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影片公司

"天一"就是今日香港邵氏影片公司的前身。"天一"的创始人邵醉翁原籍浙江宁波，原来是学法律的，做过上海地方法院及会审解的律师，还做过银行经理。邵醉翁这个人很善经营，颇有生意头脑。1922年，他转行去做文明戏，约同张石川、郑正秋组织班底，合股经营当时在上海有各剧团在此演时代剧的笑舞台（也称小舞台）。张石川之弟张巨川任前台经理，郑正秋任后台经理，张石川任顾问。笑舞台演过一出很有名的戏《马永贞》，讲的是上海滩黑帮恶斗的故事，很叫座。

时隔不久，张石川和郑正秋先后离去，另组"明星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的《孤儿救祖记》演出，轰动一时，获利可观。这件事对邵醉翁影响很大，于是决定放弃经营笑舞台，改而筹组电影公司。邵醉翁之转向发展电影公司，完全是从生意经的角度考虑，从"天一影片公司"以后的发展也可以窥见这一点。

1925年6月，邵醉翁以原来"笑舞台"文明戏的演员作为班底，组成天一影片公司，邵自任总经理兼导演，老二邵顿人任会计，老三仁枚任发行，老六逸夫任外埠发行，俨然是一个邵家班。

"天一"在1925年成立后的半年内连续拍了三部片子：《立地成佛》（高梨痕编剧，邵醉翁导演，徐绍宇摄影）、《女侠李飞飞》（高梨痕、邵邮人编剧，邵醉翁导演，武旦粉菊花主演）和《忠孝节义》（高梨痕编剧，邵醉翁导演，吴素馨主演）。从影片内容可以看出"天一"影片的创作倾向是迎合当时小市民的喜好，宣扬传统的道德观念，还保留着文明戏的痕迹，和当时明星影片公司的出品，在文艺水准上有较大差距。邵醉翁是从生意人求利的角度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当时小市民喜欢看旧剧的心理，影片的格调虽然不高，却还拥有一定数量的观众。

到1928年，"天一"业务已有很大发展。前后相继加入的导演有史东山、马徐维邦，演员有高占非、孙敏、我的堂妹胡珊、张慧冲，其后又有蔡楚生、王莹、司徒慧敏、杨耐梅、宣景琳等人。

"天一"在拓展国内市场的同时，也在南洋拓展。邵醉翁的三弟仁枚和六弟逸夫于1928年到南洋等地开办戏院。邵氏兄弟在香港、南洋等地建立起庞大的影业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现今在华人、华裔众多的加拿大温哥华也有一家邵氏大戏院呢。

"天一"开始拍有声片是在1931年。第一部有声片是由杨耐梅和宣景琳参与演出的《歌场春色》，是蜡盘发音有声片，拍摄后虽不十分理想，但究竟是一个新的尝试，还很受欢迎，票房价值也不低。

"一·二八"事变后，以及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上海的电影公司遭受战争炮火袭击的也不少，"天一"也未能幸免。战争的烽火迫使"天一"要做出新的抉择，改变它的经营宗旨，开始从拍摄民间故事的历史武侠片转而要结合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拍摄唤醒民众一致抗日的影片，《战地二孤女》《挣扎》《生机》就是"天一"在这个时期的产品。这一时期的观众也由小市民扩大到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

其后两年，"天一"人员及业务均有所扩大，但较诸"明星""联华"在拍片水准及演员阵营方面仍略为逊色。那时，邵氏兄弟已在香港、南洋一带打开市场，逐渐将业务重心转移，并以拍粤语片为主了。

"天一"的磨炼，我看"天一"

我在友联影片公司只应聘拍摄《秋扇怨》一片，这部片子一拍完，我与"友联"的合约也就结束了。同年，"天一"聘请我为基本演员，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天一"的创作路线，但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能有一家影片制片公司聘为基本演员还是很高兴的，除了有较为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外，还有机会在艺术实践方面得到更多的磨炼和探索，而对我来说，后者尤为重要。至今我仍对"天一"那段时期的演员生涯颇多怀念，可能也就是这个原因吧！

