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特刊】之二：聂鑫森 | 祭父文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个年头了。

至今，1984年那个夏天，还深深地嵌在我的脑海里。

这年的春天，我收拾行李准备到北京的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读书，临行之际，携家从株洲赶到湘潭，去向父母告辞。父亲正卧病在床，脸色腊黄。见我们来了，精神猛然一振，竟然下了床，抚着我的不到三岁的儿子聂耶的头，说：“这是聂家的长孙。假如我有遗产的话，按老规矩，他是有权利得到一半的——可惜我什么都没有了。”说完，哈哈一笑，然后牵着聂耶的手说：“爷爷领你上街去买零食。”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了某种不祥，怆然有泪涌出眼眶。

一个学期很快就完了，放暑假了，我匆匆赶回株洲，稍事休息后，即挈妇将雏去湘潭看望父母。父亲似乎已远离病厄，满脸是慈祥的笑意。母亲更是高兴，忙着买菜、买酒，直说要我们多住几天。

夏天的小巷，风飕飕的，麻石路面凉润可人，饭前饭后，父亲和我并排坐在大门前，讲他在湘潭几十年的见闻，讲他一生中故去的老朋友，讲我们家族的故事，讲怎么熬血驴膏、怎么制虎骨酒、怎么识别真假麝香，讲一生中所开出的颇为自矜的处方……他的脸上透出一种亢奋的神情，他不让我插嘴，一口气不停地讲下去。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老人家如此系统地讲述这些影尘前事，在我的印象中还是第一次。同时，又感到由衷的高兴，他的身体该是完全康复了，这样长时间的讲话，是很要精气神的。

在住过几日后，我因一些琐事而要回株洲了。父亲特意打开一瓶好酒，和我们几个兄弟一起开怀痛饮。父亲说：“我讲的这些东西，对你有用吗？”我连连点头。

刚回株洲几天，突然来了一封加急电报：父亲故去了！

当天深夜，我们赶回湘潭。父亲正安祥地躺着，我颤抖着揭开他脸上的白布，脸色如旧，仿佛只是睡了过去，平静得没有任何痛苦。听母亲说，父亲在午餐时喝过一碗桂圆汤后，说是感到很累，要睡一会儿——从此再没有醒，沉入一个永恒的梦中。

他的身边放着一支断了的竹节拐杖。那是几年前，我到成都办笔会时为父亲买的。两天前父亲拄着它散步时，忽然断了。似乎是一个什么预兆，他便在冥冥中的安排下骤然而去，且平静且匆促。在那个陌生的世界里，难道父亲不需要拐杖了吗？

我捧起断了的拐杖，禁不住痛哭起来。

父亲才六十五岁，但身患多种疾病，除了母亲知道，我们竟茫然无知。他们就这么瞒着我们，怕影响我们的情绪。而父亲在辞世的时候，居然毫无动静，悄悄地就这么走了，不肯给儿女添半点麻烦。作为长子，我没有为父亲侍奉汤药，没有在他临终时聆听最后的教诲，想起来心如刀割，愧疚满怀。

在父亲的灵堂里，悬挂着我撰写的素白的挽联：

曾操歧黄救人，却未能医己之沉疴；

每思夏巷论世，方知是诲我之遗言。

在后来的岁月里，父亲在那个夏天所讲述的许多世态人情，被我陆陆续续地化变成小说和散文，以作为对他最好的纪念。

父亲故去后，每当我们回到湘潭，突然会感到心上空了一大块。那时候，他总是让儿孙们坐在他身边，在桌上搁一个小迎枕，为我们仔细地切脉，然后用毛笔开出调养的处方，告诉我们这个时令该用些什么药物，阐释一番养生的道理。他会在喝过酒后，牵着喧闹的孙儿孙女，到小巷后面的雨湖公园去玩；母亲会特意叮嘱别把小家伙弄丢了，父亲一笑：别的可能会丢失，孙儿孙女是不会弄丢的。是的，再没有人给我讲述那些极有兴味的往事了，再没有人指点我的书法和诗词了。

我是1948年夏临世的，而父亲已到而立之年。听母亲说，一向喜欢清静的父亲，乐呵呵地大宴亲朋，而且喝了不少的酒。据说还在回家后，写了好几首七律，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在儿童时代，我曾为父亲的严格督教深以为苦。我才两岁多，他便用一个个的硬纸片书写令人头痛的汉字，每日五个，晨教而暮验；三岁多，即教我临帖，每日两张。达不到他的要求，我是不能去玩耍的。到五岁时，又教我背唐诗宋词，并一首一首地讲解。进入少年时代，他开始为我讲解诗词格律，并启发我自出心譩进行创作。在我从事文学创作后，方知这种影响的深远。特别是在旧体诗词方面得益多多，自矜轻车熟路，时或文友之间唱和，竟是乐此不疲。记得1983年春，我曾写了一首七律《静夜》：

