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特刊】之四：张玉真 | 我的父亲张良清

我的父亲张良清

父亲是一九四四年出生的人，具体出生时间追问奶奶，奶奶只说记得爷爷打她一烟袋锅后背留下一个疤。至于父亲究竟是几月几号生，奶奶没有记住。于是，待出嫁姐姐给父亲过寿辰时，自己定了一个日子——腊月十七日。

奶奶生有六个子女。四个儿子两个女儿。父亲原本是老三。只因他有一个哥哥七岁烧灯火时烧成了一个哑巴，于是，父亲就变成了家中的大哥。

父亲年青的时候是非常享福的。这是他自己说的。所谓年青也就是我爷爷在世的时候。爷爷老家在操坪，三十年代爷爷一担箩筐，一头挑着我姑一头挑着杂物，屁股后面跟着三寸金莲的奶奶逃难至泰山庙。他们在庙门前搭建窝棚，开荒种地，靠炸油条卖支撑着活下来。

五十年代，闹土改，爷爷从一穷二白的老农民被推举为当地的贫协主席，父亲就跟着沾光，十九岁便当上了泰山庙村民兵连长。

爷爷在当地势单力薄，分别拜了两个把兄弟，他们一个姓李一个姓钱。李姓和钱姓和爷爷一样都是势单力薄的外来户族，于是，他们义结金兰称兄道弟互相帮衬。有一天，离泰山庙不远的黄土梁村来了一位陈姓人家。陈姓人家又和李姓人家称兄道弟，于是，李姓做媒把陈姓女儿说和与父亲。

父亲和母亲结婚时十九岁，因为是村民兵连长，整天带着一帮小兵耀武扬威不着家。尤其是生了我们兄弟姊妹四个以后，父亲更是嫌弃我们尿床，不搁家里睡。对我们女儿，父亲更是一脸的嫌弃。他说，这是替别人养孩子哩。

听母亲讲，在我六岁的时，一天早晨坐在门墩上一边儿吃饭一边儿打瞌睡，恰遇父亲担水回家，立即大喝一声，吓得我手里端着的饭碗骨碌碌滚出去老远。同年八月，父亲领了一位右派分子回家，一顿好吃好喝款待以后，一把拉起我的手让右派分子带我走，结果被母亲拦下，母亲说：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你说送人就送人，你舍得我还舍不得呢。”

七岁，我和姐姐一起上学，父亲更是表示了反对，他说：“一个女孩子读啥书，长大了要嫁人，花那冤枉钱做啥？”为此，母亲跟父亲大吵一架：“女儿的事儿你甭管，我吃了不识字的亏，就算吃糠咽菜也得供她们读书识字。”

家里的两个男孩儿，父亲对哥哥和对待弟弟那也是天壤之别。待哥哥，那是由衷的父爱长子，看电影或者是去城里开会，会带哥哥或给哥哥买礼物。对待弟弟那是极其没耐心的。弟弟一岁半肺炎高烧不退，母亲四处求医问药，好不容易让弟弟退了烧，父亲回到家看见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弟弟就嚷嚷着赶紧丢出去。

我是父亲的第三个孩子，也是他第二个女儿。关于我的出生，母亲说，那时她正在打麦场脱麦，整日整宿的打麦，她累的虚脱，肚子疼的厉害，一同抄麦秸的小姐妹心疼不已，让她钻进麦秸垛里休息会，结果，一钻进麦秸垛里就生下了我。

生我的时候，父亲不在家，母亲托人捎信给他，父亲一回到家看见躺在母亲身边的仍旧是个女孩儿，脚一跺，嘴里发出一叠声地感叹：“真是何毬苦？”母亲问：“你咋何毬苦了？”父亲连连重复道：“不是何毬苦么？就是何毬苦！”

在我二年级那年，过中秋节，家里没钱烧纸钱，母亲就蒸了十个贡香馍让我去敬爷。那时天色已晚，对面的白沟山就像一副泼墨画只能看见山脊梁，隐隐约约能听见鬼在叽哇叽哇的叫，怀揣着一颗胆颤的心爬上墓地，离老远就拿出时贡香噗噗突突扔进了爷的墓穴里，我转身就跑，刚站到门口，父亲就问：“贡香呢？”我说：“你不是说拿去敬爷么？”父亲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说：“亲亲去给我捡回来。”我至今记得我是怎样地战战兢兢去捡回那十个贡香的，一回到家就躺在床恸哭不已。

一九八四年，我考入镇中心小学。记得有一次放学，天空下起了小雨，我一路飞跑着回家，刚蹦跳着躲进廊檐，蜂箱里的小蜜蜂飞过来钻进我的头发里，眨眼间，头皮就肿了起来。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疼痛弄得手舞足蹈，又蹦又跳，而父亲站在一旁却看着我滑稽的模样哈哈大笑……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进入农忙阶段，父亲说：“真娃儿，你把衣服拾掇拾掇拎河里洗洗。”我下河去洗衣服一跤跌进一个几米深的沟渠，连夜送进地区人民医院(今太和医院）。我躺在地区人民医院病床上伤心不已，父亲却指着我的鼻子大骂：“哭哭哭，就知道哭，谁让你走路不长眼睛的？该，摔死算了……”

