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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2月16日《皇牌大放送》，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这是1976年4月30日晚，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三句话，当时，毛泽东已是一个不能独自行走，面容憔悴的衰老病人，连说话都很困难了。

这一天，毛泽东在他日常起居的书房里，勉强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是唯一参加陪同的中央领导人，会见结束后，华国锋匆匆将马尔登送上车，返回书房，向毛泽东汇报近期工作。

据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毛泽东听了华国锋的汇报答复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由于毛泽东说话含混不清，华国锋听不明白，她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随后，毛泽东又讲了一句话，张玉凤也听不清楚，于是，毛泽东要来纸和笔用颤抖的双手写下了上面的三句话。

毛泽东当时的心思和用意到底是什么？除了他自己恐怕只有天知道，但是，毛泽东对华国锋的欣赏和眷顾，并最终选择华国锋来接自己的班，却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许戈辉：1976年1月8日备受人们尊敬的周恩来，在北京病逝，谁来接替中国总理的职务，一时成为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的重大话题，本来，早已主持国务院工作，排名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应该是最适当的人选，但是，从1975年11月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这种选择很难成为可能，如果按副总理排名的次序，下一个是张春桥，“四人帮”一伙也渴望张春桥能取得这个职位，面对这个牵动全局的问题，重病中的毛泽东几经考虑，最后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解说：由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由于毛泽东病重，周恩来逝世，这个决定实际上表明华国锋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华国锋这时55岁，从湖南调到北京只有5年时间，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经常到湖南视察，对华国锋早已熟悉。

“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见面机会的增多，对他的了解也增加了，毛泽东认为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为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不蠢”。

1976年1月2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七个字，是1976年6月下旬，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用红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的绝笔，可是，“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毛泽东并没有具体说明。

向来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更不甘心大权旁落的“四人帮”，率先对“国内问题”进行了解释，7月间，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称。

王洪文：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

解说：对王洪文的这种解释毛泽东没有作任何答复，不过“四人帮”的一言一行，让华国锋越来越感觉到，他能否顺利成为毛泽东继任者，首先要应对“四人帮”的挑战，这是他无法回避，进行解决的“国内问题”。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华国锋与王洪文一起进入大会主席团，同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这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林彪被选为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然而，不到两年后的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这位“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折戟沉沙于异国他乡。

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或许是鉴于前两次的教训，毛泽东这次对接班人的考虑并不是把宝押在一个人身上，1969年7月，从辽宁调来的李德生，1971年2月，从湖南调来的华国锋，1972年9月从上海调来的王洪文，都是毛泽东看重的对象。

不久，他又从江西调回了邓小平，毛泽东当时的考虑是让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分别作为党政军的接班人，他们当中起初最受毛泽东青睐的还是王洪文。

1973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次会议成立了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由王洪文担任这个准备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意图，果不其然，三个月后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而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层。

这是华国锋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并没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那样引人瞩目。

李德生、王洪文、华国锋、邓小平相继调入中央，表明毛泽东要对中国政治舞台进行新布局，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苦心设计的新布局很快就产生了新的斗争，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里与周恩来、邓小平“对着干”。

双方的斗争，先是“四人帮”处于劣势，毛泽东希望安定团结，批评“四人帮”不要搞帮派活动，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1975年1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择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批准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请求，从此，邓小平超越了王洪文，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主要考察对象。

十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并开始代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领导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使党和国家的局面大为好转，但是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毛泽东和邓小平有着根本的分歧，毛泽东虽然明白知道，党内外对于“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希望邓小平能主持一个决议，对这件“大事”有个定论，三七开，不料，邓小平婉言拒绝，说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四人帮”抓住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借助于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与江青这两个钢铁公司对着干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处于他们中间，既不倒向“四人帮”，也不倒向邓小平的华国锋，脱颖而出，被毛泽东最后选定为接班人。

1976年4月7日，毛泽东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主席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当晚，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这“两个决议”，并在广播电台全文播放。

