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当前国内经济发展，随之而来的则是收入差距扩大。对此，国家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旨在缩小分配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的现象。
“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目标，涉及到多方面的协同努力，缩小收入差距成为主要关注点。在本文中，著名经济学家、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教授在2021年接受媒体专访时，就“共同富裕”与收入差距的问题表达了观点。他认为，“共同富裕”的实现，不能脱离现实条件和基础，要向不同地区借鉴优秀的实施方案；同时，民企要助力解决就业问题、与政府寻求对接，并定期从事社会公益。他强调，企业、政府和社会都要做自己所长，才能共同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诚邀关注，杭州相聚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4年会将以“信任与高质量的慈善”为主题，于2024年11月23-24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点此了解>>>），李实教授将作为开幕主论坛嘉宾，发表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面临的挑战和推进的方向”的主旨演讲。请大家密切留意我们后续发布的年会讯息，欢迎现场参会！
▼本文内容节选自李实教授2021年接受专访内容。
李实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01
财产差距：远超收入差距
问 ：中国收入分配的现状怎么样？您曾谈到，收入差距之外，财产差距更大一些。过去大家对此关注比较少，现在主要问题是什么？
李实：
中国的财产差距过去不那么明显。我们长期研究收入分配，从1988年做收入差距调查，2002年开始关注财产差距，包括居民的金融资产、房产等等。近20年来，中国的财产差距在不断扩大，而且扩大得比较明显。
研究方法和收入差距研究差不多。首先要测量差距的大小。差距的大小，一般使用相关的指标，比如计算基尼系数，再比如，把财产最多的10%人群和最少的10%人群作比较。
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的最高值为1，基尼系数越高，说明差距越大；一般认为，基尼系数位于0.3-0.4区间，贫富差距比较合理；进入0.4-0.5区间，差距过大，大于0.5时则收入差距悬殊。
2002年测算，中国财产差距的基尼系数约为0.49，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0.45左右，差别不是很大。但到了2013年，财产差距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63左右，2018年约为0.7。据《中国新闻周刊》9月20日报道引述瑞信《全球财富报告2021》数据，2020年中国财产差距的基尼系数达到0.704，虽然低于巴西、俄罗斯、美国等国家，但高于法国、意大利与日本等。
至于中国财产最多的10%人群和财产最少的10%人群，2002年差距约为37倍，当时财产最少的10%人群，其财产占居民财产的1%份额；财产最多的10%人群，财产份额占37%。到2013年，原来财产最少的10%人群，财产份额下降到0.3%；财产最多的10%人群，财产份额上升到48%。这个48%和0.3%比，大概是160倍。
如此看来，中国居民的财产差距要比收入差距大得多。财产差距的扩大，主要与房价有关，过去，房产约占居民财产的55%左右份额，现在超过70%。房价上涨，有房的与没房的人之间，财产差距就扩大了。
我们再看居民收入的差距。2000年后，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均明显高于0.4的水平。中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自2003年的0.48上升到2008年的0.49，然后又逐渐下降到2015年的0.464。然而，从2016年始又出现小幅反弹，到2020年升至0.468。调查数据也显示，2013年至2018年期间，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基本上保持不变。
分阶段看，2002年至2008年，是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时期。2008年后，受惠于取消农业税及各项农业补贴、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新型合作医疗、农村低保和新农保覆盖面提高等，收入差距有所下降，但到了2016年，收入差距又开始扩大。
问：如果公众认为收入差距比较大，均贫富的呼声或情绪就会高涨，可能引发政策诉求。现在看，这个差距已到了严重的程度吗？或者说，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已不得不出台重大政策来应对吗？
李实：
在世界范围看，中国已是收入差距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当前世界上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0.5的国家并不很多，中国多年来实际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0.5左右，一些学者估计的基尼系数甚至高于0.5，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要高一些。这是因为，中国的收入差距，公布的数据往往有一定程度的低估。大部分估计结果依靠住户调查数据，因高收入人群样本偏少，或高收入者收入信息难调查，测算基尼系数时，就会低估收入差距。
*2019年几个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对比
