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当下,数字化以不可逆转之势深入渗透到各行各业,公益也不可避免地跟随着时代浪潮激荡起伏。那么,数字公益的发展对行业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于2024年4月出版的《数字公益:发现数字经济时代的公益蓝海》一书中,作者明宏伟提出了“公益是一门科学”的主张,提倡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来分析公益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之道。
本文节选自该书第6章“数字公益变革之路”。在中国数字经济和数字公益发展的实践和成果基础上,作者认为,在没有大灾因素的带动影响下,中国社会捐赠的份额长期处于0.2%左右,也就是“千二均衡”状态。换言之,中国社会捐赠总额的逐年增长,更多是在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得益于社会财富的持续增加。只有当行业的努力,让中国社会捐赠突破了这个均衡,才说明中国公益走出了一条独立发展的新路径。接下来,作者总结了数字公益发展面临的三个“十级差”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底座,两个驱动,四个重塑”的数字公益变革模型。
今日分享本文,与大家共同拓展思路。
▲说明: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善达网”。原文选自《数字公益:发现数字经济时代的公益蓝海》一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作者:明宏伟。
公益行业的“千二均衡”
无论是经济发展的阔步向前,还是“人”的层面与数字化更深、更广的联结,数字化浪潮已蔚然成势。在这样的社会大势之下,更有必要关心:公益是否跟上了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发展速度呢?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翔实的数据分析来找出答案。
首先有必要关注的,是中国社会捐赠的整体发展状况。从下图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捐赠总额在2008年、2010年和2020年分别经历了三个爆发式的增长,而这背后分别是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和新冠疫情三个重大灾难性事件的带动。其中,2008年更是由于社会捐赠、志愿服务、社会组织等各项数据的大幅增长,以及全民公益意识的觉醒,被业界冠以“公益元年”之称。
*中国历年社会捐赠总额在GDP中占比
伴随这三年爆发式增长的,还有另一个事实:汶川地震发生的2008年之后的长达7年时间里,社会捐赠总额都没能超过这个“公益元年”。事实上该数值直到2014年才与2008年基本持平。
由于公益捐赠的非刚需属性,人们的捐赠热情更容易被突发的重大灾难带动,因此重大公益事件所带来的显著波动被剔除之后的常态数据走势,更能反映公益的真实发展趋势。实际上在不考虑2008年巨幅增长的情况下,常态情况下年均增长率约为9%,略高于同期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
进一步观察社会捐赠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会发现这个指标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在2011年到2019年期间,该占比始终在0.15%到0.2%之间小幅波动。同样只有2008年、2010年和2020年这三年突破了这个均衡,比值高出了0.2%。而其中2020年更是近10年首次突破0.2%,可见新冠疫情带动的公益捐赠增幅之大。
根据这长达十数年的数据跟踪,我们可以发现在没有大灾因素的带动影响下,中国社会捐赠的份额长期处于0.2%左右这样一个相对均衡状态,这也就是 “千二均衡”状态。
“千二均衡”提醒人们,尽管近年来中国社会捐赠总额在持续增长,但其增速与GDP的增速基本一致并达到了相对均衡状态。换言之,中国社会捐赠总额的逐年增长,更多是在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得益于社会财富的持续增加。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成为慈善发展的先行指标和晴雨表。
