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羊城晚报出版社 2024 年 8月出版李衔夏长篇科幻生态围棋小说《无无》
代序:小说改良刍议
李衔夏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我以为,诗歌最重语言,散文偏于情感,戏剧依附性强,而小说突出人和事,最能承载思想和生活,贴近大众,有改造灵魂的能量,因此,谈文学改良,当从小说改良开始。就像一百年前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是漫天飞花,其后鲁迅《狂人日记》出手,作了一锤定音。白话小说诞生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形成了一些定势和惯性,需要小说家予以警惕,又面临电影、电视剧、图册、网络视频等挑战,出现灭亡的危机,是时候要作一番反省和重塑了。我姑且抛砖引玉,谈八点不成熟的想法,供同仁们讨论。
一是回归人本。
现代小说有一个趋势,是逐渐消隐作者或者叙事者的声音,呈现以自然为主、人为辅的状态,发展到法国新小说时达到了极致,彻底物化、去人化。这显然是一条哗众取宠的歧途,只会把小说更快推向灭亡。文学存在的首要价值是给人阅读,人永远是小说的主宰,永远无法抹去。周作人《人的文学》提出:文学即人学。只有在小说中不断强化人的地位,探讨人性和人的本质,重构人的存在困境,解决人面临的问题,才能持续获得传承发展的力量。西方小说过分追求人性的人的自由,其实是创作上的自我孤立,他者不但是地狱,也是天堂。“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和意义应该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等一切关系中寻找获得。我主张中国小说要回归人本,上接两千年儒家传统,通过梳理人的关系,捋出人的本质。小说小说,离不开“说”,写小说就应该不断强化说的成分,加强叙事者作为人的声音。
二是改造语言。
小说家的悲悯情怀首先不是鞭挞了多少社会问题,书写了多少底层人民。而应该是拯救小说本身,在小说中,小说才是第一弱势群体,因为它正走向小众、走向灭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拯救小说应该是小说家的第一使命。要拯救小说,就必须找到小说继续存在的价值凭据。角色、主题、结构、故事、场景等等,都是很容易被电影电视剧挪去的,而且后者会做得更逼真更吸引人。我以为只有语言是别的艺术无法“拿来主义”的。比如鲁迅写过一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别的艺术无论如何改编都是无法达到这句话在语言层面上的意境的。小说的价值在于语言,而语言的意义在于在创造和革新的过程中,改变读者乃至人类的思考习惯、思维模式,从而改造世界。正如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开创了意识流语言,人们阅读的习惯也有所改变,于是思考问题的方式也随之改变,越来越能接受一些碎片化、绵密化、杂乱化的信息,世界逐渐进入到新的时代。其他艺术往往受时间限制,比如音乐是细化的节奏时间,电影总体限制了观影时长。而以语言为其本质的文学则可超越时间,同一本小说,有人看一周、有人看一年,因此,文学是最有能力突破时间的。伟大的小说家一定是文体家,伟大的小说一定是对语言有所创新、有所改造的小说,这对当前小说语言的平淡化、简约化、轻逸化、通俗化的趋势提出了更高期许。好的小说语言可以注入诗性和散文化气息,诗性近神,散文化近真。好的小说,应该是无法被改编成电影的,或者一改编就注定失败的,这是小说活下去的底气。
三是融入情感。
当下,零度写作是一种很有影响的小说潮流,简单来说,就是小说家克制自己的情感,隐藏自己的态度和声音,使小说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前面我已经谈了文学首先是人的文学,这就决定了文学不可能离开情感,一切摒绝情感的创作追求都只是一厢情愿。血液运转带给一个人生命的温度,情感对于小说而言亦然。小说如果不融入作者的情感,它就是没有温度、没有生命体征的死物。当然,石头也有它的价值,但它至少是没有灵魂的。作者向小说注入自己的情感,让情感在字里行间流淌,就是注入了自己的思想、态度和力量。阿来曾说:“小说的深度不是思想的深度,而是情感。”从写作的角度来看,零度写作是简单的,而要准确并恰如其分地融入自己的情感,从而感染读者,这才是真正的向难度挑战。既要有烫手或冻脚的文字,又要有传递温度引起共鸣的内容。
四是强化意志。
