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口述①：我母亲生我后再也没有生育，在母亲坚持下父亲纳了妾

奔波的童年

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跨朝代的人，都曾做过"皇上"的子民。我是1908年3月23日（光绪三十四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出生在上海提篮桥怡和码头附近的一个什么坊，名字记不起来了，现在也无处查提篮桥怡和码头附近的一个什么坊，名字记不起来了，现在也无处查问。一个坊可以有十来二十栋相连的房子，每栋房子，阔气的住上一家，也可以住上好多家。这种式样的"坊"据说今日的上海也还存在。一个坊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各自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十年人事尚且几更迁，更不用说数十年，又经历了不同的朝代，可惜"房子"不会说话，也不曾留下记录，否则也无需我在此追忆往事了。

1908年，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再过几年，清帝逊位，改号民国，结束了大清皇朝两百余年的统治，也结束了中国绵延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我从呱呱坠地到牙牙学语，短短几年就经历了两个朝代。每当谈起我的生年，我母亲必定说："这丫头就是老佛爷和皇上驾崩那年生的。"我也不知对我是褒是贬，总之，我也就此记住了我出生的年代和背景。

我祖籍是广东省鹤山县坡山水寨村，姑父是唐绍仪的弟弟，姑父母住在上海，也就把住在鹤山乡下的父母亲接到上海。靠着姑父的提携，父亲在京奉铁路上当了总稽查，是个挂名的闲差。说是闲差，却还是要到场应卯，所以全家也跟着父亲长年累月奔波在京奉线上。这种生活虽不固定，却也极有乐趣，使我接触到各地的风土人情，对我以后从事电影工作不无帮助。

人们常说老年人容易忘记眼前的事，却会清晰地记起年轻时的往事。确实如此，如今我还清楚记得火车一靠站，挎着筐子的小贩就叫开了："两毛一只，又香又嫩的烧鸡！"鸡蛋呢？一块大洋就可以买一大篓，所以也难怪九斤老太大（鲁迅小说集《呐喊》中人物，因为老太太的丈夫出生时重9斤，所以被人称作"九斤老太"）叹今不如昔了。

我父亲胡少贡为人宽厚，性格开朗，爱开玩笑。我觉得自己性格里有很多酷似他的地方，也幸亏是这种开朗的性格帮助我度过了人生的坎坷。我是独女，没有兄弟姐妹，父亲对我异常宠爱，我年幼时体弱多病，总不肯好好吃饭。为了引起我的食欲，父亲买了各式各样彩绘的瓷器，每幅彩绘都有一个故事；当然这些故事不外乎是些才子佳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的，但经过父亲绘声绘色的描述，我听来格外入耳，不知不觉就会比往常多吃了饭，父亲高兴得不得了。买古董买瓷器成了他的爱好，而我也渐渐地喜欢上瓷器，从欣赏到收藏。

母亲吕氏出生在封建的大家庭，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礼教家庭，没有受过太多教育，仅粗通文字，但她很懂得处世为人。她慈祥但严格，从不因为我是独女而对我有所骄纵。回顾自己的一生，在待人接物方面受了她很大的影响。她常教育我："你要别人待你好，首先你要待人好。"她没能说出长篇的大道理，但这句含有哲理、朴实无华的话使我一生受用。当我步入影坛，小有成就时，她又告诫我："凡事不要争先，要退后一步，勤勤恳恳地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所以，后来在拍电影时，我总是服从导演的指导，主角也好，配角也罢，我总是尽我的能力去揣摩、领会，让自己进入角色，发挥自己的才能，演好分配给我的角色。这种"尽责"的天性倒是从小养成的。我母亲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即使在抗日战争的逃亡、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也从未分离，战后我和有声、孩子去香港发展，她因年事已高，不愿再随我奔波，就留在上海，后在上海病逝。我的父母都葬在上海郊区闵行的长安公墓，后来因这个地区开发，需要迁葬，原来坟荧已乱，各家捡拾了些骸骨就算是先人的骸骨。反正是人葬我父，我葬人父，都是先人骸骨，同属炎黄子孙，也不必计较了。

