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槐夜话】之八：任相梅 | 在城乡之间跋涉的新世纪心灵镜像——评王玉珏长篇小说《泱泱》

《泱泱》作者简介

任相梅

大河泱泱，人生逐浪。新世纪的中国正处于城乡一体化的新现代化转型中，无数人从农村涌入城市或向往城市。然而，在与城市不断磨合、试图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他们不得不经历独特艰难的生存境遇，承受错综复杂的情感体验。《泱泱》通过书写某副省级领导秘书窦明翰、京城小区物业经理陈东城和乡村传统手工糖匠窦明亮三人在城乡急剧变革下的生活变迁，以及其中所凝聚的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相交融的力量，就当下中国“城乡一体化”历史进程中涌现出的现象与问题，予以敏锐的思考和有力的呈现。小说不仅有鲜明独特的叙述风格和审美特征，而且延续了作家王玉珏以往中短篇小说中坚守的民间立场，个体生命体验与脚下的土地紧密相连，呈现出充沛的生命活力、强大的理性自觉和深刻的思索体悟。

小说甫始，窦明翰就面临着进京及留京的诱惑，他没费多大力气便选择了进京。进京，既有仕途上的考量，也有婚姻角逐的谋划。一方面，对窦明翰这些省城公务员来说，北京的诱惑是终极诱惑。因为“北京的意义永远大于这两个字本身，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地理位置和首都，不代表大，甚至不代表一座城市，是链条的终端，是杆子的顶点，是尽头也是边界。”^①哪怕窦明翰已贵为副省长秘书，北京的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照旧令他怦然心动。另一方面，农村出身的窦明翰凭着灵光、才气、能吃苦、“能受委屈”，终于迎娶了高门子弟姜枢眉，却在婚姻生活中屡屡感受到城乡差距下的憋屈与卑贱。这种“在外面是窦秘书，回到家永远还是窦明翰”^②的压抑感，源自“他要对抗的其实是一家三口加上他们背后的一整座城市”^③。因此，窦明翰认定唯有把自己和姜枢眉从省城连根拔起搬去北京，才能彻底洗刷农村人、外来户、倒插门的屈辱，从而改变自己的家庭处境。

在选择进京并竭力留京的漫长心路历程中，我们能感受到窦明翰一路跋涉而来的辛酸、挣扎和不堪。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隐忍”。这隐忍里，藏着不甘，更藏着隐痛。它是理解窦明翰的关键。无论是事业还是婚姻中，窦明翰最深切的感受是被人“往外推”。他在省城给老人家干了三四年秘书，老人家“一直是往外推，永远都是往外推，能推就推。”^④在家里，姜枢眉最擅长的仍是“关键时刻把他一把推开。”^⑤推，是一种拒绝的姿态，也是一种不将就不耐烦。尽管不喜欢被往外推的感觉，窦明翰仍是一次次祭起他在城市生存的法宝——隐忍，将就，受委屈。不过，隐忍只是窦明翰城市生活的一面，另一面则是要强，不服输，不轻言败。在另一面里埋藏着他更深的隐痛，这源自年幼时妈妈一次离经叛道的出走。

七岁时，窦明翰被妈妈抛弃了。妈妈跟着城里人跑了，留给窦明翰无尽的恨意。原本这恨意投射给妈妈，不料一年后妈妈又回来了。那恨意掺杂着耻辱和自卑，重新回到了窦明翰的日子和呼吸里。这种来自个人感受的深刻创伤，顽强地潜伏在窦明翰体内，弥散在骨子里、血肉里。为消解这恨意，窦明翰立志离开窦村，不再回来；为洗刷这耻辱，窦明翰渴望出人头地，风光无限。这志气和欲望里，不仅隐藏着窦明翰对妈妈的五味杂陈、百感交集，更隐藏着他对城市的复杂情感——仇视、向往、征服，兼而有之。可以说，妈妈年轻时因迷恋城市而酿造的一段荒唐往事，成为窦明翰在城市里努力打拼的精神根源。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窦明翰对城市的复杂情感，以及他寻求解脱痛苦的独特方式都至为重要。

