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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著名作家路遥诞辰75年,11月17日也是路遥离世的32周年。在这个纪念日来临之际,我们通过《复活的路遥》一书作者尚飞鹏先生的专访,来更深入地走进路遥那传奇而特别的生命旅程和文学之路,怀念一位非凡的中国作家。
尚飞鹏老师和路遥一样是陕北人,您在年轻时和路遥就相识,怎么想起写这本《复活的路遥》?我与路遥1983年认识,我们先后见过十次面,见面的每一次都有故事,都有难忘的记忆。从路遥去世到2003年,我写了《路遥,陕北在哭泣》、《英雄的路遥》、《民歌的路遥》、《怀念路遥》四篇回忆的文章,直到2008年,路遥的弟弟通过多方调研,决定让我撰写八集纪录片《路遥》。纪录片《路遥》先后在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九套和三套播放。2010年应清涧县邀请为《路遥纪念馆》撰写讲解词。现在这本书里的作品是三十年来不断完成的,今年我又完成了歌曲《路遥之歌》的创作(作曲;郑权,演唱:尚艺)。我在后记里写道,在我的人生中,本来没有这本书的出版,由于路遥的存在,路遥小说的影响力,路遥的苦难人生和奋斗精神,才有了这本书的存在,所以要感谢路遥,路遥是我的榜样。
一直以来我认为,一本书或者整个人类的历史,包括所有过去存在的智慧,都保存在过去的历史里,如果你不知道它,又不去阅读它,它就等于是死的,当你把一本书打开阅读,它就复活了,就像一部戏剧一样,如果它仅仅是一个剧本的时候,他是死的,你把它搬上舞台,它就复活了,路遥的作品也是一样的,如果不阅读它,它是死的,阅读它才能复活,而路遥的作品从他去世到现在,一直处于畅销和阅读量的榜首,复活也是对逝去时代精神的再现,对逝去人的怀念,路遥通过文学的形式将那些平凡而伟大的生命故事传递给后人,让精神力量得以延续。所以《复活的路遥》说的就是路遥没有死,一直活在读者的心里。
尚老师,您研究路遥那么多年,能不能给大家谈一谈,路遥在你的眼里是怎样的一个人,什么是路遥精神?在我和路遥的相处中,我发现路遥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他说话的声音很低,我想,这是由于他长年的写作和生活压力所造成的。从我见到路遥起,我就认为路遥比我大很多,实际上他只大我五岁,可是感觉大了很多,因为他的成熟和所受过的苦,使他更像是一位长者。我和他见面,他总是笑咪咪的看着你,仿佛在欣赏,又像是在解读,或者是嘲讽……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的少年懂事,青年老成,是与他的生活环境有关系的。路遥八岁过继给大伯家,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凡事靠自己,上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是班里的尖子生。文革开始后,他成为一个县里群众组织的军长,成立革委会时把他结合进去,成了县革委会的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这时,他才18周岁,已经有了相当的话语权,不想政策一变,又把他一下打回原形,成为一名农民。他在青年时期就经历了人生的高峰和低谷,体味了人间的冷暖,完成了一生大悲大喜的体验。他的沉默和成熟,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在政治上没有了前途,他开始发奋读书写作,成为他重获话语权的努力方向,他的思想、理想、梦想,想要说的话,都是通过小说传达出来的。当他的《人生》获奖后,他的话语权就随之回来了。
他的奋斗史,在他的名言里体现的非常准确而深刻:“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这不仅是路遥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我们只能想象路遥,如果知道的信息越多,想象也就越具体。请尚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您认识的路遥。
陕北人爱编段子,把笑话编在身边的人身上,作家是不是更会创作段子?路遥通过写作完成了自己的一生,这是他辉煌的事业。生活中的路遥可能更有意思,更有魅力,更有情趣。
路遥与人说笑,逗乐子是写作之余的休息。有一年,我从西安回榆林,朋友们都对我说,路遥给你编了一个段子,我问是什么内容?“路遥说,有一次飞鹏去西安了,想买一件夏天穿的衬衫,一心想着要和榆林的人穿得不一样,转了几条街道,去了多家商店,结果看上一件鲜艳的红衬衣,他心里想着这下好了,一回榆林就能把榆林城给震翻了,当他一下汽车,坐着三轮车回家的路上,看到满大街登三轮车的人,都穿的是红衬衣”。路遥是一个幽默的人。