很多小说“大师”或者评论家总是故作高深地反对在小说中说教或者所谓的概念先行、主题先行。写作本质就是表达,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要表达得扭扭捏捏、畏畏缩缩呢?像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其观点和态度是那么明确,就是要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特质以及中国人普遍存在的“精神胜利法”。某种程度上说,这何尝不是一种说教!至少也是概念先行,但丝毫不影响鲁迅小说的伟大,反而更增其启迪民智的感染力。再比如《水浒传》,顶在头上的就是“忠义”二字,而《红楼梦》通篇都是佛道的“虚空”。小说本就是人的小说,必然绕不开人的意志。值得注意的是,意志并不直接等同于观点、态度、意念。叔本华、尼采等大哲学家都认为:意志是万物的本源。那么在小说中摒弃意志,就是自断祖根。写小说不应该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应该用于表达自我,宣泄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将个人的意志熔铸成小说强劲的精神力量,震撼读者,震撼世界。是意志,就会有对错,小说家要敢于献丑,也要有超拔于世人的思想力。读者可以不认同一个小说家的意志,但必然会折服于小说家在捍卫自己哪怕错误的意志时所展现出的强大自信。强化小说的个人意志,是接续中国“诗言志”、“文以载道”的优秀传统。
五是务去轻常。
今时今日的小说,故事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轻盈化、庸常化非常明显。很多人甚至从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找到了理论的立足点,卡氏放在最前面的两点就是:轻盈、迅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快餐小说。但很多人忽略了卡氏还同时提出了“繁复”。大概是因为轻盈和迅捷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而繁复则既考验写作能力、知识储备,又考验小说家的耐心和逻辑吧。我期待像曹雪芹《红楼梦》、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这样的百科全书式小说的传统可以得以接续,雄壮的大手笔本身就标志了一个小说家的大理想、大气魄、大格局。生活本就是复杂的、厚重的、千头万绪的,简化生活是哲学家的任务,还原生活、重构生活、尽可能全面地表现生活,才是小说家的本职。务去轻常,还可以探索将生活尖锐化、极端化、类型化,志怪传奇是中国小说非常重要的传统,它与严肃文学是不矛盾的。如果小说过分追求所谓纯文学的“纯”,到头来只能沦为一杯索然寡味的纯净水。
六是活用闲笔。
为什么,看短诗的人比看长诗的人多,看短散文的人比看长散文的人多,但是看短篇小说的人却比看长篇小说的人少呢?这是一个很奇怪、很悖谬的问题。以“小”字命名的小说,居然是以大和长为美的。在古代几千年时间里,中国一直是诗歌大国、散文大国,小说被定义为“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的闲文闲书,登不上大雅之堂。小说的崛起是近几百年的事,但很快就后来居上,一跃成为文学之王。某种程度上说,小说的本质就是一个字:闲。之前被人瞧不起是因为闲,后来被大众追捧也是因为闲,成也是闲,败也是闲。而小说里面又有一种重要的笔法,叫做“闲笔”。闲笔是小说中最见真功夫的点睛之笔,是最引人入胜的悬崖之花。一个“闲”字大概就解释了短篇为什么没有长篇受欢迎了。人们看小说追求的是闲情雅致,是从容不迫,是优哉游哉,短篇往往把作者和读者逼得太紧迫了,长篇犹如长廊,可以让人闲庭信步、漫不经心、慢条斯理、漫无边际。当下太多追求轻盈和纯洁的“轻纯”派,过于迷信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和卡佛的极简主义,力图把小说写成电报,但现实是,电报基本已经被淘汰了,电话或者视频电话之所以取代电报,是因为它们可以给人更多的生动、逼真、温暖。小说何尝不是这样,水至清则无鱼啊。闲笔其实就是突出小说家或叙事者的声音,突出其情感和意志,给读者更多可感可亲可触的形象,给冰冷的阅读增添一点讲述的生气和兴味。伟大的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认为:伟大的文学是谣言那样的,是流言蜚语那样的。我们知道,传播信息和消遣是文学的重要基本功能,而流言蜚语则是这两个方面的佼佼者,而且流言蜚语每经过一个人就会有一次新的添油加醋、艺术加工,越来越精彩、越来越吸引人,因此,我认为流言蜚语是一种活的文学。诸如手抄本、口传文学等,都是它的一些具象形式。