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特刊】之三:野莽 | 父亲的遗愿

文摘   2024-06-16 06:00   上海  



父亲的遗愿

野  莽



人生太快,离去也是。父亲已离去这个世界两年,我经常不相信是这样的。夏天又来了,我总是看见他穿一身白的汗衫,一条花的睡裤,手里摇着母亲缝了布边的蒲扇,坐在我的对面有点内疚地向我解释,老院子的事当时的确没有多想……他说的老院子是我们的祖籍,他从襄北农场被遣送回去,我从竹溪一中也被遣送回去,我们父子二人相依为命的三间土墙房;他说的当时,是二十年后他右派平反,十年后我知青回城;他说的没有多想,是我去武大上学的那年冬天,他酒后把我们的三间土墙房连同外围的小院以一台彩电的价格卖给了人家,等我春节回家,我们的家已搬到了县城。


我怀疑有人在他的酒里下了蛊,那顿酒席的主人是买房者。从此我们父子之间有了裂痕,我的心里常常无端地疼痛。那三间土墙房是一个右派和一个狗崽子数年的劳动所建,用工分请来的工匠干,自己也干,其间公社革委会以右派占了革命群众土地为由勒令屋基退后一丈,大门改小,人从侧门进出。因为地脚不牢后墙还塌倒一次,我自己上房盖瓦又差点从上面掉下来。如是种种,我对它的情感远非祖先留下的家业可比。我对父亲的抱怨第一是不该卖,第二是即便必须卖也该告诉我,第三是更该征求我的意见,这是我们的共同创造的家园,需要钱我给,或者索性卖给我好吧?何况我们家根本不缺钱了。平反后父亲的工资是我的三倍,他的确是被人下了蛊。


父亲在一九五七


很久以来我都试图收复失地,以十倍的代价,甚至二十倍,然后再花一点钱略加修复,不为居住,只为一个不能忘却的纪念。想起呼吁建文革纪念馆的巴金,生前死后都没人响应他的伟大号召,我曾动员父亲与我一起以自己的微力,建一个全国最小的微馆。馆藏有他挨斗时头戴的高帽,脖挂的黑牌,红卫兵嫌黑牌太轻换上用铁丝穿着的石磨,造反派领呼革命口号的铁皮广播和刷写战斗标语的扫帚疙瘩;大弟因在同学中讲述右派父亲的往事毕业时全班唯一获得的肄业证书,小弟因在一次别人都哭的集会上为那些夸张滑稽的表演笑出声来由此一步错步步错终至走向不归之路;小妹因是右派的女儿一场感冒不能得到左派医生的救治其短暂的一生譬如朝露;更多的还有我的亲历和闻见,全国江山一片红中的红像章,红袖章,红宝书,红语录袋,红标语,红墙皮,以红色诗词命名的红色战旗……


以及右派和他的狗崽子的劳动工具和披挂,锄头,薅耙,粪桶,箢箕,草帽,草鞋,斗笠,蓑衣,把塑料口袋从中剪开下雨天英勇出工的先进雨披,再把日本尿素包染色缝制隐隐约约透出一个尿字革命群众却望尘莫及的好裤子,将其卷上大腿以脚薅秧时手拄的五尺长竹棍儿,八人共打重约一千多斤的青石夯,农业学大寨的防风小马灯,夜战中险些把我卷下悬崖的运土车;以及做饭和吃饭的家伙,土灶,柴草,吹火筒,不敢重铲的裂锅,向人借盐的小酒盅,制作红薯苞谷面糊糊的弹弓木叉式搅拌器,比脸盆小几公分盛连饭带菜的南瓜汤的乌窑碗……


当然也还有别样的以及,用蓝色墨水瓶研制的煤油灯深夜发出的萤火虫般诱人的光芒,照着钉在土墙的宝座上公社发的早请示晚汇报的红皮书,也照着自己省下剃头钱买来的一角二分钱一本卷了边边的《呐喊》……


多想,梦中也想,把它们收藏在我们这个全世界最小的纪念馆里。那时候,右派不在了,狗崽子也不在了,在着的人,包括我的儿子,万一偶尔误入,或许能无意中洞察一个已被正史湮灭的佚闻。


他没能看到这部巨著


然而我的伟大抱负已不可能实现,并且越来越不可能。受我之托的人回来告诉我说,人家有钱,人家不卖,人家要的是这块地方,这块地方出了一个右派,一个作家,一个留美博士,人家也有后人,人家希望后人更比前人强!我见他残酷地笑着,脖子上的喉结上下两次滑动,认定是咽下了“风水”二字。于是我也笑着,滑稽而绝望地笑,笑在那个人家的心中,死里逃生的右派何时成了好东西,或是一种官衔,一种高级职称,和左派分立于陛下两侧,如同前朝的左御史大夫和右御史大夫,军中的左将军和右将军!至于作家和留美博士,比得了两手叉腰站在村口土地上的土地局第三副局长么?拜托那个人家,既然如此看重我们,我们的这块地方留给他们也罢!


