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特刊】之一：高洪波 | 关于父亲

假如把二十多年前的一篇小学作文包括在内的话，这是我写父亲的第二篇文章了。

我的父亲在故乡是名气很大的县委书记。记得在“文革”中他有一条罪状，说是曾指使县委宣传部长写剧本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因此吃了不少的苦头。那剧本也只是在县剧团上演过，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据父亲透露，自己其实一无所知，而宣传部长是一位业余作者，只是喜欢舞文弄墨而已。然而能诱发这位宣传部长创作欲望的，显然不只是父亲的职务，更多的还是他的献身某种事业的专注精神。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几乎从不过星期天。他在县委大院里有一套办公室兼卧室的房间，他的时间大多在那房间里消磨。另外，父亲以“马拉松会议”而著称于那小小的县城，他曾主持过无数次会议，每次都开到日落西山。于是，我便奉母亲之命去招呼他、提醒他。当我经过传达室的大门洞，又沿着青砖砌就的甬道走向他的办公室时，总有一种不可遏止的神秘感和自豪感。固然我每次的“传讯”都被开会的叔叔们嘲笑一番，我却依然不悔。因为踏入这幢办公室，叩击坐满了人的会议室（这会议室就在办公室的对门），再从烟雾缭绕中轻声唤出父亲，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仿佛在一刹那间，我也置身于这群县委领导之中，参与某种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情似的。

父亲的出身很苦。小时候，我的姑姑、叔叔称他为“二哥”，这称呼曾一度使我很纳闷。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并没有伯父的位置。长大之后，才知道我确有一位伯父，但早在“满洲国”时就被日本人抓了劳工，一去便没回来。这位从未见过面的伯父，据说比较忠厚老实，因为忠厚，便被爷爷认定不堪造就，一天书也没读。而父亲则从小聪慧，居然能读完初中——这在旧中国的北方乡村里，已是了不起的秀才和学者。父亲在以后的人生之旅中，这点文化委实帮了他的大忙，甚至建国初期一度担任过县委宣传部长，成为他那一茬干部中的“笔杆子”。不过，这是后话了。

父亲小时候极苦，但究竟“苦”到什么程度，我至今也不太明晰。在“忆苦思甜”流行时，他也没有赶过这种时髦，讲讲“家史”什么的。倒是从奶奶的唠叨中，知道他曾一边“扛活”，一边读书；还知道他曾在数九天里到碱泡子熬碱，几乎累得吐血，冻得发昏。别的，就不得而知了。倒是我的叔叔，一位极幽默、活泼的人民解放军前军官，告诉我说父亲小时候打架极凶狠，曾有一次与村里的一位小霸王争吵，他用一柄铁铲几乎铲下对手的后脑勺。这少年时期的不良行为由于和当时县委书记的身份不符，我一度半信半疑。不过，也没有向父亲认真询问过，也许是真的。

父亲似乎比我和弟弟都有“出息”，因为早在比我们现在年纪小得多时，他就是一名县委书记，而且以能干著称于他的同级干部中。我的故乡是内蒙古的农业区，并且一直有“粮仓”之称，现在想来，父亲在自己的前半生是为筑造这一粮仓尽了力的。也许由于这种能干和克己奉公精神，导致了他不断地调迁吧！

“四清”刚开始，父亲和内蒙古的一批干部支援贵州，号称“支黔干部”。据说当时贵州是“烂”得比较彻底的一个省份，因此，需要全国得力的干部补救之。于是，父亲便在一个风雪弥漫的冬季，率领我们全家人迁徙。

未到贵州之前，便听好事者概括为“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似乎可怕得很。及至抵达，感觉却又不同。至少我个人觉得这南国山清水秀，物产丰饶，较之千里冰封的北国是胜似天堂了。

可是，父亲的日子却很不好过。

他先是搞调研，又当工作组长，从专区下放到一个县城，不到半年，又从这一县城调到另一个新组建的小市，在这小市刚及一年，又奉命北上调京。两年的时光里，如一枚跳棋子般，东移西挪，当时他刚交四十岁，对这种调动非但没有一句怨言，倒总结了一套搬家的程序，使我那有些近似于半军事化的家庭更加精简，几近清贫的程度。