当然，收入差距有合理的地方，也有不合理的部分。比如，按劳分配、按能力分配、按学历分配所产生的差距，大家比较认同；不认同的地方，包括劳动力市场分割、户籍制度造成的差距，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比如性别歧视等造成的差距。再者，行政垄断造成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差距。合理的收入差距扩大，不会带来很强烈的社会影响。但如果不合理的差距不断扩大，就会带来较强影响。
另一个方面，要考虑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过程。中国的收入差距近20年在扩大，美国1980年代至今，差距也在扩大，但两者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超过低收入人群。比如，高收入人群每年基本上有10%～15%的收入增长率，低收入人群可能只有5%～6%。增长率差这么大，过几年差距就明显扩大了。
*美国高收入人群与社会其他阶层在收入、收入占比和收入增长率上的对比
目前，中国低收入群体占比还相当高。中国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口约7.1亿人，占总人口（14.11亿人）的一半以上。我们利用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课题组2018年住户调查数据，在假定两年期间居民收入分布不变的情况下，计算出月收入500元以下、1000元以下、2000元以下人群的分布比例和规模，相应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7.5%、23.5%、50.7%，由此推算，总体人数分别是1.1亿、3.1亿和7.1亿。
但是，在中国，即使低收入人群，每年也有一定的收入增长。这是中国与美国不同的地方。美国自1980年代以来，约40%人群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还有一定比例的人，收入增长率在1%～2%；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收入有更高的增长率。
对收入差距最反感的是低收入人群。这往往要考虑两个效应，一是纵向效应，和过去相比，他的收入是不是有所增加，生活有没有改善。如果有所改善，他就会对社会有比较积极的判断。二是横向效应。他会和其他人相比，与同类人相比，看收入是否有了相同程度的增加。过去，这两个效应同时存在，并有个对冲效应。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虽达不到社会平均增长率，也能保持每年5%左右的增长，生活也不断改善，他一面有所不满，另一面也有一些满意，处于矛盾、纠结的状态。
现在我们担心的是，如果过去这种纵向效应没有了，收入增长变慢了，或收入不增长，负面影响就会更大一些。如果横向的收入差距不缩小，收入增长带来的纵向积极效应消失了，就会出现像美国这种状态。
我们2002年做过一次调查，那时收入差距就比较明显了，社会反应也比较强烈，当时80%以上的人认为收入分配很不合理。2020年前后，一家研究机构的调查发现，83%以上的人认为，当前收入差距非常大或比较大。同时，再分配体制也未能有效地缩小收入不平等。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居民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52， 经过税收和社保缴费，基尼系数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扩大了收入差距。
这就是公众对收入差距的认知。这意味着，近20年来，国内大多数人不认为，收入差距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这也是中央提出“共同富裕”的一个背景。
02
“实现共同富裕是百年大计”
问：您提过，共同富裕应作为中长期的目标；如果作为短期目标，急于求成的话，很容易出问题。具体到政策层面，您认为应怎么逐步推进？
李实：
共同富裕，首先要有一个标准，要设定一个国际上认可的标准，不是说你和自己过去相比，也要与全球相比。就全球来说，实现共同富裕，富裕程度至少要和发达国家大体相当，同时，共享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好于发达国家，至少好过一些差距比较大的国家。
从中国当前的发展水平，到实现国际认可的标准，也不是短期内能做到的。比如，仅从富裕程度来说，中国人均GDP刚过1万美元，发达国家现在基本上都是4万多美元、甚至五六万美元。我们翻一番，按此前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达到2万美元，需要近10年，如果翻两番，可能需要20年。更重要的是，这20年发达国家也在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应该是一个长期目标，不是三年五年，或十年八年能做到的，可能要经过30年或50年，或更长的时间。如果我们自1949年算起，经过100年能实现共同富裕，已经很不错了。
更主要的是，当前我们的收入差距还比较大。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财富差距问题、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做到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这点上还是非常理性，比较谨慎。比如就提到，第一，要充分认识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第二，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尽力而为，就是说，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一种战略部署，要坚定不移推下去；但是，还要量力而行，一定不能超越现实的条件和基础，要保持现有经济发展和财政能力的可持续性。这方面，中央还是很理性的。