我们从事文学创作,不妨以流言蜚语作为标杆,其实我国灿若星河的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绝大部分都是为了方便说书人、评书人讲绎而写就的,这就能让占了当时社会大头的不识字、不读书的人也欣赏到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流言蜚语之所以如此吸引人,能够深入人心灵魂,归根结底是切合了人类的某种愿景、情感或者欲望,从而引起了人们内心的共鸣,甚而点燃了人们参与创作和表达的激情。流言蜚语还有两种极致的形式:墓志铭和历史。墓志铭都是写一个人一生中的好的一面,这本身就具有谣言的性质;墓志铭其实是用有限的篇幅,来塑造一个永恒的人。而历史是谣言的最高形式。历史一般是统治阶级修编的,统治阶级出于维护政权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会捏造很多谎言,有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在历史中,假的成分比真的还要多。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刻画人物、塑造人物的小说,它仿佛是一大群人的墓志铭,它的目标同样是把里面的人送入永恒殿堂。写小说,不妨以墓志铭和历史的模式来写。
七是驾驭假恶。
自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以降,似乎作家们都沉迷于通过技术来编造谎言,以读者读不出雕琢痕迹为目标。这其实是对小说生命力、读者接受力的低估,实则是掩耳盗铃。小说的特点或者是魅力所在,恰恰在于虚构。小说家应该敢于承认小说的虚构性,自豪地亮出虚构的名片,充分发挥自由想象力,构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学世界。向读者坦陈谎言,本身就是一种诚实。小说跟魔术是非常相像的,两者都是以假乱真。如果一个小说家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自己所写的内容是虚假的,但又让读者为之吸引、着迷、动容,则可以充分体现出作者高强的写作能力。韩东曾有一个观点,叫做:“把真的写假”。亮出故事层面的“假”,是为了直达精神层面的“真”。小说不能偏居于真善美,还要能够驾驭假丑恶,作为人的小说,要体现出人性中兼具的神性和魔性,缺失了魔性,人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对神性的敬畏。
八是挥洒浪漫。
国内曾经兴起关于现代和现实两大主义的大争论,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前卫性和永恒性,但这个提法却是鼠目寸光的表现。文学艺术创作的两大主流应该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所谓的现代主义,不过是浪漫主义的一种现代化表述。我们看到的所有先锋探索与创新,比如表现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结构主义等等,本质上都只是浪漫主义的某些支流,有个别最终流成了未来的主脉,但依然是在浪漫主义的范畴内。浪漫主义跟现实主义一样古远,也将一样永恒不灭。它既古老又现代、既精英又大众。小说家要有浪漫主义情怀,浪漫主义情怀就是理想主义品格。中国自古以来的屈原、李白、吴承恩代表的浪漫主义一脉,是那么孤独又那么闪亮。浪漫主义并不是狭隘的夸张、变形,更高的追求应该是文无定法,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结论
上述八点,一言以蔽之,无非是:小说是人的小说。只有像创造人一样写作小说,才能赋予小说以人一般的生命。以人来谈小说,并不是什么新鲜论调。谈一件事物的本质,是不存在出新问题的,因为本质早已存在,只是各人看法不一罢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也概莫能外。本文承认是老调重弹,正如小说应该承认自己的虚构身份。真理是不可以创造的,它只能被发现或者被重申。本文正是致力于给自以为的“真理”擦尘去垢,供志同道合的仁兄们观之乐之。小说尚且强调人,本文自不会幼稚地要求所有人都趋同于所谈的八点,人各有异嘛。本文最大的快乐,在于作为人的发声过程,惟愿有幸引得更多人发声。我不知道21世纪是不是亚洲文学的世纪,但我期待一种亚洲小说的复兴。在此谨以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句收尾:“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
后记:感谢不发之恩
李衔夏