凡是与城里人的竞争中，窦明翰从小到大几无失手，高考如此，立业如此，成家亦然。工作上，大学一毕业，他就报考公务员，先去街道，然后到区里、市里、省里，一步步地往高处走。婚姻上，从认识姜枢眉的第一天起，他就认定了她。因为“姜枢眉简直就是为他窦明翰的自卑量身定做的，必须拿下。姜枢眉就是他的疫苗”。^⑥然而，即便在省城已事业有成，与姜枢眉喜结连理，窦明翰仍然不时感受着工作生活诸方面明里暗里的伤害与巨大的失落。他将此归咎于“自己不够强大”，并坚信，唯有强大才能翻身。然而，强大是没有尽头的，就像他对城市的征服是永无止境的。留在北京，在潜意识里成为窦明翰强大和征服的重要一环。

留京，是窦明翰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为此，他将隐忍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致。正值干事创业的最好年华，窦明翰却把整整五年的光阴耗费在为老人家的儿子庞哥跑腿办事上。因为能否留京在于老人家愿不愿意开这个口，能否开口的关键则在庞哥。为此，他撇家舍业，不辞辛劳，哪怕跟姜枢眉的关系降至冰点，再次迎来岳父母的不温不火冷言相向；他能屈能伸，曲线救国，哪怕身份和实职两无着落，也任劳任怨地为庞哥效力；他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不惜把与自己情投意合、对自己情深义重的鞠小棉拱手相让。鞠小棉，也由此成为窦明翰在北京最深的隐痛。

鞠小棉，这个在北京偶然相识的同乡学妹，让窦明翰情窦初开，第一次给了他家的感觉。鞠小棉的热情似火与姜枢眉的冷淡如冰，形成了鲜明对比。她们一个冷言冷语，一个热心热面；一个用尽气力往外推，一个费尽心思往里钻；一个高高在上永远需要他主动攀附，一个低到尘埃随时听从召唤。鞠小棉知道北京对窦明翰的重要性，甘愿配合他的谨小慎微、坐怀不乱。她处处为他着想，用自己的卑微抚慰和替换了他的卑微。鞠小棉理解窦明翰离婚的拖沓及一再被放鸽子的无奈，以善解人意托起他，用温暖和柔软包裹着他。鞠小棉明白庞哥对窦明翰的影响，哪怕心不甘情不愿，仍听从窦明翰的安排，投向祁总，仍不顾自尊地请求他留下自己。窦明翰明明喜欢鞠小棉，为了她义无反顾、迫不及待地跟姜枢眉彻底摊牌。然而为了留在北京，他主动把鞠小棉推向祁总的怀抱。自此，鞠小棉化作了庞哥欠他的人情，不复存在。

在官场里苦苦挣扎的窦明翰，一再把感情让位于实质的趋利避害的利益权力关系，仍旧看不到出口，看不到留京的希望。在无休止的残酷追逐中，他愈发感受到个人无力主宰命运的无奈，以及被权势名利等异己力量裹挟的驱迫感。这种对外物把握不住、祸福难测的不确定感，又加剧了他的焦灼不安，造成了他外在的虚与委蛇和内在的顺从迁就。政治场上的角逐，仿佛成为一种宿命，将窦明翰牢牢地束缚，以一种不可名状的力量推着他向前疾驰，心也随之枯萎衰老。

即便如此，窦明翰长达五年的北京之行，等来的却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窝囊结局。他为庞哥“打点”的违规行为和吃空饷一起东窗事发，迫使窦明翰灰溜溜地离开北京并被降级。这一挫败，促使窦明翰对现实、对个人命运及祸福悲喜都进行了痛彻心扉的反思与自省。令他对世俗中追逐功名利禄深感厌倦，乃至对少年时代就打拼的城市生活产生质疑并萌生退意。渐次形成了一种看似消极避世，实则摆脱世俗功利心境的超越精神。这种超越精神引领着窦明翰返回了心灵本真意义上的无所负荷和真正追求，那些曾经丧失地做人气节和勇气得以重新显现。因此，当得知在祁总的帮助下，他留在北京的梦想终于成真后，窦明翰虽然下意识道谢，但在祁总盛气凌人地欺侮年轻歌女时，再也无法隐忍祁总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骄横、颐指气使，拍案而起，怒目相视，即使失却了飞黄腾达的机遇，与北京永远失之交臂，也在所不惜。在这种“归去来”的思想指引下，窦明翰不再是城市的征服者与攀爬者，不再是仕宦搏杀中的败落者与畏避者，而是立足生命本根的自由抉择者。小说结尾处，窦明翰选择了远离城市，前往偏僻贫穷的乡镇，脚踏实地寻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姜枢眉一反常态地屡屡主动，以及二人的最终和解，既昭示着城市文化的不同面孔，也揭示了个人超越精神的丰富蕴含。