浙江省出台的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相当于一揽子政策，其中提到了不少标准和指标问题，包括几大政策板块的问题。下一步，浙江省不仅要试，关键还要能够起到示范作用，积累一些可复制的经验。
问：浙江经济底子比较好，本省内推动共同富裕，相对容易实现。不过，如果浙江有一天率先实现了省内的共同富裕，相对于西部一些省份，横向差距可能会更大了。毕竟，地区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李实：
这确实是个问题。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推进共同富裕，你是只考虑浙江人，还是也要考虑一些到浙江务工的外地人？也就是说，你对流动人口的包容和接纳问题。你越是做得好，就越会吸引更多的人进来，也会造成更大的问题，这怎么解决？这方面，浙江省的试点方案，还不是很明确。当然，可能也有压力。比如，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给所有孩子提供均等的优质教育资源，必然会吸引更多人进来；社会保障，要给外来人口提供同样的社会保障，会带来更大的财政压力。
这些问题，对很多搞试点的地方，是个普遍面临的问题，有的因此可能就搞不下去了。这就要看全国层面的政策设计。如果中央有比较明确的政策导向，比如要求各个地方都应放开人口流动限制，外来人口进来后，能够享受同等市民待遇。如果全国都这样做，某个省份的压力就会变小。如果中央有一些财政资金的支持，也有助于解决问题。这方面要加快推进制度性改革，一次性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不一定要拖。如果各地只考虑本地户籍人口，不考虑外来人口，这些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
同时，也要警惕另一种倾向。过去，从政策的讨论到政策的论证、出台，基本上是政府在主导，听取公众意见相对较少。出台政策肯定会影响不同的群体，相关群体应能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至少能发出声音。近年来，存在一些政策乱象，有的涉及上千万人的就业，没经广泛讨论、听取多方意见就出台了，造成新的问题。过去讲，出台政策要有可行性论证、要做预评估，这个环节没有的话，说明社会治理能力有问题。
问：为实现共同富裕，当前中国应推进哪些制度性改革？
李实 ：
这个问题非常大。首先，共同富裕涉及很多方面，不仅是收入分配问题，还包括财富分配的问题、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人的能力发展等等。从这个角度看，实现共同富裕，涉及很多方面，每个方面又涉及水平问题、差距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居民收入是决定富裕程度很重要的变量。收入水平要高，差距要小，这才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含义。财富也有类似问题，财富积累要多，才能体现富裕程度，同时，财富分配差距要小。如此一来，涉及的制度性改革就会很多，涉及方方面面，都与水平、差距连在一起。从一定意义上，共同富裕可能涉及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制度的改革。
如果以共同富裕作为新的目标，或许可推动中国的整体改革进程。改革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多方面的改革，我们能不能在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推动经济转型？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转型没有完成，特别涉及一些深层次改革，过去有些问题一直在回避。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共同富裕，就必须推进整体性改革，需要整体上的改革设计。
我把它称为改革体系的设计。有一个整体改革的方案，这是很重要的。在这方案下，我们再进一步对标，看哪些是共同富裕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应哪一些改革的内容，这就会让改革方案更具体，更易于操作。至于制度性改革，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包括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问题、再分配体制改革问题，整个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包括初始分配问题），又涉及税收制度改革问题、公共财政支出的改革等，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针对“收入差距过大”与“收入分配不公”问题，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当前应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重点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治体制没有做出相应的改革，政府部门没有做出相应的转型，政府职权没有做出相应的界定，政府官员的行为没有受到相应的约束，那么，原来设想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就有可能演变为权力操纵下的市场经济，原来设想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的公平的收入分配模式，就有可能演变为权力参与或权力与资本相勾结、共同掠夺社会财富的分配模式。因此，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涉及经济、社会和政治各个层面，需要深化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更需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包括推进民主化进程。