本来在后记里适当地剧透一下也没什么,很多读者已经按顺序把小说正文给读完了,但总有一些读者,习惯把一前一后的序和后记读了才决定要不要好好读小说,不巧我本人也是这种人,因此还是把后记当作序二来写比较好。在写这篇后记的时候,我刚收到了《无无》的第四次退稿意见。我的首部长篇《人类沉默史》已经有过未能发表的遗憾,后来它尘封七年后得以出版并获得了一些奖项和名家的好评。到了写第二部长篇时,我是充满信心与期待的,我觉得它一定能够先发表后出版,以致于曾经有一个入选某生态类文学丛书的机会被我断然放弃了,我希望给这个孩子找一家公立学校。可惜事与愿违,第四次退稿就是《无无》的最后一次发表上的退稿。它入选了广东省作家协会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精品扶持项目,要求两年内必须发表或者出版。时间已到,我只能选择出版了,而出版就意味着不可能再拿去发表。四次退稿中,有一次是否定的,另外三次都得到了编辑的高度肯定,都是在临门一脚上倒下了。反馈的原因主要是两点:一是杂志版面有限,发长篇少,名家都在排着长队,言下之意大概是我的名气还不够,应从中短篇小说入手;二是我的这部长篇过于密集过于理念化,编辑读起来尚且很有难度,要照顾到普通读者更是几乎不可能。我无意反驳这两个理由,因为它们确实说出了实情,它们是真诚的。某种程度上,这两点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在我的中短篇小说发表仍然磕磕碰碰的状态下毅然决然闯入第二部长篇的写作,其实我可以写得更曲线救国一些,但真正写的时候我还是一头撞进了那个天书的意境,我依然没有忘掉写作要先把自己写爽的初心。比起《人类沉默史》反复投稿多年均石沉大海,沉到我都心虚了、都不忍想起它了,《无无》已经算非常幸运。我对四位认真读完了它的编辑表示感谢,我的感谢是衷心的,读这部小说确实是非常费脑伤神的。我尽力了,我相信四位编辑也尽力了。《无无》自有它的命运,正如圣-琼·佩斯所写的:世界的进程就是这样,对此,我只能说好。
我写作两部长篇小说都是一种对于时间的敏感。海子是二十五岁卧轨自杀的,当年我就想,我必须在二十五岁写一部长篇,万一被从天而降的花盆砸死,我也可以死得瞑目。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写下一部长篇,我没有多想就抛出了一个戏言:要等十年后了。临近十年时,曾经的这句或许已经被世上所有人遗忘的话,日渐在我的心里变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就是这么简单,我把它写出来了。我的写法是听从内心,让想法自己孕育出一个长篇的胚胎。由于没有任何功利性,也就没有患得患失的犹豫,写出来可谓毫无技术难度。我写作《无无》的策略是中午写至少五百字,晚上睡前写至少五百字,凑起来就是一千字。双休日基本不写作,去玩去浪,养精蓄锐,保持一种精神的韧劲。有时中午文思泉涌写多了,晚上就阅读或者冥想;有时中午要加班,就晚上写晚一点,写到凌晨一两点,完成字数任务量才睡觉。由于正职工作比较繁忙,时不时要中断几天,倒也并不着急慌张,计划一年内写完二十万字,最终写了将近一年半时间。相较于《人类沉默史》毫无经验的莽撞码字,写作《无无》的过程我最大的成熟是心态的自控,是节奏的把握。当然,这也得益于《无无》的预设结构。我早就想好了,全书十九章,每章写一万零五百字,加起来就差不多二十万字。写到最后一章,写到最后一句,写到最后一字,我仍然是从容而享受的,统一而稳定的语调贯穿始终。
《无无》是一部科幻生态围棋哲学小说。围棋纵横十九道,千古无同局,是最接近宇宙本质、最能包罗万象的一种人类交流方式。《无无》采取十九章的结构。而这十九之数又正好是《鹖冠子》的总篇数和《古诗十九首》的总首数,我就把《鹖冠子》的篇名作为《无无》的章名,把《古诗十九首》的每首诗作为每章的题记。在我看来,《鹖冠子》是道家对儒家的思凡,而《古诗十九首》是儒家对道家的夜奔,分别像是八卦的阴鱼阳鱼。这也是我在《无无》中试图辩证而全面地传承《易经》融合儒道两家的核心主题。道家关尹子提出:本无有,复无无。这是对老子《道德经》的最早反思。儒家气学代表张载提出: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是在用道家的思维补充儒家。因此,无无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儒道的交错相融。在现实的围棋世界中,人类已经彻底败给了人工智能阿尔法狗。而在这部小说中,阿尔法狗发展到了欧米伽狗,人类却要以与人工智能对弈的胜负来决定是否放弃对人工智能的控制权,人类的胜算几乎为零。《无无》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那就是:女戏剧演员因饰演旗手而学棋,居然后来居上战胜了她所饰演的人类第一高手,获得代表人类出战人工智能的机会,其对弈结果将决定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未来关系。在那样一个未来世界,人类已经实现永生,而代价是生育能力的丧失,社会陷入一种僵死的老化状态。地球的环境不断恶化,人类无法直接裸露在阳光中、无法直接呼吸空气,而其它星球的高等智慧生命正在悄然入侵。如果人类失去对人工智能的控制权,则无异于一夜回到原始社会,永生并不能解决永续发展的问题。人类该如何自救?