父亲却并不这么想,因为他已经那样想了。他是真的后悔酒后出卖了我们共同创建的家园,深感对我不起。看他日渐老去,我开始努力地回避这个话题,虽然刚才午睡还梦见那人迷途知返,计划用我买回旧宅的钱,去买村长家的老屋,转而从政。倒是父亲突然又想起来了,回光返照一般,临终之际让在我家二十年的保姆取来纸笔,字迹凌乱地写下他的遗愿。


上述这些,大多都已写进了我的一百二十万言新著。如说上下两卷的《儿子》是我献给母亲的血泪之书,四卷本的《万寿无疆》则是我献给父亲的,不同的是这部书中除了血泪,还有嬉戏,这是我在写完后的忽然发现。笑着讲述悲绝的故事,对于已逝的罪恶时代及其制造者的报复比哭更有力量,那个游荡在当今世界依然不散的阴魂对于人间受难者的戚戚哀哀早已习惯,甚而至于还得意着,但从后者的笑声中却听到了轻蔑。这会让它感到失败,羞愧与愤怒如同莫及的后悔,承认了它们努力为人类历史留下的并非自己梦见的伟大,因而在另一个世界里也能尝到痛苦的滋味。于是我擦干脸上一些让人见笑的东西,换上完全相反的表情,我也笑着,以笑的资料让我的读者与我同声。


             被批斗的右派和地主女儿


父亲没有看到这些文字以书的形式平放在408号病房的白色铁床上,没有看到自己在书中的右派言论和反动嘴脸,这已成为我后半辈子的遗憾。但我原谅了我,我没有能力改变需要很多人用很长时间才能改变的不能,我想同时代的别人也会如此。我本以为我也不能看到,此前司马迁是这样,他的有幸是在受刑前留下了儿女,不幸却是两个儿子为活而苟活着,反倒是女儿的儿子懂得怎样才能让死去的外公在精神上复活。我写的当然不是《史记》,但说它是“记史”行么?记下自己父子的一段岁月,每一个良心未泯,记忆也未灭的人都行,文字的优劣已居其次。当然,它仍需要优秀的文字。


这部书的落款是2022年2月22日,写于竹溪云凤巢。竹溪是我的故乡,云凤巢是我为父母的小城故居取的宅号,藏有他们各自的讳名,巢者小也,小小县城里的一处小小蜗居。书中有一部分是在这里写的,那是在我漫长的三十二年里历次还乡探望父母的时候,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开始。更多时候是在北京,京西的听风楼,城南的竹影居,本世纪两次赴美小住,我也带着电脑中的残章。其中最难忘的是在父亲的身边写着父亲,这实在是一件美妙的事,梦幻也似,每遇某个记忆不确的细节,试着一问,立刻便有清晰的解答,比我的细节更细,常常给我以大的惊喜。然而现在,再写那个年代的人事我问身边的谁呢?谁又能够随时回答我?


他选在这一年的3月2日离开了我,距离我写完这部书的2月22日只有八天,2月是一年之中最特别的月份,它的匆匆而去是成心要把父亲挽留到3月。有时我会荒唐地想,假如换一个月我们是否能多出两天共度的时光,但是转眼我就嘲笑自己的愚蠢,因为这个八天已命定了,他会往前赶在2月28日。我完全不知道他只剩下这么多了,几乎每天我都以唤起他对生命的留恋为借口向他追询一些往事和故人,而他总是用尽全身的力气来回答我。我记着在他八十大寿的那个秋天,我为他印制了一本名叫《晚云集》的精美诗集,晚者,诗翁之暮年也;云者,诗翁之讳字也,同时也是子曰书云之云。我曾在书后附长文一篇,题为《搜救行将消逝的记忆》,劝他以亲历者的资格和责任感,晚年以诗的形式为这个惯于瞒骗的世界留下一份异样的证词。


