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特邀】野莽 | 我和那个年代的竹溪一中

野  莽

学生离开学校之后，会用在学校学会的文学修辞，称曾经求学的学校为母校，母亲的母，自己则称学子。照这么说，竹溪一中是我的第四位妈妈。这是我的初中毕业证上的记载，事实上当我进入竹溪一中，母校想哺育自己的学子已经心有余而根本就没有那个力了，在那场蔓延到小小山城的烈火中她被烧伤，情形如神州所有的学府和校园。

我对竹溪一中的向往始于童年，因为很早就从保姆口中得知父亲和黉学的故事，虽然母亲从不提起。竹溪黉学是民国时期此校的旧称，当地有志少年的最高学府，人称竹溪的国子监。只是不肯收五龄童，命中注定我只能就读于母亲身边，一所大地主欧九老爷家青砖花屋改做的蔡坝小学，距竹溪县城一百八十里。四年级下学期，父亲从右派集中营被遣送祖籍，母亲派我去和他以沫相濡，我听话地转学到一座尼姑庵改做的三合小学，距竹溪县城三十里。我吃在碗里，望在锅里，寄希望于未来做父亲的校友，除去右派，我羡慕他的青春简史。在传说中清明上河图式的石拱桥上，用铁索吊着一口铜钟的五百岁老柏树下，木质的双层红楼里，一边诵读比小学高级的课文，一边寻找父亲尺码相同的足迹。

想不到我会和竹溪一中错过，不是失之交臂，而是我已进入它的臂中，自己却不知好歹地跳出来，好孩子听母亲的话。六年级时，那场运动已显端倪，它的先声是唯成分论，即出身决定升学的可能。就连最喜欢我的老师也担心小学是我的最高学历，观看我的眼光由欣赏变为可惜。右派之子生性敏感，我视这些无意的流露为微妙的暗示，预知前景不妙，以至于毕业前夕，尼姑庵做的三合小学宣布每个学生要给学校搬运一千斤石头，以作毕业留念，我是全班没有完成任务的两名同学之一。我破罐子破摔，自甘落后，让革命家庭的儿女去搬好了，超额达两千五百斤鹅卵石者，持成分证明包送升学。

抱我的保姆，以后我住在她家读竹溪一中
 

母亲怕我经受不住失学的打击，写信要我考罢了去她那里，她有要事和我商量。这话成功地误导了我，以为她为我备好了第二所中学，步行一百八十里路而去，见面才知道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受父亲的牵连被人从考场赶出来，然后就消失了。醒来后她想给我写一封信，鼓励我要坚强，但又怕写不好，就索性让我进去一趟，让她亲眼看看我瘦了没有。她用做贼心虚的眼光把我看着，准备接受我发觉受骗后的不满，甚至恼怒。
 

我却假装成无所谓的样子，只管吹牛，说考不上才好呢，我就是不想上学，买些书自己在家里读是一样，读的还多，还快，在学校一学期才读一册课本，急死个人！母亲就放心地笑了，趁此机会继续鼓励我，和父亲一起干活也挺好的，往后还可以捉个猪娃喂着，过年她带着姐姐和弟弟妹妹回家，也不用去镇上买肉。再往后把房子盖起来，茅草顶的也行，父亲回去后没房子住，把四兄弟共有的堂屋用土砖隔出一间，卧室兼厨房偶尔还兼客厅，一床一灶一桌二凳，我在年纪小时尚可与父同榻，长大一点就不便了。
 

那次我在母亲身边住的时间不短，计划休整好了回家就这么干。不料有一天，母亲接到一个来自天堂的电话，说我考取了，并且是竹溪一中，全班三十三人只考取了九个，我大概是名列榜首，要我马上回去准备入校。报喜电话是我的堂兄打来的，他是当地民办小学的老师，竹溪一中寄我录取通知书没有收到回执，打电话到我所在的公社，公社让我的堂兄转告我，还说了一句祝贺的话。我不相信世上有这好的事，认定是堂兄的安抚之计，背后人物是我的父亲，右派先天下之忧而忧，担忧我在回家路上以野泳的名义自溺身亡。