我在"天一"参加演出的有下列片子：

1926年七部：《夫妻之秘密》《梁祝痛史》《电影女明星》《珍珠塔》《义妖白蛇传》《孟姜女》《孙行者大战金钱豹》。

1927年八部：《白蛇传》《女律师》《刘关张大破黄巾》《西游记女儿国》《新茶花》《铁扇公主》《大侠白毛腿》《蒋老五殉情记》。

我在"天一"期间拍摄的片子，现在记得的大约就是这15部，这15部片子中又以古装片居多。

1926年，上海大小影片公司在竞相谋利的情况下，争拍"社会片""伦理片""言情片"，但拍来拍去，换汤不换药，情节雷同，缺乏新意，卖座率下降。基于此，邵醉翁就想另辟蹊径，改编民间故事和古典小说。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天一"的。对于一个新演员来说，自然不能也不会对于影片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再加上我的个性比较小心谨慎，只是尽自己在电影学校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而已。只希望在实践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修养，能赶上当时的红星如张织云、杨耐梅、宣景琳的水平，我就心满意足了。

今天，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我又认识到一个演员的成就，要靠自身的努力与修养，其中也包括处世为人。我在摄影棚一向是服从导演的指导，努力与导演合作。但仅仅是这一点那是不够的，影片的成功，还取决于影片本身的艺术价值，以及导演本身的艺术才能和眼光，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土壤。我在"天一"的两年间，主演的片子可谓不少，在演技上，也确实得到过一个新演员所期望得到的磨炼。但当时的"天一"太过于着眼于利，影片娱乐性多于艺术性，而且多数影片停留于宣扬旧道德，与时代脱节，更说不上寓教化于娱乐。所以当时社会舆论对"天一"影片的评价也不高，这也是当时我在拍戏之余，感到苦恼的一件事。

我从1926年加入"天一"，原订有长期的合约，本来是不易离开的。"天一"在拍古装片时，居然盈利，引起当时的大小影片公司也一窝蜂地拍起古装片。这时，邵醉翁的两个弟弟顿人和逸夫已到南洋开辟市场，这类古装片在南洋极受欢迎，于是就与南洋的青年影片公司辟市场，这类古装片在南洋极受欢迎，于是就与南洋的青年影片公司合资拍片。青年影片公司老板陈毕霖和邵氏兄弟协商，将"天一影片公司"改名为"天一青年影业公司"。1928年，陈毕霖退出，仍由邵醉翁家族独资经营，恢复"天一影片公司"的名称。我的合同原是与"天一青年影业公司"订的，公司既然改组，合同也自然失效，所有演员合同需重新另订。

我那时已想离开"天一"另谋发展，因为感到自己的表演艺术水平无法在那些脱离时代的古装片中获得提高。恰好这时明星影片公司通过高梨痕来邀约我参加"明星"，我也就借此机会离开"天一"转入"明星"。

我在"天一"前后只有两年，却主演了15部影片，在演技上的历练不可谓不多，应该说这两年的磨炼使我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熟悉了水银灯下的生活，体会到与导演、摄影，以及其他电影从业员合作的重要性；没有诸多同仁的努力，演员即使有再高的天分，也唱不出一台好戏。我这块石头也是经过《战功》《秋扇怨》，转而到"天一"的15部电影的雕琢，才初步成为可用之才。才能在当时电影界前辈的提携，指导下有所造就。所以，我至今仍然缅怀"天一"这一段时期的生活，因为这是我从事电影事业的开始。

尽管"天一"早期的影片，在艺术水准上不能与当时的"明星""联华"同日而语，但是它的多产以及在影片市场上竞争的需要，公司必须要扩展，要延揽各方面的人才。邵醉翁的制片方针固然使得"天一"未能向高水准发展，但却给更多电影从业人员以更多磨炼演技以及各方面技能的机会，这一点功劳似不应该抹杀。出身"天一"的，除我之外，尚有蔡楚生、沈西苓、许幸之、史东山、苏怡、高占非、孙敏等人。虽然他们的成名是在离开"天一"以后，但不能否认"天一"曾提供给他们以工作磨炼的机会。

