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作为基层社区治理工作的关键一环，社区基金会应该如何运作，才能增强社区凝聚性、推动项目实施，进而建构具有现代性的社区？
今日分享文章，尝试把“社区性”带回有关基层组织化议题的分析，着重探讨社区认同要素在促推基层组织化行动中的积极作用。本文以S市江口社区基金会（文内简称K基会）的创办过程为例，剖析了K基会何以能够在没有太多外部力量介入的情况下主要依靠社区内部组织化动员发展起来的原因，以及这种居民组织化行动背后的社区动力何在。案例表明，共同历史经历塑造了居民对所在社区的强烈情感认同和精神文化认同，进而形成了对社区组织化行动形成有效赋能。
希望本文能为关注社区组织发展的您带来思考和启发。
▲说明：本文转载自“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微信公众号，原标题““找回社区性”：认同建构与基层社区组织化动员——基于S市K社区基金会发起创办过程的案例考察”。略有删节。作者：赖伟军，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问题提出
当前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有效构建与能力提升构成其重要基点。然而，经历市场化改革及城乡基层管理体制转轨，普遍认为目前国内基层社会治理面临原子化和碎片化的总体性困境。
基于“组织化”命题在当前我国社区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中的重要性，有关基层社区组织化动员的探讨成为近年来国内社区治理研究的热点。
本研究尝试从社区情境视角切入，着重探讨社区认同建构在促进基层社区组织化结构生长发育中的积极作用。研究将以一个城市社区基金会的组织发起创办过程为例，分别考察作为社区组织化行动基础的居民社区认同从何而来及其如何作用于社区组织的发起动员，并进而对以认同为基础的社区组织化结构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总体效能加以评估。文章以下将分为五部分展开。首先，基于文献梳理，建立一个以社区认同为中心的居民社区组织化行动分析框架。其次，简要介绍案例基本概况及本研究的资料收集方法。随后，基于S市K社区基金会组织发展案例，重点围绕居民社区认同的建构形成及以社区集体认同为基础的社区组织化行动过程分两部分展开考察。最后，对案例组织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总体效能进行简要评估呈现，并就本研究的意义及局限作进一步讨论。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从治理主体性角度，基层社区组织化动员的最基础形态事实上通常表现为社区居民围绕特定社区公共议题而采取的集体参与行动。因此，针对基层社区组织化结构发育潜在动因的探讨考察可以从既有关于我国城乡社区居民参与行动影响因素的大量讨论
中寻找研究借鉴。
基于文献梳理*，文章尝试建立一个以居民社区认同为中心的基层社区组织化动员发展分析框架。其中，特定历史经历及由此形成的集体记忆共同塑造了具有一定公共性基础的居民社区认同，而社区集体认同又进一步成为推动居民社区公共参与行动及社区组织化结构发育的潜在核心动力。与此同时，经由居民集体认同孕育形成的基层组织化结构具有天然的社区公共议题指向，进而有效提升社区组织化结构发育的“社区性”，并最终呈现为社区组织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积极效能。以此为框架，文章以下将以一个城市社区基金会的组织发起创办过程为例展开实证考察。
图 分析框架
三、案例与方法
社区基金会是近年来我国城乡基层社区治理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的参与组织类型，其在中国的兴起由民间探索起步，2013年开始逐渐进入政府视野，并在最近几年间取得快速发展。基于其独特的资源型组织属性，各级政府部门希望通过社区基金会的有效培育为我国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实施推进提供新的资源供给来源。在此背景下，目前国内社区基金会发展整体呈现出明显的政府主导性，而这种政府主导性在给国内社区基金会发展提供强大外部推动力的同时，也导致大量社区基金会运行在机构治理、功能定位及专业能力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进而其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效能发挥也面临多种困境和障碍。鉴于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发展与当前我国基层社区组织化过程“他组织”模式问题的相通性，从倡导“找回社区性”角度以社区基金会作为案例考察对象具有较好适用性。