虽有父母的宠爱，但独女的生活仍然是寂寞的，父亲在铁路上工作，长年累月奔波在铁路线上，搬家是家常便饭，好在除了细软是自己的，其余家具都由公家借用，经常的搬迁使我缺少固定的童年伙伴，常常是刚和小伙伴玩熟，就又该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为了适应环境，为了能在新的环境中很快找到新的小朋友，幼年的我常常喜欢模仿当地人的口音，留神听他们说话，也许是童年生活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使我对语音很为敏感，这种敏感也就带来我以后职业上的便利。

8岁那年，全家在天津住了将近一年，那时我堂妹胡珊、堂弟业培住在我家里，生活一下子热闹了好多，受我影响，胡珊后来也进了电影界，在三十年代也拍了不少片子。她后来也随儿女移民来加拿大，住在首都渥太华，不时也能见上一面。

在天津时，我和胡珊就读于天主教圣公学堂。天主教学校的校规较严，白衬衫、黑裙子，上课都得规规矩矩地坐着听课，不得随意言笑。只有到下课放学，走出校门，我和胡珊就像两只飞出鸟笼的鸟儿，嬉笑奔跑，踢毽子，跳绳，尽情疯玩，玩够了，一个铜板买一个大肉包子或是买一大堆天津良乡糖炒栗子，再花一个铜板就可以叫辆黄包车回家。少年不识愁滋味，那段日子真是一段黄金岁月。

这个时期家庭生活中一件大事就是父亲纳妾，这件事倒不是父亲的意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母亲很受封建旧礼教的影响，因为自生我后，母亲再也没有生育，所以在母亲坚持之下，父亲纳了妾。庶母高秀贞（我叫她小妈）是位旗人，贵族后代，过门以后，生下四子一女，妻妾之间，我和弟妹之间都相处得很好。小妈的母亲，我也尊称她为姥姥。我从影以后，母亲就让她跟着我，照料我的生活，我的一口京白，多数是从她那里学来的。也可能因此，坊间有传言说我是旗人。

我9岁那年，父亲辞去这份不大不小的京官，全家回到了广东，但多数日子还是住在广州市区，进了培道学校，和我同学的有后来著名的声乐家伍伯就。当年培道学校的学生，后来移居加拿大的人数也不少。温哥华还有培道同学会的组织，我自然是最老的校友了。

我在广州度过了整个少年时期，也幸好有这段岁月，才使我这个在上海出生的广东人还能捡回一口较纯正的粤语，不致在以后拍粤语片时出丑。

鹤山是我的故乡，逢年过节也随父亲回乡祭祖，记得那时女性是不准进祠堂的，据说也不上宗谱。但以后我成名了，却又破例有姓有名地列入宗谱。由此可见男女之不平等，妇女之被歧视，皆因旧思想总认为妇女是无能的，当妇女一旦在这个社会显示出自身的力量时，连最森严的礼教也都刮目相看了。

电影在中国的开始

我从小跟着父亲"跑铁路"，远离大城市的娱乐生活是比较枯燥的，但逢年过节，遇有演木偶戏或灯影戏，我必要求父亲带我去。这种灯影戏（也称皮影戏）或木偶戏的情节，往往是很简单的，不外乎才子佳人、神仙、童话之类，但人们也看得津津有味，尤其是灯影戏，灯光透过皮影产生的效果较诸木偶给人的想象力以更多的空间。中国原是灯影戏的发源地，早期灯影戏提出的光学原理应该是早期电影的萌芽，可惜落后的封建制度拖住了生产力发展的步伐，就像造纸、火药、指南针等最早发明于中国，却未能在这个古国发扬光大。