陈东城的梦想跟窦明翰一样，也是满腔热忱地渴望留在北京。北京之于窦明翰是雄心万丈，是野心勃勃，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对陈东来说，北京却是底线，是善意，是温暖，是他做人尊严的保障。北京之于窦明翰，是攀爬、征服和自我证明；之于陈东城则是庇护、恩人和雪中送炭。因为北京给了陈东城更大的空间和自由，让他得以告别在窦村那些不忍回首的卑贱、酸楚和游荡。北京，让陈东城重新由“狗”变回“人”。

陈东城来北京的理由并不光彩，是为了避风头——把别人的老婆睡了，被人家像狗一样地撵出来。没想到因祸得福，陈东城在窦村身为“一条从小就不受人待见的狗，一条成天无所事事、吃饱了晒太阳的狗”^⑦，在北京竟然混得风生水起，日子过得远超预期。他手巧、机灵，为人热情，又难得的干净和英俊，在一群蓬头垢面的水电工当中很快脱颖而出，不到两个月就做到了物业经理。陈东城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存在感”，体验到了何为风光、滋润和惬意。他真心诚意地感激北京，因为北京“待他陈东城比亲爹亲妈还亲，爹妈给不了他的，北京都给他了。”^⑧

然而，北京再好，也不会事事迁就陈东城。他对北京一往情深地痴爱，化作“把儿子生在北京”的渴望和执念里。这执念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却是陈东城对儿子和北京隆重的交代。即便是这样微不足道的心愿，也因为在北京没有地方坐月子而化为乌有。原本唤作“香山”的儿子，被迫在老家出生后取名为“桥桥”，又和妈妈范红月重新来到了北京。

生子的事情，并没有让陈东城对北京产生丝毫芥蒂。过往底层的、边缘的社会经验，让他格外珍惜命运的青睐，在北京丝毫不敢怠慢，工作格外认真卖力。这份卖力不仅针对自己负责的小区物业，还包含了上司田老板。他也许以为只有忠诚、勤恳地效力于田老板，才能足以承接这幸运的垂青。有前车之鉴，陈东城对男女方面的事情极为谨慎克制，数次抵制了单身女强人田老板的投怀送抱。然而，在一次极偶然情形下，田老板蜕变为一个疲惫衰老脆弱的母亲时，两人走到了一起。为此，在桥桥出生不到一星期，他就被田老板的几条短信追回北京，陪伴生病的冉冉。冉冉是田老板的儿子，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陈东城的另一个儿子。陈东城自此裂变为陪伴桥桥和冉冉的两个自己，他们各行其道、相安无事。毕竟田老板待他不薄，陈东城对待田老板和冉冉也像对待北京一般，满怀感激，诚心实意。即便有桥桥，他也全心全意对冉冉好。陈东城觉得不矛盾，田老板却不这样认为。她态度强硬地要求陈东城离婚，净身出户。身为女人，她可以跟范红月暂时分享一个陈东城；但作为妈妈，她决不允许儿子跟别人分享一个爸爸。因为不能带桥桥，陈东城迟迟不肯就范，直至田老板承诺把财富花园十六楼的房子买下送给他。为了北京的一套房，或者说为了永远留在北京，陈东城同意离婚。