相较于大量官办社区基金会的发起主要由各级政府部门主导推动，本研究考察的S市江口社区基金会（以下简称K基会）则呈现出明显的社区能动性。2014年9月24日，13位“江口人”在S市江口街道发出筹备成立K基会的公开倡议，很快得到其他76位社区居民积极响应，89位联合发起人每人捐赠1000元形成8.9万原始资金，并通过挂靠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形式开始最初的运作。此后，基金会倡议团队紧锣密鼓地推进有关组织章程讨论及治理架构搭建等各项工作，同时在2015年4月下旬向更大范围社区居民及驻区单位发起注册资金募集，两个多月时间成功动员360位居民个人、两家驻区企业捐赠，募款超过130万，最终于2015年9月30日在市民政局正式登记注册。注册成立以来，K基会积极介入各类社区公共议题的讨论和推动解决，逐渐成为社区内部重要治理参与主体之一。由于本研究侧重关注基层社区组织化动员及其组织发育问题，本文案例考察将主要聚焦K基会在2015年9月正式注册前的发起筹备过程，其中核心研究问题是：K基会何以能够在没有太多外部力量介入的情况下主要依靠社区内部组织化动员发展起来？这种居民组织化行动背后的社区动力何在？
笔者对K基会的研究关注开始于2015年6月一次对仍处于发起筹备阶段的基金会调研座谈，此次座谈K基会多位核心倡议发起人到场，详细介绍了基金会发起动员过程及具体筹备情况。此后，笔者开始对K基会进行持续跟踪观察，实地参加了包括基金会正式揭牌、两次理事会换届选举、基金会举办的各类沙龙及捐赠人春茗会等大量社区活动，同时在2016年至2021年间先后对K基会两届理事会会长、多位理事会核心成员和三任秘书长等进行了多次深入访谈。此外，笔者通过基金会公众号及官方网站等渠道收集了大量有关K基会发起筹备、早期活动开展的二手资料，并查阅了基金会保存的大量早期内部文档。所有上述访谈记录、观察笔记及档案资料构成文章的核心分析资料。
四、共同历史经历与社区认同建构
从社会现象复杂性的角度，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受到多种条件因素的影响和形塑。对K基会的发起筹备及组织化动员而言，2014年3月《S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的出台无疑提供了重要外部机会空间，而基金会正式注册前作为其组织挂靠单位的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也对K基会的发起创建起到了重要支持作用。此外，基金会创办发起之初数十位核心倡议人也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组织领袖的角色。但是，所有这些因素均不构成推动K基会创办成立及其组织化动员过程的核心要素，其背后的更关键动力事实上来自于蕴藏在社区居民内部的集体社区认同，而这种认同的建构形成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一段“敢为天下先”的江口社区改革历史。
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全国各地经济改革工作开始逐步推进，而由香港招商局在S市南沙半岛江口公社选址创建的江口工业区就是其中最早启动改革探索的地区之一。1979 年7月，在中央全力支持下江口工业区率先开工建设，“打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李岚清，2008）。按照时间进程，江口工业区的开发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7月至1981年7月为基础设施建设期，招商局设立江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用两年时间实现 “五通一平”（通航、通车、通水、通电、通电讯和平整土地），并完成工业区厂房和住宅区建设。从1981年八九月份起，江口工业区逐渐进入项目开发建设期。在此期间，凭借中央给予的特殊优惠政策，工业区大力吸引外资投资办厂，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工业生产，成为当时国内经济改革发展毫无争议的明星。1987年以后，由于中央特区政策调整及其日益受到自身地理区位条件的限制，江口工业区招商引资吸引力逐渐下降，工业生产指数也随之出现下滑。此后，随着工业区建设与开发的主要领导者田夫先生在1993年退休离任，江口的改革先锋角色也逐渐落下帷幕。