据说，"西洋影戏"最早进入中国是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的8月11日。该日在上海徐园的"又一村"放映，这也是电影在中国的第一次放映。以后短短几年间，电影这一新兴的娱乐形式由上海到北京并深入到内地。

说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始，还不能不提一提商务印书馆在电影开创时期所起的作用。人们只知道商务印书馆是专印教科书的，而知道商务印书馆也曾拍过电影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商务印书馆创立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也就是"西洋影戏"传入中国的第二年。1917年，有一个美国人带了电影摄影机和大批电影胶片来到中国，打算在中国开设电影制片厂，但是因为不熟悉中国的国情，几乎将全部资本赔光。其时，商务印书馆交际科科长谢秉来和这位美国人相识，这位美国人眼见血本无归，请谢帮忙，希望能多少收回些本钱。谢这个人颇有点生意头脑，看出这是个有发展前途的事业，立刻向馆方上层建议，并说服馆方及时收购，结果以不到三千大洋的低价盘下了全部摄影器材，包括当时在欧美使用的百代骆驼牌摄影机一架、放光机一架以及摄影用的胶卷等。商务印书馆原设有照相部，就将这批器材交由照相部管理，并聘请留美归国学生叶向荣为摄影师。照相部开始只拍摄、制作新闻短片，拍摄了《盛杏苏大出丧》《美国红十字会上海大游行》《上海焚毁存土》等。

1918年，商务印书馆派馆员鲍庆甲赴欧美考察印刷、电影事业，鲍回国后就正式成立了"活动影戏部"，聘请曾任基督教会报刊编辑的陈春生任主任，调装订部工友任彭年当助手。任本人爱好戏剧，也经常登台客串演京戏和文明戏，他后来和当年当红的武侠演员郭丽珠结婚，他们的儿子任意云后来也成了编导。摄影师是照相部的技工廖恩寿。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电影制片班底之一。

当时拍的片子分"风景""时事""教育""新剧""古装戏"五大类，大都是短片，内容正派健康，很受当时观众欢迎。

1920年，商务印书馆影片部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拍摄两部"古剧片":《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这两部戏是梅先生经常演出并得到好评的，是观众欢迎的剧目。为了适应无声电影的特点，唱词改用字幕插片中，这就不得不将唱词加以缩减。梅先生在这场戏中表演了打秋千、扑蝴蝶、拍纸球等很多富于舞蹈性的优美身段。影片的服装和化装以及道具都和舞台上的相仿；花园一景是借用苏州河畔一座私人花园实地拍摄的。由于当时的摄影师是初次拍摄"古装片"，没有经验，竟把花园里的洋房也拍了进去，闹出了笑话。提起这段往事，不过是想让读者了解中国电影初创时期的艰辛与摸索，后来在和梅兰芳先生同船去欧洲时，梅先生还谈起这件事，感叹电影事业先行者的不易，他说："当笑话说说也就算了，这是没有经验的出错，不能太过计较。"

商务印书馆原来是以出版严肃的教科书著称的，影戏部成立的初期，也仍按照此宗旨办事。后来因为娱乐事业的日益发展，民众对新兴的电影的爱好和需求日增，影片部扩大，人员多了，不免良莠不齐，所拍的影片有违原定的初衷，受到社会舆论的责难。1926年，商务印书馆对影片部进行改组，将其独立出去，成为"国光影片公司"，而国光影片公司也只是维持了一年就歇业了。国光影片公司拍摄了五部影片：《上海花》《马浪荡》《母之心》《不如归》《歌场奇缘》。