我的堂妹胡珊，在我之后进入电影界，她也曾参加过"天一"的演出，拍过的片子有1929年的《血滴子》《火烧百花台》，1932年的《一夜豪华》《战地二孤女》，1933年的《孽海双鸳》《追求》《飘零》《一个女明星》，以及1934年的《似水流年》和《欢喜冤家》。我和堂妹几十年来，从童年时代一起在天津上学，在街上玩跳房子的游戏，到前后进入电影界，又先后移居加拿大，手足相扶持，如今她也垂垂老矣，在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安享晚年，偶一聚首，回忆往事，恍若隔世，有喜有忧，真是不胜感慨。

天一影片公司自1925年成立到1937年逐渐转入香港、南洋等地拓展，在上海的十二年间共计约拍了101部影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情绪高涨，民众的感情也随着事变的发生而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满足于风花雪月，民间传说，宣扬旧道德、旧礼教的影片。抗日的形势迫使各个电影制片公司要拍摄出适应当时形势要求的影片。"天一"在这股潮流的影响下，不得不转变创作路线。1932年"天一"摄制的9部影片，在内容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战地二孤女》《挣扎》都是抗日救亡的电影。《战地二孤女》由李萍倩导演，《挣扎》由裘芭香导演。《挣扎》上演时获得不错的影评，但该片在上海租界地区被禁止放映。

此外，"天一"在1933年由邵醉翁导演的3部影片《生机》《吉地》和《孽海双鸳》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天一"的一大转变。一般人在评述中国电影三十年代的历史时，对"天一"和邵醉翁本人没少贬词，我愿在此就我所知略述一二，也算是在长短两处提出一点我个人的看法吧！

早期中国电影创作的拓荒者﹣﹣郑正秋

要谈中国早期的电影创作，就不能不提郑正秋，他是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一页的人物，也是明星影片公司的创办人之一。

郑正秋（1889-1935)，原名郑芳泽，号伯常，别署药风，广东潮阳人。清光绪年间在上海出生，祖上是在上海经商的广东潮商，家境富裕。幼时受教于国学老师，受其影响，认识到清廷的腐败。后就读于上海育才公学，结识了当时的进步革命人士，以"正秋"为笔名，在当时鼓吹革命的《民呼》《民吁》《民立》各报发表剧评。据说当年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谭派创始人谭鑫培有一年到上海，因为年纪大了，唱不动了，郑正秋年少气盛，在台下叫了一个倒好，而且在报上写了批评文章，引起了风波，从此人们称他为"不畏强御的批评家"，由此可见他的性格刚直的一面。不过，他在公司里人缘还是很好的，对像我这样的年轻演员尤其耐心，大家都称他为"好好先生"或是"老夫子"。

郑正秋曾担任过《民言报》的戏剧主笔，又在《民权报》《中华民报》等报上发表戏剧评论文章。他还自办了一份《图书剧报》，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份探讨戏剧理论，鼓吹戏剧革新，主张戏剧必须负起改革社会、教育民众的责任的报纸。当时社会对于演员的地位并不重视，视戏剧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娱乐。郑正秋在那时就能有这样的见解，并且终身从事这一事业，这就是他令人敬佩的地方。他曾在于右任先生主办的《民立报》副刊上发表过《粉墨场中的杂货店》一文，文中主张："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也；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导师也；可以左右风俗，可以左右民情，是故吾人于优伶一方面，不可轻忽视之，于戏剧一方面，更不可漠然置之，无如吾国优伶自知负绝大责任者，实鲜！而戏剧进化于以迟钝不前矣，是以非有文学士出身而更始不可。"郑正秋就是以他毕生的精力来实践这一主张的。

郑正秋写的第一部电影剧本是为亚细亚影片公司写的《难夫难妻》(1913年），影片是以郑正秋的家乡潮汕的旧式买卖婚姻的风俗习惯为题材，通过一对青年男女在买卖婚姻制度下的不幸，以讽嘲的笔触抨击了传统婚姻制度的不合理。

这部电影是郑正秋主张电影教育责任的实践，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故事片，在这之前拍摄的电影大都是风景或舞台纪录片。中国电影之有专人导演，也是从这部电影开始的。张石川在1935年《明星》半月刊上发表的《自我导演以来》一文中曾说："我和正秋所担任的工作，商量下来，是由他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由我指挥摄影机地位的变动。"这工作，就是再没有常识的人也知道叫导演，但当时却还无所谓"导演"的名目。我还记得，好像一直到后来创办明星电影学校的时候，《电影杂志》编者顾肯夫将 Director 一词翻译过来，中国电影界才有了导演这一名称（另一说是为陆洁所译），所以中国电影之有导演，还是从这部电影开始。