母亲相信了，她的根据是打长途电话要花一块钱，到镇上的邮电局要走五里路，堂兄为了骗我，自己花钱跑路，事情败露还得挨骂招恨，真是何苦乃哉！地主小姐出身的右派妻子失去丈夫的工资之后，母亲一人的工资每月只有三十七元五角，不仅本人锱铢必较，还替我的堂兄计算开支，现在她又要和我商量一件事了。她问我愿不愿意转学到丰溪三中，我的姐姐在那里读书，每月只花三块钱，竹溪一中每月要花八块钱，省下五块钱留给弟弟妹妹上小学。母亲说这是从全局着想，而对我个人也有一个好处，姐姐可以给我洗衣服，万一我有个感冒发烧……

我又一口就答应了，料定她后面的话是姐姐还可以给我买退烧片。我不能等她把话说完。我同情母亲，不忍心看她以假民主的方式，处心积虑，绞尽脑汁，用一百种道理让我自己放弃立场。与其这样，还不如我干脆主动。

开学的时间到了，我一身行头如南山里的学生，脚穿龙须草编的鞋子，肩背麻绳捆的背卷，一手提换洗的衣服和饭碗水杯脸盆之类杂物，空着另一只手，适时拨开拦路的野草和刺藤，相跟在同样装备的小姐姐身后，走上了通往丰溪三中全长一百二十里的山路。与考取丰溪三中的学生梦想转学到竹溪一中相反，考取竹溪一中的学生居然转学到丰溪三中，这使我开学一周就成为全校的名流，集诸多班级干部和荣誉称号于一身：学习委员、语文课代表、俄语组长、墙报主编、乒乓球选手、短跑跳远和双杠健将、唯一被老师允许上课看小说的学生。美好的丰溪三中疑似一个废除出身论的世外桃源，我忘乎了所以，包括自己是右派的儿子，而沉浸在被老师欣赏和同学仰慕的幸福之中。

在陈新老师墓前

我过早地懂得了福兮祸之所伏，是因为那场运动的不期而至，我的名字与被批斗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起登上了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年前戴帽留教的右派，长身、倾背、丑陋、幽默、肺病、单身、才华横溢妙语连珠、直到晚年平反才娶了学生的寡母为妻，醉酒大笑而死的历史课老师陈新，上课夸我过度，被从未尝过被夸美味的同学捆上批斗台，头戴高帽，脖挂黑牌，背后的大字报和空中的口号声里有一条反动罪行涉及了我：“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什么藤儿开什么花，只有右派老师把右派的儿子夸……”他的学生奋起一棒，打断了他一根弯度不够的瘦腰。

很多年后的一个夏天，我在校友的引导下找到这所学校的旧址，依照母校之说，它是我的第三个妈妈。我们绕到它背后的山坡上，穿过两片一人多高的苞谷林，一块刻着他名字的青石墓碑出现在了我的眼前。这里没有鲜花出售，我按当地风俗买了一墩火纸，在他的碑前烧了，然后鞠了三个躬，为红卫兵写在他大字报上的那三句话。

学校不再上课，学生每天都干这个，喜欢我的老师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批斗，地主少爷出身的教导主任郭少华，还有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胡家新，他们的罪名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黑线的急先锋。从红卫兵仇恨的目光中，我感觉有人想把我往那条黑线上牵连，因为“什么藤儿结什么瓜”。寒假回到母亲身边，过完年再也不去开学了。母亲从姐姐那里知道了原委，果断地做出决定，让我转回竹溪一中，只要不和右派老师一道挨斗，她不惜重金，一个月八块钱就一个月八块钱吧，那里本来就属于我。她在下一盘大棋，转回竹溪一中的另一层深意，是这所学校离我们祖籍只有三十里，星期六的下午我能步行回到父亲身边，让他在绝望中看到希望。父子共度一个良宵，次日下午我再回学校，把他的生活形态和精神面貎以及身体状况等等，及时地写信向她汇报。

打电话报喜的堂兄和他的两个堂弟
 

母亲和我都失算了，我们误以为丰溪三中不上课了，竹溪一中还能上课，因为一中是中学里的第一，三中才是第三，第一怎么能不上课呢？不上课怎么能第一呢？但它的确不上课了，报纸上登出一条新的教育理论，叫停课闹革命。当我走进校门，踏上拱桥，穿过古柏，步入红楼，一路看到的景象是红纸写的标语和白纸写的大字报，它们铺墙盖壁，糊门蒙窗。大辩论和大批判声声入耳，唯独没有琅琅的读书声。竹溪少年心中的圣殿已变成一座杀气腾腾的战斗堡垒，在一张最醒目的大字报上，扫帚体的红色标题这样写道：《走资派宋秀琳跳楼为什么屁股朝下？》