这种气度，是当今我辈所不可能企及的。

贵州虽不错，但当地人对于“入侵者”总有一种本能的反抗，这种反抗到了“十年动乱”时酿成极严重的派性活动。但在当时，人们却只能在暗中抵抗而已。抵抗的结果，无非是我们这些家属子女吃点苦头、遭点罪。

记得在那黔西小县城时，吃不上水，又无人肯卖水给我们，几家人便借一辆破旧的运水车，父亲带头到河边推水。水车一路洒水，河水浑浊不堪，道路亦泥泞破败，可是他倒浑然不觉。到了晚上，合家挤住在招待所的一间公房里，他还要不时接待一些反映情况的人。有一次，一位姑娘进屋后只是一味哭泣，又不说是谁使她受委屈，吵得我们无法入睡，最后她交了一份厚厚的材料给父亲，才悄然离去。

父亲当时真有点京戏里“巡按”的味道。据说还真查办了一些为非作歹的坏人。不过，我通过这次搬迁，才多了些和他接触的机会，也略略有了一点观察他的时间，这也许是一种意外的收获吧！

父亲调京，也赶上了一个当口，即“旧北京市委”被连窝端的1966年。他到北京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以他的忠诚与温厚，不可能不按整个时代的节奏来调整自己的生活。好像当时他的主要“政绩”是把前门一带的街道墙壁全部刷上了红漆，人称“红海洋”。这一“政绩”很快便成为“罪责”，据说制造“红海洋”是阴谋反对“文化大革命”，不让革命群众张贴大字报云云。于是，他很快由革命领导干部而变成“三反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我们被抄家亦在所难免。他被揪斗、关押，进而突然在北京失踪了。

父亲的失踪其实是人为的一次绑架。现在看来，无非是贵州小县城排外情绪在北京的一次光辉的继续，说“光辉”，是因为有了堂而皇之的口号。父亲被机关的“造反派”们当做礼物偷运回了故乡，在那里，他成了“头号走资派”、“内人党党魁”、“暗杀团总后台”，这一系列头衔的赠与，使父亲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地狱之行”。具体情况他依然没多向我们叙说，只是在事后告诉我：自己的一大绺头发被硬扯下来，这头发仍保存至今。

也许，父亲这一类的中层干部本应是“文革”中的受益者，因为，他作为当年一名得力的干部，如消防队员般东扑西救，“四清”到贵州，“文革”进北京，本可以一帆风顺的——然而，命运偏偏捉弄人，这捉弄的结果，是一次“失踪”的旅行和一绺头发的纪念。

当然，较之家破人亡的许多战友而言，父亲的遭遇太一般了。他的一位亲密的伙伴和继任者，我故乡的县委书记，就是在囚禁中以刀片自割咽喉，结束自己生命的。和这位县委书记相差无几的时间，一位县长也自缢在城郊柳树上。这两位叔叔在50年代都曾是那会议室中的主人，却都没能在60年代的政治风暴中挺过去。父亲和他们相比，自然要幸运得多。

他很快又有了新的工作。那还是在“十年浩劫”期间，父亲分管一个城区的商业系统。他虽是抓农业出身，却对这一新的工作表示了一如既往的热诚。父亲开始到各个小饭店里蹲点，他蹲点的收获，体现于家庭生活中，是开始热衷于做饭——并且到今天为止，父亲还真能做出几手货真价实的“馆子菜”来。或许这种烧菜的手艺，才是他在十年间最大的收获？

他依然忠诚肯干、联系群众。一个例子是：每逢楼下有收废品的工人来，他只要看见，必定端一杯热茶下到楼底进行慰问，并且非让人家痛饮不可。这些收废品的工人因为知道有一位领导住在这里，且作风平易近人，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家附近楼群的住户们都趁机清除自己家里的废品，因为收购废品者的工作效率相当高。远非今日“废品跌价”的世风可比拟。

然而，父亲却远没了当年的锐气和锋芒。好像那一大绺头发上寄托着某种神圣的东西，已被一只粗暴的手从他头脑中根除了似的。我甚至感觉到他的迟钝和麻木来。在1976年的10月7日，正值我从部队探亲归京，在同学家里知道了“四人帮”被逮捕的快讯，回家向父亲言及。谁料想这一消息吓坏了父亲，他几乎三缄其口，险乎以为我在传播可怕的谣言——当事实证明我的快讯是真实的时候，父亲却还为当时我的“传达”而捏一把冷汗。唉，我的忠诚而温厚的父亲，一个模范官员和克己奉公的干部，居然连一点“越轨”的思想都不能有，甚至不敢存在，他思维的程序，早已为50年代的惯性所固定了。不知这是喜剧，还是悲剧。