招商局主导下的江口工业区建设虽然只持续了十年左右时间，却在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各个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某种意义上，江口工业区的建设开发承担了为全国经济改革工作探索开路的角色，其大量改革举措在当时均具有开创性意义。比如，劳动人事制度方面，工业区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从一开始就废除了施行已久的人事调配制度，改为员工招考制，面向全国招揽各类专业人才。1983年10月，工业区开始全面推动工资制度改革，打破大锅饭思维，实行岗位职务工资制。在工资制度改革的同时，工业区在全国率先对职工住房制度按照从低价出租到租售并举再到完全市场化购买步骤进行渐进式改革。此外，在党政干部选拔与决策管理方面，工业区从1983年开始试行投票竞选制，由全区工人代表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工业区领导层，并建立工业区管委会新闻发布会制度，鼓励媒体和辖区社团通过举办沙龙、民间研讨等形式参与工业区决策讨论和监督。
正是以上工业区改革与发展的辉煌历史，塑造了“江口人”对江口社区的强烈社区认同。事实上，大部分“江口人”并非当地土著，而是随着江口的开发建设进入工业区各个企业工作并最终定居于此的外来人口。对大量以外来人口身份进入工业区工作和生活的早期开拓者而言，工业区的改革发展历程通过两种心理路径对其“江口社区认同”的建构形成产生影响：一方面，作为八十年代江口改革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江口人对工业区的早期开发建设经历形成了强烈集体记忆；另一方面，江口工业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改革先锋角色同时形塑了江口人对“江口首创精神”的高度价值认同。这些集体记忆和价值认同经过时间积淀，逐渐转化为当下具有潜在集体行动催化功能的社区情感与文化认同。现实生活中，居民社区认同的表征往往通过与外在他者身份的区分加以呈现。比如， 2016年在社区居民为江口改革开放博物馆展品征集编撰的一本画册中，曾任《江口消息报》副总编的王真先生以《为什么江口人不是S人》为题写道：
在江口半岛花园附近，一块路牌曾这么标注：右转前往S市。江口人，一贯把到上沙、翠竹去称为“到市里”等，心中对地理上是有划分的。......笔者1989年到江口时，发现在江口的人们不说自己是S市人，在江口工业区工作的人也不说自己是招商局的人，他们都说自己是江口人。……江口人用自我认同和排他的方式，用“江口人”的概念与当时尚未改革的那些事物、观念和形态形成区隔。
曾经“敢为天下先”的江口改革塑造了江口人独特的集体身份认同，而这种社区认同又与江口居民对当年改革主要领导者田夫先生的个人情感紧密缠绕在一起。1978年10月，田夫从交通部调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并从次年开始全力推动江口工业区的开发建设。在其执掌招商局及江口工业区的十余年间，几乎所有江口改革发展计划均由田夫亲自参与设计并操刀执行。田夫对江口工业区开发建设及我国改革开放早期经验探索的突出贡献也得到各界广泛认可。1984年，中央委任田夫为谷牧副总理（主持经济对外开放工作）的工作顾问；2003年，香港特区政府授予田夫“金紫荆勋章”；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田夫改革先锋称号，获评改革开放试验田“江口模式”探索创立者。作为“江口模式”的开创者和代言人，在江口工业区内部田夫也早已成为“江口精神”的象征，相应地江口人对社区的情感文化认同也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对田夫个人的尊敬与爱戴。2016年1月31日，99岁高龄的田夫先生逝世，社区居民迅速行动起来，组织各类悼念活动的同时，在社区内部发起为田夫拍摄纪录片的资金募集活动，前后三年时间筹款400多万元，最终于2018年底完成六集文献纪录片《田夫传奇》的制作。由居民集体认同催生的社区动员能力可见一斑。
五、社区认同推动下的居民组织化行动
