.
4 Fedele L, Marchini M, Acaia B, et al. Dynamics and significance of placebo response in primary dysmenorrhea. Pain 1989; 36:43.
5 Fedele L, Marchini M, Acaia B, et al. Dynamics and significance of placebo response in primary dysmenorrhea. Pain 1989; 36: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