宋秀琳是竹溪一中的校长，他的女儿宋筠华是初一年级的学生，与我同班，宋同学每天从这张大字报前默默经过，低头坐在大字报们的作者和书法者身边。她的父亲受到红卫兵的猛烈批斗，无故加之而怒，从红色木楼的栏杆内纵身一跃，双腿着地幸免一死，终生残疾却未能幸免。红卫兵认为他如果真想自杀，应该脑袋朝下，于是宜将剩勇追穷寇，接着又发出这样的追问。宋校长的罪名是竹溪县教育战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县最大的走资派是县委书记王锦魁，他的长子王新力也在我们班。红卫兵振臂高呼打倒王锦魁、打倒宋秀琳的时候，他们同样要举起拳头，嘴里发出微弱的喊声。

我们年级是全校六个年级中最低的一个，三年后，在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中被统称为“老三屇”。这个年级有两个班，我们一年级一班的班主任叫陈骥，他的狡猾非跳楼的宋校长可比，他能笑嘻嘻地让学生搂着他肥胖的身子走进厕所，学生用竹溪的儿化音叫他老表，他也用没有儿化音的武汉话叫学生老表，因此他获得了唯一不搞师道尊严的美称，一次也没有受到批斗。
 

我转学到竹溪一中以后没上过一堂课，因此班主任陈骥老师不可能认识我。如果不是本世纪我的一次探亲还乡，县教育局请我回校做一场报告，涉及几天前有个学生跳楼自杀，局长王玺在会上披露了我当时的困境和我的班级，陈骥老师永远不会知道自己还曾有过这么一个学生，知道后直抱怨没人告诉他。

又过了一些年，我们在龙王垭茶场意外相逢，他是跟随竹溪一中的教师队伍，我是陪伴我的右派父亲。他已经老了，瘦了，却以当年被学生搂着走进厕所的姿势，全部身子紧贴着我，这情景让我幽默地想到曹操说的老骥伏枥。朋友给我们拍了一张半个世纪前应有而未有的师生合影，照片中他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双唇紧闭，仿佛想掩盖他老掉了牙。那个秋天，离他告别这个世界已不远了。

那次在龙王垭传奇般的师生相逢，我还见到了王定余老师。他和竹溪一中的关系与我相似，原本在竹溪一中任教，在那场运动前夕转到丰溪三中，运动中又转回竹溪一中。因为我们都是从竹溪一中转来，王定余老师对我有一种超出他人的关注，他教我们地理，发现我在课堂上看课外书籍，他不但不制止，反而从地理讲到中原，从中原讲到一部名叫《逐鹿中原》的长篇小说，讲到中原黄土岭一战，我军击毙被称为名将之花的日本中将阿部规秀，讲到此人精通中国文化，会用中文写旧体诗词，让我到图书馆去借来看看。我立刻在课堂上和他进行地理外的交流，我说我的老家就叫黄土岭，我就喜欢旧体诗词。在我转回竹溪一中不久，王定余老师也转回了竹溪一中，他参加了造反派的红卫兵组织，听说还受了伤。

允许我上课看小说的地理课老师王定余

另一位不认识我的老师叫宁锦棠，当然我也不认识他，我只是从我早逝的同学胡德安口中听到这个灿烂的名字，像一幅中国画。胡德安说他是我们班的英语老师，我就感到奇怪，在反帝反修的火红年代，我从竹溪一中转到丰溪三中，那里学俄语，我从丰溪三中转回竹溪一中，这里却学英语。且不说什么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仅在一个大山里的小县，就让一代少年兵分两路，各学一语，目的是日后一支子抵抗约翰逊领导的美帝，一支子对付勃列日涅夫统治的苏修吗？要完成这两项伟大的使命，需要至少掌握一门对敌斗争的外语，既然这样，国语可停，英、俄二语则不可停。