对于华国锋来说，4月7日是历史性的一天，他被正式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是毛泽东在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之后，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也是他最终选择的接班人。

许戈辉：对毛泽东最终选择华国锋的决定，“四人帮”确定口头表示“完全拥护”，实际上心中极为不满，他们本来的如意算盘是，在打倒邓小平以后，由王洪文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主持国务院工作，结果，毛泽东却出乎他们意料地选择了华国锋，2月3日，张春桥私下写出一篇“有感”，其中不乏“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等等发泄情绪的词句。

他讥讽第三次“沉落”的邓小平，也诅咒华国锋没有好下场。

解说：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经连续四个多小时抢救无效，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

视频片段：同志们，朋友们，今天，首都党政军机关以及各种群众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极其沉痛的悼念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

解说：低回的哀乐声传遍了祖国大地，人们泪流满面痛哭失声，同时也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后的国家前途，深感忧虑。

毛泽东没有看到“四人帮”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华国锋的绊脚石，也是他是否胜任这个东方大国领袖的试金石，当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悲痛之中的时候，“四人帮”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尹某活动，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就突击发放武器，加紧装备上海民兵，总计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他们要把上海变成夺取最高权力的根据地，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王洪文就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

“四人帮”企图架空华国锋，直接指挥全国各地的野心昭然若揭。好在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后，怀疑有问题，向华国锋汇报了此事，华国锋得到情况后，立即以中央的名义，给各地打电话，通知有任何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江青利用自己的身份与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纠缠，要她将毛泽东自己保存的文件档案交出来，她的目的是控制毛泽东的手稿档案，以便从中断章取义，篡改出有利于“四人帮”夺权的材料。

华国锋了解情况后，决定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封存，“四人帮”还操纵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华社等单位的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请求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挑起这幅重担”。

华国锋是个老实人，但再老实的人这时候也知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箭在弦上了，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终究难以招架，坐以待毙。

处于险象环生之中的华国锋，决定主动出击，并联合叶剑英，李先念这样的党内老同志，这两个选择，无疑起到了扭转局面的关键作用。

9月11日这一天，华国锋还找汪东兴商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坚决支持的明确态度，这让华国锋感到他对“四人帮”的胜算又大了一分，9月13日，李先念借去北京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商讨采取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问题。

在华国锋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反复研究对策的同时，“四人帮”声称毛泽东临终前留下了所谓要“按既定方针办”的遗嘱，他们则是忠于毛泽东的继承者。

华国锋没有想到，张春桥公然在这个文件上批示，建议不下达，江青则批示，同意张春桥的意见。

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四人帮”写作班子“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不点名地称华国锋是修正主义的头子，并说“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决然没有好下场的”。

生死的较量，已经迫在眉睫，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商量决定，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

许戈辉：在1976年秋天这个沉闷而又特殊的季节里，一张对折“四人帮”的大网悄悄撒了开来，而向来神通广大的“四人帮”，却毫不知情，10月6日晚8时，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抓捕行动，当时是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并以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的名义，通知不是常委的姚文元列席会议，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到达会议室时，华国锋当面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最其实行监护审查，没有到会的江青在她的住所里被抓，就这样“四人帮”小集团被一举粉碎。

解说：当时10时，中共中央在玉泉山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华国锋当中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的消息，经叶剑英提议，会议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待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予以追认。

10月18日，中共中央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下发到县团级党组织，要求传达到全体党员，消息一经公开，举国振奋。

视频片段：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集团阴谋的伟大胜利。

解说：毛泽东生前担心的“血雨腥风”没有发生，华国锋不费一枪一弹，不留一滴血，结束了十年动乱，中国阴沉了十年的上空，终于风吹云散，迎来了一片清明。

视频片段：同志们、朋友们，今天，首都党政军机关，工农兵，以及各界群众的代表，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许戈辉：当“坚决拥护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议”，这样的标语出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当华国锋的画像和毛泽东的画像，并排挂进了千家万户，华国锋成为亿万人民尊崇的英明领袖，华国锋这三个字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但是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华国锋其实不姓华，国锋也不是他的奔命，他的本名叫苏铸，如今华国锋的子女仍用苏姓，而非姓华。