他是一个足球迷,他能把足球明星的名字、赛事都说得一清二楚。路遥也是一个对美十分敏感的人,他能把好莱坞电影女名星的名字倒背如流。所以,路遥既是一个气势磅礴的男子汉,又是一个怜香惜玉的暖男。他不仅是一个写作上的语言天才,也是生活用语的高手,他能把一个极平常的事件,说得活灵活现,我去他那里聊天,他的陕北方言说的十分巧妙有趣,每一句话就是一个包袱,逗的人捧腹大笑。有一次他与我说起给人起外号的事,说了几个我们身边能认识的一些朋友,确实让人发笑。我在想只有对事物有能力把握和判断的人,才能在小说里写出丰满有意思的人物个性。
路遥对我的影响很大,1984年,他来榆林写小说,住在榆林文联,我和朱合作去看他,在榆林文联的大门口,留下了我们一起的合影。我那时初学写诗,拿了几首诗让他看,他看了说“诗就应该这么写”,还说,“我就看不惯那些靠父母的干部子弟。”从此我记住了这句话,一辈子不靠别人,就靠自己。
路遥在榆林讲《平凡的世界》创作时说,“我的第三部《平凡的世界》中要出现一个像尚飞鹏这样的诗人,站在大街上朗诵自己的诗歌。”他拿我举例子,是对我的认可和支持,甚至是期待和信任。
1989年,我和路遥在壶口相遇。当时他座在车里看见黄河滩里只有一个人,他对车上的人说:“这个人不是普希金,就是莱蒙托夫”。这是后来听路遥的弟弟王天乐告诉我的,我把它视为对我的又一次鼓励。
路遥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随和而简单的人,在平凡的生活中,做着不平凡的事情。他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撑,通过阅读他的作品,给他撰写了这么多文章之后,我与路遥的感情越来越亲,榜样变成了大哥。
路遥与尚飞鹏(右)
路遥在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柳青,后来在《延河》杂志,接触柳青的机会更多。柳青是深受苏联作品影响的,那么在创作上,路遥的哪些方面受了柳青的影响?路遥称柳青是他的导师,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柳青的《创业史》确实是开创了全国解放后,对农村生活的一种全新的描述。柳青的《创业史》首先是语言的突破,因为时代变了,环境也变了,人物关系也变了,不可能再用张恨水,萧红、张爱玲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语言。在旧的一切描述需要新的语言的时侯,柳青出现了,柳青的贡献在于,把一切旧的背景和思想焕然一新。柳青与张恨水、萧红等解放前的作家完全不同,他在《创业史》里对长篇小说叙述的结构和把握也有巨大的改变,他的小说对农村合作化过程中人物刻画的惟妙惟肖。《创业史》的出现,等于给陕西作家与全国的作家做了一个榜样,只要是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不光是路遥受影响,也包括贾平凹、陈忠实等一批作家都受到了影响。因此说,陕西作家由于这个影响,仿佛只重视现实主义的写作,而忽视了其它形式的小说创作,这与柳青本人无关,只是他的作品影响力太大,无法让后人不模仿。
尚老师八十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可谓见证了整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您是陕北人,在西安读书,能否为我们还原一下当时陕西的文学创作场景以及路遥在当时的影响?八十年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欧美文学、音乐、绘画……能进来的主义和流派都进来了,原有的文学观念都被新的思潮取代;在生活中,追求标新立异,在文学创作上大多数都跟着潮流走。诗歌当然是一马当先,中国诗人们都读艾略特现代主义诗歌《四个四重奏》、《荒原》,英国诗人布勃敦写得《超现实主义的宣言》,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长诗《英雄挽歌》《疯狂的石榴树》等等;当时阅读的小说有《弗兰德公路》《二十二条军规》《不能承受生命之轻》《百年孤独》等,写得作品也受到了这些流派的影响。对当时长期闭关锁国,保守落后的现实,有必要接收外来文化的冲击,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那是一场有益的洗礼。当时影响我最大的一本书是《现代派美术作品集》(1981年8月出版)。八十年代也是我最重要的创作期,重要的长诗几乎都在这个时候写出来的,虽然已经三十岁了,感觉就像是一个小伙子,有写不完的感受,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我的黄金时代。八十年代是我们值得回忆和纪念的时代,那也是用生命创造人生理想的时代。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路遥写出了《人生》《平凡的世界》。其实,《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并不受欢迎,而且受到了冷漠。值得敬佩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并且获得了成功,可以说是一种奇迹。路遥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因为他在写《平凡的世界》之前,阅读了近百部世界名著,所以,他是有准备的,成败就此一举,路遥赌赢了。用他的话说,“小说的内容决定用什么形式来表现它。”所以说《平凡的世界》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是最合适的。