本世纪初，一场名叫“萨斯”的非典型肺炎过去，我突然接到一个家乡口音的电话，说他是竹溪一中的宁锦棠，目前住在北京的女儿家，离我京西的住宅不远，希望有机会见一个面。我高兴地回答说，我每天都有机会，欢迎宁老师随时到家来玩儿，我告诉了他我家地址，说我可以到一百米外的地铁口去迎接他。宁老师更是高兴，说他出发之前再通知我。从此我开始等待他的通知，等了一年也没等来。

一年后我装修了十年前买的城南小院，春节到来之际搬了过去，有一天我的邻居打电话告诉我，一位自称是我老师的男士，专门到我家来看我，她遗憾地告诉他，我已经搬走了。

他们的名字叫知青

我顿时难过起来，想象着宁老师当时也一定是难过的，他说好来前给我打电话，怎么不打电话呢？来后得知我已搬家，怎么也不打电话呢？他打电话我可以赶过去，他也可以赶过来，京城相会的师生喜悦应不亚于他乡遇故知，而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也未免太残忍了吧！从声音中，我感觉宁锦棠老师可能比陈骥老师要小，不过再小也到了天命之年，否则不能退休住在北京的女儿家。他完全可以来我的新居和我见面，这儿的幽静适合怀旧，人家江州司马和琵琶女是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这对大山里的师生却是未曾相识今相逢。

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种下无数个史无前例的荒唐故事。

第二年，我的丰溪三中的老师胡家新，带着我的师母来京就住在我的城南小院。第三年，我的家乡以桃源中学黄文永为首的三位老师来京也住在我的城南小院。我希望我昔日的老师、同学和朋友都来我家，什么都不要带，一人带着一兜回忆。
 

在我的中学老师胡家新家

我回忆走进竹溪一中的那一天，还看见一位小个子的老师剃着光头，胸前的黑牌上写着“打倒保皇派丁十六”。丁十六应该是他的名字，他弯腰低头，在红卫兵的帮助下双臂张开，状如一架低空飞行的战斗机，高呼口号的红卫兵正为他进行革命的洗礼。围观者中有人用手里的弹弓瞄准着他，大约是射中了，他像臧克家诗中的那匹老马，“抬起头来看看前方”。

当天我就知道了他原名丁启祥，初一年级二班的班主任，我有两个和我一同考取竹溪一中的小学同学是他的学生。他的讲台和我们一班的教室一墙之隔，转学后我有可能被分配到他的班。如果是那样，我会知道那名神弹手究竟是谁。接着我又道听途说了他改名的秘密，“5.16”是那场运动的开端，他成立了一个名叫“韶山兵团”的红卫兵组织，战旗和袖章上的“韶山”二字是从毛泽东诗词手迹中临摹下来的，惟妙惟肖。“韶山兵团”保护造反派要打倒的校长宋秀琳，造反派便称其为保皇派。

与“韶山兵团”齐名的保皇派是“遵义兵团”，战旗和袖章上的字体也是毛泽东诗词中的手迹。一号头头程华庭是高三级的学生，造反派在攻击他的大字报上，或说他“生父不祥”，或说那人是国民党军官，目前还在台湾岛上，反正他不是革命的后代。势力最大的红卫兵组织核心机构叫“1018革命造反司令部”，总司令叫宋为邦，反倒是一名初中生。保皇派对其发动反攻，称他为“宋匪帮”。前面两个兵团的战旗和袖章是红布做的，这个兵团的战旗和袖章却是红绸子做的，丝光耀日，迎风飘扬，“1018”的典故是在金秋10月18日那个难忘的时刻，宋司令和他的战友来到首都北京天安门城楼下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当天成立了这个组织。
 

七十年代的标准照

竹溪一中除了这三足鼎立的三大红卫兵组织，还有一些零星小股的队伍，不称兵团，也不称司令部，但他们同样战斗，就称战斗队，名字纷纷取自毛泽东诗词。如“驱虎豹”，如“缚苍龙”，如“九天揽月”和“五洋捉鳖”，前面都有一个动词，后面都有一个厉害的物种，越能战斗越好。战斗失利后重振旗鼓，新的队名叫“从头越”。也有女红卫兵成立的组织取名“飒爽英姿”和“不爱红妆”，还有直接叫“五尺枪”的。有一位女队长自比杨开慧，给自己的战斗队取名“重霄九”，在一次战斗中差点儿轻飏了，后来率队加入了“1018”。