视频片段：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游击队里有咱的华政委，华主席为咱除“四害”，毛主席的接班人我们爱戴。

解说：1921年2月16日，在这个农家小院里，伴随一响嘹亮的婴儿啼哭，制革工人苏庆惠迎来了自己的第四个儿子，单名一个“铸”字，这一年的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叶扁舟上诞生，苏庆惠不会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样的组织，更不会料想到自己的儿子，有朝一日会成为这个大党的领袖。

解说：华国锋的父亲苏庆惠老是能干，但命运多舛，家庭时常笼罩在悲剧之中，他的前两位妻子都在婚后不久病亡，四个儿子中，最终长大成人的只有苏铸和他的三哥。

1928年，少年苏铸不得不面对又一个噩耗，父亲去世了，苏庆惠死后，没有留下什么产业，舒伯兄弟并未给予苏铸家多少生活上的照顾，很长一段时间里，苏母只能带着两个儿子租房居住，依靠外家亲戚的接济艰难度日，小苏铸很懂事，也很上进，1933年他考入当时交城最好的小学，交城县立第一两极小学念高小。

两年后，他又顺利考入交城县“商业职业学校”，这是交城县城中的最高学府，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所以华国锋后来在填写履历表时，文化程度一栏总是写中学文化程度。

交城地处晋绥边区，很早就有中共党组织活动，1936年2月，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彭德怀、亲率由红军1军、15军团组成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吕梁地区，进行了70多天的活动。

3月20日，红军东征到交城，攻打县城未果后，向山区转移，路经交城90多个村子，所到之处开仓济粮，宣传抗日，这次事件让苏铸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知道了朱毛红军。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北平挑起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发动了蓄谋依旧的全面侵华战争，在亡国灭种的关头，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东渡黄河，一路北上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9月25日，林彪、聂荣臻率八路军115师，在山西重创日本最精锐的坂垣师团主力，取得平行关大捷，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捷报传来，举国振奋，身在学校的苏铸也和同学们热烈议论前线的消息，然而，平型关一役未能改变局面，11月8日，太原沦陷，五天后，日本骑步兵500人占领交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牺盟会”转移到山区，开始同日军展开游击战。

1938年6月，17岁的苏铸终于按耐不住抗日的热情，忍痛告别含辛茹苦，抚育自己的母亲和几个同学一起步行80多里，上山参加了交城县，牺牲同盟抗日游击队，这一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取意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给自己取了个化名“华国锋”。

1938年11月，华国锋受牺蒙会指派，以特派员身份在汾阳的峪道河，开垣庄，螯坡一带，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华国锋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1940年2月，他奉命回到老家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钢内职务则升为中共交城县县委宣传部长，掌握全县的政治宣传和文教工作，尽管工作任务很繁杂，但年轻的华国锋依然处理的井井有条，显示出自己的组织能力。

离太原仅55公里的交城是日军重点照顾的地方，抗战八年，华国锋一直坚持在这里，他领导的民兵段祥玉、崔三娃，韩凤珠，被授予晋绥边区特等民兵战斗英雄，1944年12月，他们到兴县出席晋绥边区群英会，在会上，作家马烽、西戎采访了他们，后来根据他们的战斗生活写成小说《吕梁英雄传》广为流传。

1945年8月，华国锋和交城民众，终于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24岁的华国锋，也迎来了一件喜事，被任命为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从此人们称华国锋为华政委。

1947年11月，华国锋接到新的任命，前往素有太原门户之称的阳曲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这时候共产党在解放战场上的优势，已经愈发明显，土改，支前，协同解放军作战，华国锋将曾为阎锡山治下“首县”的阳曲，领导成了解放军可靠的后勤基地。