手术第七天，我的伤口炸裂般的疼，询问大夫，大夫呵斥道：“疼啥疼。”这时，父亲筹钱回转，他发现我的伤口处肿胀的厉害，于是，寻求大夫帮忙说：“你看我女儿伤口是不是感染了，肿胀的厉害，还留害水哩。”于是，大夫找来棉签、镊子轻轻一划，伤口裂开，深如沟壑，刀口处由内向外感染腐烂。

这时，父亲蒙了，他一下子瘫到在地上，良久，他颤抖着声音破口大骂道：“王××(我的主治医生），每天跟孝子似的领一帮的人来，结果把老子女儿治成这样啊？”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失魂落魄的咆哮，他摇晃着身体顺着走廊一间办公室一间办公室的去寻找大夫，结果，大夫没找着，倒是招来了科室主任的一顿臭骂：“叫什么叫？这里是医院，不是你们农村，当初做手术时你们是不是在同意书上签字了？！”

科室主任顿时让父亲语塞，他喃喃自语：“我答应签字是希望你们医治好我女儿，没答应你们把我女儿医治成一个残废。”

一九八七年七月，我出院回家。父亲提前晾晒了两捆稻草，他说：“真娃儿，给你铺厚点，暖和。”他又跑进他的房间抱来一台收音机说：“真娃儿，这收音机给你，无聊的时候听听解闷儿”。

一天中午，父亲和母亲加班剥玉米，忽然听见我大喊一声：“爹，救我，我要站起来走，我要站起来走……”听见我的叫声，父亲母亲同时跑至我的床前，他们一边呼喊着我名字一边问：“真娃儿，你咋地了咋地了？”我从梦中惊醒，哭喊着说：”爹，我梦见我再也站不起来了。”父亲也泪流满面，他一把抹掉我脸上的泪水儿说：”不着急，会好的，会好的，梦都是反的，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才几天啊。”

一九八八年七月，鬼节，我再一次跌入一个深深的梦境中：天空阴霾，我家的麦地一片青油，麦地两旁的松树林也是青绿茂盛一片，麦地上空突降大雪，漫天飞舞，又是一个兆丰年，我正这么想着，耳旁突然传来母亲的呼喊：“真娃儿，醒醒，你小爹死了。”

我猛的睁开眼睛直愣愣的看着母亲问：“咋死的？”母亲再一次的用哭腔告诉我：“电打死的。真娃儿，这可咋办啊。”

父亲兄弟姊妹六个，除去两个姑姑，中用的男人唯有小爹，他当过兵，退伍回家在镇政府文化站上班，由于计划生育超胎被辞退回家，父亲见他生活困难就让他在排罐站抽水，以此补贴点家用。谁知，排罐站电线长年使用被老鼠啃噬，他拿电胶布去粘，“牺牲”在工作岗位。

我连忙追问母亲道：“爹呢？”

母亲哭泣着说：“你爹晕倒了。”

处理完小爹的后事，父亲仿佛一夜之间就变成光头了，他的头上没有了头发，四十几岁的人，眼窝塌陷，谁见了，都是一句：“老张，你咋变成这样子了。”

父亲不再串门儿，即便是路上遇见熟人，人家问：“老张，你家真娃儿咋样了？”他也不会多说，只敷衍一句：“挺好。”

他陪我的时间多了起来，只要是回家，父亲就端上一杯茶，坐在床边陪我聊天，有一回，聊至十二点，他把烤过的碳火放至我的床底说：”给你加点温。“

那天晚上，碳火烤过床垫，烤糊垫褥子，差点烧着了我的屁股。幸亏母亲睡我脚头，发现我浑身发烫，以为我发高烧，起床查看，这才发现碳火烤着垫被。

这次事件，父亲挨了母亲一顿骂，被骂得狗血淋头。搁以前，父亲挨了骂，准会大打出手，这回却讪讪一笑，说：“下次我注意就是了”。

春天来的时候，父亲把一截木头绑在一棵树的根部，他和哥哥拉大锯把怀抱粗的一截木头解成薄片，然后，请来一位木匠师傅做了一张书柜，他说：“真娃儿，以后你看过的书整理整理放书柜里。”听父亲这么一说，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流出来。

这天，村里来了放影队，父亲说：“真娃儿，想不想去看电影。”我说：“跑不动，怎么去？”父亲说：“只要你想去，爹背你去看呗。”