当前,现代物理三大基石分别是相对论、量子力学和规范场论。前两者普及程度已经非常高了,用它俩来写作的小说也不在少数,而规范场论则相对比较孤独,但规范场论的发展前景很可能超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规范场论的终极意义是大统一理论,又称万物之理。已知宇宙中有四种力,分别是:万有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大统一理论就是要把这四种不同力相互统一起来,使其相互可以转化。科学界认为大统一理论很可能是一把解开宇宙秘密的钥匙。我希望《无无》能够成为第一部系统运用规范场论作为科幻想象思想动力的长篇小说,从而把科幻小说带入下一个物理理论时代。一部踌躇满志的科幻小说,不应止步于现行物理理论,而要充分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为人类未来发展提出方向或者问题。《无无》致力于此,同时又恪守科幻的准则,建构于物理基石,时刻警惕滑入玄幻和奇幻的领域。至少所有的想象都不至于被现行物理逻辑所否定。好的科幻小说,必然是科患小说,要有对科学的忧患意识,任何科学技术都是双刃剑,关键看使用的人执念是正是邪,以及规避潜在风险的预见能力。科幻小说是剥离不开生态意识的,两者都是着眼未来的善意。在我看来,生态的本质就是时间的伦理、空间的美学,它的立论是覆水难收,它的意义在于让人类走得更慢一点、更稳一点、更优雅一点。我所谓的科患小说就是科幻与生态辩证统一的小说。
我认为,人类了解宇宙本质的方式不是科学,而是哲学。科学的认知基础是实证,但宇宙太大了,宇宙的构成又分得太小,通过实证来认识宇宙终究是徒然。而哲学的认知基础是虚幻,是化繁为简的直觉,反而有可能捕捉到人性中的一点神性因子,直抵宇宙的真奥。正如陆九渊提出的:吾心即宇宙。但这注定是无法交流与验证的。《无无》的科幻、生态、围棋元素只是外壳,我真正要写的是我在哲学领域的思辨。我在前人无无的基础上提出了元学,倡导一种关系哲学。大统一理论的本质就是万物皆有关系。盛行世界的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简单理解是人刚生出来时并没有成熟的意识,因此不算有本质,但已经存在了。而我认为:关系先于存在,且久于存在。人在生出来之前已经跟这个世界发生了关系,他(她)是某个时代某个地区的人,是其父母的孩子。人死了也就不存在了,但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记得他(她),其关系就仍然在。有一种说法是,每个人都要死三次,第一次是其断气时,那是物理死亡;第二次是下葬时,亲友们都来送别,那是社会死亡;第三次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他(她)的人,把他(她)忘了或者自己也死了,这个人才算真正死去。一个人的永恒,就是进入了历史而被人类一代又一代知道。但人类在宇宙中实在太渺小了,如果不解决人类的永续发展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一个人的永恒。未来,人类可以以非人的形式存续下去,因此,人类的永恒并非简单的肉身或精神永生。
从《人类沉默史》到《无无》,很多东西是一脉相承的。在《人类沉默史》我已经在探讨人的关系与沟通问题,当时我的立论还停留在萨特的他者即地狱的层面,因此我研究的是人沉默的心理成因,沉默就是切割通往地狱道路的断龙石。而到《无无》,我已经领悟到他者即地狱、他者亦天堂。无无就是连无都是不存在的,就是置诸死地而后生。一个人在世界上的所有经历、所有见闻、所有爱恨,都会成为他(她)灵魂的一部分,一个人的孤独只是其孤独的很小一部分,一个人孤独的全貌涵盖了自人诞生以来所有人类的总和,是整个宇宙的万物总和。人要获得心灵的救赎,不能只求诸内心,还要向全人类追索。由此,我在《无无》中把第一人称单数的我和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给辩证统一了,我是主角的原初灵魂,我们是主角容纳全人类意志后的圆熟灵魂。