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沅泽：保持开放的心态，从历史中找寻“高质量慈善”的答案

CFF：最近几年，你观察到公益慈善领域有什么积极的变化？

杨沅泽：

相比宏观上的监管趋严、挑战增多，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积极变化不少。明显的是很多议题在不断细分和下沉，不管是教育、环保领域，还是其他议题，不同的基金会和组织不再只关注大的方向，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具体议题上，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种议题的细化带来公益领域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公益组织更加贴近现实问题，可以更好地回应具体的需求。议题的精细化会对我们的专业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很多细分方向甚至超出我们对这些领域的传统认知。一些小众细分议题得到关注，有人正在投入研究和行动，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说明社会的多样性在不断丰富。

还有一个积极的变化是，疫情后，我们公益领域的国际交流迅速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例如，基金会论坛组织的中欧交流，一些机构也组织了赴美考察等。尤其是在冲突不断的当下，保持国际交流是非常有价值的。

CFF：对浙江公益慈善的发展，你有什么观察？

杨沅泽：

十多年前，浙江公益慈善更多是学习者的姿态，向北上广深学习；十年后，我观察到浙江公益慈善最大的变化，就是一批从业者更有信心了，认为浙江也能作为榜样，也能生产一些案例、一些模式，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CFF：优化营商环境，说白了就两句话：“以市场为导向，以规则为基础”。这两句话放到优化营善环境，同样适用。你怎么看待“市场”这个词？怎么看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对优化营善环境的借鉴意义？

杨沅泽：

“市场”这个词背后包含两点：公平性和规则性。没有这两点，市场就可能会变成一个畸形的市场。一个好的、健康的市场，首先，要保证参与者是平等的主体。如果参与竞争的主体本身不平等，这种竞争也就没有意义。你拥有特权而我没有，谁会愿意在必输的情况下继续投入？其次，保障公平的市场环境需要一套规则和制度，就是法治的支持。只有这两个条件都具备了，才是一个好的市场的基础。

放到公益环境中，同样需要公平和规则。徐永光老师十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叫《以权谋捐可以休矣！》如今，我们看到一些慈善会在99公益日募捐中成为纳捐大户，拿到了非常大的“市场”份额。行业里有很多声音在说，要学习这些机构的动员能力，但官办背景的机构和民间组织从一开始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这种情况让我想起过去的行业共识：官方的角色应是支持民间公益的发展，而不是直接参与竞争。现在呢？大家似乎逐渐接受了官方可以下场，下了场以后可能会有很多这种先天不平等的因素，导致了很多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这种“共识”好像需要重新构建。

至于营商环境和营善环境的营造、改善，应该放到更大的社会环境里去看。比如今年初宗庆后先生去世后，农夫山泉遭到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言论的攻击。这样的谣言有市场，却鲜有人因散布谣言被追责。相比设立营商环境促进部门，直接处理这些恶意造谣行为可能更能让人感到“环境”在被保护，让人清晰地知道什么是合法有序的竞争、什么是不被法律允许的言行。同样地，在公益慈善领域，如果我们真正想改善环境，就需要一种真正能保护公益行业的机制，而不仅仅是加强监管。“以管为主”的这种框架，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

CFF：20年多前有两种观点：“第三部门和第二部门都是公民社会”（杨团，2004）；“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都是市场经济”（朱传榘，2001）。你如何看待两种观点？

杨沅泽：

我联想到《第三部门系列丛书》里面秦晖老师的书《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书中是这么描述的：在取代“以强制求私益”的传统共同体的过程中，产生了“以志愿求私益”市场化的现代企业、“以强制求公益”民主化的现代政府以及“以志愿求公益”自治化的第三部门这三种机制。无论是把“第三部门和第二部门”都看做公民社会，还是把“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都看做市场经济，强调的都是这两者的共同点——志愿的驱动，两者都强调摆脱强制的束缚，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在现实操作中，志愿驱动的现代企业和第三部门都面临着如何看待和处理与“强制”的关系，这种理想状态未必总能实现。消极的一面，往往很多时候现代企业和第三部门都很弱势，面对“强制”时需要意识到“志愿”的联合很重要；积极的一面，“强制”也有改革和开放的一面，“志愿”应该支持这样的改革和开放，合力构建良性的互动合作机制。

