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994年，《人民日报》刊登《为慈善正名》一文，让“慈善”一词重新回到主流话语和公众视野。三十年后的今天，慈善事业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如何践行高质量的慈善，也成为未来慈善事业更好发挥作用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4年会将以“信任与高质量的慈善”为主题，于2024年11月23-24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请点击了解>>>），希望营造坦诚交流的空间，共同探讨基金会未来的发展。
近日，本公众号推出“为慈善争鸣”专栏，以开放投稿、约稿或专访的形式，为行业伙伴提供一个公开发声的平台，促进思考交流与思想争鸣（点击这里，了解征稿启事>>>）。
今天，我们发布本专栏第三篇文章，由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能力支持业务总监王龙玺分享对公益和慈善、市场和慈善、信任和“高质量”的慈善的思考。王龙玺认为，公益和慈善均是“基于自由意志的利他行为”，二者的区别在于讨论的语境；公益慈善事业最终要交由市场评价。他强调，高质量的慈善能提升慈善领域内的“信任”，但信任的建立还需要依靠多种机制的协同运作；建立了信任，公益慈善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便会更加顺畅。
▼本文经嘉宾审定发布，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其所在机构或本平台立场。转载或引用请注明来源。
王龙玺
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能力支持业务总监
CFF：你如何理解公益和慈善？
王龙玺：
知识可以按不同的类别划分，其中有两类非常重要：一类是求真的知识，另一类是求善的知识。像物理学中的引力常数，属于前者，与国家、民族、文化和信仰无关，它是客观存在的。而求善的知识则是人类构建出来的，比如“什么是好国家”或“什么是好社会”，这些概念和理论随着人类经验和想象力逐渐发展，是被“做成的知识”。公益和慈善的理论与方法大多属于这种求善的知识。
求善的知识没有绝对真理，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同。有些观点可能在特定时间段内影响更大，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形成共识，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进一步探讨什么是“公益”与“慈善”。
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公益”与“慈善”是可以通约的。我们对公益和慈善有明确的定义：基于自由意志的利他行为。具体来说，二者的区别并不在于词汇本身，而在于讨论的情境。如果从政府或商业的视角对比，公益和慈善可以理解为基于自由意志的利他行为。然而，在公益慈善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它们的功能和表现可能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变化，逐渐分化。比如在前现代社会中，公益慈善的主要功能是关怀弱者，因此“慈善”是更适合的概念；但现代社会，公益慈善的主要功能向“分配正义”转变，因此“公益”是更合适的概念。一般认为公益相较于慈善更具组织性、专业性和公共性。当然，这些差异仍存在争议，但我们一般不专门区分。
至于在法律或其他领域对这些概念的不同表述和界定，我并不是专家，这也并非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我们更关心的是：作为求善的知识，公益慈善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如何更好地推动其发展？这是科学公益关注的重点。
就像经济学探讨理性人在稀缺资源下如何选择，或是政治学研究如何组织和安排人类集体生活一样，公益慈善作为求善的知识，我们希望构建一个解释框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更科学、更有效地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CFF：你怎么理解公益慈善领域的“市场”问题？
王龙玺：
市场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狭义的市场是经济学中的概念，通常涉及商品交易和经济活动。广义上，市场可以理解为历史与所有用户的集合。例如，一位作家将毕生的智慧和经验凝聚成一本书，虽然自己认为作品很优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真的优秀，既可能是写得不好和很多书一样湮没了，也可能是思想还没被众人理解，未来会被逐渐发现并认可。所以，广义的市场是检验作品的最终标准。这种检验可以通过时间的积累和反思来实现，而且市场的评价是动态且不断变化的。
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坚持一点：对于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特别是 “科学公益”的内容，外界的质疑和反思是正常现象。我们尽力清晰地解释我们所做的事情、选择这些方式的理由，以及我们对公益慈善的理解。就像作家有写作的权利，但是不应当对自己的作品予以评价，作品应当交给用户和历史来决定。
CFF：你如何看待公益慈善领域的“信任”问题？
王龙玺：
用经济学或管理学的说法，我认为行业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交易成本过高，这很大程度上是信任问题的体现。