老实厚道的范红月，因为离婚陷入生不如死的境地，终日无精打采，寻死觅活。聪明、帅气、一口北京卷舌音的桥桥，在六岁被迫失去爸爸时，小心翼翼地询问陈东城，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像班里的其他同学一样，和别人共享爸爸。一个是淳朴善良的结发妻，一个是过早懂事的稚子，陈东城何以忍心将他们抛却呢？活着，活着，陈东城竟活成了自己最痛恨的父亲的模样。即便如此，我们对陈东城却痛恨不起来。细思之，原因有三：首先，陈东城对妻儿看似绝情，实在留情。六十万元拆迁费，他原原本本、完完整整地给了范红月，让他们母子在老家没有了生存的后顾之忧。那是他的全部家当，也曾是他在北京生活的底气，却毫不犹豫地抬手相送。田老板承诺的那套房，陈东城大概率也是为了给桥桥，让桥桥将来可以理直气壮地留在北京。其次，陈东城对田老板母子绝非图财谋利，逢场作戏，而是真诚付出、真心守护。对田老板，他软饭硬吃，霸道强硬，因为这寸步不让的霸道里，暗藏着他把她当作女人的珍爱和怜惜；对冉冉，如同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关爱备至，不惜以命相搏。哪怕田老板后来留给他一地鸡毛，一袭落花流水，他仍然不怨恨不恼怒，看到她名字的瞬间，心头涌起的竟全是牵挂、温暖和美好。最后，陈东城不堪的过往，令人心生怜悯。他在窦村是出了名的可怜，妈死得早，那个酒鬼加赌鬼的爹等于没有，七八岁了还穿开裆裤。陈东城不是孤儿却胜似孤儿，自幼为了填饱肚子，便绞尽脑汁，偷抢拐骗，从不受人待见。好不容易长大了，他既不学手艺，又不舍得出力气，一天到晚游手好闲。在窦村，连陈东城都觉得自己跟一只狗差不多。在老家像一只狗，到北京却成了宝。在北京，陈东城看到了改写潦倒命运趋向的可能性，没有人在意和追问他不堪的过往。他终于可以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了。已经做回人的陈东城，再也不想成为“狗”了，再也不想重新坠入时时处处不受人待见的窦村生活了。基于此，我们愤怒，却能理解陈东城的选择。

然而，苦难仿佛对陈东城穷追不舍，从望不到底的黑暗深渊里层出不穷地浮现。好不容易与妻儿一刀两断，正全力以赴光明正大地与田老板奔赴远大前程时，田老板甩掉了为他在北京买房的承诺，去拯救生意一败涂地的前夫了。这灾难来得迅疾，连该指责的对象都消失了。田老板救夫合情合理，毕竟是冉冉的亲爸爸，毕竟是一起拼过命、扛过风浪的结发夫妻。陈东城理解，甚至推测田老板如果能预知即将发生的一切，绝不会逼迫自己离婚。在对田老板的理解与原宥中，陈东城独自承受着被命运迫害的偶然与无辜，只剩下一片无名的悲凉。

北京终是对陈东城关上了大门。他仿佛又回到了六岁那年母亲喝农药去世时的情景，那种在命运面前孤弱无助的绝望感再次显现。哪怕他可以在北京继续留在公司做经理，开雅阁，但已失却了存活的动力。好不容易在北京从“狗”变成了人，他绝不愿再次跌入他人的冷眼、讥笑和讽刺中。田老板的离去不是陈东城自我了结的原因。他了结的真正原因，是变幻莫测的命运。命运令他来到北京，感激北京，继而对北京产生幻想。幻想迅速破灭后，他被命运送上死路，如同被巨大无名的黑色混沌吞没。这吞没在他得知范红月已改嫁，桥桥也有了着落后，变得更剧烈更彻底。北京狂欢夜，陈东城的自戕如火如荼又不温不火地进行着。

成也北京，败也北京。北京给了陈东城做人的价值、尊严和意义，也把陈东城好好的一个家弄得四分五裂，终至夺走其性命。令人感怀的是，即使对命运再绝望，陈东城也没有对田老板产生一丁点的怨愤之情与冷淡之意。相反，即使临殁前想起她，“心口深处都会柔软地一陷”“就像一个老人弓腰站在自家门前，走了很远的路，没有埋怨，也没有屈辱，就是想坐下来歇歇。”^⑨