路遥说:“写作就像下地狱,有时看见稿纸就有一种恐惧感,只有用绳子把自己捆在椅子上才能写作。”他也曾说:“要对自己残酷一点。应该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到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即将终结。”怎么理解路遥这种矛盾的心情和对待写作的态度?或许是英雄主义精神,一种牺牲、献身、殉道的渴望,这是时代造成的,还是一种偶然?路遥的这种状态在中国历史上或者在当下有没有典型性?这个体会我会有,在写八集纪录片《路遥》的时候,资料准备好了,怎么也开不了头,第一天就这样浪费掉了,第二天照旧如此,也没办法开始。最后,我想到路遥喜欢抽红塔山牌香烟,就买了一盒,边抽烟边想着,仿佛与路遥链接上了,写作就顺利开头了。我原来想着,在写作的过程中,还要抽出时间打乒乓球,于是还带着球拍和运动鞋,结果,一旦开始,根本不可能从事其它的任何活动。我计划的是三天写一集,在一个月里完成五万字。当时我就在想,路遥的一百万字,那是一个什么情况啊,太不容易了。通过这件事情,我体会到路遥写《平凡的世界》的艰难,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可想而知。
写小说和写诗不一样,写小说百分之五十用的是体力,如果中断写作,很可能无法重新开始,将会前功尽弃。路遥是吸取了柳青的经验教训,所以,用生命的代价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写作。对于路遥来说可能是必然,因为他有英雄主义的牺牲精神。
路遥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品已经在国内广泛传播,一些作家也在模仿着写作。路遥熟读这些作品,但是经过思考,依然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他看来,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应该是社会生活内部生发出来,而不是肤浅的模仿。现代与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原因,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分工的细化导致人的物化与异化,以及对未来不可知的恐惧,这也是怪诞、荒谬作品的由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路遥复活,他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书写当下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我看来,就现在中国小说创作的方向,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其它流派的作者,基本不在主旋律的视野之内。中国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小说创作,并没有形成广泛的影响,更没有形成气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太强大了,使现代小说的发展受到了局限。 如果路遥复活,他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书写当下?这个问题就更难答复了,但我记得路遥说过:“你们写短篇,我写长篇,你们写长篇,我写中篇,我就是与你们不一样。”顺着这个思路去判断,也许,路遥会写荒诞的或者写科幻小说,都有可能。路遥的思想是现代的、超前的、开放的、大胆的,他有能力把自己解放出来。正确选择应该选择的形式,完成自己的创作计划。
在我能力有限的范围内解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地就是现实主义,其他主义和流派,是大地上开出的奇花异草,大地永存,奇花异草年年盛开。
《平凡的世界》里城乡差距、干部与农民的差距是路遥非常关注的,身体与精神处在饥渴状态,一张一毛钱的电影票就能把路遥隔离在现代之外。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没有饥饿,没有了信息闭塞,也没有了城乡的二元对立,那么当下应该怎样读路遥呢?他的作品曾经激励了几代人,又如何激励当下的青年呢?