“韶山兵团”司令丁启祥老师与我有缘，与我家有缘，他的夫人是初一二班我的同学，他的岳父是我父亲的同窗和同庚，任职于中国科学院，与郭沫若同事。丁老师被红卫兵剃光的头颅射而不破，乌发复生，运动结束后当过县教育局局长，文化局局长。他早已废弃了丁十六这个时代的名字，对我的文学创作大为赞赏，并寄予厚望。我的母亲去世，他的岳父关孟起叔叔带着他们夫妻二人去慰问了我的父亲，从此孤身的父亲来京居住，关叔叔也常坐地铁来我家看望，又把我的父亲接到自家敬为上宾。丁老师应该知道我是与他一墙之隔的跨班学生了，但永远不会知道我曾亲眼看到他被他的学生射中以后，像臧克家诗中的老马一样，“抬起头来看看前方”的痛苦和悲伤。

竹溪一中的改名运动风起云涌，老师改名，学生也改名，师生所改的名字有半数以上是卫东、向东、学东、敬东、红卫、红兵一类，还有的直接改名爱毛。我们班一名男生姓魏，叫魏茂堂，同学们看了革命川剧《抓壮丁》，不等剧终便以谐音叫他伪保长，他也想就此机会，以谐音把名字改了。改什么呢？卫东听着重复，魏卫东又念着别扭，最后决定改名卫东彪，连林副统帅也一道保卫。几年以后，温都尔汗坠机事件发生，东还是那个东，彪却不是那个彪了，回乡知青卫东彪紧急改回魏茂堂，逃过一劫。

会当凌绝顶

我自始至终没有加入任何红卫兵组织，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皇派，有人说我是逍遥派，我说都不是，我是右派，根据血统论的原理，右派之子也是右派，右派是没有资格造反，没有动机保皇，也没有条件逍遥的。我索性连学都不上了，离开竹溪一中住在了我的保姆家。我的保姆姓周，我叫她嫲嫲，她视我如亲子，她把我的弟弟妹妹统统带到学龄以后，回到城关，独自一人租住在东门街第一家铺门板房子里。房东姓李，绰号李黑皮，以出租房屋兼卖黄酒和猪头肉为生。那条街是竹溪县城除西关街外的第二条主要街道，它发端于小城唯一幸存的城门洞子，通往四面交汇的十字街，绕开武衙门，横穿钟鼓楼，从竹溪一中正门经过，出城门洞子往东是东城角，那里是我的嫲嫲娘家所在地，往西是地母庙，直走是月宫池，再往前是大跃进时代修建的跃进桥。

我读三合小学的时候，经常步行三十里进入县城，逐一走过高桥头、西关街改名的反帝街、小十字街改名的反修街、大十字街改名的东方红街，胜利抵达东门街改名的胜利街，去看望我的嫲嫲。我的嫲嫲会给我煮一碗机器面吃，临走再给些许零花钱，一角到几角不等，让我明天买油条或芝麻烧饼过早。我却转眼就把它们买成了书，一般是鲁迅先生的小集子。搬出竹溪一中而住在她家，是我的嫲嫲提出来的，我回家征求了父亲的意见，下个月就把交给学校的八块钱交给我的嫲嫲，合在她的丈夫，我叫伯父的人从农场寄来的生活费一起，吃上了比学校食堂要好一倍的伙食。

对于竹溪一中的食堂我几乎没有印象，印象最深的是图书馆，那是我的文化食堂，只不过里面的东西很多都成了大毒草，最大的一株是《苦菜花》。五十年后，有一位名叫阿真的山东籍女作家，请我为她的新书作封底推荐，问起来她的丈夫竟然是《苦菜花》的作者冯德英，我肃然起敬，提出我的推荐要以冯老的签名赠书为交换。不日阿真就给我寄来了一匣精装书，打开是冯老签名的五部长篇，《天空》《土地》和“三花”，后者中就有《苦菜花》。中等毒性的是封资修一类读物，余下的无毒无害，但也无益于革命和战斗。红卫兵砸烂图书馆后，它们中的一部分流落到食品摊上，节约闹革命地被撕成单张，代替草纸，包裹烧饼油条和水煎包子，剩下一些残本随地乱扔，没人要也没人敢要。我在暗中盯上了这些洪水猛兽，激动得浑身发抖，趁着夜色找来一根绳子，捡一大捆提到嫲嫲家里，藏在床底下，在红卫兵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中如饥似渴地读着。有些毒草让我回味无穷，无形中影响了我多年以后的文学创作。
 