《无无》把我和我们打通了,这是人称叙事上的探索与创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伟大的文学作品必须要在文体创造上有所建树。我曾在《人类沉默史》中遗憾对语言的飞升还做得不够,而在《无无》中我已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无无》的语言几乎全程飘在宇宙的真空之中。叙事、议论、抒情三位一体,有机融合,句子与句子之间形成了一种隧穿的张力。我恪守了由叙述者发声议论的法则,里面的所有思想观点都不是绝对的,里面哪怕是偏激的阐释、错误的立场,也只是人物本身的思维与情绪使然。我努力呈现领悟的过程,一种不断自我反思不断自我推翻的哲学式思辨乐趣。天才与疯子只有一线之差,我希望能够展示人在思辨中一步一步逼近疯狂边缘的状态,这是最富有魅力的人类高光时刻。《人类沉默史》和《无无》都有一个类型化的外壳,前者是侦探小说,后者是科幻小说,未来我可能还会写武侠小说、爱情小说等,我始终觉得,越是强调纯文学,其实初衷越是不纯。类型化元素能够吸引一部分稳定的人群,是因为它们切合了人性的某些需求,我在小说中融入类型化元素,目的就是用极端化的视角来探讨人性。《人类沉默史》是用对话来写沉默,戛然而止的地方是想象力腾飞的起点。而《无无》则完全以叙事语言来践行和表现沉默,全书没有一句对白,读者可以把叙述者的语言看作是独白或旁白。小说中的意念传感器让人类交流不再需要语言,一动念对方就能知道意思,这就给我不写一句对话的探索提供了情节上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我认为用对白来推进小说叙事其实是最脱离现实经验的做法,因为生活中每个人都不可能记住某个场合中哪怕只有一个人的所有对话,最多能记住当中最能冲击内心的某一两句话,而如果一个作家把某个场合所有人的所有对话都写进小说,这就是最无力的虚构。当事者尚且记不住的那些多余的对话,要强迫读者去读和记,这本身就是吊诡和可笑的。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第一部连一句对白都没有的长篇小说,至少我目力所及不曾有人这么干过。
《无无》最终并未能如我愿发表,在写作它时每次遇到分岔路,我都选择了孤军作战的方向。我对发表的那一丝期待是来自于首部长篇《人类沉默史》以及中短篇作品给我的底气,以及对中国文学期刊界的最后一点希望。当年石沉大海尚且无法抹杀我的自信,现在不过是大海把我扔进去的大石又冲回岸边,我至少已经跟大海打上交道了。我想起叔本华的故事,他在三十一岁首次出版《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几乎无人问津,五十六岁再版依然购者寥寥,七十一岁第三次出版,才终于引起轰动,一年后他就因病辞世了,他在自己死之前收获到了迟来却应得的声望。他讲过一句名言:如果不是我配不上这个时代,那就是这个时代配不上我。他无意证明自己配得上时代,却逼得时代要赶在最后关头证明自己配得上他。《无无》未能发表,并不是它达不到发表的水平,只是属于它的时代还没有到来,现行的品鉴眼光还不足以把握它。这进一步坚定了我的自信,只有保持对写作的敏锐,保持与时代的距离,才有可能超越自身所处的时代。写作《无无》,我用了我最虔诚朝圣的情怀、最忠实灵魂的表达、最孤高决绝的标准、最正面强攻的勇毅、最破釜沉舟的献祭。它是我的骄傲,完成了我的自我超越。它最终选择了卓尔不群,不与平庸为伍,我表示尊重与敬佩。大器必须晚成,大器必然晚成。退稿是对它的成全,在此我唯有一句结语:感谢不发之恩!
作者简介
李衔夏(笔名),本名:李鸿斌。1985年7月出生于广东清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清远市作家协会主席,《飞霞》杂志主编。中短篇小说多次被《小说选刊》转载,组诗长诗见于《诗刊》。出版有长篇小说《人类沉默史》、短篇小说集《加缪的人间》。曾获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长篇小说奖、广东省有为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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