那么，经由共同历史经历和集体记忆积淀而来的居民社区情感文化认同如何转化为具体的社区组织化行动？社区认同要素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催化作用在K社区基金会的组织创建及其组织化动员过程中如何呈现？根据我国现行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包括社区基金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筹备成立与登记注册均需要满足若干基本条件，相关条件的有效达成也由此构成各类组织成员进行组织发起动员的重要行动着力点。文章以下尝试从初创期社区组织动员发起的过程性动力角度，围绕K社区基金会的筹备创办从组织缘起、机构治理、资源筹集及项目探索四个方面展现其背后的居民社区认同动力。
（一）因情而起
任何社会组织的发起成立都有一个最初的源头（社区组织也不例外），可能出于某种共同的兴趣，也可能基于某些共享价值理念，并最终指向机构愿景使命。对K基会的动员发起而言，其最初缘起则深深地打上了江口工业区的历史文化烙印，而这种江口历史情结又与江口人对田夫先生的个人情感密不可分。
1993年退休后，田夫先生一直在江口定居生活。由于身体原因，晚年的田夫很少接受他人拜访，但一些江口居民在每年田夫生日当天都会组织为老人的祈福活动。2013年之前，这些活动一直是零散自发地开展。2013年4月23日田夫96岁生日，几位社区居民商议发起“江口情结沙龙”主题活动，邀请工业区早期开发建设的亲历者参加，共同回忆当年与田夫老人一起度过的改革岁月，以延续江口故事。活动得到大量江口人的热烈响应，很多社区居民带上珍藏多年的老照片，到现场与大家分享自己早年参与江口开发建设的经历。活动结束后，一群老江口人开始更加密切地联系和互动。在此过程中，大家一致认为可以通过恢复早年江口民间沙龙的形式，动员更多江口居民就大家关心的社区议题展开讨论，以培养社区公共意识，共建江口新家园。在此基础上，以“江口沙龙”为平台，越来越多的江口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中。
2014年6月，出于举办江口沙龙等社区集体公益活动的需要，组织者尝试向招商局集团下属的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申请经费支持。但是，作为一家央企基金会，招商局基金会本身有自己的特定业务领域，城市社区公益彼时并不在其机构资助范围内。时值《S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出台不久，全市正大力推动发展社区基金会，招商局基金会于是向江口居民提出筹建江口社区基金的建议，以建立社区居民可以自主决策的资金池，用于支持未来更多社区公益活动。在这一建议的启发下，江口人快速行动起来。2014年9月24日，13位江口居民发出创立江口社区基金的公开倡议，并很快得到其他76位社区居民的积极响应，由此构成K基会最初89位联合发起人。此后经过几个月的酝酿筹备，K基会在2014年12月14日正式召开社区基金成立大会暨首届发起人大会。本次大会上，由基金会核心发起人之一、曾任江口工业区发展研究室主任的余成民先生做公开倡议发言，其中他动情地说道：
三十年多年前，当阶级斗争的浊音犹在，江口人率先亮出“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而今，当人们大讲金钱的时候，江口人又有了新的思考与行动。……
今天，在新貌旖旎、旧梦依稀的江口，我们聚在一起，在当年蹚开改革开放荆棘路的同一块土地上，又一次鼓荡起曾经撼动历史、改变中国的江口激情。我们在此倡议发起社区基金，并俟条件成熟成立基金会。K基会将发展成为江口本地的区域性公共平台，以募集到的基金善款，支持我们江口家园的社会调查、环境保护、文明培育、遗存保留、文化艺术和社区治理。这是在“江口试管”进行的又一次试验。这是江口社区的事业，又不止于江口社区的事业。
从上述倡议发言可以看到，社区居民正是带着对江口工业区早期建设开发历史的强烈情感文化认同参与到K基会的发起动员过程中。而在大部分“老江口人”早已退休、隐居于江口各个角落的当下，这种社区认同成功转化为居民共建“江口新家园”的社区集体行动。同时，K基会的发起创办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探索实践社区公益创新的价值意涵。江口人希望通过社区基金会这样的公共平台，推动和支持更多江口居民关心社区公共事务、参与社区公共议题讨论，从而“营造最适于文明和文化生长的社区公共空间”。
（二）循史而治