这是值得警醒的。这进一步印证了公益看似“新潮化”的趋势,不过是后知后觉的亦步亦趋。如果把经济发展成果所带来的红利,错当成了行业、机构甚至个人能力的产出,那么就难以看到问题和症结所在,也就无法发展出公益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与硬核实力。当经济和政策形势一片大好时,“千二均衡”让公益得以坐享其成;而当宏观经济状况不佳,相关政策也不再倾斜时,“千二均衡”也会导致社会捐赠总额随之下降。
“千二均衡”同样提醒从业者,应当认真审视工作的投入与产出。至少从数据层面来看,行业的努力和拼搏也只是让公益的发展跟上了经济发展的脚步。但既然社会捐赠的涨跌与经济发展状况直接相关,那么从微观层面来说,或许行业在忙碌的绝大多数带动公益参与的事情,是无效或低产出的。有些事情不做,对大局也毫无影响,甚至可能更好。这也许正是公益行业应当反对的无效“内卷”。
另外,“千二均衡”也提供了一个标尺。只有当行业的努力,让中国社会捐赠突破了这个均衡,才说明中国公益走出了一条独立发展的新路径,寻找到了突破传统路径依赖的新蓝海,由此也就能更好地应对宏观经济和政策波动的风险。
三个“十级差”
在谈到公益捐赠占GDP比重这个指标时,很多学者倾向于应该努力达到2%的水平,也就是慈善事业相对发达的国家/地区的常态水准。显然,我国与这个目标还存在着10倍的差距。
达成这个目标,就需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和破局路径。这个突破点会是数字经济带来的新机遇吗?对这个问题,仍然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来厘清头绪。
中国数字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近年来稳步提升,并于2020年达到了38.6%。互联网公益捐赠额在整个社会捐赠总额中的占比在2020年达到了3.9%(当年互联网捐赠82亿元)。虽然看起来这是一个可观的比重,但与数字经济在GDP中38.6%的占比相比,仍有10倍的差距。
总结来看,中国公益发展的现状存在两个十倍差。即:从“千二均衡”来看,社会捐赠占GDP的比重(0.2%),与对标的相对发达国家/地区水平(2%)存在着十倍差距,我将之称为第一“十级差”;从数字经济来看,互联网公益捐赠占数字经济的比重,与对标的社会捐赠占GDP比重,也存在十倍的差距,我将之称为第二“十级差”。
*公益的两个“十级差”
站在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分析和认真思考这两个“十级差”是有积极意义的,即:通过抓住数字经济赋予的机遇,缩小甚至消弭第二“十级差”,以让互联网公益成为中国社会捐赠的新增量,是有助于带动缩小第一“十级差”的。
所谓万事皆有因、万物皆有根,公益所面临的第二“十级差”,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旦找到这个十级差的“因”,就能找到清晰的行动路径。
这个“因”,就是数字公益相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滞后性。数字经济萌芽于1947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研制出的世界上第一个半导体,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迎来了信息技术爆发期,并在21世纪逐步开启了移动互联和智能信息的快速发展。中国作为技术追赶国,在1994年正式接入互联网,随后开启了中国互联网近30年的高速发展期(有些人也因此将1994年称为中国的“互联网元年”)。而公益机构尝试通过互联网来筹款的时间起点在2006年,即以支付宝、腾讯财付通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开始为公益机构提供在线捐款通道的服务。
但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更需要强调的是公益组织能够正式地通过数字化的方式直接获得捐赠收入。前两种方式更多是一个普通的互联网用户的身份,还没有产生所谓的“互联网公益”的新模式。相较之下,以互联网创业者为主的商业部门,早在1995年就已经将互联网作为创造企业营收的方式。
作为社会第三部门的公益,相对于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有着显著的起步滞后性。而在将互联网捐赠额作为数字公益代表性指标的前提下,就会发现数字公益相对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滞后时间,也刚好是10年左右,这就是公益发展的第三“十级差”。
这还只是在宏观层面观察数字公益发展的滞后性。更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公益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滞后性,不仅体现在互联网公益相对于互联网产业的滞后性,还体现在互联网筹款相对于电商产业的滞后性,社交筹款相对于社交应用的滞后性,公益数字化相对于产业数字化的滞后性等各个层面。