要从根本上“解决分配不公”，必须加快市场化改革，必须在完善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方面下更大的力气。
数十年来，受制于过度的政府干预，缺乏充分的竞争，加上要素市场受到信息不充分、法规不完善、市场垄断和分割、要素价格扭曲等问题的困扰，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过程既未体现效率，也有失公平。同时，受部门利益的制约，市场化改革推进也呈现明显的不平衡。一些部门不愿意放弃自身的垄断利益，利用部门的影响力来延迟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或只是选择更加有利于部门利益的“改革方式”，极力抵制不利于部门利益的改革方式。同时，垄断部门的垄断收益和企业利润很容易被转化为部门职工的收入和福利。其结果是，垄断部门的职工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一般竞争部门，导致了全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些问题存在已久，需要尽快从制度上加以解决。
03
民企：做大做强才是本分
问：为共同富裕，民营企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应该做些什么？
李实 ：
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企业担心的问题。
在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民营企业、平台企业到底能做什么？我认为，可从三方面考虑发挥长处：
共同富裕是整个社会的问题，需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更需要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地创造财富。要提高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作为企业，首先要做好自己最本职的工作，这是最重要的。
作为企业，本职工作是什么？首先要做大做强，这样才能吸纳更多的就业。
解决就业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社会的问题。对一个社会而言，最危险的是失业问题比较严重，就业压力大；同时，失业人员太多，这样的社会不可能稳定。企业有很好的发展，把自身的事情都做好，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企业做好了，能带来更多的就业；企业做好了，才能给员工更高的工资，提供更好的福利。如果企业没做好，其他的都不用谈了。
同时，企业参与共同富裕，不应该不顾及自身能力和条件，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的确，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但我的观点是，不能让企业承担过多、过重的社会责任。这也不应该是企业的行为。
第二，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特点，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技术上的、市场上的、或其他方面的优势。企业可利用自身的优势，与政府、社会的需求对接，多做一些有优势、可持续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企业应该考虑的事。
比如很多互联网企业，可利用其先进技术优势，为政府的公共项目服务，为一些扶贫救助项目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
第三，才是通常意义讲的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每年拿出一部分资金，让渡一部分利润，来做社会公益。不一定是企业自己去做，它可以提供一些资金支持，让一些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去做。这也是必要的，企业借此也会培养社会信誉、提升公众形象。
以上三个方面，企业都可有所作为。企业自身做好了，能够增加更多的就业，给政府提供更多的税收。政府有了这些税收后，可以做更多的公共服务。
但是，不应该把后两者与第一个方面（企业做强做大）视为一对矛盾。不能为推动共同富裕，让企业承担过重的社会责任，最终影响企业自身的发展。毕竟，从社会分工角度，不管企业、政府、社会，都要做自己擅长的事。跨界去做一些事情，往往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低效率，带来一些资源的浪费。
END
排版：徐文力、季拓
审核：史成斌
▲本文内容节选自李实教授2021年接受专访内容。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4年会
多位重磅嘉宾将登场！
*点击了解更多年会信息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4年会将于2024年11月23日至24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办。
本次年会以“信任与高质量的慈善”为主题，旨在探讨基金会如何在不确定性中积累信任，提升慈善活动的质量，更好地服务社会，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4年会不设现场直播，诚挚邀请您拨冗来杭州线下相聚！如需了解更多年会信息和报名参会，请点击👉多位嘉宾重磅来袭，平行论坛亮点抢先看！｜基金会论坛2024年会>>>
🔥 CFF热点推荐 🔥
点个“👍”，你最“好看”
欢迎将基金会论坛公众号CFF2008设为“星标”，点亮“赞”和“在看”，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文章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