根据我国相关政策法规，非营利社会组织（包括社区基金会）筹备成立过程中需要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完成以机构理事会为核心的组织治理架构搭建。基于组织类型及发起背景的差异，现实中不同组织理事会的具体组建形式各有差别。考察K基会理事会治理结构的建立过程，可以发现其同样受到社区居民早期工业区改革参与经历的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基金会理事会组建程序及其社区动员过程对江口工业区早期干部选举制度的历史性继承上。
在20世纪80年代江口工业区的改革探索中，通过直接选举方式产生工业区干部被认为是其重要改革举措之一。1983年4月，江口工业区第一次尝试进行管委会公开选举。在此基础上，1985年进行的第二次工业区直选建立了更加完善的选举程序，包括候选人初选、演说竞选及选举人投票等。毫无疑问，大部分早期进入江口工业区工作的老“江口人”或多或少都曾有过参与工业区管委会选举投票的经历。当这些老江口人因为K基会的创建重新走到一起，其有关组织投票选举的历史记忆很快被重新唤起。
2014年12月14日召开的首届发起人大会，除了倡议宣布社区基金的成立，另一项重要议程就是选举产生基金理事会，从而为K基会注册筹备做准备。在理事会选举的具体操作上，江口工业区早期干部选举经验的影响非常明显。为保证选举的有效进行，选举筹备工作组根据早期工业区干部选举程序制定了详细的《江口社区基金理事会理事选举办法》。该办法将选举过程分为初选和复选两个阶段，初选由89位联合发起人以简单多数制对所有理事参选人进行投票，产生14名正式候选人，复选则采用累积投票制从14名候选人中选举出最终7名理事。在复选环节，候选人需要向所有到场的联合发起人发表竞选演说，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选票。考察对比发现，以上K基会理事会选举操作办法及其组织动员程序基本上是对早期工业区管委会直接选举制度的模仿和复制。
很显然，江口工业区早期改革经验对基金会理事会治理结构动员形成过程的影响建立在江口居民对工业区干部选举制度的价值认同基础之上，这种价值认同在2016年6月笔者对两位基金会核心理事进行的访谈中得到进一步确认。当被问到基金会何以采取严格的公开竞选形式产生机构理事会时，其中一位1982年进入工业区工作并最终退休定居于此的老“江口人”说道：
因为江口有竞选的传统，当年江口工业区的主要领导干部都要通过竞选产生。……所以江口有历史形成的氛围，筹建K社区基金会大家一呼百应，基金会理事会竞选大家也觉得理所当然。可以说我们有鲜明的江口特色和强健的江口基因。
除了调研访谈得到的上述正面回答，基金会筹备动员过程中发生的另外两个故事也从侧面反映出江口居民对依循共同历史经验、基于社区公开竞选原则建立机构治理结构的价值坚持。一是首届机构理事会选举所有参选人中，由街道办事处及社区主要捐赠企业推荐的两位候选人全部落选，并没有因为候选人的官方背景和大额捐赠人身份获得任何竞选优势，从而保证基金会未来运行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二是2015年上半年基金会发起针对机构注册经费的社区募捐动员，为表示对筹建K基会的支持，江口街道所在区民政局主动提出可由民政出一部分资金，前提是需派驻一名理事参与机构工作，这一提议最终被K基会委婉拒绝。
（三）以情促捐
对于任何初创社会组织而言，资源动员永远是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尤其是作为公益资产集合型组织的社区基金会对社会资源的筹集要求远高于其他组织类型。与大量官办社区基金会的建立主要依靠各级政府支持不同，K基会的创办发起在组织资源动员层面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高度的社区能动性，而这种能动性同样建立在居民社区认同基础之上。例如，2014年9月，13位江口人关于筹建K基会的倡议一经发出，立即得到其他76位江口居民的积极响应，作为K基会最初89位联合发起人，每人自愿捐赠1000元，构成基金会8.9万原始资金。具体考察89位联合发起人的个人背景，其中大部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全国各地来到江口工业区工作并最终定居于此的老“江口人”。
除了组织倡议发起之初的资金募集，K基会筹备成立在资源动员层面的社区能动性更体现在其为筹集机构注册经费进行的广泛社区动员上。2015年2月春节前夕，K基会在江口街道四海公园发起举办《四海那个公园》图片展活动，邀请江口居民参加有关社区公园历史图片的故事分享与交流，以激发居民共同历史回忆，凝聚新老江口人的社区认同。在此基础上，同年4月下旬田夫老人98岁生日来临之际，基金会又进一步在公园举办《我与田夫》主题图片展，并在活动中顺势向社区居民发起针对机构注册经费的公开募集。从4月21日正式启动到7月底捐赠截止，K基会成功动员360多位社区居民捐赠73.22万元，外加两家驻区企业分别给予的30万元捐赠，构成基金会133.22万原始注册资金。