郑正秋拍完这部短故事片后，曾一度脱离电影界，创办大中华新剧社，从事新剧活动。1922年，和张石川等人创办"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从此直到1935年逝世，将其毕生精力贡献给开创时期的中国电影事业。

郑正秋是明星影片公司编剧的台柱，也可以说他的全部创作活动和明星公司的营业有关。他也的确创作了不少优秀的电影剧本。他的剧本大都是"社会片"，而且比较着重于揭露封建的婚姻制度、蓄婢制度、娼妓制度，对生活在底层的妇女给予了深切的关怀和同情。

郑正秋在明星公司编写的第一个剧本《玉梨魂》是根据徐枕亚小说改编的，是关于妇女的，由张石川、徐琥导演，汪煦昌摄影，内容描写一个年轻寡妇守节的悲剧。孀居的年轻寡妇梨娘（王汉伦饰），与自己儿子鹏郎的塾师何梦霞（王献斋饰）相互爱慕，但梨娘恪守"守节"的旧礼教，不敢表露自己的感情，却请公公做主，将小姑筠倩（杨耐梅饰）嫁给何梦霞。两人虽勉强成婚，但夫妻间毫无感情。梦霞仍系情于梨娘，梨娘也郁郁寡欢成疾，终于何梦霞远行后病死。小姑筠倩便带着梨娘遗书及侄儿鹏郎长途跋涉去寻梦霞，梦霞见到梨娘遗书极其哀痛，念及梨娘嘱托，遂与筠倩和好，共同抚养鹏郎。这部影片对于吃人的旧礼教作了深刻的揭露与鞭挞，在六十年前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描写这一类题材的，还有1925年编写的《最后之良心》,由张石川导演，董克毅摄影，也是揭露童养媳、招女婿、抱牌位成亲这些杀人于无形的旧礼教、封建的婚姻习俗。

剧本触及娼妓问题的《上海一妇人》，于1925年放映，该片由张石川导演，董克毅摄影，宣景琳饰演片中主角，一个农村姑娘被骗卖到上海妓院后，成了名妓，但她仍念念不忘农村的未婚夫，积攒自己卖身所得，帮助未婚夫成家立业。她还拯救了另一个妓女，为她赎身，供她读书。郑正秋同情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过着非人生活的妓女，他试图通过影片说明娼妓也是人，她们也有着人性善良的本性，造成娼妓的根在社会，他说："娼岂生而为娼者，社会造成之也。"

除了《上海一妇人》，他还编写了电影剧本《盲孤女》，也是由张石川导演，董克毅摄影，宣景琳主演，和《上海一妇人》同年上映。郑正秋提倡婢女解放，希望受压迫、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贫家女儿，也能过一般人的生活，这在六十年前不能不说是大胆的主题。郑正秋一生编写过很多剧本，他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在当时人们把电影看作是一种娱乐消遣，而郑正秋则认为，电影也是一种教育大众的良好工具，寓教育于娱乐。从他开始，电影才真正产生了社会意义。

我是1928年进入明星影片公司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待人非常诚恳，没有架子。大家称他为"老夫子"，也称他为"好好先生"。他和张石川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张石川脾气暴躁，动不动就要骂人，甚至骂粗口，所以很多演员都怕他；而郑正秋则不然，对待电影的每个情节，每一个镜头，都能不厌其烦地向演员解释、示范，使演员心里有数，心里不紧张，这样就能自然进入角色。我在明星公司时间最长，得到他的教益不少，直到今日仍然铭感于怀。

郑正秋自幼身体羸弱，时常咯血，也正因为如此，他父亲让他以鸦片缓解，就此染上毒瘾而不能自拔。他常常迟到。我是习惯于遵守时间的，长期养成的习惯，至今依然如此。常常是我化好妆，换上戏装，坐在摄影棚里等他。几次过后，他不但不因此不快，反而自我检讨说："迟到是不对的，我希望大家不要学我。要学胡蝶，认真演戏，不要迟到。"他说到做到，以后果然再也没有迟到过。他那时还称我为"乖小囡"，一些旧日的影友，见我如今七十多岁了，也仍然很听话，于是套用郑正秋当年送我的别号而称我为"乖老囡"。