墙外更残影渐无，青灯不倦意何如。

清风识字翻书卷，明月流光入槅橱。

数首诗抄应稿约，几张帖写为谁涂？

韶华岂负春宵短，隔壁翁媪生晓炉。

回家时拿给父亲指正，他颇为赞赏，特地用红笔在第二联和第四联处打了几个红圈。他说：“‘清风识字翻书卷’翻用了古人诗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有意思。‘隔壁翁媪生晓炉’，有生活气息，不错！”

父亲是1978年退休的，正好满一个花甲。从繁忙到闲居，父亲为获得的这一份平淡而怡然自乐。他唯一念叨的，是该有孙儿孙女了，对于“含颐弄孙”的境界，他憧憬已久。1981年冬，儿子聂耶即将临世，我向单位告了假，携内子住进了父母家的这幢百年老屋。那一段日子，父亲是最为高兴的。

儿子降临人世后，满世界风狂雪舞，奇冷无比。但在这幢老房子里，白炭火烧得通红，竹烘罩上烘着儿子不断换下而后洗净的尿片。父亲一边吸着烟，一边翻动尿片，对我说：“你儿子的尿很骚，这是好事，说明热毒尽出。中医说幼儿‘尿要骚，屎要臭’，即是这个道理。”

儿子满一百天了，按湘潭旧俗，我们要抱着他到街市走走，见见太阳，谓之走“走百日”。父亲取出他古旧的印泥盒，打开来，用中指蘸了蘸印泥，轻轻地在小家伙的两眉之间，按下一个朱砂印，说是可以压惊镇邪。父亲说我当年满百日时，也打过这样的朱砂印。这鲜红的朱砂印，可是对新生命的祝愿？或者说是属于生命的一个符号？一代代人，在朱砂印的标示下，走向了广阔的世界。

在父母的身边，我的外甥、侄儿、侄女们，都享受到这种待遇。

儿子不满一岁时，妻子要考职称，我又忙于报社的编务，保姆一时找不到，只好向父母求救。他们心疼孙子，全来了，我那窄小的家，顿时热闹起来。白天，我们忙着上班，母亲做饭，父亲带孙子。过了半个月，父亲有些不舒服了，是劳累所致。终于在一天吃饭时，父亲对我们说：“我得回家去调养一段，这里看病吃药太不方便，就让你母亲留下吧。”我知道父亲是不谙家务的，且身体不适，坚持要母亲和他一起回去。他笑了笑，说：“你们放心，我会照料自己的。孙子太小，你母亲有经验。弄病了孙子，我可不依啊。”

就这样，他一个人回湘潭去了。

那些日子，他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弟弟、弟媳去帮忙料理，他也不同意，说是老年人就要多活动筋骨。

现在儿子已经长成一个小伙子了。外甥、侄儿、侄女都齐刷刷长大了。年年春节团聚时，他们都说：“要是爷爷在，该有多好！”

我对父亲最为钦佩的还有两件事，第一件是他在五十年代中期远离热闹的湘潭城，到二十多公里外的乡间小镇马家河的一家小诊所工作，每月回家一次，休息四天，静静地来去，没有任何怨悔，此中的妙处直到好多年后，我才忽然领悟。第二件，他没有让我的母亲参加工作，尽管生活有些清苦，但我们几个儿女却得到了最好的照顾，较之所谓“双职工”家庭的小孩，享受到了更多的温馨，而母亲也因此一辈子平平安安。

父亲之所以这样做，是自有他的深意的。

我们老家在江西新干县三湖镇。

聂家在当地是一个耕读加经商的大家庭。我的祖父聂福先生于1901年，有兄弟五人；他曾中过秀才，但在考举人时“偶失龙头错”，落榜了。“落第后随父在三湖街经商，开设恒昌油行。为人忠实豪爽，待人和善，洞悉民间疾苦，常为民排难息纷，深受乡里赞誉”（《三湖镇志》）。他的第一个妻子，为他生下五个儿女后，撒手病逝；他的第二个妻子，生下我的六伯聂祝成和父亲聂菊成后，亦溘然故去。他的第三个妻子名叫聂尧氏，是井冈山下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婚后一直没有生育，但身体却是极好的，她一直活到八十年代初。据父亲说，我的这位祖母，因为出身贫苦，具有非常强烈的革命意识，对祖父产生过极大的影响。祖父“曾两次奔走于两湖、江浙之间，积极参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分地权’的革命活动”。在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他“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回到三湖原籍，重操旧业。但他仍爱读革命报刊，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参加社会活动，经受了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和‘五卅’惨案反帝斗争的战斗洗礼”，尔后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三湖镇志》）。祖母对于祖父的所作所为，是极为欣赏和支持的。1986年我应邀回老家开文学讲座时，一些老辈子还盛赞祖母在闹“农运”时，带头剪发、放脚，上街游行喊口号，俨然一个女革命者。但她的抛头露面，对于祖父的身份毕竟是一种间接的暴露。大革命失败后，祖父潜往汉口。1928年3月回到三湖时，因叛徒告密被捕。后解往南昌，在关押的三个年头里坚贞不屈，于1931年春的一个夜晚，被电刑杀害。

