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老底子每天呈送精彩文章一组
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
叙老底子事 忆老底子人
诉老底子情
文革中学校里分两派，保守派和造反派。因为我属于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会"玷污"革命组织，造反派不要我，保守派也不要我，只好自成逍遥派。身为逍遥派的我其实并无逍遥可言，心里总是有点吓丝丝、忐忑不安的。当时所有工作都停下了，其实可以不到学校去的，但是我不敢，待在家里心神不定，就怕弄堂里的传呼电话叫"四十六号邹逸麟"。天天一早去学校坐着，吃完中午饭，看看今天平安无事了，下午三点后回家。那时不管谁一声呼唤，"老邹，刷大字报去"，我就拎起浆糊桶跟上，就担心有一天没人叫我拎浆糊桶，那就成为革命群众的对立面，沦为批斗对象了。有时他们关起门来开会，我心里就直打鼓：不晓得今天又要发生啥事体了。即便为人做事无半点差池，但先天不足的家庭出身，就是时时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啊！
学校里今天物理系什么教师自杀了，明天化学系哪个教师上吊了，恐慌至极。记得有一天我们历史系开大会，所有教师学生都在梯形教室坐着，造反派突然喊道：某某人，站出来，然后宣布罪状，隔离审查。马上有两个工宣队员出来，一边一个夹着去关起来；过两天，就听说这个人跳楼自杀了，谁知道这两天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一个活生生的人竟然命归黄泉。那时历史系有很多教师都是住在市区的，散会后，大家一起在校门口等电车，没有一个人敢讲话，交头接耳的都没有，煞煞静，没有经历过的是不晓得那种气氛的。因为那时要整一个人非常容易，他们会找学生或所谓的进步教师，先定论某某有问题，然后让大家回忆其人平时讲过什么话，然后断章取义地集中起来构成罪行。其实，同事间平时讲话原本就很随意的，看到别人因言获罪，甚至丧命，你还敢出声吗！那时，我也只不过三十出头，哪里搞得懂什么政治斗争啊！那时，我曾对妻子说过，我很想去宁波乡下，找个小学教师的工作，住两三间平房，一家人平平安安地过清苦日子，不担惊受怕就好。
"文革"后大家聊天，有人说，"啊呀，老邹啊，你那时假如一门心思地念念书啊，或者专攻一门外语，十年下来肯定有所成就。"我说根本不现实的，当时根本没有心思，就是学外语，也只敢拿一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不敢看别的书的。一句话，夹着尾巴做人，苟且活命。所以我一直跟研究生讲，你们真要珍惜这个时代啊！你们真不晓得，你们三年硕士，三年博士，六年念书时间，比我们过去二十年念书的时间还多啊！
记得这辰光有件事，就是毛主席把非洲朋友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了北京工人，就这么件事情，举国欢腾，游行庆祝。那天我刚从学校回到家，弄堂里的传呼电话就到家了，说是要马上赶到学校集中游行。我跟王文楚两个人即从家里坐了一个多钟头的电车，赶到校门口集中，再跟大家排起队伍，挥个旗帜，一路走，一路喊口号，走到外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即现在的汇丰银行才解散。那时已是下半夜两三点钟了，全城游行，没公车可坐，只好再从外滩走回家。这辰光的瞎折腾，不是亲历者，真的难以想象。
大概是1969年5月的一天，我正在奉贤的农地里劳动，突然工宣队找到我，"邹逸麟，明天到复旦去。"当时虽然口头上表示还要参加劳动呢，心里想的则是赶快走吧。我被突然召回学校，是历史地图项目要恢复了，我们研究室是"文革"中复旦文科第一个恢复工作的部门。第二天一早我回到复旦，因为我是研究室的学术秘书，研究室恢复工作的话要做前期准备。