对人生的苦难，陈东城也不曾迸发出质问苍天不公之声。即使在极度心疲力衰之际，在彻骨的孤单寂静之时，在死亡若歌若哭的召唤中，他冥冥中看到的仍是母亲温煦的笑脸，听到的仍是冉冉的祝福。这既是作家的慈悲，也是陈东城心底的温柔。这很容易让人想到王玉珏对善的理解。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说：“作家应该是心怀善意的人，这善意，绝不是简单地稀释苦难或者通融绝境，而是在绝境中为主人公，往大一点说，为这样一类人，找到亮光，找到出口。”^⑩

如果说“隐忍”是窦明翰的特质，那“孤弱”就是陈东城的特质，“固执”则是窦明亮的特质。窦明翰的“隐忍”与骨子里的“征服”不断较量，导致他满怀“隐痛”；陈东城的“孤弱”源自命运的叵测与无常，他却习得了体谅与原宥；“固执”俗称“轴”，让窦明亮不断地坠入“尴尬”境地，却又柳暗花明绝处逢生。

近些年，窦明亮几乎与尴尬如影随形。窦明亮的尴尬首先来自他常年在窦村晃动的年轻身影。树挪死，人挪活，这年头“不出去就是死路一条，有想法、有出息的年轻人都出去了。”^⑪窦明亮却偏偏“待在村里，守着个破作坊”，成为“没想法、没出息”的年轻人。其次，这尴尬来自他对媳妇仲芹的承诺。为了女儿的未来考量，仲芹一心进城买房，窦明亮却执意把首付的钱用作进设备扩厂房。然而，窦氏薄荷糖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在县城买房也只能一拖再拖。明明有送快递、干装修、贩水果等无数条通向县城的阳关大道，窦明亮却倔强地颠簸在卖糖这条命运多舛、前途未卜的羊肠小道上。最后，这尴尬来自看不到未来的窦氏薄荷糖。十七岁成为窦氏薄荷糖第七代传人的窦明亮，不是没有想法，传承窦氏薄荷糖的想法曾经给过他自食其力、发家致富的大出息。只是今非昔比，人们对糖的戒备和偏见，及可选择种类的增加，令传承百年的窦氏薄荷糖一蹶不振。然而“祖辈留下来的饭碗说扔就扔了？救过命的饭碗说扔就扔了？”^⑫扔不掉就得往下传，可又传不下去，做糖又苦又累又不挣钱，白教白送都没人学。窦明亮陷在这层层尴尬的罅隙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窦明亮的压力在旁人看来莫名其妙，一门手艺而已，又不是什么武林绝学。然而，薄荷糖对窦明亮来说，绝不只是手艺，而是恩人，是窦氏家族的恩人。窦氏薄荷糖不仅给了窦家生存的饭碗，还给了三爷爷一家寄人篱下的尊严和底气，给了五伯生活的体面和富足，给了窦明亮一个男人的风光和自信。祖辈传下来的做糖手艺，是窦家安身立命的倚靠。窦明亮是知恩图报的人，得对得起五伯，对得起“窦氏糖王”的殷殷嘱托。五伯是窦明亮的师傅，当年为了窦明亮，为了“窦氏”薄荷糖这块金字招牌，提前退休了。退休前只有一个要求，不能砸了“窦氏”的牌子，无论如何得把这手艺传下去。窦明亮谨记五伯教诲。哪怕薄荷糖卖出的越来越少，收入也急剧减少，他绝不投机取巧，原料是最讲究的，制作也坚守古法，纯手工，无添加，熬、晾、抻、切，丝毫不敢马虎。窦氏薄荷糖仍旧空心、有螺纹，香甜酥脆，清咽润喉，无愧百年老字号的名声。窦氏薄荷糖的牌子虽没被窦明亮糟蹋，但要维系传承这烟熏火燎费钱费力又不挣钱的老工艺，却难上加难。窦明亮也曾想过不做糖了，跟五伯挑明，换一种活法。可在五伯那“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神采前，他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口。“窦氏糖王”四个大字以及五伯熠熠发亮的双眼，就像如来的封印一般，牢牢地压在了窦明亮的头顶。