父亲正日渐衰老下去，早在几年前，我们一家人尚未各自分裂成新的家庭细胞时，饭桌上常常发生时事辩论，“代沟”亦显现得较为突出。结果常以不欢而散告终。尽管如此，我倒希望听到父亲那时的一些虽然偏执顽固却不乏真诚的论断，包括他的发怒与自得。然而，这种激情正渐渐地在父亲身上消退，这激情有时是生命的依据、活力的象征，一旦消失，是很值得人忧虑的。

父亲今年六十岁。正值离休年龄，但据我观察，他的思想早已离休了。然而父亲又不同于一般文化修养较高的知识分子干部，他从前是以工作为寄托、视闲暇若仇敌的，因此，我极少见他有什么业余爱好。文娱与体育，似乎素来与父亲无关，他好像一度喜爱过象棋，但很快便丢开了，因此，至今也是未入流者。对于体育运动，父亲尤其低能，各种球类从不接触，连游泳也仅只会一种极原始的“狗刨”。因此，我担心父亲一旦离休，将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衰老自然很快来临。

我当然极不希望这一事实兑现。但纵览父亲一生，这一事实又极难避免。好在弟弟新近有了一个儿子，肥胖茁实，这第三代男性公民的诞生，昭示着父亲离休后又一工作的接手，而且他一定会极其快活、极其认真地承担起养育孙子的重任的。这，也许是父亲对于我和弟弟这一代人未尽到教育之责的一种报应。

父亲虽然属于党的“高级干部”中的一员，但与他的大多数同辈人一样，本质上依然是质朴的农民，他以自己的忠诚朴实赢得了党的信任，又以自己的历史局限对当前的历史进程退避三舍。他们这一代人所走过的路，其实细细琢磨起来，对我们是有着极其重要的启迪的，所以，我上面所说的“未尽到教育之责”，似乎失之公允。

父亲在不久前度过了他的六十大寿。这生日则因他的患病住院而推迟了近十天，可是父亲仍欢乐异常。为我们兄弟姐妹相聚时的菜谱，他几天几夜和妈妈讨论、研究，其认真执著的程度，我想不亚于当年在故乡县委大院内召开的“马拉松会议”。

为给父亲庆寿，我专门到北京一家餐厅定制了绝大的一块奶油蛋糕。提着这沉甸甸的礼物，心底也不禁有些沉重起来，因为我知道，在父亲这坎坷不平的六十年中，这样的奶油蛋糕可能是他平生头一次吃到。

果然如此，父亲切开一块尝了尝，满意地笑了起来。这一天，父亲可真开了“洋荤”。唉，我的朴素忠厚的、易于满足的父亲啊……

《关于父亲》一文写于1985年12月，距今已是十几个年头了。父亲当时刚刚被诊断为肺部大面积阴影，医生果断地决定开刀，结果一刀下去，不是肺癌，而是一种叫做“炎性假瘤”的东西，但父亲切下的肺叶被护士端给我们看，呈乌木状的色泽，这是他几十年吸烟的悲惨下场，这也是他生命中又一个大坎儿被迈了过去。

开刀过后，一年半的光景，父亲就离休了。一晃十几年过去，父亲的健康和心态越来越好，我家唯一的那位“第三代男性公民”，以“三好生”的身份被保送进了我的母校北京市第十五中学，并且由少先队的大队长转而成为初中一年级的班长，他的成长是在我的父亲与母亲的呵护下进行的，我觉得在这位名叫高天的侄子身上，父亲寄予了一种对第三代的莫大期望，他或许还隐隐中怀有对我和弟弟这一辈人的歉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高天小侄从小学到初中的教育成功，证明了父亲的另一种能力和才智，当然，母亲的辅佐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父亲已变成一个喜爱唠叨的垂垂老翁，他依然珍重每一次家庭聚会，依然会郑重其事地提前三天写出菜谱，依然关注着国家各种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依我看还多了几分愤世嫉俗，这也许是所有离休老干部的共同特点，起码证明着父亲的未泯灭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