至此已经拨云见日:中国数字公益的发展,还没有跟上数字经济发展的步伐;而公益捐赠所面临的“千二均衡” 突破可能性,正是藏在逐级突破三个“十级差”的路径之中。
*数字公益的三个“十级差”突破路径
数字公益的第二曲线
数字经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这个世界。躺在第一曲线上享受惯性红利的组织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而抓住数字经济机遇开启第二曲线的挑战者们,则快速站上了新增长的快车道。正如一些已经在这个时代黯然出局的企业家所言:战胜了所有对手,却最终输给了时代。其实他们并不是输给了时代,而是输给了自己所惯性依赖的第一曲线。
公益自然也不例外。对于“数字公益会是第二曲线吗”这个问题,仍然可以通过数据分析的方式,从人、组织、资金和市场几个层面,由微观到宏观来逐级分解和阐述。
首先,从捐赠人的数据分析可见,历年来个人捐赠的占比虽然在持续增长,但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仅以2020年为例,中国内地的个人捐赠占比为25%,人均捐款额(社会捐赠总额除以当年人口总数)为人民币148元;以美国的数据进行对比,其2020年个人捐赠占比为69%,人均捐款1432美元。美国69%的个人捐赠占比数据,看起来已经很高了,但实际上该数值近几年是处于持续下降趋势的——20世纪90年代时,个人捐赠在美国慈善捐赠中的占比一度超过了80%。
其次,从公益组织的层面来看,如果以参与过互联网公益筹款的组织为参照指标,可以发现公益组织的数字化程度整体相对较低。腾讯公益的“99公益日”每年带动的公益组织参与数量,几乎是互联网公益领域最多的,所以可以将“99公益日”的参与数量作为公益组织数字化的一个参照数据。
《中国社会报》2021年11月25日发表的《业内人士透视“99公益日”助力共同富裕,人人皆可公益》文章中描述道:“今年‘99公益日’期间,超过6870万人次为7700家公益机构的1.3万余个公益项目捐款35.69亿元。”
而根据《慈善公益报》2021年1月26日的新闻,“截至2021年1月25日11时,入库全国社会组织数据共901351个,我国社会组织总数突破90万家,其中民政部登记社会组织共2292家。数据显示,我国社会组织数量呈连年增长势头。2012年,我国社会组织总量只有32万家;2013年达到39万家;2014年达到46万家;2015年达到53万家;2016年达到61万家;2017年达到69万家;2018年达到76万家;2019年达到84万家;2020年超过89万家;2021年开年伊始便突破90万家”。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概略认为公益组织的数字化渗透率是7700家(参加“99公益日”的组织数量)与901351家(注册登记组织数量)之比,即0.85%。当然,这不是一个严谨的数据,但当前还没有权威的公益组织数字化研究数据,用这个数值作为大概的参照指标,是为了用最简单的模型来说明问题。同时,对公益组织而言,筹款是最有动力的决策因素,虽然使用这个数值存在一定的偏颇,但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公益组织数字化的真实情况。
最后,仍然可以回到互联网公益捐款额的数据来做观察。2020年互联网公益捐赠在社会捐赠总额中的占比是3.9%,可以将这个比值看作数字经济在公益领域的渗透率。与数字经济在其他产业中的渗透率相比,这个渗透率是最低的,甚至比第一产业(农业和畜牧业)还要低5个百分点。
对人、组织和资金的增长潜力分析完毕,再从市场整体情况来看,会发现“第二曲线”已经露出了端倪。近年来个人捐赠总额的增长率高于社会捐赠总额的增长率,而互联网捐赠总额的增长率又远高于个人捐赠总额的增长率。同时,与社会捐赠总额增长率相对平稳相比,个人捐赠总额增长率和互联网捐赠总额增长率处于更高的位置。相对应地,近年来的数字经济增长率也高于GDP的增长率。
这种不同增长率曲线的鲜明对比,清晰地告诉人们,在数字经济带动之下,互联网捐赠的重要性正在逐步凸显。
由此,从人、组织、资金和市场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公益行业在数字经济时代面临着非常大的提升空间。这个待提升的空间也就是数字公益的巨大蓝海。具体来说,在捐赠人层面,当前中国社会捐赠的主体力量仍然是企业,个人占比较低(25%);在公益组织层面,数字化的渗透率相当低(0.85%);而在捐赠金额层面,数字经济在公益方面的渗透率也远低于各个产业(3.9%)。
所以“数字公益会是第二曲线吗?”答案不言自明。当将个人捐赠额占比由当前的25%提升到更高,公益捐赠当然会迎来新的增长曲线。而提升个人捐赠的有效路径,则在于公益组织数字化程度的提升(由当前的0.85%提升到更高水平)、公益捐赠资金数字化比例的提升(由3.9%增加到更高水平)。