显而易见的是，K基会注册资金社区募集很好地借助了由两场图片展活动激发的居民历史记忆与社区集体认同。社区募捐过程中，大量社区居民踊跃参与捐款的同时，纷纷表达对江口社区及田夫老人的历史情感。比如，一位“江口二代”带着母亲到四海公园现场进行捐赠，并在活动纪念册上写下留言：
1985年来到江口，来到育才，江口是我们一家四口的家，育才是我们共同的学校，父母在此教书，姐姐和我在此成长。父亲已不在，如果在世的话，一定会来四海公园好好回味这一切。
另一位江口工业区早期下岗职工到活动现场捐款时只能掏出几十元买菜钱，她在留言册上写道：
1988年我在江口买了房子，都是在田老领导下公正、公开、透明的政策下执行的。我对这位老领导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田老：我祝福你，我知道你喜欢跟我们讲爱迪生的故事。
还有一位江口退休职工在基金会社区募捐活动进行期间正在国外旅游，5月下旬通过微信朋友圈得知现场募捐即将结束，立即向基金会工作人员发信息：
此生抱着追梦的理想来到江口，寄居于这片土地三十载。……我愿向江口社区基金会捐款人民币700元。7，是神的数字，是《圣经》的吉祥数。700元，也是我每月养老金的十分之一。
在K基会注册筹备早期300多位个体捐赠者中，类似这样的生命故事还有很多。通过上述社区募捐与捐赠过程中的居民情感表达，再次看到社区居民对江口工业区潜藏的历史情感与文化认同，这种情感文化认同在两场社区图片展活动的有效激发下得以重燃，并转化为对当下社区公益行动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借助这种居民社区认同力量的有效转化，K基会得以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以居民个体捐赠为主体顺利完成机构注册经费的筹集动员。
（四）实践动员
虽然直到2015年9月才正式获得独立注册法人身份，但在2014年12月首届发起人大会召开后，K基会即以专项基金形式着手进行多个社区公益项目的开发探索。某种程度上，这种机构筹备成立早期的项目探索实践同样从侧面反映出组织创办发起的背后动力，即呈现出社区组织化行动过程中居民共同关心的社区公共议题。对K基会而言，两个早期公益项目的实践探索进一步揭示出社区情感及文化认同因素对促进其组织动员发起的重要性，并进而推动更广泛居民的社区组织化参与行动。
首先是“走读江口”项目，这是K基会最早启动探索的核心项目，也是基金会早期89位联合发起人中呼声最高的项目。2014年12月14日首届发起人大会召开仅十天后，K基会理事会就在12月25日组织召集了一次有关发起走读江口项目的内部讨论会，并很快成立了专门的走读江口项目筹备小组。随后，一份详细的项目策划方案也很快设计形成，其中有关走读江口项目的目标定位如下：
走读江口项目将在江口社区选择10-20个景点，如江口港码头、微波山顶、女娲塑像、南海意库（三洋厂房）、招商大厦、四海公园、江口老街等，用现代通讯技术，让游客可以在景点用手机听到、看到景点曾经发生过的江口故事和照片视频。通过该项目，旨在传承江口的文化与精神，让更多的人了解江口、懂得江口！
基于上述方案设计，“走读江口”在后续基金会工作团队的努力推动下逐渐启动，目前已发展成为K基会机构内部品牌公益项目之一。从2017年开始，该项目更是获得来自街道办事处的关注和支持，并通过积极引入社区多方力量（包括政府、企业、学校、社区博物馆及相关社会团体等）逐步扩大服务范围，项目活动的参与覆盖及影响人群也越来越多元化。
除了走读江口，K基会另一个较早启动探索的社区公益项目是江口老职工关爱项目。2015年元旦过后，由基金会核心理事陈安杰带领的社区义工团队开始着手策划新春访老活动，希望在2015年春节期间以新春红包问候的形式走访社区退休职工家庭，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并向困难老人送去社区温情。为筹集新春访老相关活动经费，基金会在春节前一周的2月13日即通过众筹网发起以“当年开荒牛，如今需慰籍”为主题的社区网络众筹，短短九天时间成功筹款近万元，并在后续完成321个社区退休职工家庭的新春拜访。在此次社区走访调研基础上，以江口困难退休职工为服务关注对象，K基会针对性地设立了江口老职工关爱项目。有关该项目的具体宗旨定位，在K基会微信公众号上做了如下详细介绍：