虽然历史地图的编绘工作恢复了，但工作格局和"文革"以前大不一样了。譬如在人事安排上，那时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一批二用"，谭先生就属于被"一批二用"的资产阶级学者，一方面要随时批判他，一方面要用他。"文革"前，谭先生是系主任，又是历史地图的主编，专门有一个办公室的。1969年恢复工作以后，他就在大房间和我们一起工作了，就坐在我的对面。那时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们和谭先生不但是师徒关系，私人关系也很好，就是"文革"期间，我们也还是叫他谭先生的。工宣队进来以后就批我们，"不能叫谭先生，要叫谭其骧"。我们没办法，只好连名带姓地叫谭其骧。有一次，市委写作组的头儿，当时市革委会的重要人物朱永嘉走进我们办公室，开口就是谭先生怎么怎么的。哦！朱永嘉可以叫谭先生，我们就不怕了，从此我们就恢复叫谭先生，工宣队么也就装聋作哑了。
"文革"期间，科研工作都停了，你要借书也借不着的。我们因为历史地图这个任务，借历史书是名正言顺的。所以我往往下班时把工作用书带回去，明天早上带得来。画图的同时，我对其中的历史地理问题开始留心思考了。这辰光积累了不少素材，有的文章写了一半，有的基本框架已经写好，但没成文。1978年学术刊物全面恢复后，我每年能有两三篇文章发表，都是之前积累的。譬如对惠民河的考证，就是我的首创，并形成《宋代惠民河考》一文。惠民河在古代水运史上是仅次于汴河的运河，虽然各种历史文献中有所记载，却从未在地图上出现过。我考证其源头、流经及淤废的过程，首次在地图上标注出来，并通过分析比较，肯定了惠民河的航运价值高于汴河，此后的历史地图都沿用了我的研究成果。
1978年升讲师时，我开玩笑说，当了二十二年助教的应该是名助教了吧。之后1980年升副教授，1984年升教授，一路升迁如此之快，都是前十几年间压在箱底的积累。记得这辰光我女儿似褒又贬地开玩笑说："奥吆，爸爸总算写出成果来了。"因为"文革"期间，每晚一家大小挤在那张九十厘米的小方桌上，就着八瓦的台灯，我总是蜷在一角看书做笔记；全家入睡后我还要熬夜再读，我妻子就揶揄道："天天写，写啥么子写，又写不出钞票。影响阿拉胭觉，还浪费电。"是啊！一家老小的生活重担，都是妻子在扛，我除了固定的七十四元五角工资外，再无其他，为什么还要写？因为只有这一刻，才是我想要的生活。遨游史海，穿越书林，让我暂时忘却喧嚣难解的无常世界；每当在历史文献中寻觅到有价值的史料线索，心底暗生的一丝成就感才让我感受到生命的真正意义。
1972年，上海接到点校"二十四史"的任务，上海的任务有五部：《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宋史》。《旧唐书》《旧五代史》由复旦中文系负责，我们研究室也有一部分教师参加，当时有朱东润、谭其骧、徐鹏、周斌武、陈允吉等；《新唐书》《新五代史》由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历史系部分教师参加，还有我们系的蔡尚思、赵永复和我，最后由上师大古籍所定稿。谭先生派我去参加定稿小组的最后定稿工作，所以1972年我每天去原上海师范大学的古籍所上班，前后一年左右。
从1973年至1975年，我和王文楚在谭师的指导下，参与了呈送毛主席阅读的多篇古文的注释工作。为了便于毛主席阅读，印的开本比较大，故称"大字本"。任务都是朱永嘉布置下来的，他从《史记》《明史》等历代正史中选定篇目，分为历史文献和古典文学两部分。历史文献部分主要是谭先生负责，我和王文楚做初稿，后由谭先生定稿。杨宽先生也参加了先秦部分的注释。古典文学部分由复旦中文系的章培恒、王运熙、顾易生诸先生负责。最后由市委写作组的王守稼、吴乾兑、许道勋、刘修明、董进泉诸位整理。当时我和王文楚两人根本没有政治头脑，没有感到这项任务的重要和光荣，而是叫苦不迭。因为任务往往很急，朱永嘉一派下任务来，我和王文楚就必须立刻赶到康平路的一幢大楼内工作，两三天内就要做出初稿，没日没夜，有时甚至要赶通宵。最后定稿要送谭先生签字的，记得一次是凌晨二点，用摩托车送稿子到谭先生家，那时他住在复旦宿舍，等他审定签字后，再送到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付印。
有一次在《晋书·谢安传》的注释中，毛主席竟然看出"濉汉"是"濉溪"之误。记得那天朱永嘉连夜召集我们开会，批评我们工作疏忽。后来经查对，发现原稿不错，是印刷厂排错而我们没有校对出来。此后，跟到中华印刷厂校对出样，就成了我们工作的最后一关。记得有一年的年三十夜，我就是在中华厂度过的，大年初一凌晨才回家。