我刚进入公益行业时，行业规模比较小，大家彼此熟识，很多人出于理想主义投身其中，信任度很高，因此交易成本非常低。我们的一个合作方，连续支持了五轮项目，大约90万美元。每次新项目立项前我们都会见面，我会介绍下一期项目的设计思路、理念、指标，会议后对方一旦认可，我们就开始写项目书，写完对方通常会提一些细节建议，但不多，不用反复修改，很快就能通过。项目执行过程中，我们也会主动邀请他们实地考察，项目效果也很好。合作过程沟通顺畅，是基于高度信任，成本极低。
但是今天的情况很不同，交易成本明显上升了。比如资金拨付流程变得复杂，第一笔款越少越好，项目完成后再支付余下部分。反过来，资方也会面临很多坑，甚至现在申请书的平均质量和从前比也相差很远。信任的缺失让合作变得更加困难，双方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在细节和流程上，极大地增加了沟通成本。
年中在福建的一次公益交流会上，在关于“公益生态”的讨论中我提到衡量公益生态水平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交易成本。如果我们能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就意味着我们正在构建一个良好的公益生态。这不仅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法律法规，还需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而信任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不过，信任的建立并非简单呼吁倡导就能实现的，它需要外部机制和行动的推动。信任的形成需要诸多外部性条件，例如法律保障、透明的机制和长期合作的积累。至于如何具体解决信任问题，我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如果我来主办一个会议的话，我希望能做一个环节，设定一个题目：当前的信任危机如何解决？邀请专家辩论，但是每个人严格限定时间，而且要听众对发言质量投票，应该很好看。总体而言，我觉得解决信任危机需要具体行动路线和步骤，而不仅仅是泛泛的呼吁。
CFF：你如何看待慈善的质量？信任与高质量的慈善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王龙玺：
这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信任关系到交易成本的高低。高质量的慈善能够提升信任，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信任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个层面的机制，而不仅仅是依靠质量的提升。就像我们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民营企业做得好本身是强心剂，但宏观上我们的政策、配套措施、市场规范等等才是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要素，这属于外部性工作。
什么是“高质量的慈善”，这是科学公益研究的核心问题。善是一种人类的观念，它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共识，但不是绝对的真理。所以科学公益不能指出和比较哪个善更好。但一旦我们在某个特定领域选择了某种善，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提升它的结果，让它更好。“更好”可以体现在服务质量、效率、成本等多个维度。科学公益并不是简单遵循某一标准就能取得成功。这几年有好几个人都说过，你们倡导科学公益，但是你们这做得也不好啊。这是正常的，科学家也会失败，商业的人去读MBA学习管理学，但没有人会认为上了MBA我就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这是不科学的。科学公益是研究和总结为什么项目做得成功或失败，有哪些共同的要素，这些要素在什么场景下可能发挥作用。永远不失败的不是科学公益是神学公益。
举例来说，科学公益里提到公益慈善开展的四个基本范式，每个范式都有其背后的理论假设。第一是逻辑设计范式，它依赖变革理论，从演绎的角度出发，要求分析问题的原因并进行针对性设计；第二是进化迭代范式，强调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不要寄希望于制定完美的计划，而是要快速行动并不断迭代；第三是赋权参与范式，认为参与本身就是赋权，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应成为过程的一部分；第四是因果实证范式，强调通过严格的数据分析来证明行为与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历史表明，这四种不同的范式都有成功的潜力。在实践中，没有任何一种范式可以单独运作。我们可以通过分类学习这些范式，理解其背后的理论与核心思想，并将其应用于实际案例。例如，我在讲课时经常让参与者做这样的练习：假设某个机构现在邀请你做评估，希望你对它们下一步战略提供计划，你会怎么开展，你看的重点是什么？这背后代表着不同的思想。比如，如果是CDR（资助者圆桌论坛），可能会关注变革理论的内容；群岛可能聚焦北极星目标和未来新的最小可行模型；公益盒子团队或许会先查询相关研究，看是否要做RCT；PCD（社区伙伴）团队可能会先去观察和倾听学生和老师的经验与反思。这些不同的假设和思想都能为我们提供启发，但学习这些理论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构建一个成功的组织，这一点尤为重要。
END
整理、排版：徐文力
访谈、审核：史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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