S市建立特区之前江口就迈出了改革开放第一步。当年第一批开荒牛如今已老，他们为特区、为江口勤勤恳恳、默默贡献了自己的一辈子，奠定了江口人今天的生活基础。江口虽然已经步入小康，但一部分开荒牛由于年龄大、退休早，没有赶上高薪收入的年代，又由于个人和家庭的一些伤病、意外灾难陷于艰难的贫困生活。我们社区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他们表示慰问和关爱……。
与走读江口一样，经过几年探索江口老职工关爱项目也逐渐发展成为K基会机构常规项目之一。2017年3月，基金会进一步引入外部社会合作力量，与“慈济”江口分部联合设立江口老职工关爱基金，旨在一方面以退休困难职工为救助对象进行社区专项筹款动员，另一方面希望借助慈济专业力量为遭遇生活困境的职工家庭提供精神和心理帮扶，最终推动形成更多社区内部互助行动。
某种意义上，作为K基会筹备成立过程中最早启动探索实践的两个社区公益项目，同时也可以被认为是江口居民最关心的两大社区议题。无论是走读江口还是社区退休职工关爱项目，均呈现出居民社区集体意识对K基会早期项目开发工作的积极推动作用。其中，走读江口集中体现为社区居民对基于江口改革历史形成的“江口首创精神”的文化价值认同，而老职工家庭关爱项目则表现在江口人对早期改革拓荒牛的集体情感及其当下生活状况的共同关注。更重要的是，经由相关项目实践，进一步凝聚了新老江口人的社区情感文化认同，使得K基会得以动员更多江口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基金会组织化行动中。
六、总结与讨论
文章从社区情境视角切入，着重考察社区认同要素在推动基层社区组织化动员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弥补既有研究针对社区组织化结构发育“社区性”关注的不足。针对K社区基金会的案例考察表明，八十年代“敢为天下先”的江口改革塑造了江口居民强烈的社区集体认同, 并且这种社区认同经由两种心理路径呈现出对应的二元结构。一方面，基于改革亲历者有关早期改革历史的共享记忆，形成江口人对社区的集体情感认同；另一方面，特定时代背景下江口改革的先锋角色，同时赋予这段历史独特的价值意涵，相应地塑造了居民对“江口首创精神”的文化价值认同。以居民社区认同为基础，对社区组织化行动形成有效赋能，K基会得以在没有太多外部力量介入的情况下主要依靠社区内部组织化动员发展起来，并在发起筹备过程的组织缘起、机构治理、资源动员及项目探索等层面表现出高度社区能动性。
基于居民共享集体认同，社区组织化动员呈现出天然的公共议题指向，从而建立起基层社区组织化结构发育与其社区治理参与效能之间的积极关联。根据笔者的后续跟踪调研，自2015年9月正式注册成立以来，案例基金会主要以江口街道为地域范围，积极开展了大量社区公益项目。除了诸如走读江口和退休职工关爱等社区文化及扶贫助困项目外，其他还涉及社区教育、环保、社区营造及社区自治组织培育等各个方面，在多元社区治理议题的参与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例如，2021年K基会以项目资助、自主运作及项目合作等形式开展各类社区公益项目数十个，当年公益项目支出达583.5万元，展现出高效的社区动员与组织能力。也正是基于其在社区公益支持及社区治理参与中的突出表现，基金会逐渐获得了所在社区更广泛居民、政府部门及驻区企事业单位的普遍认可，其相关工作开展也得到社区各利益相关方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持。
除了对社区认同机制在推动基层社区组织化动员中的积极作用进行总体考察，文章案例探究同时呈现出居民社区认同内在要素结构的多元性。就江口社区的集体认同建构而言，这种多元性具体体现在居民社区认同在江口工业区早期改革发展经历的形塑下经由两种心理路径呈现出对应的二元结构。其中，基于改革亲历者有关早期改革历史的共享记忆，形成居民对江口社区的集体情感认同；而特定时代背景下江口改革的先锋角色，同时赋予这段历史独特的价值意涵，相应地塑造了居民对“江口首创精神”的文化价值认同。
*本文略作删节。原文及注释详见原刊。
END
排版：徐文力、季拓
审核：史成斌
说明：本文转载自“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微信公众号，原标题“‘找回社区性’：认同建构与基层社区组织化动员——基于S市K社区基金会发起创办过程的案例考察”。略有删节。作者：赖伟军，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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