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窦明亮在沉默中思量，在沉默中审视，最终意识到振兴窦氏薄荷糖的关键是钱。收入锐减，制作成本却高居不下，经济因素成为影响薄荷糖手艺传承的最大瓶颈。窦明亮在沉默中积蓄，在沉默中坚守，终是迎来了转机。这转机来自镇上的重视和扶持，窦氏薄荷糖作为百年老字号，成为乡村振兴的典范。做广告，搞宣传，申报非遗，一系列操作下来，窦氏薄荷糖的古法老工艺、绿色纯手工，为其起死回生赢得了关键口碑。不过，薄荷糖的销路仍不理想，房子首付仍旧遥遥无期。窦明亮继续在沉默中披荆斩棘，在沉默中过尽千帆，最终迎来了生机。这细若游丝的一线生机，换成别人，未必能抓得住，窦明亮却抓住了，得益于他的固执，他的“轴”。

窦明亮做糖固执，卖糖也执着。他走到哪卖到哪，线下卖，线上也卖，大集上吆喝，大城市交易会也参加，哪怕被坑蒙拐骗，仍然不放过任何机会。得知窦氏薄荷糖成为北京一家飞机配餐专供公司的备选后，窦明亮激动了。“人家是国际巨头，日航、加航、美西北、美联合，窦氏薄荷糖一举走向全世界。”^⑬他马不停蹄地赶往北京。所有人都认为窦明亮鬼迷心窍了，可他却沉浸在“把产品打进全球市场”无限的憧憬中。在北京，窦明亮再接再厉，继续发挥他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轴”劲，软缠硬磨，直至管事的夏助理答应吃饭。夏助理是借花献佛，借窦明亮的酒局招待外地来京的同学。窦明亮这边却郑重其事，无比隆重。为了窦氏薄荷糖一步登天，他出手阔绰，咬咬牙整了个大排场。为了窦氏薄荷糖畅销海内外，窦明亮豁出去了，一杯杯灌下去，直到把自己喝进医院抢救。窦明亮这种“不要命的精神”，以及窦氏薄荷糖地道的口感，最终赢得了夏助理的签字。

两万斤的签单，低息贷款的扶持，省长亲自接待，生意不顺、拆迁不顺的窦明亮，终于再次扬眉吐气了。刚挺直腰杆的他却在交货的关键时刻，又鬼迷心窍。对方认为“窦氏”二字既土又有些封建色彩，要求去掉。明明白纸黑字，亲手签名，已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窦明亮越想越不甘。“挖掉窦氏之后留下了两个大窟窿，那窟窿挖在窦明亮胸口上，整个人都漏了风”，越临近交货，“越漏得厉害，从头到脚凉飕飕，凉得钻心。”^⑭那股不甘像岩浆一样拱了上来，窦明亮再也忍不住了。黎明，他独自一人爬到糖山上，把一箱“窦氏”兑在五百箱里，一把一把撒下去，这一把撒到上海深圳，那一把撒到加拿大美国。明知道这样做的风险，柳暗花明可能瞬间化作灰飞烟灭，窦明亮仍不甘心，仍旧停不下来。为了“窦氏”招牌，他一次次拿着人生作赌注。幸好，“窦氏”撒了五百箱后平安无虞。窦明亮在艰苦的乡村坚守中，终于迎来了事业的春天。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城市”与“乡村”的冲突与融合、碰撞与磨合是经久不衰的母题之一。《泱泱》以窦家村、省城、北京等乡村城市作为人物活动和故事情节铺展的“典型环境”，围绕窦明翰、陈东城、窦明亮三个年轻人，在乡村与城市、历史与现实中的日常生活情境和伦理情感关系，讲述了城乡一体化历史进程中的个人故事与中国故事。小说以鲜明的时代气息、饱满的人文情怀，直面中国当下城乡转型问题，在叙事、结构、表现手法等方面都进行了有力的探索，呈现出作家独特的思想与艺术品格。