那晚天寒，父亲找来一只瓷盆，在边沿上固定了铁丝，然后劈棒子柴烧成碳火。吃过晚饭，父亲就背着我在前面走，母亲拎着红腾腾的一盆碳火在后面跟。

一九九六年春，我的小说《麦子的优势》获奖，父亲异常兴奋，他就像自己获了奖一样高兴万分。随之，他去城里进货(我开杂货铺，全靠父亲肩挑背扛），回家的路上就给我打电话说：“真娃儿，我给你买了一件小礼物。”我问：“啥礼物？”父亲神秘的说：“回家你就知道了。”待父亲回家，只见他从怀里掏出是一个卓别林，只是卓别林的头和腿都折了，父亲有些沮丧。原来，坐车回家，父亲跟同乡炫耀说我写小说获奖了他给买了礼物，他把礼物掏出来给别人看，老乡觉得戴礼帽的卓别林挺幽默搞笑的，就拿手里摆弄，结果，掰坏了卓别林的头和腿。父亲歉意地说：“真娃儿，你闷的时候将就着玩吧。”

至今，二十年过去了，这个留一撇小胡子头戴大礼帽的喜剧大师仍立于我的案头，动一动，他就给我翻筋头。

早晨，洗脸是一天的开始；晚上，洗脸是一天的结束。

这天，父亲正在菜地间萝卜缨，一个声音冲着他喊：“老张老张，出事儿了。”父亲丢下萝卜缨子回家。来人是同村的陈狗娃，他告诉父亲说，大爹去小河乡修锁补锅穿越涵洞被火车压死了，陈狗娃说：“亲戚跟我捎话说我还不信，但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老张你去小河乡看看吧。”

父亲去了，却很快就又回来了。他找到了小河乡，也找到了埋尸地——红薯地边儿。但是，那里没有尸首，显然，这是一个谣传。但是，又过了一个月，丹江口的表叔来了，他告诉父亲，确有其事，因为红薯地边的尸首被挪走了，转移至一个槐树杷边的沙窝地。于是，父亲再次踏上寻亲之路，这次，果然在一片沙窝地找到了大爹，他的一只胳膊裸露着，上面的黑袖子，父亲一眼就认了出来。

父亲一下子就蹲在地上抱头痛哭起来，他不清楚命运为什么对他如此不公，先是女儿深沟摔残，后是小弟触电身亡，接着是大哥客死异乡……生活一次一次给他沉重的打击，让他痛苦不堪。

父亲病倒了，眼睛黄黄的，皮肤也泛黄，要命的是还温烧不退，母亲催促他去医院检查，父亲却一直拖拉着不去。他念念不忘远在小河沙窝地大爹的尸首。他说：“真娃儿，你大爹无儿无女，你看他栽的一棵树都在为他戴孝哩。”

大爹出事之前，曾在家门口栽种了一棵杉树，奇怪的是，自大爹客死他乡，杉树慢慢变白，最后像一个披麻戴孝的孝子低垂着头，默默地站在路旁。父亲伤感地说：“真娃儿啊，一棵树尚且有情有义，何况我是他亲兄弟呢。”

实际，从小河乡回到家，父亲就彻夜难眠，他一心想着把大爹的尸首搬回家，但算一算丧葬费用超过一万元。但是……父亲叹口气说：“那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我安慰道：“哪里的黄土都埋人。”父亲却说：“你大爹活着孤孤单单一个人，临了，走了，再不能让他再孤孤单单做孤魂野鬼啊。”

父亲说着，泪如长河。

一日，父亲下河担水，看见一个外地人收龙须草，外地人说：“你坐地收购，每斤给你提一分钱。”父亲动心了，他觉得这是一个请哥哥回家的契机，只要有了这笔收入，让哥哥回家都不是难事儿。

于是，他把持住村里的三岔口设置收购点，并找来纸笔让我写收购启示。一时间，板车、六轮车、肩挑背扛一捆一捆的龙须草从四面八方聚拢到三岔口且堆成了小山。父亲吃住都在三岔口，他白天收龙须草，闲时码成垛，晚上钻进草垛里睡觉。

这天早晨，母亲去给父亲送饭，却不见人。母亲站在草垛下大叫父亲的名字，半晌儿，父亲才从龙须草垛里哆哆嗦嗦的爬出来，母亲一见父亲面目枯黄的模样儿，赶紧叫来村医量体温，村里医生告诉父亲高烧40℃，必须立即送医治疗。

在县人民医院的病房里，医生告诉父亲：肝硬化晚期。一听说晚期，父亲就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他说：“真娃儿还在家呢，咱们回家喝中药调养。”母亲拗不过，只好回家煎中药给他喝。经过几剂的中药调养，父亲的身体似乎好了许多。但是，母亲一大早起床，却找不着父亲的人影。

这天，父亲突然对我说：“真娃儿，今天我想出一趟远门儿。”我问：“去哪儿？”父亲答非所问地说：“晚上就回来了。”

父亲走了，带着一个蛇皮袋子，蛇皮袋子里装了一把小铲子、一挂鞭炮和一叠纸钱。

父亲先去了镇公交站，他掏十元钱坐上了通往十堰的公交车，而后在一个路口下车，步行五公里，停下脚步，辨别了一下方向，在靠近槐树杷的沙窝地，掏出铲子，弯腰铲了起来。一会儿，根根白骨露了出来，不，是根根黑骨(父亲告诉我，人死了皮肤贴着骨头，是根根黑骨)，他放响一挂鞭炮，烧着纸钱，双膝跪地，捧出骸骨说：

“哥哥，走，跟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