在祖父被捕的消息传来时，留在祖母身边的只有十一岁的父亲。她带着父亲仓皇出逃，躲入大山中的一座古庙内，藏身于一面巨型的破鼓中，避过了白匪的追捕。接着，将父亲送往湘潭开药行的大伯父处。关于这段经历，我曾问父亲当时的感想，但他避而不谈。我猜测那一份惊恐，一定在他心中久久不散，以至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道路。

另一个对父亲产生影响的人应是六伯。在祖父被杀时，他正在长沙的一家药铺当店员，闻讯后，满怀复仇之心考入黄埔军校。他认为只要手里有枪，是可以报杀父之仇的，可是他没有分清阶级的营垒。到解放前夕，他在西安任国民党军队的中校督察，回故乡探亲时，因祖母的一留再留，致使他没有赶回部队参加起义，反而在“镇反”时被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父亲从伯父身上，感觉到了过分亲近政治的危险性，这一点是无疑的。

而母亲的老家亦在三湖镇，外公是地主，解放后自然受到惩罚。而我的大舅，又在反“右”中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在这种家族复杂的背景下，父亲深知城市是中国政治的中心和旋涡。他的因自学而造就的身上的文人气质亦难容于世俗，于是他选择了逃离城市，去一个乡村诊所工作。而让母亲息影于家庭，也就避免了许多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一点，我觉得是父亲的智慧。

马家河处于湘潭和株洲的交界处，在几十年前，从株洲到马家河的唯一交通工具，是坐湘江上的轮船，一个多小时后即可到达。我于1965年10月到株洲木材厂当工人后，每隔一段日子，便会坐船去看望父亲。马家河是个美丽而幽静的地方，父亲平日为农民和船工诊病，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小诊所一共才五六个人，不开会，不政治学习，即使在轰轰烈烈的“文革”中亦是如此，可以说是一个“世外桃源”。父亲在这里过得很惬意，白天为人诊病，夜里在灯下读医书和一些古典文学，悠哉游哉。我去看望他时，往往顺便带上我写的诗词，请他斧正。他看得非常细致，边看边发表自己的看法，真是醍醐灌顶，令人口角生津。吃过晚饭，父亲往往领着我到江边散步。夕光闪烁在江面上，那些泊在岸边的木船，一字排开，桅杆直直地指向天空。见父亲走来，船家便站在船头，殷勤地和父亲打招呼，于是父亲问他们的病好了没有，吃过药后有什么感觉。记得有一次，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船工，硬把我们拉到船舱里，摆了酒、菜，说是他长年的腰痛，服了父亲开的药方后，竟再不痛了。父亲呷着酒，笑着点头，目光非常慈柔。这目光令我痴醉。自小及长，无数次领略过这目光带给我的挚爱。

记得“文革”初期，武斗闹得惊神泣鬼，枪声、炮声不绝于耳，株洲和湘潭两地水陆交通断绝，连书信也发不出，这局面维持有一月之久。父亲想我心切，沿着湘江，从马家河、经霞弯街、清水塘，步行二十公里，到达株洲市南区的木材厂。找到我时，上上下下慈爱地把我打量一番，然后点头微笑，说：“除了上班外，别的事不要去管，没事时多看看书。”吃过午饭，他又独自步行回去。我要去送他，他拦住我：“不要出去，外面有野炮子乱飞。”走了好长一段路，他还回过头来看我，朝我挥手，让我快快回到宿舍去。

父亲一辈子没有因祖父是烈士而走上仕途，也没有因伯父而受到连累。他独守乡间，任一个一个的政治运动擦肩而过，没有受到些许冲击。他的淡泊，赢得了几十年的安然无恙，我们也因此平平安安地长大了。

1984年8月，在父亲去世两个月后，我曾写下四首《悼父诗》：
                         

2002年，距父亲仙逝已十八年，我写下了一首七律来怀念他老人家：

远避尘嚣到市郊，田连诊所稻香飘。

杏林探脉方频验；蜡矩研书影独摇。

肯与邻翁同饮酒；不辞暇日偶观潮。

多才未尽犹多病，长叹鹤归涕泪抛。
   

如今，我也进入老境了。不记得在哪一本书中，我曾读到这样一层意思：父亲在时，他横亘在前面的身躯，遮断了“死亡”的影像；当父亲一旦倒下，我们便直接面对“死亡”了。这样的意旨，只有失去了父亲的儿女，方能体察得出来。是啊，我看见“死亡”正朝我一步一步走来，虽说中间还有不少的距离，毕竟已经望见它狰狞的面容了。但我没有丝毫的惧怕！想想父亲，他十一岁时，祖父就已离他而去，他却非常从容非常睿智地走过了一段长长的人生之路。

桌上还搁着父亲留给我的砚台，抽屉里还放着他留给我的印泥盒，书架上还立着他读过的一些医书，这一切都还在散发着他慈爱的气息。

父亲呀，你依旧护卫在我的身边。

                                    
写于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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