除了时间紧急外，还有一定难度。我和王文楚虽然都是历史系本科毕业，又跟谭师搞了十几年历史地图和历史地名辞典，一般阅读古书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过去阅读历史典籍主要注意的是历史地理方面的史料，与地理无关的典章制度、职官制度，往往不求甚解，忽略过去。所以注释地名、政区制度、人名方面我们驾轻就熟，而对职官和经济制度等则感到有一定难度，必须不断地查各种工具书。特别是将一段古文转译为现在的语体文，难免会出现意思不完全吻合到位的情况。所以我们初稿写出来后，交谭先生把关、修改的往往就是这一部分。经过这一阶段的工作，我们感到自己的古文阅读水平明显提高。
我听朱永嘉讲，这个大字本只印十七份。印完装订直到天亮，朱永嘉直接送飞机场运到北京，此事连上海市委副书记王秀珍、徐景贤都不知道，是朱永嘉直接对接中央的，因为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事后，上面给我们参加注释的教师每人送了一套《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我们参加注释的教师都有署名在上的。
我家在市区，离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近些，所以凡书稿排印下厂的时候，往往让我盯到最后。记得1974年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本就是在中华印刷厂印的。当时北京的地图出版社，也引进了国外进口的印刷机，但技术水准不够，印出来的东西不行，还是上海传统的中华印刷厂印地图印得最好。因为中华印刷厂前身是中华书局的上海印刷厂，公私合营后，中华书局的主要编辑部门迁去北京，《辞海》编辑部、印刷厂等留在上海，所以印刷厂保有一批老的技术工人，虽说机器是很老的，但工人技术好，套印出来的打样稿，大家都比较满意。对有瑕疵的地方，只要我们提出意见，老师傅就可以修改得比较满意。毛主席的大字本，所用纸张是印"毛选"的纸张，油墨是印"毛选"的油墨，印出来当然相当漂亮。那时在我们心中，中华厂的印刷水平是不得了的。休息时与师傅们聊天，才知他们的待遇也不错，公私合营前，校对工资分三等，一百二十元、一百四十元、一百六十元，相当于大学副教授的工资，所以中华印刷厂的校对质量是很高的。
1949年以后，劳动改造是教师等知识分子的必修课。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高校里一年两次下乡劳动是雷打不动的。一次是6月份的双抢（抢收、抢种），一次是11月份的三秋（秋收、秋种和秋耕），每次下乡两周。虽说下农村干农活很不习惯，好在都是和同事、学生们一起劳动，彼此彼此，总是相互照顾的。"文革"中的劳动改造就不同了，似乎带着惩罚的意味。进驻复旦历史系的工宣队是上钢一厂的工人，过去他们有的是码头搬运工人，有的是拉板车、踏三轮车的个体劳动者，1958年大炼钢铁，从社会上吸收了一批闲散劳动者成为炼钢工人。这批工人进入高校领导我们后，也许他们也不擅长农活吧，竟安排我们系的中青年教师去张华浜上港九区码头做搬运工，真把我们搞得够呛。码头做搬运工，真把我们搞得够呛。
我们的工作是下到船舱里搬货物，而且专门做夜班，日班是正式码头工人做的。每天晚饭后约七点多在上港九区码头集中，八点左右下船舱。船舱在甲板下十余米，约有三层楼房高，只能通过一架陡直的铁扶梯下至舱底。舱底散放着许多运往越南的大米和小五金，是用吊车吊下来散乱堆着的，我们的工作就是将其一包一包地搬运至规定的底舱位置，整齐叠放。据说，过去的大米包都是一百公斤一包，因为越南战争男劳力都上前线了，那边的码头劳动力都是女性，所以改成五十公斤一包了。劳动时，有几个工人分成两边，这边的负责把大米搭上我们的肩背，那边的则从我们肩背上卸下米包码堆。五十公斤的大米对搬运工人来说是小菜一碟，但对我们来说，米包叠在背上，人弯如虾米，开始还可以走走，十包以后就两腿发软、踉踉跄跄，汗流满面的我，还得不时托一下滑下来的眼镜，好生狼狈。记得袁传伟老师就当场昏倒了，脸色煞白，急送医院。搬完大米，再搬小五金，主要是洋钉、螺丝等。一只小木箱，看起来体积很小，其实很重。第一次搬运时，不知轻重的我直挺挺地站着，箱子一到手里，人几乎就蹲下了。