父亲知道我在写这部书,也知道他是这部书中的主角,从西北农场右派集中营放回原籍,在一个名叫乌鸡市黄蛋镇的地方继续深造,当地革委会勒令他交出我们八百岁彭祖的长寿秘方,制成万寿无疆金丹作无上的献礼。这是现实中的一件真事,它与小说的区别仅在于一个尚在谋划之中,一个却演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寻药运动。书中除了我的父亲,还有我的母亲,我的弟弟,我的保姆,我的惨绝人寰的大伯一家,以及爱我的几个美丽女子。我以为父亲的离去还有一些时日,在写到他的结局时我犹豫了好一阵子,实在不忍心让他死去,早知道他的生命只剩下了八天,而且最终也不能亲眼看到自己还活着,杳然失踪真不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他不仅没有看到这部书,他也没有看到我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寻楠奇遇记》,那是在他病危之时我进南山,在一棵千年的金丝楠木上采到三株灵芝,白蛇救夫一般回来熬药救父;他更没有看到我发表在《鄂尔多斯》上的《临终的父亲,我们继续语无伦次地说》,那是我们在408号病房的交谈和回忆,其中几乎贯穿着他一生的荣辱。


《寻楠奇遇记》


从上一年的9月开始,他就唯愿我昼夜守候在他的身边,但他又希望我早日完稿,这是一件多么矛盾的事!解决的办法是我把电脑搬进他的病房,护士破例在408房间的病床和陪床之间增加了一个床头柜,把两个正方形的铁家伙组合成一张写字台,让我坐在床边柜前二者相兼。这是父亲理想的模式,虽然他蓄精养锐地闭着双眼,但我看见他的整张脸上出现了笑容。我们父子心心相印,我已暗自计划就这样住上几年,到一百岁,只要能够,我愿意用远别妻儿的代价交换这一宏伟目标。


这时候他已病得不知晨昏,午夜醒来也要和我说梦,说他梦中见到的亲人和友人,恩人和仇人,名字和事件往往被他张冠李戴。我便力所能及地给予纠正,告诉他这些人物及其子女的现状,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在我的这部书中。父亲问,能出吗?我说目前不能,但我不能因为不能就不写,不然我们岂不是白受了苦?他听懂了,我说的我们不是我们两人,也不是我们一家。但有一次他仍问我,你咋不也写一本那样的书?我愣了片刻,明白了他说的“也写”和“那样”,前者是和很多作家一样地写,后者是写那种能换得好处的字。在他的心中,他的儿子比很多在国内走红的作家都有才华,只要也写一本那样的书,便会也得到那样的好处。


         最后一次挽行的父子


他的双眼闭着,看不见里面是否有期盼的目光,我觉得这不像一个右派提出的问题,便也问他,当年你咋不也说一句那样的话?或也写一篇那样的文章?他的嘴角动着,没有声音出来,大概是回答不了。我接着想说我天性不是那样的作家,他们自称智慧,朋辈赞为聪明,我则谓之机灵,而我是一个笨家伙,学会写作只是有话要说,如鲠在喉,最初不免也是为名利的,写到后来思想发生变化,应该为一点别的什么。但我也没有声音出来,嘴角也没有动,我想他不会再问我了。


病房毕竟不是写作间,尤其它是父亲的病房而非我的,我的身份是儿子和陪护。医生、护士、护工会随时进来,测血压,喂药片,换吊瓶,白天如此,夜晚也这样,赶写短稿写写停停也能将就,长篇巨制毕竟不好打断。有时写到重要章节,我会回到云凤巢去写到深夜,在护士的掩护下,次日一早再赶到病房,给他的感觉我并没有离开。


父亲的遗愿


现在临到我后悔了,3月1日,在护士代芳的护理下,父亲喝了他本不喜欢的牛奶,吃了他最最喜欢的碗儿糕,我鼓励小代芳,手机短信是“度过这个时期,春天万物复苏,人也会好起来。”我趴在父亲的耳边,告诉他我的长篇写完了,今天想在家写后记,明天来行吗?我听到他的喉咙里响了一声,误以为他说“行”,这一天我就留在了家里。


护士代芳安慰我,您陪了爷爷三年,爷爷心疼你,故意趁您不在的时候,民间老辈人有这个说法!我说我应该拉着他的手!小姑娘说,爷爷感觉你们是拉着的,他还想到你们的老院子!


我的眼泪一涌而出。



2024年6月16日父亲节

写于北京竹影居




野莽,自由作家,祖籍湖北竹溪,武汉大学毕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纸厦》等十二部,中短篇小说集《公元1985年的逃跑事件》等二十四部,散文随笔集《记得》等七部,系列方志小说《庸国》五卷,长篇传记《刘道玉传》两卷,学术著作《诗说新语》等五部,外文版小说集《开电梯的女人》等三部,以及电影电视《祝你好运》等,共计七十余部,一千多万字。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俄等多种文字。上世纪末任职于中国唯一对外翻译机构,曾将现当代二百多位作家的优秀作品推介国外,主编中、英、双语大型文学图书一千多部,两亿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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