这几部电影放映时，我已回到上海，由看皮影戏到看电影，自然欣喜异常。现在回想起来，我后来进入电影界也并非偶然，这个梦想该萌芽于我幼年时对皮影戏的喜好和观赏。

中华电影学校

1924年，我16岁，全家从广州又回到了上海，家里人口多了起来，父亲一时也未谋到适合他的工作，赋闲在家。父亲厌烦了官场的虚伪、尔虞我诈，不想重返官场，好在凭着母亲善于理家，家里也薄有积蓄，过过平常日子还不至于太拮据。我眼见父亲负担加重，虽还不至于要我这个长女分担，但看到母亲对家用的支出更为节省，连在菜市场买菜都斤斤计较，我就有些心酸，也能感到其中的艰难，总觉得自己有一份分担的责任。

我虽然出生在上海，但是童年是在北方度过的，其间又回广东住了六七年时光，回到上海，当地的生活、学校，特别是上海方言在一段时间内我是陌生的，一下子难以适应。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多少有了变化，就是不那么宽裕吧。是该进一所中学完成我未竟的学业呢，还是找一份工作，分担家庭的开支？我和父母商量，他们都反对我去工作，主张我还是回学校继续求学。

就在我犹豫不定之际，偶然在报上看到"中华电影学校"的招生广告，平素对皮影戏、电影的兴趣以及想当演员的梦想似乎在这时找到了一个可以承载的船只，带我去远航。我产生了要去报名尝试一下的念头，给自己一个有可能实现梦想的机会。

我小名宝娟，上学后取学名胡瑞华，那时好像当演员的都得有个响亮的艺名，我原打算取名"胡琴"，但转念一想又觉不妥，胡琴，胡琴，岂不是整天让人拉来拉去吗？我这个人虽然还能随遇而安，却也不想让人拉来拉去。大约想了好几个名字，总不满意。也不知哪来的灵感，看到窗外落在花丛的一只蝴蝶，有了，"胡""蝴"，同音不同字，当个蝴蝶也不错，可以自由地飞来飞去，最后就以"胡蝶"姓名报考。

中国的电影虽然起始于20世初，但直到我进入电影界的1924年，仍然处在默片阶段，观众要通过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情，说明书的讲解，有时还要借助于字幕来了解角色的内心活动以及故事情节。初期的电影艺术，对角色的表演有较诸后来更高的要求。中国初期的电影是从拍摄京剧开始的，也是中国最早期的舞台纪录片。

中华电影学校是我国第一所电影演员训练学校。校址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创办人是当时"上海大戏院"的经理曾焕堂。曾亚路（今延安东路），创办人是当时"上海大戏院"的经理曾焕堂。曾焕堂是广东顺德人，出身富商家庭，曾被当时上海的《申报》誉为"中国电影事业的领袖"。他也是当时上海实业界巨子、大世界游乐场创办人黄楚九的女婿。中华电影学校第一期招生广告一经登出，报名考生竟有两千余人。我很早就去了学校，比学校开门时间早了一个多小时，是第一个报名的。记得当时心情极为紧张，为了让自己显得老成一些，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少妇，头发梳成横 S 头。戴了一朵大花在左襟，长坠耳环，穿长裙圆角短袄。主考是陈寿荫、剧作家洪深、小说史学家陆澹庵，以及从法国回来的留学生汪煦昌和徐琥二人。

剧作家洪深（1894-1955）是江苏常州人，美国留学生，在美国专攻戏剧。1922年，洪深由美国回来，最初受聘于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曾为该公司代拟了一个有意义的"征求影戏剧本"的启事，要求应征剧本应以传播文明、普及教育为主旨，含有寓教育于娱乐的用心。后来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由于资金和人员问题，只拍了新闻短片《国民外交游行大会》等少数影片就结束了营业。他也曾在复旦大学任教，但主要经历还是从事戏剧和电影的编导工作。1925年，洪深加盟明星影片公司。在创办和领导中华电影学校的过程中，他居功至伟。

小说史学家陆澹庵是鸳鸯蝴蝶派最早期的作家，当年我还年轻，涉世未深，知识面也还不够广，听到人们说起鸳鸯蝴蝶派，我还闹过一个笑话，我说："哎哟，我什么时候也成了一派了。"