比如1994年“为慈善正名”的背景，当时是南巡讲话之后，经过几年的摇摆，国家再次选择市场经济，同时也为1995年世妇会的召开做准备。这些历史因素都促成了那次正名。

还有，我想到阎明复创建中华慈善总会。阎明复是一位值得敬佩的改革者，他到民政部后，注重发挥“志愿”的力量，把民间动员与市场结合，创建了中华慈善总会，这就是当时改革的一个创举。现在的公益行业或许需要回顾这些历史背景，看看公益慈善是在什么样的节点上开始蓬勃发展——这是与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密不可分的40年、改革开放的40年。

CFF：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能否在“公民社会”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之间找到适合自己的框架？到底是什么在影响非营利领域的资源配置效率？

杨沅泽：

首先要看是谁在掌控资源配置，以及配置的机制是否基于竞争公平、规则公正。这些问题在经济改革中已反复讨论，跟市场经济从无到有的发展路径类似，中国的基金会、公益慈善和改革开放一同成长，可以说它们都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当我们提公益慈善“高质量发展”时，可以回溯历史，看看什么时候是“低质量”发展，甚至没有发展、被消灭的，什么时候是最接近“高质量”发展或者快速发展的。——比如改革开放的40年是快速发展的时期，而建国后前30年基本没有公益慈善、更别谈发展了。

另一方面，我们在寻找适合自己的框架时，是需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我们总是强调要基于国情，面临着如何平衡西方经验和中国特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拥抱西方发展到现在，我们自己也有积累和经验了，西方的一些东西是不是还适应当下的中国？这几年，行业内对中华传统慈善文化的探讨很热烈。我们还是回顾历史，包含中华传统慈善文化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在什么时候遭遇重大打击甚至出现断层？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复苏并走向复兴？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各种运动中，中华传统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挫折，那时慈善更是被直接消灭了，同时也是封闭的、排外的。而改革开放的40年，重新与世界接轨，各种新技术、新思路、新产品的进入，中华传统文化非但没受到重大打击，反而开始越来越被重视和发扬。

至少有两点原因，第一点，一个好的文化，绝不会在封闭中繁荣，缺少交流反而会导致衰落；第二点，一个好的文化，它一定不光是这个民族的国家的，它也一定是世界的。中华文化在几千年中虽然历经沧桑，饱受磨难，但又得益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而延绵不绝。所以无论是讨论中华传统慈善文化，还是寻找中国公益慈善的理论框架，我觉得一定不要偷换概念成中西之争，不要搞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否则就会丧失深入探讨的机会和空间，很多问题就变得难以触及甚至敏感。

CFF：真理越辩越明。公益慈善领域还有哪些值得讨论/争鸣的议题？

杨沅泽：

我理解的“为慈善争鸣”，本质上是追求一种思想解放。那是什么阻碍了当下公益慈善的思想解放？

我觉得第一个阻碍是缺乏对公益慈善历史的传承。朱传一、商玉生等老前辈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和环境，开启了推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崔乃夫、阎明复等老领导又是基于什么样的体制和结构，创立中华慈善总会作为改革探索？1995年世妇会后，大量境外援助带来了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和影响？新世纪后，人人公益是如何兴起以及有无没落？

回顾历史，看慈善如何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在历史中找答案，公益如何避免无意识的低质量、追求真正的高质量。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对建国后三十年各种运动，特别是对文革的深入反思和深刻批判的不足，行业内充斥着许多盲目和民粹的想法和言论，保持独立和清醒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第二个阻碍是缺乏对公益慈善文化的反思。探讨中华慈善文化不能固步自封，坚信优秀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避免对立。关于文化，我们常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应该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精华，而不是在与其他文化的糟粕对比中寻求优越感。

最后，我觉得“为慈善争鸣”一定要回应建设现代化的问题。记得基金会论坛2018年会上，何道峰老师的主旨演讲强调：如果没有解决现代性问题，特别是公益和人的现代性问题，那么所谓的“高质量”发展是无法解释的。现代性关乎个人权利与人的发展，这就是“志愿”，是真正现代化的基础。

排版：季拓

审核：史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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