李建军先生认为:“他(路遥)有成熟的文学意识、稳定的价值立场和明确的精神目标。”我读路遥作品的感受是,即使城乡差别在缩小,或者不再有城乡交差地带,但穷富的差别会永远存在下去。我的观点是,不管是城乡差别,还是富人与穷人的差别,只要世界上有差别,只要有穷人,就会有奋斗,只要有人想要改变命运,路遥的作品就会有他的价值,这个价值恰恰是为青年人准备的,这就是路遥作品的价值。事实上,人类存在的差别大小会改变,要消灭差别是不可能的,所以路遥精神就是永恒的。
我完全同意李建军先生的这个观点,路遥的所有观念和创作思想,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小说既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也是作家的自传。如何看《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自传性,让我们读者能够在作品中读出路遥呢?小说家写小说,总有一部小说是出于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是自传的部分多一些,小说的种类很多,写法不一,但共同的是,每一部小说都是一个人和几个人和一群人的人生。路遥的小说里明显有自己的影子,但更多的是他熟悉的生活。我认为小说就是小说,小说里有作者的影子,不等于是自传体小说。我曾给一部小说写过评论,我认为,读一部小说就等于多活了一辈子,读路遥的小说就等于把路遥小说里的人物的一辈子也活过了。这就是我在读路遥、写路遥时给我的最大收获。
凡是我们崇拜的人,是因为崇拜者读懂了作品,从中得到了启发,在我看来,路遥在柳青的小说里得到的营养更为突出。
路遥碰上了柳青,就如同我碰上了艾略特和他的长诗《荒原》《四个四重奏》,碰上了聂鲁达的长诗《马楚比楚高峰》,碰上惠特曼、桑戈尔、普希金、莱蒙托夫等大师一样,他们营养了我的诗歌写作。
路遥虽然是一位小说家,但他有着诗人的气质,贾平凹评价路遥,说他是一个很有气势的人,有一种浑然之气和领袖气质。可否为我们从诗性的角度讲解一下路遥的作品?路遥确实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而不是一位诗人。但我在撰写纪录片《路遥》时,也确实看到了,路遥在七十年代写过一些诗歌作品,只是在当时的《山花》上发表。路遥成名之后,从来没有提起他的诗歌作品,他的文集也没有收录这些作品,这说明,路遥不认同他的诗人身份。但是,路遥有诗歌思维,这些都在他的作品里表现得比较充分。我们知道诗意的表达,不是用诗歌的句子写作就是诗意的表达,而是一种诗歌的境界,诗意的高度。比如《人生》中巧珍纯朴的情感,高加林不屈的奋斗精神。《平凡的世界》里田晓霞的阳光和伟大的牺牲精神。孙少平的坚韧不拔,对理想的追求。都可以成为诗性的光辉,照耀着他们的人格魅力。其实,路遥的气势和领袖气质,都是通过他的作品完美表达出来的诗意人生。
尚老师是小提琴手,音乐对你的诗歌创作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音乐对路遥的创作有哪些影响?或者说陕北民歌对路遥的小说创作有何意义?这个问题提的好,路遥十分热爱陕北民歌,并且唱得很好,我们曾在壶口相遇时,在驱车去甘泉的路上,路遥在车上唱起了陕北民歌,还有《莫斯科的郊外》《三套车》等歌曲,其中一首陕北民歌唱得车里的人泪流满面,他唱道:“晴天蓝天老蓝天,杀人的老天不眨眼。”路遥从小在陕北农村里长大,对陕北民歌烂熟于心,根据我的阅读感受,陕北民歌在路遥的作品中出现,往往会使人眼前一亮,可以说是耳目一新,用地与情节十分恰当,准确。我一直认为,路遥的小说结构是有音乐性的,音乐的出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记得我在1991年去西京医院看路遥的时候,他嘱托我,给他找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以及陕北民歌和山西邦子的磁带。第二天我送过去,遗憾的是过了探视时间,只能隔着铁门交给了他的弟弟王天笑,没想到这次医院与路遥的见面竟然成了永别。
所以,路遥的小说创作是多元的,内涵着复调音乐的多声部重奏与网状结构的交织,具有交响性的宏大叙述。
我读了这么多路遥的作品,为路遥写了这么多文字,我总觉得和路遥在一起,他就像一个长者,一个朋友,有一种安全感、信任感,他会保护你,即使你无路可走,走到他的门下,他也会收留你。路遥有一种英雄和贵族气质,这种气质是尊严,是人格,是高尚,是敏感,是智慧,是对真理的追求。路遥有了这种气质和精神,才能写出《人生》和《平凡的世界》。
2024.9.29于西安
尚飞鹏,1954年生于陕西绥德,作家、诗人、小提琴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先后就读于西安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榆林学院中文系。有音乐、诗歌、文论等作品发表。出版有诗集《情王》《情后》《舞者》《膜拜大地》《蓝调》《双乳》汉英双语诗集《都市大逃亡》。创作诗歌、评论、音乐作品近万首(篇),其中长诗70余首,文论集《说话》,报告文学《复活的路遥》,歌曲集《音乐思维》。诗集《情王》荣获陕西省第八届文学奖。诗作《黄土高原》获第八届中国长诗奖最佳文本奖。担任八集纪录片《路遥》撰稿人,并荣获“第七届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十大纪录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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