许戈辉：1949年春，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先后胜利结束，中共中央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为了接收新的解放区，中央决定从华北抽调5万名干部，随军南下，华国锋主动请缨得到批准，并调任中共晋中第一地区委员会宣传部长，由县委级干部升为地委级干部。

这时华北的干部差不多是“走一半留一半”，华国锋属于“走”的那一半，也就是南下的。

解说：1949年6月，湖南省委决定，华国锋担任湘阴县委书记，8月2日，华国锋和随行人员率先抵达湘阴，就在当天，湖南省湘阴县县委，现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接管旧政府，建立新秩序。

华国锋正式就任，开始了他的人生新历程。

当时全国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湖南的形势十分混乱，主政湘阴的华国锋审时度势，把清剿反霸，土地改革和征粮支前作为突破口，很快打开的工作局面。

1951年6月，华国锋调到毛泽东的故乡湘潭，担任县委书记，从这时起，他和湘潭结下了不解之缘，1953年华国锋升任湘潭地委书记，1956年上调湖南省工作几年后，他又以湖南省委书记身份，兼任湘潭地委书记。

长期在湘潭工作的华国锋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无形中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这对华国锋的政治前途，产生了深远影响。

湘潭位于洞庭湖畔，自古是鱼米之乡，在建国初期由于工商业一时也难以发展，所以华国锋把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头等大事，1954年2月，他派遣湘潭地委工作组到湘阴洞庭围成立湖南第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洞庭围高级社，1955年3月，湖南全省的农业合作社总数达到了12000个，湘潭地区占40%以上，为全省前列。

华国锋蹲点的韶山，运动发展更快，当韶山老乡向毛泽东报告喜讯时，毛泽东欣然亲笔回信。

毛泽东：“韶山乡政府各同志，给我的信收到，互助合作大有发展，极为高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解说：对自己家乡这个“父母官”，毛泽东也充满了好奇之心，1955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听华国锋汇报洞庭湖区，防止血吸虫的情况，华国锋有条有理的汇报，淳朴、忠厚的气质，给华国锋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他们首次见面的时候，毛泽东正全力研究指导全国的农村合作化问题。

10月，华国锋带着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这篇发言稿，到北京参加了为期7天的七届六中全会，这是华国锋第一次列席中央全会，在会上他作为地委书记的代表之一，介绍了湘潭专区农业合作化运动，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湖南各级党组织负责人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的报道，专门提及，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深入农村以后发表文章，这是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出现，华国锋这个名字，在毛泽东那里算是挂上号了。

1956年6月，华国锋调人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兼党组代书记，省委委员离开湘潭，随后，又相继担任湖南省委统战部长，湖南省科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副生长，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开始成为中共湖南省的党政领导之一。

1961年5月，华国锋以湖南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回到湘潭兼任地委第一书记，这种极少出现的人事安排或许是湖南省委对毛泽东故乡的格外重视。

1962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带职下放到地方任职，一个月后，胡耀邦到湘潭上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

他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精神，开口第一局便是，“华国锋是个老实人”。

胡耀邦的到来，使华国锋改任湘潭第二书记，他和胡耀邦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合作得很愉快。

1955年，毛泽东在视察途中和湖南省委的负责同志谈话，左一为华国锋

1963年1月，毛泽东到湖南要华国锋和胡耀邦汇报工作，胡耀邦因病不能前往，由华国锋一个人汇报，尽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当时的工作重点，但华国锋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谈“大跃进”，人民公社中“五风”带来的危害。

毛泽东听后，不仅没有批评华国锋搞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而是向湖南省委和中央同志对他大加赞扬，说他敢讲真话，是老实人，这个评价是毛泽东自始至终的看法，也是他最后选择华国锋的一个重要原因。