奇遇半个世纪之后才认识我的陈骥老师

由于隐居在我的嫲嫲家，老师们没有机会认识我这名转学的新生，同学中除了极少几位有生活交流，多数都没听说过我的名字。这为我日后一件关乎命运的事情带来了麻烦。1968年的冬天，北京的中学生们被规定在家过完年再上山下乡的时候，竹溪一中的中学生却在年前就雷厉风行地响应了号召。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我的母亲做出了一个后来发现错误的决定，当然是为了我，也为了我的父亲。那次国家对中学毕业生的规定，是城市户口的编成知青小组，集中劳动一个时期，可以回城参加工作，农村户口的各回各地，成为有文化的青年农民。母亲再一次让我回到父亲身边，性质由上山下乡变成了回乡。

我所付出的代价，是选择上山下乡的同班同学两年以后都回城有了工作，我却在农村驻扎了十年零三个月。期间上访过县、地、省三级知青办，他们在竹溪一中无法找到我的历史档案，调查我的老师和同学，都说没这个人。于是反而怀疑此事有诈，还得我自己替他们分析，其原因一，我是中途转学；二，我转学时已停课不学；三，因为不学而没有同学，因为不教也没有教师，于是名义上的师生之间，名义上的同学之间，对我没有印象乃是必然；四……。直到我的右派父亲平反，我才以全县最后一名老三届的知青身份进入县城。

有一种现象令我诧异，几名可以为我作证的同学，恰恰都很早离开了这个诡谲的世界。姜爱民，因年龄和我相似全班最小，彼此略有交往，上山下乡时为了寻求保护，要求和县委书记的儿子王新力在一个知青小组，却不幸在一次开山放炮中被飞石击中，年十五岁；吴宏辉，唯一和我共同读过两个小学，三十三人考取九人的同学之一，毕业后参军，在部队打篮球喝凉水炸肺暴卒，年十七岁；甘习文，下乡两年就招工到县财政局，此时我还在水库上拉运土车，他骑一辆自行车来到我家，说他已有了姓陈的女朋友。几个月后突然病逝，年二十岁，我曾写五言长诗以祭；胡德安，全班最早参加工作的幸运儿，却嫌工作不好弃职流浪，数次在我家彻夜长谈，其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令我羞愧，但不久就客死他乡……
 

在母校的报告会上

他们无一不是独子。那个年代，国人是以儿孙绕膝为有福的，乡下有院子的喜欢在院前栽一棵多籽的石榴树。

在我竹溪一中的同学中，有一位颇值得我今天回忆。1981年，我已结束知青生涯三年，从茶场到银行再到文化馆，有一天我正伏案写作，门被推开，身后有人低声说了一句“不许动”，情形如那个年代的黑白电影。我暗吃一惊，回头见一黑脸军官带着随从，面色严峻地看着我。双方对视良久，军官突然咧嘴大笑，这一下被我认出是十三年前匆匆一别的熊顺余。他在军队当了团长，今日转业到家乡，担任县武装部的政委。

熊顺余接我到他的武衙门饮酒叙旧，让我们的另一位同学作陪，我问是谁？他说颜某某，在他手下的一个科长。我问是那个长着一颗龅牙，小时候冬天烤疙瘩火把眼睛熏得红肿流泪，说话南山口音的颜某某吗？那不是我的同学。熊顺余说是他的同学为什么不是我的同学？我说你是他的上级，而他老婆是我的上级，参军时他戴着一朵大红花来我家告别，中途回乡探亲，却对他老婆说不认识我。熊政委勃然大怒：“他娘的，不要他陪，他是我的下级，我也不认识他！”

2024年7月23日写于北京竹影居

野莽，自由作家，祖籍湖北竹溪，武汉大学毕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主要著作有四卷本长篇小说《万寿无疆》、五卷本方志小说《庸国》、上下卷长篇传记《刘道玉传》等，共七十余部，一千多万字。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俄等种文字。国外出版有法文版小说集《开电梯的女人》《打你五十大板》《玩阿基米德飞盘的王永乐师傅》等。曾任职于中国唯一对外翻译机构，将现当代二百多位作家的优秀作品推介国外，主编中、英、双语大型文学图书一千多部，两亿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