公益更好地融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本身就意味着可以激发更多的捐赠活力。互联网捐赠增长率远高于个人捐赠增长率和社会整体捐赠增长率的发展态势,也充分说明:数字公益,正是公益增长的第二曲线。
数字公益变革模型
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边界在逐渐消融,实际上已经不再适合将这两种经济形态作为截然不同的概念来探讨。数字经济如同水银泻地一般,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孔不入,数字公益自然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以互联网为重要依托,数字经济正在与社会经济结构全面融合,几乎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人不用、无装备不数字。在组织层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将突破传统的金字塔式纵向结构,向横向、互动、扁平的组织结构过渡;在交互层面,数字经济将引发民众的广泛参与,信息会更加透明,互动会更加直接和高效。数字经济带来的将不仅是经济,还有社会结构的变革。了解数字经济的这些特征,再来思考“数字公益如何带动第二曲线”的命题,一个清晰的变革模型就出现了。
下图从公益发展的主干框架提出了数字公益建设的整体性解决方案。这个数字经济时代的公益变革模型,可以总结为“一个底座,两个驱动,四个重塑”。
*数据经济时代的公益变革模型
一个底座:以经济规律为底座,重新定义公益。虽然公益是增进社会福利、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方式,但它本质上不是脱离经济生活独立存在的,而是与社会经济生活紧密融合。
因此,公益面临的仍然是供求关系、人和市场等问题。理解并尊重经济规律,并不等于要做商业与公益非左即右的选择,而是有利于公益更好地融合到经济发展之中。通过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也可以跳出熟悉的公益话语体系,进而重新认知和思考公益到底可以做成什么样。在余下的篇章中,基于经济学的分析几乎是无处不在的。
两个驱动:分别来源于“数字经济思维”和“科学认知视角”。如果将经济规律的底座比作一辆汽车的底盘和骨架,那么这两个驱动力就好比动力总成和转向系统。
在整个模型当中,“两个驱动”是最关键的因素,既指引着前进的方向,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保障。人们拥有什么样的思维和视角,决定了能够走到哪儿、走多远。这两个驱动力分别代表着什么,为什么可以指引数字公益的方向,接下来的章节将做详细的分析和阐述。
四个重塑:站在经济规律的巨人肩膀上,以“数字经济思维”和“科学认知视角”两个驱动为指引,可以重新审视项目运营、组织管理、募捐筹款、议题合作与行业生态等重要议题。这要求从业者跳出情怀与悲悯之心的初衷,从相对理性的供需关系、人的决策逻辑、博弈原理等角度,考虑可以怎样将公益从内至外重塑出一个全新的发展格局。
数字公益的变革模型,立足于阐明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和数字化手段来推动和实施公益事业的活动和模式。在探讨数字经济变革话题的时候,抛开这个模型去探讨其中的任何一部分,无疑都有盲人摸象、管中窥豹之嫌。只知一面而不知全局,最终难免会成为另一个跟风的新潮话题。
数字经济的公益蓝海没有什么捷径(有捷径的地方早就是红海了),而是需要从思维方式到行动方式、组织方式全面变革,直至顶层架构和战略彻底转型,才可能真正把握时代的脉搏。如果将数字公益简单地理解成建立官网、官方自媒体账号,或者入驻各家平台(当然,绝大多数公益机构连这一步都还没走到),却不做思维方式和战略层面的升级,那也只是达成了基础的信息化,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实质性改变,更不可能找到增长的第二曲线了。
创造变革,从来没有什么神奇的魔法棒,只有自我的不断升级和重塑。
END
排版|季拓
审核|史成斌
说明: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善达网”。原文选自《数字公益:发现数字经济时代的公益蓝海》一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作者:明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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