许戈辉：1964年7月，华国锋调回长沙，在省委书记处分工主持政府工作，并主管工业、交通、财贸，就在他为湖南经济建设呕心沥血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造反派不喜欢这个不站队的老实人，更是听不进去他所说的要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结果呢只能是靠边站，挨批斗，一段时间里华国锋提个书包，里边放着牙刷牙膏，毛巾和换洗衣服，到处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批判，批斗还有做检查。

解说：1967年6月，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三次打电话给湖南省军区，要华国锋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一起去北京开会，以实现革命群众，军人和干部的“三结合”，历经几番周折，被造反派关押了一个多月的华国锋，临行前终于赶到机场。

进京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关心华国锋的处境，毛泽东直白地表示，华国锋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不能打倒，我看还是要结合进去，左中右，我看华国锋是左派嘛，这样的评论无疑给了华国锋一个护身符，恢复工作的华国锋不久担任湖南省革委副主任，1969年8月，在中共九大上获得中央委员资格的华国锋，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兼任湖南省革委会代理主任。

1971年2月，华国锋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找华国锋谈话，说主席提名他到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任副组长，接替纪登奎负责财贸，农业、值班室等工作，同时仍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这一年8月25日，毛泽东在武汉召见华国锋，由于刚刚奉周恩来之命，到全国各地考察农业生产，所以华国锋首先向华国锋汇报全国的农业生产情况，毛泽东耐心听完，对他说。

“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

接着，毛泽东提议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要他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毛泽东履履亲自点将，表明华国锋已经是毛泽东重点培养和考察的对象了。

毛泽东、周恩来与华国锋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交谈

1973年8月24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华国锋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根据周恩来指定，华国锋参加东北、华东、西南三个小组的会议，8月30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一年他52岁。

1976年10月7日下午，邓小平知道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高兴的向家人解释了“厚重少文”，及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国锋这个人好，选对了，并感叹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0月10日，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和华国锋，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敢行动，不久，华国锋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到，要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并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

华国锋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继承毛泽东的遗产，首当其冲的是收拾“文化大革命”的残局，他希望邓小平问题的解决，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不能让人认为抓捕四人帮是“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

当时国外媒体掀起的非毛化舆论，更是让华国锋紧绷政治的神经。

显然，不损害毛泽东的形象，不破坏稳定的政局，是华国锋的政治底线，也因为如此，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作出两项决定，一在首都北京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将安放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广大群众瞻仰遗容。

二，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时至今日，人们谈到华国锋，绕不开“两个凡是”，似乎“两个凡是”，决定了他的政治命运，但是，鲜有人知道，华国锋第一次提出的“两个凡是”与后来人们熟知的两报一刊社论并不相同，对比这两个版本，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所讲的“两个凡是”是绝对化了很多，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

这三项内容中，除了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显然都不符合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要求，如果华国锋一心阻挠和拖延邓小平出来工作，邓小平的“三起”也许更加曲折，但是，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压抑太久的沉闷心情，让大多数中国迫切愿望，拨乱反正的步伐可以快一些，更快一些，这让华国锋时常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之中。

他知道，平反天安门事件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是人心所向，他也想让整个国家走的更快些，但是他一时无法丢掉华国锋的既定框架，更担心丧失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

其实，在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问题上，华国锋也不是一个保守的领导人。

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

华国锋还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如果事先不说明，估计人们十有八九不相信，这是华国锋的话，不过，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的高指标，很快使国家经济失去了平衡，尽管这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责任，但他的头上从此多了一顶“洋跃进”的帽子。

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充满民主气氛的确已，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但对华国锋来说，这两次会议成了他政治生涯的“滑铁卢”。

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11月10日在京西宾馆召开，原来的计划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在开幕讲话提出，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与会者也注意到，华国锋在讲话中没有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并重，反映出华国锋还是想在维护毛泽东制定的大政方针基础上，寻求自己的突破和发展，这是他被毛泽东看重的长处，也是困扰他轻装上阵，大踏步前进的包袱。