法国留学生汪煦昌在法国专门学习电影摄影，回国后创办神州影片公司，还和同学徐琥合办过昌明电影函授学校。汪煦昌主张通过电影艺术的感染力和有动感的形象，对观众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他认为演员同音乐家、美术家、文学家一样伟大，因为都是为完美的艺术做出努力，所以演员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了他的这些主张，人们称汪煦昌以及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为"神州派"。

徐也是法国留学生，他除了和汪煦昌合作外，还和张石川合作，导演过明星影片公司第一个有关妇女问题的剧本《玉梨魂》（由郑正秋根据鸳鸯蝴蝶派文人徐枕亚所著同名骈体文言小说改编）。

从几个主考的经历可以看出中华电影学校的教师都是当时中国电影界的先行者，对欧美的电影有一定的学识和见解，对中国电影业的发展有一定的抱负。

时间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但一提起那场入学试，还真是记忆犹新，仿佛是不久前发生的事情。

那天坐在主考席上的是陈寿荫、洪深、陆澹庵、汪煦昌和徐琥。几位主考对了一下眼神，投来赞许的目光。

洪深首先发问："你怎么会想起来报考电影学校的？"

还好，这个问题我已经在家练过不知多少遍了。

"我从小就喜欢看皮影戏，皮影戏给我和我周围的女孩子带来极大的欢乐。"

说到这里，我眼前似乎出现了童年在关外沟帮子场院看皮影戏演出的场景，可能是我天真的描述，也或是我霎时间沉浸在皮影戏的表情，感染了在场的考官。陈寿荫似乎不自觉地，赞许般地点了点头，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说："你能做几个动作给我们看看吗？你突然得到急讯，你奶奶急病送医院了。"

我听了霎时一惊，可能真以为奶奶出事了，眼睛红肿，泪如雨下，疾步向前奔去……

陈寿荫突然大声道："傻孩子，奶奶只是一时气闷晕倒，不是什么大病。"

我即时跪倒，做出抱住奶奶双腿的动作，泪水还没干。我突然回过神，这是在考场呀，我怎的就当真了，我孩子气似的笑了。

后来摄影师汪煦昌对我说："你那深深的酒窝把我们几个人都看呆了。"

陆澹庵好奇地问我："你眼睛怎么红肿得那么快？"

我开心地笑了："是手绢上的胡椒面呀！"

我事先做了各种设想，笑容易，可哭不出来怎么办，这个主意还是我母亲出的呢。

以艺名为胡蝶的我幸运地被录取了，之后便将我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开创时期的电影事业。

曾有人问我，何以当年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员，尤其是演员，广东居多？

广东地处沿海，我祖籍鹤山临近侨乡新会，现在也已归入台山、开平、恩平、新会，统称为侨乡五邑地区，侨乡因为居民往返外洋，带进外洋风气，思想比较开放，又因为留居的妻子不仅要在家孝敬公婆，抚养子女，还要下田耕作，所以侨乡大多数妇女早就不缠足了，在其他方面也就比较开通。在侨乡，并不认为当电影演员有什么不好，而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在北方和江南，虽然观众对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员，尤其是电影演员十分仰慕，但在另一方面又仍然存在着排斥抗拒的心理，所以若有自己子弟从事这方面工作必定极力反对，乃至反目。如今时代已完全不同了，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有它自己的地位，电影演员更是万人仰慕的职业。