首先，小说以小人物命运书写大时代，从日常生活、个体命运入手，表现宏大主题和时代命题。小说中的三个年轻人都是普通人，他们在城乡之间辗转，默默地演绎着生老病死。作家以同情、体贴、哀矜的态度，描述他们的人生哲学、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以及他们在卑贱中的忍辱负重和艰难中的执着持守，给人一种精神慰藉和心灵抚慰。三个年轻人虽都成长在窦村，人生起点、生存环境和命运走向却截然不同。窦明翰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他自幼刻苦学习，全力拼搏考上大学，继而通过考公务员留在省城，之后在官场中隐忍、克制、挣扎、妥协，希求改变生活，改变命运。最终，他却用那最柔弱无力却又最孔武有力的自尊，进行了反抗，彻底改变了生命轨迹，趋向一种向下的、不被世俗看好，却活得舒展自在的生活。不同于窦明翰，窦明亮则是坚守乡村的典型。他的坚守是有意识、有目标、有策略地坚守。因为他要守住的是薄荷糖的传统制作手艺，是窦家传承百年的命脉。在艰难坚守中的窦明翰耿直端正、忠厚要强，始终葆有一种乡土朴素的韧性。如同他坚守初心、顽强奋斗，闪烁出的理想光芒，不仅照亮了自己的前进之路，更照亮了无数同样传承着祖先技艺、不甘放弃的乡村梦想。陈东城既不同于窦明翰，也不同于窦明亮。他闯入北京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这偶然性毋宁说是时代浪潮下的必然性。他没知识没文化没独特的手艺，城市却给了他奋斗崛起的希望。陈东城曾经坚信，子夜过后，必有日出。然而，命运给了他看日出的希望，却被他在子夜时分打破了所有幻想。在孤独中陨落，成了他唯一的出路。在不可抗拒的命运打击下，他成为颓然逝去的角色，其独属的卑微、悲悯和温柔却永远留在一些人的心底。城乡一体化不再是宏大的概念和指向，而是体现在这些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个体经历的经验性状态中。小说通过对这三位年轻人不同人生轨迹、心理状态、思维模式和行为特征细致而深刻地叙写，以及由此所展现的生命的韧性、体验的广度和精神的深度，呈现出一种历史的、时代的、共性的关爱与忧伤，令人深思。