让华国锋没有料到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的分组讨论，就突破了原定议题，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61人叛徒集团案问题，彭德怀的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这个发言被简报全文刊登后，引起爆炸式反响，一下子扭转了会议的方向。

各组纷纷作出强烈回应，有人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有人建议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华国锋对会上提出的问题，没有回避，态度诚恳，11月25日，他代表政治局宣布9条决定，7条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为二月逆流平反，为薄一波等61人案件平反，决定彭德怀的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

12月13日，华国锋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他还主动讲了集体领导的问题，提出。

今后向中央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

华国锋或许没有意识到，这次会议之后，他不仅在文件的抬头失去了原有的位置，他在实际上也开始失去权力核心的地位，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发表了精心准备的讲话。

邓小平：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解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被后世认为是改革开放宣言书。

解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只用了五天时间，却开始了中国的一个新时代，一个大党的领导核心，就这样悄然地完成了转移。

邓小平：“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1989年5月31日）

1980年9月，华国锋根据党政分工的改革要求，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至1982年9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也就是这几年间，在公共场合与毛泽东画像并排悬挂着的华国锋画像逐渐消弥。

华国锋职务的最大变化虽然是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作出的决定，但是1980年11月至12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连续召开九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华国锋的功过是非，认为华国锋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不适当的，并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交人事变动方案的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

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

许戈辉：1981年2月4日，是中国农历鸡年的除夕，这一天对一般人或许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个春节，但是对于华国锋，却是毕生难忘的，他在即将辞职，而尚未辞职的特殊背景下，出席了人生中最后一次国宴，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宴请越南前中央领导人黄文欢，他原本不愿意露面，但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最终还是答应了，让华国锋感动的是，就在这最后的国宴上，国宴厨师知道他即将辞职，特地做了一道，他平时最喜爱吃的煎鸡蛋，因为这煎鸡蛋不同于一般，是在去掉蛋黄之后煎炸的，宴会结束以后，华国锋送走了黄文欢，特意回来与招待会的工作人员，厨师，一一握手，说了声“同志们的情我领了”。

华国锋主动辞去党中央主席职位，这在中国共产党史上是第一次，辞去主席职位以后，不计个人得失，始终以大局为重，更是体现了家国情怀和历史使命感，却如毛泽东所言，华国锋是个老实人。

1982年9月十二大后，华国锋连任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还是中共十六大、十七大的特邀代表，但其象征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实质意义，从1981年6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算起，他就开始了远离公众视野的凡人生活，有人这样描述华国锋的晚年生活，深居简出，勤练书法。

解说：这个与中南海近在咫尺的院子和附近的其他大院相比少有宾客，枝繁叶茂的葡萄架以及错落有致的苹果樱桃李子树，更是让院子里充盈着平静而温馨的生活气息，就是在这里，在这样的环境中华国锋度过了人生的最后27年。

1983年，华国锋来到北京郊区，找了几个葡萄园的师傅学习种植葡萄的技艺，最多的时候，这里种着五六十个葡萄品种，在这时起，这位曾经的大国领袖，这位主管过农业的副总理，把心思放到管理葡萄架上面来，悠然自得。

华国锋对葡萄有了感情，也有了神奇的判断力，到了收获的季节，他种的葡萄又多又好吃，成为院子里大人小孩的盛宴，不过这样的葡萄华国锋就只能吃1到2粒，患了糖尿病的他，饮食被严格控制，到了1988年，他每天的主食固定在2两8钱，早上5钱，中午一两3，晚上1两。

有一次吃饺子，华国锋吃了十多个，还想吃，他只好向夫人韩芝俊请示汇报，最后得到批准，又多吃了两个。

少年夫妻老来伴，韩芝俊陪着华国锋走过艳阳高照，也走过风风雨雨，韩芝俊比华国锋小10岁，山西五台县人，他的父亲韩七海在抗战时期曾任五台县游击队队长，很勇敢，能杀敌。