除了超出体能范围的重活，最可怕担心的是，每当午夜十二点要上来吃夜宵，上下这十余米陡直的铁扶梯实在是胆战心惊。两手必须抓牢，一不小心，仰后跌下，后脑落在舱底钢板上，必死无疑。一个夜班，上下四次，都是胆战心惊的活。尤其是天亮下班的最后一次，浑身散架，腿软头昏，真要格外小心。
"文革"期间，我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也都有过"五七干校"的经历。1976年的年初，过了春节，我被安排去干校锻炼半年。复旦的干校在崇明，早期去干校的教师都住在草棚棚里，是他们在那儿造起了二层楼的砖瓦房，还办了一个图书馆。我去时就住在二层楼的砖瓦房里，记得是八个人一个房间，四个上下铺。
我那时的体形，长细比值极高，男劳力的强项活挑担我不行，扁担还未上肩，腰已弯下去了；女人的强项活插秧我也不行，个子太高，弯下腰还够不着地面；领导只好安排我去养牛。养牛的辛苦比下农田好多了，早上把牛牵出来，让它外面兜一圈，解决大小便；牛下地干活后，我就用铡草机铡牛草备饲料；吃中饭的时候，让牛在小河里浸一会儿，水牛嘛；下午再拉它出去做生活。农活较重的时候，我就喂它玉米芯子，这是牛最欢喜的饲料。空余的时候，我就自己弄点书看看，干校图书馆可以借书看的。
一个人管一头牛，就是这样简单的事，我居然还出了事故。有一次牛绳没有缚牢，牛挣脱后走失了。我吓煞了，干校本身是没牛的，牛是向附近生产队借的，干校的支部书记闻讯也赶了来。我们到处寻找，最后在已废弃的一个草棚棚中找到了。牛大概恋起了旧窝，回到了原来的牛棚里，虚惊一场！起初我担心牛被人偷走后会杀了吃肉，周围的人马上安慰我：乡下人是不会杀牛的，他们偷牛就是去给自己犁地，然后让牛拼命做活，直到累趴下为止；牛是会送回来的，但如此这番伤筋动骨后，这头牛也就完了。由此我也意识到了自己和农人的差别，在农村，牲口就是庄稼人的命根子，是非常金贵的；而我，首先想到的却是餐桌上的佳肴。
1976年4月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干校里下工后没事，教师们就开始议论江青、张春桥了，在学校是不敢的。当然讲话也不是太露骨的，是知识分子那种旁敲侧击的冷话，大家听得懂的。这辰光讲莺歌燕舞，形势越来越好，一片大好，大家就有点不满。在干校大家睡在一个房间里，各系的老师混住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利害冲突，比较敢讲话，回学校后，各自回到自己的系里，跨部门举报的可能不大。再说，说的也是大家的心里话，只是有的敢说、有的不敢说而已。
我这一生，乏善可陈。数十年来学校、家里两点一线；教书、科研，心无旁鹜；生活就是简单的重复，只有"文革"这十年，经历的故事是最多的。
《邹逸麟口述》前文回读：
①没有兄弟姐妹，没有朋友玩伴，我是孤寂的宝宝
【邹逸麟（1935年8月31日—2020年6月19日），祖籍浙江宁波，生于上海。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历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史志学会会长、《辞海》副主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民盟第七届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千古黄河》、《中国历史地理概述》、《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副主编)，合著有《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等。发表论文约百篇。】
来源：今日头条“读书有味聊忘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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