父母对我进入电影学校没有太多异议。父亲对我一向宠爱有加，有时甚至有些爱，切我只要我兴好反倒是母亲有些勉强，尤其是我姑母不太赞成。我们家回上海后，和姑母家来往比较多，姑母也一直对我疼爱有加，一直将我作为大家闺秀培养。她寄希望于我能念好书，将来在上流社会觅得佳婿，也好光大胡家门楣。因为那时的社会，传统观念对于从事戏曲、戏剧、电影工作的从业人员多少带有偏见和歧视，稍有不慎，非议纷起。因此母亲对我管得很严，对我的日常生活起居更为关注、谆谆教诲，要我时常记住洁身自爱，既要认认真真学习、演戏，更要认认真真做人。在工作上要宽容大度，遇事要退一步，不要抢前。我一生为人处世得益于母亲的教导，也一直按着母亲的教导去做。从我进入电影界开始，我母亲一直和我住在一起，外出拍片则让我那位旗人的姥姥（小妈的母亲）跟着，照料我的生活起居。我有时对母亲开玩笑说，我身边有母亲的耳报神，就算我想行差踏错也不容易呀！

如按教学设备、学生修业期限来说，中华电影学校实际上只能称为演员短期训练班，但在那时，是培养电影演员的唯一场所，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所略具规模的正规的电影学校。电影学校对学生的年龄、学历、职业、出身均无限制，而以发掘人才、培养人才、提高电影演员素质为宗旨。全期修业期限为半年，学生入学只交很少的学费。每天晚上七至十时上课，督促很严，如无故缺席三堂课，学校随时可以勒令退学。课程设置有：影剧概论、电影行政、西洋近代戏剧史、电影摄影术、摄影场常识、导演术、编剧常识、化装术、舞蹈及唱歌训练等。想是几位创办的留学生，把欧美电影学校的课程照搬了过来。全部课程教学时间为360个小时，学员每周免费观看两次外国电影作为"观摩"。教员都是业余义务兼课，学生有很多也是业余来进修和学习的。教员和学员都很认真，所以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潜心学习也大致可以学到一些基本的理论知识，掌握作为一个电影演员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了。

中华电影学校只办了一届，由于人事、经济等方面原因而停办。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员，虽然个人的际遇才能有异，但都为中国的电影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同学中与我往来较多也比较密切的是徐琴芳。徐和我年龄相仿，情趣投合，一谈如故。我们两人的友谊中最值得记忆的是学骑马和学开汽车。学骑马还可以找到地方学，学开汽车却颇费周折。一则当时也没有什么汽车驾驶学校，女孩子学开汽车更属少见，只是我这个人好发奇想，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江湾郊外后，我们付司机多两倍车费，请司机略加指点，就请他坐在后座"养神"，由我们"代劳",我们就是这样学会开汽车的。这一时期，我们也还学了一些其他拍片必须具备的技艺。在中华电影学校的时间虽然很短，却是我从事电影工作的开始，从这里我走向了这个万花筒式的银色世界，在舞台上，也开始在人世间，历尽酸甜苦辣，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有时竟也在感情上将人生与舞台合二为一了。

【胡蝶（1908年3月23日—1989年4月23日），原名胡瑞华，籍贯广东鹤山古劳坡山水寨村，出生于上海，中国最优秀的电影演员之一，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1925年，胡蝶参演个人首部电影《战功》从而开启电影生涯；同年，在剧情电影《秋扇怨》中首次担任女主角。1928年，她受邀加入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3月，她主演的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新光大戏院公映。1932年，出演《啼笑因缘》。1933年1月，胡蝶以21334的票数当选由上海《明星日报》评选的“电影皇后”，之后在"中国电影皇后竞选"中，她又夺取"三连冠"；3月，她又主演了中国首部左翼电影《狂流》；同年，主演的电影《姊妹花》则成为她表演生涯的代表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胡蝶前往香港，先后拍摄了古装片《绝代佳人》以及爱情片《孔雀东南飞》等影片。1946年，胡蝶从上海迁居香港，在香港主演了电影《春之梦》等片后，决定告别影坛而专心辅佐丈夫潘有声从事经营。1960年，她凭借主演的爱情片《后门》获得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1966年，她拍完《塔里的女人》后结束了电影生涯。1989年4月23日胡蝶在加拿大去世，享年81岁。】

来源：今日头条“读书有味聊忘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