1949年3月，华国锋等候南下的时候，他们俩惊人介绍认识，喜结连理，1950年初华国锋、韩芝俊有了儿子苏华，后来又连得一子两女，华国锋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管理家务，是华家的贤妻良母。

来到9号院后，每天五六点钟韩芝俊就气壮，先是在自己开辟的菜园里劳作，半个多小时后，再把华国锋叫醒，他自称是华老的“老保姆”“老护士”，细心料理着丈夫的起居生活。

华国锋的晚年生活很规律，早上起来后，他先在院子里散散步，练嫌气功，然后和家人一起吃造反，他喜欢在牛奶里放一勺或半勺咖啡，还喜欢吃烤的很硬的馒头片，吃完饭，他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看报上，一张一张看得很仔细。

中饭是华国锋最喜欢的家乡面食，蓧面、猫耳朵、刀削面，臊子面，他都爱吃，对家乡特产山西陈醋，同样情有独钟，中饭后，华国锋会休息到下午4点左右，华国锋晚上吃的很少，一般就喝点粥，吃个烧饼。

华国锋虽然远离政治，但始终关心这个舞台上发生的事情，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时常来慰问他，告诉他一些人事上的安排，每当这个时候他都会表示支持，并说出一些具体的事例。

华国锋除了看党报，也看都市类报纸，看电视也是这样，他必看《新闻联播》，也喜欢热映的影视节目，华国锋刚退下来不久，日本动画片《铁臂阿童木》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本人和孩子每集都看，觉得很有意思，并让身边工作人员给翻译者周斌打电话。

1982年，香港中原电影公司摄制的《少林寺》受到空前的欢迎，报刊每天登载有关影片的消息，花絮，少林寺的轶文，演员的轶事，这时华国锋因为心脏病，住在北京医院，他的医护人员也被《少林寺》缴得心神不定，有人将此事告诉华国锋后，他立即把《少林寺》调到医院来放，医生得知后劝他别看，说里面打斗很凶对心脏病无益。

华国锋则淡淡地回答说，勿忧，我知其戏均假，高悬在华家会客室中央的清静二字，是华国锋在85岁时所写，见过的人评价说，大气、从容、很见功夫，他还有一幅作品，收藏家出价达到150万元。

不过，世人所熟悉的华国锋书法，还是在天安门广场上，那六个镌刻在毛主席纪念堂上的镏金大字，字如其人，喜欢清静的华国锋，晚年很少出门，据说，华国锋一天晚上去王府井，被一些工厂的工人发现，问是华主席吗？华国锋说，我不是，又情不自禁地关心说，天已经晚了，快回去休息，明天还要上班。

不过，一年中有两天华国锋是一定要出去的，一天是12月26日毛泽东的诞辰，另一天是9月9日，毛泽东的忌日，这两天华国锋会带着家属和工作人员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每次华国锋都亲自喊行礼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2008年8月，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和每一个中国人一样，华国锋也想去看一看，但是他这时候已经病得很厉害了。

8月2日，奥运彩排给他票时，他无奈地说，8月3日华国锋又一次住进了医院，从此，他没能离开421病房，9号院里的葡萄架，再也没有等来热爱它的主人。

他还说，给自己选择墓地必须坚持四个原则，一是不占有耕地，二是不与民争地，三是不破坏环境，四是不损害古迹。

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华国锋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7岁，2011年11月3日，在犰狳纷纷之中的卦山“华陵”终于等到了它期盼已久的主人，就在这一天华国锋的骨灰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三年零两个月后，终于回到了他出生和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从此，他可以长眠与此遥望他挚爱的家乡。

许戈辉：2011年2月16日是华国锋90周年的诞辰，三天后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题为《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的文章，细述华国锋的生平业绩，并在结尾处写道，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品格风范，将永远受到人民群众赞誉，而今从各地纷纷来到华陵的人民群众，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来源：凤凰卫视中文台《皇牌大放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