其次，小说多线索、多结构推进，体现了作家驾驭复杂社会生活和多重情节线索的叙事与结构能力。小说平行讲述了三个年轻人的故事，故事线索清晰，情节充满张力，人物命运和情节冲突环环相扣，人物之间既平行，又交叉，张弛有度，有条不紊，显示了游刃有余的叙事能力。在不同的人物身上，作家的用心用意和笔墨着力点也不同。在陈东城身上，作家侧重于展现其城市生活所遭遇的生存困境和理想破灭；在窦明翰身上，作家则更多地关照与揭示他在城市打拼中的精神困境和精神苦闷；在窦明亮身上，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传统文化基因的流淌，感受到他捍卫传统手艺、伦理价值和做人尊严的悲壮。此外，小说通过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叙述，将其中的片段生活和零散印象穿插，既有意打破时序和历史发展进程，令历史图景与现实图景互文映照，又交代了事件发展始末及人物的行为动机，前后呼应，增强了表达效果。比如陈东城。这世间他最不愿成为的人就是自己的父亲，父亲的好赌、嗜酒、家暴，致使母亲在他年幼时罹患重度抑郁并最终喝农药自戕，导致了他苦难的童年和孤弱的一生。然而，多年后陈东城对待妻儿的方式与父亲如出一辙，为了留京他冷酷地抛却他们。妻子因此抑郁成疾，儿子也在幼年成为失怙之人。再如窦明翰。他的母亲年轻时贪慕城市繁华而离家出走，年老后却拒绝进城以及成为城里人。窦明翰因为母亲的闹剧，一直对城市充满强烈的征服欲。然而，源自乡村的单纯赤诚终是占了上风，尘埃落定时，也回归乡土。我们可以看到，陈东城父子与窦明翰母子的殊途同归，既像是命运的轮回，又是历史与现实的映照。显性层面上，作者的讲述打破了时序和历史发展进程，但在隐性层面上维系了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最后，小说重视对人物心理和情感的挖掘与展示，注重通过意象的隐喻和象征描写刻画人物的思想情感转变，表现出深厚的功力。这突出表现在“泱泱”的多义性和隐喻性上。泱泱意为水势浩大，不仅指那条穿越窦村东西的河，那条卑微、浑浊却默默养育了无数村民的河，而且隐喻地指向了乡村人的生存之根，尤其是善良淳朴、倔强坚韧而又不失温和包容的一面。正如王玉珏所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但是极端的、持续的不如意，有时候反而会激发出人精神深处的某种高蹈和诗意，我所寻求和关注的，就是这些触底反弹的时刻。”^⑮小说在情节的关键处，数次写到这条窦村之河。在窦明翰怒斥祁总失却官场晋升和留京的机会时，小说写到窦明翰头脑里面“有一整条河的水在汹涌，哗啦哗啦的，浪头一个接一个地往外翻，拼了命似的，拦都拦不住，一次次往外冲。”^⑯正是窦村之河汹涌奔腾的大水，赋予了窦明翰们低贱却高贵、渺小却自尊、贫穷却坚韧的生命品质，令惯于在城市里跑龙套的窦明翰成为一个仗义执言、正气凛然的大丈夫。那个聪明取巧、算计谋略的窦明翰不见了，乡村式的孤傲、认真与呆气，令他无法忍受眼前的污秽与罪恶，奋起反抗，从而回归了生命应有的坚硬品质。陈东城自戕时那恒温的浴缸仿佛窦村的那条河，“肥厚结实的水流一遍遍抽打着他的耳膜，大水泱泱，全世界似乎就剩下了他一个人。”^⑰作家把陈东城个人生命的脆弱无根，同时放置在偌大的首都北京和浩荡的窦村之河这一大背景中，是有意味的。这意味着陈东城认定自己的人生最终没有了安顿之地。在无尽的失意与绝望中，他想象着死亡如同逃离窦村的命运之河，在破水而出的刹那间，一定天光万丈、云蒸霞蔚，一切纠缠他的昏暗、混沌、愧疚、牵挂和痛苦也随之消失。黎明时分，“赌徒”窦明亮孤独而认真地撒播着窦氏薄荷糖，“哗，一下；哗，又一下。像水浪的声音，水浪撵着水浪，水花拍着水花，汤汤泱泱，流淌不息。不是鬼迷心窍是什么？这么多年，就是被鬼迷住了心窍，不被迷住也不会一直出不来。那个鬼到底是什么？原来不知道，今天终于知道了，这个鬼，原来是这两个字。”^⑱窦村之河的精灵化作“窦氏”二字，多年来既束缚着窦明亮，又滋养着窦明亮；既折磨着窦明亮，又护佑着窦明亮。小说经由“泱泱”窦河之水，关注了从乡村和乡土世界中生长和萌发出的生命的本真性，凸显了生命的美德与价值。此外，小说的语言也极具特色，虽简短却富有张力，耐人寻味，为小说增色不少。

在新世纪城乡交融的新现代化语境中，当代中国人到底何去何从，到底能在哪里安身立命、获得心灵的安宁与精神的皈依？这正是当代中国人苦苦思索的问题。王玉珏的长篇小说新作《泱泱》恰好切中了国人的心灵痛点。既写了乡村，也写了城市；既写了苦难，也写了繁华；既写了落魄，也写了荣耀；既写了妥协，也写了坚守。作家不是从经济、政治、理论上分析城乡变迁，而是立足作家的生活经验和文学经验，偏重于从生命体验、人伦关系来理解和阐释新时代的城乡变化，用细腻的笔致、简洁的笔法、丰厚的笔墨，呈现了繁华与落寞、奇迹与平庸、激情与颓唐相伴并生的城乡一体化语境下的当代中国人的心灵镜像。在所有文体中，“长篇小说是一种极具‘难度’的文体，是对作家才华、能力、经验、思想、精神、技术、身体、耐力等的综合考验”。^⑲《泱泱》作为王玉珏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无论在思想蕴藉还是艺术手法方面，都是作家一次成功的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