郑正秋导演的最后两部电影，是我主演的《姊妹花》和《再生花》。那时他的病情更为严重，咳血、昏睡，时好时坏。上海的夏天是很闷热的，但他那时身体衰弱到几乎在盛夏也脱不下丝绵袍，但只要他稍好一些，仍然抱病坚持工作。同仁们既敬佩他这种忘我工作的精神，也心疼他的病体，在他这种敬业精神的感召下，大家都更为努力，相互之间出现了少有的融洽，拍片的进展也少有的顺畅，所以这两部片子至今仍有历史价值，也是郑正秋穷其一生精力的力作。

郑正秋在编剧上很有特长。他自己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又长年从事戏剧工作，这是他生长的环境给他的优越条件。他自幼饱读诗书，博览群书，尤好戏曲。他出身于亦官亦商的富裕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对于人生有丰富的阅历，社会的形形色色他都见过，懂得人情世故。他天资聪慧，秉性刚直，敢言人之不敢言。有着这样的背景，他写出的人物有血有肉，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在他从事的电影事业中，他始终遵循自己定下的"戏剧，社会教育之实验场"的理念。他了解观众的心理，知道他们的喜好，他不是盲目地迎合，而是"寓教育于娱乐"，循循善诱。他善于结构故事，烘托情节，所以他编的戏总能扣住观众的心弦。他善于用人，哪个演员适合演什么戏，他心里一清二楚。在他的戏里，似乎每个角色都分配得那么适宜，这实在是他作为导演的过人之处呀！

就如宣景琳最初是演少女的，演出成绩颇佳。但当明星公司拍摄《早生贵子》一片时，郑正秋却分派她改演老妇人，当时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担心宣景琳演不好。可是等该片拍完公映，竟获一致好评，宣景琳从此就专演老妇人。在与我一起演出的《姊妹花》中，她就是演一对孪生姊妹的母亲，演技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至此，影界同仁不能不从心底佩服郑正秋独具慧眼，善于识人，善于用人，影界之伯乐也。

郑正秋将其一生献给中国电影的开创事业，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他于1935年7月16日病逝，那时我刚从欧洲访问归来，正期望把从西方国家得到的一些知识与他分享，相信新的知识将会使他在中国电影艺术上有更大的创造，谁想我竟痛失良师。噩耗传出，不仅是电影界，社会各界人士也都为之震惊。

1935年8月25日，由明星影片公司、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上海分会、广东旅沪同乡会、上海潮州会馆等三十余团体联合发起，在上海贵州路湖社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到会各界人士两千余人，可见社会各界对这位电影界一代宗匠的崇高敬意和沉痛的哀悼。

《胡蝶口述》前文回读

①我母亲生我后再也没有生育，在母亲坚持下父亲纳了妾

②我父母为我感到痛心，我也忍无可忍，下决心解除婚约

【胡蝶（1908年3月23日—1989年4月23日），原名胡瑞华，籍贯广东鹤山古劳坡山水寨村，出生于上海，中国最优秀的电影演员之一，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1925年，胡蝶参演个人首部电影《战功》从而开启电影生涯；同年，在剧情电影《秋扇怨》中首次担任女主角。1928年，她受邀加入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3月，她主演的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新光大戏院公映。1932年，出演《啼笑因缘》。1933年1月，胡蝶以21334的票数当选由上海《明星日报》评选的“电影皇后”，之后在"中国电影皇后竞选"中，她又夺取"三连冠"；3月，她又主演了中国首部左翼电影《狂流》；同年，主演的电影《姊妹花》则成为她表演生涯的代表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胡蝶前往香港，先后拍摄了古装片《绝代佳人》以及爱情片《孔雀东南飞》等影片。1946年，胡蝶从上海迁居香港，在香港主演了电影《春之梦》等片后，决定告别影坛而专心辅佐丈夫潘有声从事经营。1960年，她凭借主演的爱情片《后门》获得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1966年，她拍完《塔里的女人》后结束了电影生涯。1989年4月23日胡蝶在加拿大去世，享年81岁。】

来源：今日头条“读书有味聊忘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